中东地区反伊朗力量的结盟及其脆弱性

金良祥

中东地区反伊朗力量的结盟及其脆弱性

金良祥

伊朗的崛起是新世纪中东地缘政治中的突出现象，沙特等海湾逊尼派阿拉伯国家的反应就是联合起来，对伊朗实施遏制政策。事实上的“遏伊联盟”基于沙特和伊朗地缘政治博弈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收缩战略的大背景，以沙特国内政治变化为动因。该联盟有其产生的必然性，也有脆弱性，主要是因为联盟的威胁认知基础比较脆弱，物质基础比较薄弱，且其主导国——沙特所实施的极端化政策无法获得认同，实际上弱化了联盟。“遏伊联盟”从长期看有利于地区战略格局的稳定，但在中短期内对地区安全形势具有明显的消极影响，既会加大热点问题解决的困难，又将激化教派矛盾，还可能破坏结盟的沙特等海湾国家国内政治稳定。

中东地缘政治 伊朗崛起 “遏伊联盟” 沙特周边战略

2017年6月5日，沙特领衔、包括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多个海湾国家同时宣布断绝与卡塔尔的外交关系，并对卡塔尔实施经济制裁，部分国家甚至对卡塔尔实施海陆空全方位封锁。断交风波固然是由于沙特和卡塔尔之间多重矛盾的集中爆发，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则是沙特与卡塔尔之间在伊朗问题上的分歧。此前，沙特等海湾国家的媒体不断报道称，卡塔尔埃米尔讲话质疑海湾阿拉伯国家与伊朗对抗是否明智，并为哈马斯、真主党和穆斯林兄弟会辩护。后来卡塔尔官方多次表示埃米尔上述讲话是被黑客篡改了，但并没有得到沙特等其他海湾国家的谅解。*Simeon Kerr, “Tensions Rise between Qatar and Gulf Neighbors”, Financial Times, May 25, 2017.无论该讲话的真实性如何，沙特等国更愿意相信卡塔尔并不认同伊朗威胁的立场。卡塔尔本是海合会和沙特所主导的“遏伊联盟”重要成员，多国与卡断交事件凸显“遏伊联盟”的脆弱性。“遏伊联盟”是“阿拉伯之春”之后沙特对伊战略调整的重要部分，已经并将继续对中东地区政治和安全产生深远影响。本文拟梳理这一联盟的现实状况和历史逻辑，并分析它的脆弱性及影响。

一

2001、2003年美国相继发动的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客观上为伊朗清除了东西两侧的敌人，极大地改善了伊朗的地缘战略环境，伊朗的崛起由此更加顺利。此后，沙特在积极对抗伊朗威胁的同时，仍将接触作为对伊战略的重要内容，2007年12月海合会峰会还邀请伊朗参会。2011年以来，随着“阿拉伯之春”的爆发，伊朗积极利用阿拉伯国家内部危机扩大势力范围，沙特等海湾国家对此日益不安，进而出台了联合阻止伊朗扩大势力范围的战略。这与二次大战结束后美国对苏联的遏制战略如出一辙。沙特等海湾国家主导了这一战略，它以海合会国家为基本力量，包括部分阿拉伯和部分伊斯兰国家，以宗教认同为纽带，主要目标就是遏制伊朗的地缘政治扩张。这等于是在构建一种政治和军事上的准联盟。所谓准联盟，指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国际实体在非正式安全合作协定之上形成的针对外部敌人的安全合作关系”。*孙德刚：“论新时期中国的准联盟外交”，《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3期，第58页；孙德刚：《多元平衡与“准联盟”理论研究》，时事出版社，2007年，第61～85页。据此定义，“遏伊联盟”实际上是沙特等部分海湾阿拉伯国家基于结合逊尼派宗教身份认同形成的针对伊朗崛起和扩张的安全合作。

