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击的沙特：积极应对地区变局

廖百智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进击的沙特：积极应对地区变局

廖百智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近来，海湾地区风云再起。2017年6月5日，沙特联合阿联酋、巴林、埃及等国，以卡塔尔“支持恐怖主义”和“破坏地区安全”为由，突然与卡塔尔断交，驱逐其外交人员和公民，对其实行海陆空立体封锁。6月23日，沙特等国家又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卡塔尔10天内满足其13点要求。一时间，“沙特领导集团”(Saudi-led Group)成为媒体热词，海湾原本是“阿拉伯之春”冲击下难得的“静土”，现在也陷入混乱，海合会事实上已经分裂。这是沙特近年来的又一次外交大冒险。

传统上，沙特不是中东政治博弈的积极参与者，更非领导者。近年来，特别是2011年初“阿拉伯之春”爆发后，随着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阿拉伯世界三大旗手的相继衰落和沙特“宿敌”伊朗的趁机崛起，及其国内局势变化和美国中东政策调整等原因，一向保守、内向、不愿“挑头”的沙特被推到了中东政治的中心舞台，几乎涉足所有热点问题，积极甚至冲动地插手乃至制造地区争端。卡塔尔危机看似突然，实则有其必然性，是沙特近年来外交政策冒进的必然结果。这种冒进趋势未来只会增强，不会减弱。

首先，遏制伊朗是沙特积极干预地区事务的源动力。1979年后，伊朗曾经对外输出伊斯兰革命，沙特王室如临大敌，两国关系急剧恶化。2003年萨达姆政权倒台后，亲伊朗的什叶派在伊拉克掌权，沙特倍感焦虑。2011年以来，阿拉伯多国内乱，伊朗趁势介入地区热点，资助伊拉克政府和什叶派民兵、力挺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强化同黎巴嫩“真主党”的联系，成功打造地区“什叶派新月区”，势力范围甚至扩展到了沙特的“后院”，获得也门北部什叶派胡塞武装的主动投靠，令自认为逊尼派阵营“老大”的沙特深感威胁，遂全方位与之对抗。

一是发动“代理人战争”。叙利亚危机爆发后，沙特国王罕见地公开谴责叙政府是“杀人机器”，是首个召回大使的阿拉伯国家，随后促成阿盟终止叙利亚成员国资格，并公开支持叙反对派，向其提供大量资金和武器。然而，巴沙尔政府在伊朗和俄罗斯的力挺下不但站稳脚跟，还大举反攻。在也门问题上，沙特扶植的哈迪政府与伊朗支持的什叶派胡塞武装陷入对峙，至今找不到解决的出路，更造成严重人道主义灾难，令沙特备受责难。二是纵容伊斯兰武装。2014年“伊斯兰国”崛起后，沙特虽然参与了美国主导的国际打恐联盟，但更愿看到“伊斯兰国”、“基地”组织牵制伊朗和削弱伊拉克、叙利亚政府，因而一度“一手灭火，一手添柴”，但也让沙特自己成为受害者，今年6月圣城麦加险遭恐袭。三是加大军购。沙特是地区军备大国，但随着伊朗核问题的持续发酵，沙特也是最缺乏安全感的国家。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报告统计，近年来沙特进口军火年增幅逾50%，2017年5月更同美国达成1150亿美元的军购大单，并计划未来十年再采购3500亿美元军品；其军费开支在世界排名不断提前，2012年位列第七，2014、2015年连续排名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中国，2016年居美、中、俄之后，排名第四。*Nan Tian, Aude Fleurant, Pieter D. Wezeman and Siemon T. Wezeman, “Trends in World Military Expenditure 2016”, https://www.sipri.org/sites/default/files/Trends-world-military-expenditure-2016.pdf.(上网时间：2017年7月8日)豪掷万金的后果既让笼罩在海湾上空的硝烟味道日益浓厚，有可能将地区国家拖入军备竞赛，又令沙特信心膨胀，轻启战端的冲动增强，但也门战争的久拖不决却让沙特“老爷兵”“纸老虎”的本质显露无疑。四是利用教派矛盾。2015年3月，沙特以也门胡塞武装与伊朗相勾结为借口，纠集逊尼派十国发动战争。实际上，也门历史上教派矛盾并不明显，部落间不以教派划线，更多是文化、地理和利益的差别，胡塞武装所信奉的栽德派也被称为最接近逊尼派的什叶派分支。2015年底，沙特在伊朗与俄罗斯、叙利亚和伊拉克组建四国反恐军事联盟后，随即针锋相对地宣布成立34国反恐联盟，但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竟然“看电视后才知被加入”。2016年1月，沙特不顾国际社会呼吁，执意处决包括什叶派知名教士尼米尔在内的47名囚犯，以倒逼逊尼派阿拉伯国家“选边站队”。该事件引燃什叶派国家怒火，直接导致沙特驻伊朗使馆被围攻和纵火，但之后跟随沙特与伊朗断交的国家只有巴林、苏丹、吉布提和索马里等寥寥数国。2017年6月沙特牵头的卡塔尔断交危机，同样剑指伊朗，意在“攘外必先安内”，以清除逊尼派阵营内部的不和谐声音，但却让卡塔尔益发向伊朗靠拢。

