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与“海丝”倡议的对接及其前景*

孙君健

澳大利亚与“海丝”倡议的对接及其前景*

孙君健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海丝”)倡议是中国推进新型国际关系建设的核心对外发展倡议之一。澳大利亚作为亚太地区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和拥有世界最大海域面积的大国，是“海丝”倡议的对象国与建设国，中国欢迎澳参与“海丝”倡议建设。为促进国家发展战略转型，澳提出并积极推进“北部大开发”和“国家基建计划”。因此，澳国家发展战略与“海丝”倡议的对接有了历史机遇和战略条件。中澳在政治、经贸、金融及民间往来等领域合作的拓展与深化，使澳与“海丝”倡议对接具有现实基础并进入实际操作。但是，澳中发展战略的对接面临若干问题和挑战，中国应秉持开放、包容的理念应对中澳关系的起伏，以吸引澳为“海丝”倡议贡献正能量。随着“海丝”倡议相关政策的落地及中国实力的增强，澳发展战略与“海丝”倡议的对接必将逐渐推进、深化。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澳大利亚 北部大开发 战略对接

[作者介绍] 孙君健，河南大学副校长、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国际政治与亚太地区国际关系。

2017年5月，中国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澳大利亚政府贸易、旅游和投资部部长斯蒂文·乔博(Steven Ciobo)出席论坛，并在论坛结束后表示：“我们看到了‘一带一路’的巨大价值，也看到了许多合作机会”。*“One Belt One Road: Australia ‘Sees Merit’ in China’s New Silk Road Initiative”, Radio Australia, May 14, 2017; Interview with Steven Ciobo (Minister for Trade, Tourism and Investment), Transcripts, Australian Minister for Trade, Tourism and Investment, Bloomberg, May 16, 2017.实际上，***主席2014年11月访澳时向澳发出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海丝”)倡议的邀请后，中澳在国家最高层面就发展战略对接问题的互动已在推进，中澳两国总理2017年3月在第五轮年度会晤中就澳国家发展战略与“海丝”倡议对接问题进行了磋商。澳民间更是心系“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积极关注并探讨“带路”倡议尤其是“海丝”的落实对澳的意义和影响；“澳中‘带路’产业合作促进会”发布年度澳中产业合作项目蓝皮书，为澳企拓展与“海丝”倡议对接的领域建言。作为地区大国和海洋科技强国的澳大利亚与“海丝”倡议的对接已经开始，但面临挑战。为此，本文拟探讨澳大利亚与“海丝”倡议对接的可能性与现实性，进而揭示这种对接的前景，以期助益于相关认识与实践，为澳中合作关系的发展添砖加瓦。

一

“海丝”倡议是中国周边外交的组成、延展和深化，其顺利推进和成功实施需要与沿线国家及沿线周边辐射国家的发展战略在共同推进中协调、对接。作为“海丝”倡议的沿线国家，澳大利亚明确以“经济外交”为外交政策的核心理念，将发展经济作为首要任务，积极推动经济发展与转型。为此，澳推出“北部大开发”战略*Australian Government, “Our North, Our Future: White Paper on Developing Northern Australia”, http://northernaustralia.gov.au/files/files/NAWP-FullReport.pdf#search=%27Australian+Northern+Development%27.(上网时间:2017年6月11日).和“国家基建计划”，意在将国家发展方向与“亚洲世纪”对接，分享亚洲经济发展红利，以带动澳经济发展转型。由此，澳国家发展战略与“海丝”倡议存在战略对接的可能性。

第一，中国“海丝”倡议将澳大利亚置于重要位置，欢迎并支持澳参与“海丝”建设，同时，“海丝”倡议的顺利推进需要澳的参与和配合，这为中澳就“中国方案”进行交流、对接提供了历史机遇。

在战略层面，“海丝”倡议“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理念，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意在“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人民日报》，2015年3月29日。，它对澳持欢迎、开放的态度，这为澳与“海丝”倡议对接提供了战略可能性。2014年11月，***主席访澳时明确表示，“大洋洲地区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中方对澳大利亚参与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持开放态度”，“澳大利亚在亚太具有重要影响，中方欢迎澳方在本地区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携手追寻中澳发展梦想 并肩实现地区繁荣稳定——在澳大利亚联邦议会的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11月18日。