“遏伊联盟”的进展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形成阶段，也即海合会“遏伊联盟”阶段，其标志性事件则是2011年海湾国家联合出兵巴林。2011年3月14日，沙特等海合会国家应巴林的要求派遣“半岛盾牌”部队进入巴林，其中沙特派出1000名士兵、阿联酋派出500人左右的警察，帮助巴林王室稳定了局势，度过了那场席卷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危机。*“GCC Troops Dispatched to Bahrain to Maintain Order”, Al Arabiya News, March 14, 2011.这一行动主要是为了维护巴林王室政权，以防引发其和海湾地区其他君主制政权的陆续垮台，同样也有意于遏制伊朗势力的扩张。巴林是一个什叶派占多数的国家，巴林王室政权的垮台极有可能导致一个亲伊朗的什叶派政权产生。上述联合出兵行动为后续的多国联合对他国进行军事干预开了先例。

第二，升级阶段，即阿拉伯国家联合行动以遏制伊朗，其标志性事件则是“决心风暴”行动。2015年3月26日，沙特等海湾和阿拉伯国家发动干预也门内战、代号为“决心风暴”(Decisive Storm)的军事行动。根据沙特国有电视台(Al Arabiya)的报道，沙特、阿联酋、科威特、卡塔尔和巴林等海合会五国发表共同声明，宣称致力于通过军事行动遏制伊朗所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保护也门的哈迪政府。*“Saudi Deploys 100 Fighter Jets, 150,000 Soldiers for Anti-Houthi Campaign”, Al Arabiya News, March 26, 2015.这一联合军事行动将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作为公开的目标，其真正的目的则是遏制伊朗在阿拉伯半岛扩大影响。因为在沙特等国看来，支持也门胡塞武装是伊朗扩张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海合会五国外，埃及、苏丹、约旦、摩洛哥和巴基斯坦等阿拉伯国家或参加军事行动、或是表示了参加的意愿。*同上。沙特等国没有将联合遏制伊朗的合作对象局限于海湾地区，而是扩大到整个阿拉伯世界和巴基斯坦。同时，与以前出兵巴林的个案相比，此次“决心风暴”行动已经具有了机制性和战略性内涵。由此，阿拉伯“遏伊联盟”可以说是“遏伊联盟”的升级版或加强版。

第三，扩大阶段，即伊斯兰“遏伊联盟”阶段，其标志性事件则是2015年12月沙特组建反恐联盟。据报道，该反恐联盟由34个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国家组成，除沙特以外，还包括巴林、孟加拉国、贝宁、乍得、科摩罗、象牙海岸、吉布提、埃及、加蓬、几内亚、约旦、科威特、黎巴嫩、利比亚、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尼日尔、尼日利亚、巴勒斯坦、巴基斯坦、卡塔尔、土耳其、多哥、突尼斯、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索马里、苏丹、阿联酋和也门。*Ed Payne and Salma Abdelaziz, “Muslin Nations form Coalition to Fight Terror, Call Islamic Extremism ‘Disease’”, CNN, December 14, 2015.至此，海合会、阿拉伯国家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几乎都成为沙特所主导的“遏伊联盟”重要组成部分，唯一存疑的只是这些国家是否认同沙特关于伊朗威胁的认知及全部遏伊行动。沙特将上述联盟称为反恐联盟，并不能否定其遏制伊朗的真实意图和内涵。事实上，沙特多次公开指称，伊朗就是一个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Saudi Arabia and Regional Security: Iran’s Record in Supporting Terrorism and Extremism”, http://www.mofa.gov.sa/sites/mofaen/ServicesAndInformation/ImportantIssues/Pages/ArticleID201751713222531.aspx.(上网时间：2017年7月31日)2017年5月，沙特外交部公布一份题目为《伊朗支持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记录》的文件，公开宣示了其成立反恐联盟的真实目的。该文件指出，“伊朗政权是世界上头号支持恐怖主义的政权。(伊朗的)圣城军及其资助的组织积极支持国外的恐怖主义组织，包括(黎巴嫩)真主党、沙特的真主党、伊拉克的‘正义联盟’以及一些教派武装如也门的胡塞武装等。伊朗还为其他恐怖主义组织如‘基地组织’等提供支持，或是与它们沆瀣一气。伊朗对基地组织的头目提供庇护，其中一些人至今仍在享受这种庇护。”*同上。