伊朗是中东举足轻重的地区大国，其人口8000万，比海湾六国加伊拉克的总和还多；石油储量1570亿桶，天然气储量33.1万亿立方米，均居全球第二；国内生产总值(GDP)中东第三、世界第25位；能够自主制造导弹、战机、驱逐舰、卫星等高科技武器；横跨海湾与里海两大产油区，扼守霍尔木兹海峡这一“世界能源通道”，被布热津斯基称为“地缘支轴国家”。沙特自认为逊尼派阵营的老大和伊斯兰世界的盟主，与伊朗争夺地缘势力范围和影响的结构性矛盾几乎不可调和。只是近年来沙特左冲右突，极力渲染中东的阵营分立和教派争端色彩，但其“朋友圈”未如愿扩大，反而有缩小的趋势，甚至连海合会都四分五裂。未来，双方矛盾的零和性质决定了沙特不会罢手，沙特和伊朗各自所代表的两大阵营之间的冲突和“中东新冷战”仍将持续。

其次，美国中东政策的变化是沙特外交自主性增强、并不断主动出击的催化剂。自20世纪40年代起，美沙在“石油换安全”基础上建立战略同盟关系，双方互有所求、相互依赖，即沙特向美国提供石油，美国保证沙特和地区的安全。但“9·11”事件后，沙特被指资助伊斯兰极端势力，美沙关系滑坡，及至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奥巴马政府的一系列政策更让美沙同盟体系的基础发生剧烈动摇。一方面，随着美国开发页岩油和寻求能源独立，美国对沙特的能源依赖大幅下降，2013年从沙特的石油进口量为每天150万桶，至2015年已降至不足100万桶；据欧佩克报告预计，到2035年，从中东到北美的石油运输将几乎完全消失。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对沙特的安全承诺同样“缩水”，奥巴马政府寻求退出中东，因而在埃及、叙利亚等问题上各种“不给力”，反而与伊朗缓和关系，达成全面协议，这让沙特既恼火失望，又害怕担心，战略焦虑不断积聚，最终抛开美国单干，愤而做出放弃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草率发动也门战争、处决什叶派教士等激烈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均是基于对美不满情绪下的冲动产物。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中东政策回调，出现了诸多有利于沙特的变化，其反恐优先、遏制伊朗、修复与埃及关系以及叙利亚再次发生化武事件后敢于动武等做法，均与奥巴马时期截然不同，对沙特的重视程度也与过去有很大差别，特朗普首次外访就选择了沙特，这让沙特欢欣鼓舞，底气大增，在特朗普刚刚结束中东之行后即迫不及待地向卡塔尔发难。可以说，正是特朗普放手鼓励、纵容和挑动，沙特的外交政策才更趋激进，特朗普甚至自称直接参与策划了对卡塔尔的围堵。但特朗普的中东政策只是初见雏形，缺乏长远规划，很多时候只是刻意彰显与奥巴马不同，具有很多不确定性和局限性。例如，在巴沙尔政府去留问题上，美国立场就数次反复。加之特朗普商人本性，过于看重实际利益，向沙特和卡塔尔同时卖武器，释放混乱信号，让冲突双方都从利己角度解读，从而可能“让沙特错以为特朗普政府会动用其外交和军事手段阻止他国对卡塔尔的任何支持”，*James Jeffrey and Simon Henderson, “Qatar Crisis: Worst Case Scenarios”, https://www.thecipherbrief.com/article/exclusive/middle-east/qatar-crisis-worst-case-scenarios-1091.(上网时间：2017年7月8日)进而做出错误决策。特朗普坚持“美国第一”，要求地区国家更多付出，暗示可以给予沙特等盟国更多的“自由量裁权”，很可能刺激其在地区更加放开手脚。从沙特方面看，特朗普上台后，沙美利益高度趋同，双方一拍即合，而被奥巴马“抛弃”的经历更令沙特珍惜当下，未来将全力向美贴靠，但特朗普政策本身即有诸多不确定，这将让沙特的政策选择面临更多风险。