在安全层面，澳是“海丝”中国东南战略通道安全畅通的重要枢纽和中转站。“海上通道是中国对外贸易和进口能源的主要途径，保障海上航行自由安全对中方至关重要”****：“携手追寻中澳发展梦想 并肩实现地区繁荣稳定——在澳大利亚联邦议会的演讲”。，确保海路畅通更是落实“海丝”倡议的基本和首要条件。近代以来，海洋成为西方国家争夺和护持霸权的天然战略工具，也是西方国家围堵中国“走出去”的重要手段。“海丝”倡议则意在致力于通过合作来构建和平、共赢的海洋伙伴关系，使海洋成为传递中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新型国际关系理念的重要通道和媒介，改变了海洋的传统战略含义。澳地理位置及国土构造是其天然的地缘政治战略资源，也是其与“海丝”倡议进行对接的战略资本。《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简称“愿景与行动”)指出，“海丝”倡议的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从地理位置看，澳位于中国东南战略方向的“海丝”倡议延展线上，澳周边海域是中国与南太国家海路往来的重要通道；同时，澳位于中国经由印度洋海道的关键位置。中国商船进出印度洋共有三条海上航线，一条经马六甲海峡，一条经由巽他或龙目海峡、望加锡海峡进入印度洋，另一条绕道西太平洋、穿越南太平洋进入印度洋。后两条航线特别是第三条航线的安全与澳战略态势息息相关。此外，澳独特地理位置使其已经成为各大洲之间海上、空中运输中补充燃料、淡水以及食物的中间供应站，其海域交汇着通向多个国家的海底电缆。因此，将澳纳入“海丝”倡议在安全实践层面是该倡议成功推进、拓展的重要保障之一，在政策目标上至少可以使澳不反对该倡议的实施和推进。

在经济层面，澳对于“海丝”倡议的意义在于其丰富资源藏量、高科技产业、发达的服务业及澳在国际贸易链条上的重要位序。澳是西方发达国家之一，更是亚太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地区大国。澳矿产、能源等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助力。中国“海丝”倡议是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下推出的“走出去”举措，同时还将延续“请进来”的政策措施，意在推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助推产业升级，主动引进竞争，倒逼国内改革。在这一过程中，澳的能源、矿产等资源仍将继续为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下的发展提供动力。随着中澳自贸协定的生效，澳的高科技产业、高水平的服务业、发达的金融保险业、优质的农业产品及其在国际贸易链条中的上游位序均可助力处于关键期的中国经济的深度改革与发展。澳是中国对外投资的第二大吸收国，今后澳将接受更多中国投资，为中国资本“走出去”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同时，对澳投资、与澳企业进行合资等方式将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积累经验和教训，有助于中企与国际商贸等规则及相关实践顺利接轨。

第二，澳大利亚正在进行外交战略调整和经济转型，对中国的需求、借重日益上升，从而为澳与“海丝”倡议的对接创造了战略和政策条件。澳秉承现实主义外交理念，在实践中根据国际战略环境的变迁而不断调整外交政策。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澳从实际判断出发，基本肯定中国经济发展成就，提出21世纪是“亚洲世纪”，并以此为基本认知调整其对外战略。澳第45届议会简报中明确指出，“‘一带一路’为澳与中国经济发展间的联系提供了一个全球性舞台”，澳“需要密切关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的全球性动机，并在经济和战略层面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来决定如何推动中澳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Parliamentary Library, Parliamentary Library Briefing Book: 45th Parliament, Parliament of Australia, August 2016, pp.148, 152.这一政策基调为澳与“海丝”倡议对接提供了政治可能性。