沙特不直接提及伊朗，主要是策略上的考虑。鲜有国家在当今地缘政治日益退潮的背景下公开提出以对抗一个国家为目标的战略，那无异于让自身背负挑起争端的道义责任。相反，利用为国际社会广泛认同的反恐概念，更有可能使自己立于国际政治道义的高地。从长期看，将伊朗视为恐怖主义国家的判断是否能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取决于沙特能否基于充分证据成功地建构这个安全议题。尽管沙特将伊朗视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但关于伊朗支持“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的指控并没有事实依据。国际社会既不能证实伊朗与上述两大恐怖主义势力之间的利益交融，也无法建构两者之间的宗教意识形态联系，相反，上述两股势力均来自逊尼派，而伊朗为什叶派国家。另外，沙特还有其他考虑，其中最重要的是确立沙特在伊斯兰世界的领导地位。在沙特看来，它自身的崛起和遏制伊朗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或者说同一件事情的两种不同表述方式，两者的现实演进互为前提条件。美国曾有一篇关于沙特构建反恐联盟的报道指出，该联盟“更像是为了提升沙特的威望和反对伊朗”。*Zachary Cohen, “Saudi Anti-terror Coalition Challenges U.S. role in Middle East”, CNN, December 23, 2015.其中道出了该联盟两种不同但统一的目标。

需要指出的是，“遏伊联盟”的重要手段之一除了联合军事行动外，还包括政治外交孤立和经济打压。2015年沙特以反恐为名义组建联盟，便是在政治和外交上孤立伊朗的一项举措。沙特未将伊朗等重要反恐国家及叙利亚、伊拉克等反恐前线国家列入34国反恐联盟中，凸显其孤立伊朗的意图。2016年1月，伊朗爆发了抗议沙特处决什叶派宗教学者尼米尔(Sheikh Nimr al-Nimr)、暴力冲击沙特使馆的示威运动，沙特宣布与伊朗断绝外交关系，巴林、苏丹、马尔代夫等部分联盟成员追随沙特而相继与伊朗断交，科威特则召回驻伊朗大使。2017年5月21日，经沙特的捏合，50多个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领导人参加了与到访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峰会，峰会的主要目标就是遏制伊朗。沙特等海湾国家实行的低油价政策则是遏制伊朗的一项经济举措。2014年以后，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持续下滑，沙特等海湾国家作为产油国没有实行传统的限产保价政策，而是一度继续增加原油产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打压遭遇美欧严厉制裁的伊朗经济。*David Gardner, “For Saudi Arabia, Plunging Oil Prices Are a Political Weapon”, Financial Times, December 10, 2014.

二

“遏伊联盟”的形成虽以一连串貌似偶然的事件为标志，但有其历史必然性。在沙特的视野中，整个逊尼派伊斯兰世界都应是“遏伊联盟”的组成部分，但“遏伊联盟”主要反映的是沙特、部分海湾国家以及埃及的战略意图。沙伊两国之间地缘战略博弈、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收缩以及联盟主导国沙特国内政治变化等是“遏伊联盟”的重要动因。