再次，国内政治是促成沙特外交政策激进的出发点。一是为了自保和巩固王权。2011年初“阿拉伯之春”爆发后，沙特亦受到冲击，部分民众上街游行。国王双管齐下，一面拨款1360亿美元，用于舒缓民怨；另一面力促叙利亚、利比亚危机升级，以求祸水外引，缓解国内压力。同时，为免邻国局势动荡殃及国内稳定，沙特果断出手干预，联合阿联酋出动1500人部队协助巴林王室平乱；出资200亿美元助巴林、阿曼改善民生；提出海合会方案，逼也门总统萨利赫“和平交权”。在埃及“穆兄会”通过民选上台后，沙特担心国内政治伊斯兰运动随之效仿，危及王室统治，因而全力支持埃及军方镇压。在美国政府因人权问题暂停对埃及的援助后，沙特不惜向埃开出“空白支票”，并宣布“穆兄会”为恐怖组织。2014年3月，沙特联合阿联酋和巴林，召回驻卡塔尔大使，以抗议其支持“穆兄会”。有专家因此认为，卡塔尔断交危机后沙特等国提出的13点要求中，与“穆兄会”有关的条款才是核心内容。*Eric Trager, “The Muslim Brotherhood Is the Root of the Qatar Crisis”, http://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view/the-muslim-brotherhood-is-the-root-of-the-qatar-crisis.(上网时间：2017年7月8日)二是扩大影响，争夺地区事务主导权。2011年以来中东政治动荡的一个显著后果是几乎所有共和制国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冲击，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变天，叙利亚和也门陷入内战，反倒是曾被视为最落后和最保守的君主制政权全部幸免。而且，那些遭受过重创的国家在经过一轮或多轮痛苦的民主化试验和转型后，似乎又都走回了老路。这种情况让沙特信心大涨，在后方稳固后开始积极寻求充当地区“老大”，诸如尝试拉约旦和摩洛哥入伙组建海湾“神圣同盟”、呼吁成立阿拉伯联合警察部队和总数4万人的阿拉伯联军、打造34国伊斯兰反恐联盟、自掏腰包集结20国聚兵15万举行“中东史上最大规模军演”、在特朗普访沙时邀请50多个伊斯兰国家领导人和代表与会等等。三是为权力交接服务。2015年初，萨勒曼国王继位仅三个月就推翻前国王遗命，废黜了王储穆格林，代之以其侄小纳伊夫兼内政部长，并任命其子小萨勒曼为副王储兼国防部长，将权杖传子之意明显。但小萨勒曼年纪既轻(彼时不足30岁)，又无任何从政、留学经历，骤然高位恐难服众，因而全力为其上位造势铺路，也门战争、反恐同盟等均由其挂帅，近来的卡塔尔断交危机据传也是他与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共同策划。*Simon Henderson, “Meet the Two Princes Reshaping the Middle East”, http://www.politico.com/magazine/story/2017/06/13/saudi-arabia-middle-east-donald-trump-215254. (上网时间：2017年7月15日)经过两年多的布局后，2017年6月21日，沙特终于再度易储，延续数十年的“兄终弟及”制转向“子承父业”。目前，小萨勒曼已总揽沙特军、政、经大权，成为“事实上的国王”。但其天性强硬、易冲动，曾因枪指法官而被前国王禁足三个月，近年又因油田开发问题而轻言与科威特开战，并曾放狠话称“要让战火烧到伊朗境内”，在其治下，沙特外交的冒险性一面很可能被强化。而且，小萨勒曼上位得到特朗普支持，未来只能进一步靠近美国，在地区政策上加强与美配合，已有媒体透露，沙特对以色列政策或将发生重大变化，*Jamal Elshayyal, “The Rise of Mohammed bin Salman: Alarm Bells Should be Ringing”, http://www.middleeasteye.net/columns/something-rotten-state-saudi-1943008007. (上网时间：2017年7月15日)在也门和伊朗问题上也将采取新的举措。

当前，中东正值变局前夜。摩苏尔被收复，拉卡遭围攻，围歼“伊斯兰国”进入“收官”阶段，但美国、俄罗斯等域外大国和伊朗、土耳其等地区势力也纷纷出手“卡位”，以加紧争夺“后伊斯兰国时代”的地区影响力。沙特作为地区的最重要玩家，出于国内外政策和利益的考虑，未来不可能偃旗息鼓，只会更为积极地参与其中，但随之而来的可能更趋激进的外交政策也必然会让中东局势出现更多变数。特别是在没有了“伊斯兰国”这一缓冲之后，沙特和伊朗所代表的两大阵营的直接对峙也随之日益迫近，爆发直接冲突的风险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