第一，“遏伊联盟”是沙伊地缘战略博弈的历史延伸。无论是在人口和领土规模、资源禀赋还是文化影响力方面，沙特和伊朗都在中东地区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国际、全球政治舞台上具有重要影响。但是，两国之间并没有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而是互为地缘政治上的竞争对手。海湾合作委员会在学术界看来可谓中东次地区主义发展的典范，但沙特等海湾国家于1981年组建海合会的最初目的则是抵御伊朗输出革命的政治冲击。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以后，伊朗伊斯兰政权将对外输出革命作为其周边政策的主要任务。伊朗成立专门负责输出革命的伞状组织架构，在政治上号召周边伊斯兰国家、主要是逊尼派伊斯兰国家的民众推翻其政权，实施伊斯兰革命，建立类似于伊朗的伊斯兰共和国。*陈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及其世界影响》，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31～335页。这引起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海湾逊尼派阿拉伯国家的强烈不满和不安，进而作出了强烈反应，其中之一便是沙特等国组建海合会抵御伊朗的渗透，阻止其影响不断扩大。进入新世纪以后，如何应对伊朗的崛起再次成为沙特等海湾国家对外战略的重要命题。客观而言，伊朗的崛起首先是一种被动崛起，美国发动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为伊朗清除了东西两侧的劲敌，“阿拉伯之春”又削弱了伊朗的阿拉伯邻国，伊朗的战略优势才得以显现。同时，伊朗的崛起也是因为其主动经营，伊朗利用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宗教认同竭力打造什叶派势力范围，并为沙特、也门和巴林境内的什叶派反政府力量提供政治和道义支持。*Anthony Cordesman, “Saudi Arabia, Iran and ‘the Clash within Civilization’”, CSIS, February 3, 2014.因此，沙特将伊朗的战略扩张视为其地区战略地位、内外政治稳定的主要威胁，将阻止伊朗势力的坐大当成外交战略的优先任务。

诚然，“遏伊联盟”与海合会存在诸多差别，海合会当时还只是以防御伊朗输出革命为己任，而“遏伊联盟”则以遏制伊朗扩大势力范围为任务，更具有地缘政治的内涵；海合会作为集体安全机制，只包括6个成员国，而“遏伊联盟”则试图将整个逊尼派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纳入其中。然而，两者之间的相似性和继承性显而易见，两者都是以沙特为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以海湾国家为主要参与者，而且都是以防御伊朗的威胁为主要目标，反映的都是沙特等海湾国家应对伊朗崛起的战略意图。

第二，“遏伊联盟”以美国的战略收缩为大背景。伊朗的崛起被沙特等地区内国家视为威胁，也被美国等域外大国视为地区秩序的潜在挑战，遏制伊朗故而成了美国等域外大国中东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域外大国愿意发挥主导作用并承担起遏制伊朗的任务时，沙特等域内国家则坐享其成；域外大国不愿在中东地区投入战略资源时，域内国家将不得不通过自助的方式构建自己主导的战略联盟。

1991年美国领导多国部队打败了伊拉克萨达姆及其政权，为中东地区的秩序重建和美国在该地区的单极霸权奠定了基础。美国借此机会在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和沙特等国相继建立或强化了军事基地，成为主导中东地区事务的唯一域外大国。由此，克林顿政府将“东遏两伊”和“西促和谈”并列作为其中东政策两大支柱之一。美国从此将暂时因为两伊战争消耗而处于收缩状态的伊朗作为潜在的遏制对象，1995～1996年开始实施对伊朗全面制裁的法案。美国遏制伊朗的政策固然是为了服务于后冷战时期美国单极秩序的需要，也有保护沙特等盟国安全的考虑。

“阿拉伯之春”之后，沙特试图强化沙美同盟，以借助美国力量遏制伊朗的崛起和扩张。但是，在美国实力相对衰落的背景下，奥巴马政府选择了从中东地区收缩的战略选项，包括先后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以及慎用武力干预叙利亚危机等。*Steven Simon and Jonathan Stevenson, “The End of Pax Americana: Why Washington’s Middle East Pullback Makes Sense”,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2015, pp.2-10; Shadi Hamid and Peter Mandaville, “Bringing the United States Back into the Middle East”,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Fall 2013, pp.95-105.在伊朗问题上，奥巴马政府改行谈判策略，最终达成了伊核协议。至此，美国事实上已经放弃了遏制伊朗的政策。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后，沙特显然试图争取美国在遏制伊朗方面投入更多战略资源。2017年5月沙特召集美国与伊斯兰国家的峰会，目标直指伊朗。特朗普尽管认同遏制伊朗的目标，但只将其中东之行解读为“给美国带来3500亿美元的贸易和数十万个就业岗位”的商贸之旅，*“Statement by President Trump on the Paris Accord”, The White House, June 1, 2017.并未表明美国将在中东投入更多的战略资源。特朗普一直强调美国优先，更意味着美国将减少对外战略承诺。特朗普在中东问题上的政策，包括参加与伊斯兰世界的峰会以及对伊朗实施制裁，主要还是一种被动卷入，或是为了国内政治的需要。美国学术界更是一直存在强烈主张重新思考美沙特殊关系的声音，认为美国应该放弃为沙特无条件提供保护的政策。*Madawi al-Rasheed, “Trump and Saudi Arabia: Rethink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Riyadh”,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saudi-arabia/2017-03-16/trump-and-saudi-arabia.(上网时间：2017年7月31日)

正如基辛格指出，沙特面对伊朗的威胁一度“在公开场合几乎总是避免出头”，但在“认为美国将从这个地区抽身退出的时代，沙特阿拉伯王国有时不再含糊其辞，转而采取更直截了当的做法，明确表达它对什叶派伊朗的恐惧和敌视”。*[美]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世界秩序》，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171～172页。因此，通过自助的方式组建“遏伊联盟”成为沙特等海湾国家合乎逻辑的选择。

第三，“遏伊联盟”的直接动力源自沙特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2011年沙特等国出兵巴林维稳之举有遏制伊朗的意图，但侧重于维护地区君主制政权的稳定。而以2015年3月26日干预也门危机为标志，沙特等阿拉伯国家则开始实施积极遏制伊朗的政策，干预规模扩大且直接以遏制伊朗在也门的影响为目标。之所以有这一战略调整，主要是由于联盟领导国沙特的国内政治变化。2015年1月，奉行低调和温和政策的沙特阿卜杜拉国王驾崩。主张积极遏制伊朗的萨勒曼继位，而后任命其子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出任副王储兼国防部长，任命沙特前驻美大使祖拜尔为外交部长。相对于前政权，沙特新的决策集体因为力图改变现状而持有更为激进的政策主张。萨勒曼国王1963～2011年担任利雅得省省长，其间与沙特国内各种伊斯兰势力交往密切，受其影响很深。*Toby Matthiesen, The Domestic Sources of Saudi Foreign Policy: Islamists and the State in the Wake of the Arab Uprisings, Brookings working paper, August 2015, p.1.而这些伊斯兰势力主张强硬对抗伊朗利用“阿拉伯之春”扩大影响的行动，认为“伊朗在蚕食阿拉伯人的土地，应该受到惩罚”。*同上，p.8.在沙特等国强势干预也门危机之后，一些伊斯兰势力的代表人物还撰写诗歌赞颂萨勒曼国王的勇敢精神。*同上, p.8.可以说，萨勒曼国王的对伊政策调整反映了沙特国内宗教势力激进反伊朗的立场及其对伊朗势力扩张的担忧。美国华盛顿研究所阿拉伯政治项目主任大卫·申科(David Schenker)就曾断言，萨勒曼国王登基传递出一种信号，“沙特将对伊朗颠覆地区秩序的政策实施更为激进(robust)的反制措施”。*David Schenker, “The Shift in Saudi Foreign Policy”,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ebruary 20, 2016.国内也有学者称，“萨勒曼即位未几便发动了对也门的战事，反映了新领导层的果断和强硬……为遏制伊朗，沙特还会采取强硬和激进的政策”。*丁隆：“沙特外交正在变化”，《世界知识》，2015年第11期，第55页。特别是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这个‘85后’领导人、世界上最年轻的国防部长展现出非凡的魄力和果敢，在短短两年间便颠覆了沙特延续数十年的温吞的内政外交政策”。*丁隆：“接连换储后，沙特迎来‘萨勒曼王朝’”，《世界知识》2017年第14期，第44～45页。

三

尽管沙特不遗余力打造“遏伊联盟”并得到许多邻近国家的响应，但并不能改变这一联盟固有的脆弱性。其脆弱性突出体现为缺乏具有凝聚力的共同认知和切实的物质基础。

第一，“遏伊联盟”的威胁认知基础比较脆弱。在国际关系中，联盟形成和维持的基础在于成员国对同一种威胁持有一致的认知，尽管这种威胁可能是建构出来的。结构现实主义的联盟理论认为，安全是国家行为的基本动力，国家结成联盟是为了应对共同的威胁。建构主义的联盟理论认为，联盟的形成在于建构，威胁的存在可能是客观的，但取决于联盟主导国家能否成功建构对同一种威胁的认知。*参见孙德刚：《多元平衡与“准联盟”理论研究》，第27～41、51～56页。当然，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如同世界的其他地方一样，宗教、经济都不可避免地成为对外行为的重要动力，并且基本上纳入民族国家体系的范畴内，故而抵御和消除威胁、维护安全是国家对外行为的主要任务，各个国家对共同威胁的认知程度决定了其参与联盟的深度。

沙特一直强调其作为麦加和麦地那两大宗教圣地的守护者的身份，并坚信该身份理所应当地赋予其在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地位，故而试图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建构一种基于教派矛盾的对伊朗威胁的共同认知。但是，沙特建构伊朗威胁的努力并不成功，将伊朗看成安全威胁的认知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同。沙特以反恐名义组建的“遏伊联盟”囊括34个成员国，大体包括海合会国家、阿拉伯国家、伊斯兰国家三个层次，但三个层次的国家对于遏制伊朗的态度并不一样。海合会国家因为有较强的逊尼派教派身份认同，也因为地理距离的邻近而部分认同伊朗作为地区大国的威胁。只是在海合会国家内部，对于伊朗威胁的认知不尽相同。沙特更多的是将伊朗视为其地区和伊斯兰世界领导地位的挑战；阿联酋将伊朗视为威胁，很大程度上因为与伊朗之间存在阿布·穆萨和大、小通布岛屿的领土争端；巴林则将伊朗视为其国内什叶派反政府力量的背后支持者。而远在非洲的埃及塞西政府与沙特持相近立场，但对伊朗威胁的认知主要源于伊朗对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其他国家则未必将伊朗视为威胁。阿曼、科威特以及卡塔尔均与伊朗保持友好关系，近年来与伊朗之间的高层互动非常频繁。海湾地区之外的阿拉伯国家以及更远的伊斯兰国家并不过多关注教派矛盾和教派政治，一些国家的穆斯林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属于逊尼派还是什叶派。这些国家加入沙特所组联盟并参与部分遏制伊朗的活动，更多的是一种被动选择，主要考虑因素为沙特是伊斯兰世界两大圣地的守护者，而且掌握着每年麦加朝觐配额和管理工作的决定权。

沙特维持“遏伊联盟”的另一重要手段是经济援助。特别是对于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小国、欠发达国家，经济援助是沙特争取它们从政治和外交上支持“遏伊联盟”的有效手段。2016年1月，苏丹、吉布提和索马里等国追随沙特宣布与伊朗断绝外交关系，就是因为得到了沙特的援助承诺。不过，援助能促成暂时和表面上的友好关系，而不可能促使主权国家深度参与遏制、对抗他国的集体行动。事实上，吉布提和索马里等国除了能够提供政治支持以外也没有能力在其他方面发挥作用。

第二，“遏伊联盟”的物质基础比较薄弱。联盟存在的基本前提是成员国、特别是联盟的主导国家有能力提供人员、武器装备以及其他物质资源，但实际上，很难有国家能够长期持续提供上述资源。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以后频频提出要求日本、韩国以及欧洲国家提高军事预算和分担负担，虽然只代表一届美国政府的立场，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联盟的现实困境。具体到“遏伊联盟”问题上，埃及的塞西政府、也门的哈迪政府、阿联酋和巴林等均与沙特一样高度认同伊朗威胁的存在，但沙特以及经济境况不错的阿联酋能否长期提供维持联盟的军事资源仍是未知数。在石油出口市场萎缩以及价格不振的情况下，沙特面临财政压力，长期维持联盟开支更是巨大挑战。根据英国石油公司的最新数据，2005～2015年，沙特年均石油出口量不升反降，增长率为-0.7%。*BP, BP Statistic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17, p.24.因此，沙特通过经济援助吸引其他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留在“遏伊联盟”的政策很难说是切实可行的。果如是，原本并不热衷遏制伊朗的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可能会选择公开脱离联盟。

第三，“遏伊联盟”主导国家的激进政策削弱了联盟自身的凝聚力，凸显联盟的松散性。沙特是“遏伊联盟”的主要组织者和主导者，它所采取的一些维持联盟的激进政策非但难以维持联盟，反而削弱了联盟的凝聚力。2016年1月，沙特处决什叶派教士尼米尔，随后伊朗爆发冲击沙特驻伊使馆的暴力事件，沙特即与伊朗断绝外交关系，而且要求盟国采取同样的行为。2017年6月5日，沙特和埃及、阿联酋、巴林等国宣布与卡塔尔断绝外交关系之后，还号召“兄弟”国家采取类似行动；7月20日，科威特宣布要求伊朗外交官员限期离境的行为也被视为是迫于沙特的压力。

沙特的某些担忧和诉求有一定的道理，但施压给盟国而促其效仿的政策引起了盟国的不满，从而会削弱联盟国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就断交事件而言，如果沙特没有采取过于激进的政策，那么卡塔尔调整政策的空间相对宽松。但是沙特等国提出卡塔尔必须在限期之内满足13点要求，包括驱逐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关闭半岛电视台等，这无异于最后通牒，事实上堵塞了卡塔尔灵活应对事态的通道。卡塔尔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根本不可能同意这样的要求，即便同意了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兑现。沙特上述政策只能有一个结果，就是加大卡塔尔与沙特等国关系的和裂痕。同时，虽然面临来自沙特的压力，但阿曼和科威特两国并没有改变对卡塔尔的关系，科威特埃米尔甚至不遗余力地在沙特与卡塔尔之间穿梭斡旋；约旦也没有与卡塔尔断交，只是宣布降级其与卡塔尔的外交关系。科威特迫于压力选择了牺牲与伊朗的关系，但与沙特的关系也有所疏远。

四

“遏伊联盟”虽然脆弱而松散，但有其必然性。由于沙特、阿联酋、巴林、埃及以及也门等国现政权均对伊朗威胁高度认同，“遏伊联盟”仍将在相当长时期内继续存在。“遏伊联盟”作为一种平衡伊朗阵营的力量从长期看有可能造就一种稳定的地区力量格局。然而在当前，“遏伊联盟”对地区政治和安全形势的影响无疑是消极的，尤其会恶化地区安全形势。

第一，“遏伊联盟”将作为对抗的一方增加热点问题解决的困难。沙特与伊朗的对抗由来已久，并且是中东地区长期动荡的原因之一，而“遏伊联盟”的形成则标志着两者的对抗进入新的阶段。如果说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后，伊朗成为横跨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所谓什叶派地缘政治板块的力量中心，那么“遏伊联盟”的形成和扩大将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沙特作为另一个力量中心的成型，意味着中东地区两极格局的形成。

“遏伊联盟”是地缘政治博弈的产物和显现，因而必然助推中东地区动荡形势的升级。事实上，中东地区诸多热点问题的生成和诸多矛盾的激化，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两大阵营之间的激烈竞争。伊拉克教派和解进程之所以并不顺利，原因便在于沙特及其领导的“遏伊联盟”为了阻止伊朗势力的扩张，加强对伊拉克逊尼派力量的影响，增加了伊拉克国内教派问题的复杂性。沙特等国的支持也是叙利亚反政府力量至今仍然不肯妥协的重要原因，这加大了叙利亚危机政治解决的困难。“遏伊联盟”的军事干预则是也门危机持续升温的重要原因，也会增加也门危机未来政治解决的难度。

需要强调的是，中东地区的两极格局具有不平衡性，对地区安全形势可能造成破坏性影响。伊朗及其领导的阵营将长期处于强势地位，而沙特及其领导的阵营则处于弱势地位。伊朗的领导地位得到了也门胡塞武装、伊拉克政府、叙利亚阿萨德政权以及黎巴嫩真主党的承认，伊朗能够在情报分享和资源调配方面切实发挥作用。叙利亚阿萨德政府之所以能够屹立不倒，重要原因之一便是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长期提供军事和物资支持。相比之下，“遏伊联盟”则是一种脆弱、松散的存在。在这种不平衡的两极格局中，处于弱势的一方更有可能采取激进和强硬的搏弈政策，加剧地区政治和安全形势的动荡。沙特激进干预也门危机便是这种不平衡性引发局势动荡的反应。

第二，“遏伊联盟”将会强化教派矛盾。当代沙特和伊朗都已经建立了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都以国家利益而非教派利益作为国家行为的基本取向。正如美俄等大国凭借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扩大势力范围一样，沙特和伊朗等中东大国则试图利用宗教身份认同这一具有地域特点的文化因素，构筑自己的势力范围。伊拉克战争之后中东地区什叶派“新月地带”的形成固然是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副产品，更是伊朗积极主动建构的结果。沙特强调其作为“阿拉伯与伊斯兰世界核心，代表了伊斯兰教的心脏”之身份地位，*《沙特阿拉伯2030年愿景》，第16页，http://vision2030.gov.sa/SVpdf_ch.pdf.(上网时间：2017年7月31日)实则是为了在逊尼派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培养对其领导地位的认同，显然意在建构和强化宗教身份认同，以巩固“遏伊联盟”的基础。

这种利用宗教身份认同的政策将会强化教派之间的差异，并使教派之间原本低烈度的冲突升级为高烈度的对抗。因为“源于政治问题的冲突可以通过谈判予以解决，基于身份认同的冲突在本质上则是零和的”。*Madeleine Albright and Stephen Hadley co-chairs, Middle East Strategy Task Force Final Report, Atlantic Council, December 2016, p.28.叙利亚政府与反政府力量之间的矛盾背后是伊朗与沙特的地缘政治博弈，其中伊朗支持叙利亚政府、沙特支持后者，但教派对抗的色彩已经越来越鲜明。虽然伊朗并没有将阿萨德的阿拉维派视为什叶派的分支，但沙特将叙利亚反政府力量视为逊尼派反抗什叶派政权的斗士，这种建构出来的教派矛盾是叙利亚危机恶化的重要原因。也门危机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也是教派矛盾发展的结果，*Toby Matthiesen, The Domestic Sources of Saudi Foreign Policy: Islamists and the State in the Wake of the Arab Uprisings, p.7.教派矛盾与政治斗争相互交织使得也门危机的政治解决前景更加令人担心。

第三，“遏伊联盟”可能影响沙特等海湾国家的政治稳定。2011年“阿拉伯之春”期间，沙特通过大量投放社会福利平息了民众不满情绪，但能否通过类似的办法实现长治久安则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目前，沙特国内社会矛盾众多，潜在危机时有可能爆发：大量青年人口增长所导致的对增加就业机会的要求，中产阶层和知识精英对政治参与的要求，越来越多的民众对石油价格下降所造成的社会福利大幅缩减日益不满，王室内部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过于专权的不满。*Sagatom Saha, “The Enormous Political Risk of Saudi Arabia’s Oil Reform”, The National Interest, June 24, 2016, 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the-enormous-political-risk-saudi-arabias-oil-reform-16697.(上网时间：2017年7月31日)沙特的决策精英试图通过对伊朗的强硬政策巩固国内稳定，但“遏伊联盟”自身的活动和联盟的维持日益消耗沙特大量的政治和经济资源，这反过来将会恶化沙特的财政状况，进而可能激化社会矛盾、造成社会动荡。同时，沙特主导的“遏伊联盟”在对外行动上失算，比如未能在也门战场上实现预期目标，也将削弱沙特现政权的合法性，从而引发政治危机。沙特与其他海湾逊尼派国家同为君主制国家，在政治、经济和安全方面均对海湾国家具有引领作用，沙特国内的风吹草动都有可能波及到其他海湾国家，沙特危机一旦发生，势必在其他海湾国家引起连锁反应。○

作者介绍金良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中心副研究员、副主任，主要研究中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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