从更深层次上说，澳政府认识到中国崛起对其积极意义，视中国发展为助推澳经济转型的机遇，这是澳与“海丝”倡议对接的战略基础。澳前总理阿博特(Tony Abbott)称，“中国国力日益上升，对世界是福音、不是挑战，澳的繁荣得益于同中国的合作”，澳愿“发展更强劲的澳中关系，做中国的好朋友”。*“***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http://www.gov.cn/ldhd/2013-10/06/content_2501315.htm.(上网时间:2017年5月25日).澳现任总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自2015年9月任职以来，努力构建“21世纪的政府”，以“确保澳大利亚的繁荣”为执政目标，既继承过去的积极有效政策，避免断裂性震荡，又实施“灵活的”新政策。他表示，当今世界形势演变以及技术变革前所未有，澳方愿意深化澳中两国互信，保持双方关系与合作的稳定性、连贯性。*焦翔、李锋、鲍捷：“李克强同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会谈”，《人民日报》，2017年3月24日。特恩布尔同样认为“中国崛起是值得欢迎和拥抱的”*“Doorstop, Hangzhou, China”, http://www.pm.gov.au/media/2016-09-05/doorstop-hangzhou-china.(上网时间:2017年4月23日)，澳应在中国崛起过程中拥有一个有利且有力的位置。他称“中国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在脱贫速度与规模上取得的成就是人类历史上难以预料到的”，同时肯定中国这一“拥有14亿人口的伟大民族对资源的需求，已经创造了澳历史上已知的、难以被打破的繁荣纪录”。*Malcolm Turnbull, “Australia Week in China Gala Lunch”, http://www.pm.gov.au/media/2016-04-14/keynote-address-australia-week-china-gala-lunch.(上网时间:2017年6月7日)今后，澳深化与中国在创新、科学与技术等领域的相互关系肯定是题中应有之义。

在政策实践层面，澳积极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红利，带动澳国家经济发展，这为澳与“海丝”倡议的对接提供了现实可能性。澳自然条件及人口因素决定了澳经济增长有赖于对外贸易的繁荣。20多年来，澳作为发达经济体避免了西方其他发达经济体遭遇的多重经济和金融危机，保持了持续增长态势，这受益于澳靠近亚洲的地理位置及亚洲国家巨大的资源需求。这也就是澳外长毕晓普所指的，澳“在正确的地方、正确的时间”做出了努力，从而“有了超过20年的连续经济增长，并将会自动延续到未来”。*Julie Bishop, “Australia in China’s century”, http://www.foreignminister.gov.au/speeches/Pages/2014/jb_sp_140530.aspx.(上网时间:2017年5月28日)

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背景下，澳以矿业繁荣带动的经济发展受到影响。对澳政府而言，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澳经济转型及就业、保证经济繁荣稳定的需求迫在眉睫。特恩布尔的发展理念强调建设“强大、多元、创新型的21世纪经济”；在资源产品出口市场萎靡、价格下滑的国际背景下，澳需要改变经济发展战略，在推动资源能源出口的同时，提升其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对内继续推进“北部大开发”战略相关政策的落实。他认为北澳是“其未来议程上的一个关键性要素，是一个蕴含巨大机会的地区”，并提出“国家创新与科学议程”，承诺将坚定“支持并坚持自由、开放的市场规则”。*“Changes to the Ministry”, http://www.pm.gov.au/media/2015-09-20/changes-ministry; “Prime Minister Malcolm Turnbull speaks with Leigh Sales”, http://www.abc.net.au/news/2016-04-26/interview:-prime-minister-malcolm-turnbull/7361148. (上网时间:2017年5月23日)其主要用意在于“请进来”，加大吸引外资力度，开发澳北部州；同时，加大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扩大内需，拉动经济与就业。创新发展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占有突出地位，正如***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演讲中所指出的：“‘一带一路’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创举，搞好‘一带一路’建设也要向创新要动力。”“我们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强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量子计算机等前沿领域合作，推动大数据、云计算、智慧城市建设，连接成21世纪的数字丝绸之路。”****：“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5月15日。澳大利亚“在金融、设计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且与中国有非常好的关系，“有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大量机会”，也就是“以互补的方式与这个倡议对接的真正机会”。*“One Belt One Road: Australia ‘Sees Merit’ in China’s New Silk Road Initiative”; Interview with Steven Ciobo (Minister for Trade, Tourism and Investment), Transcripts.

澳把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红利作为其发展战略中的优先选项。特恩布尔称，“中国14亿多人口的市场具有不可估量的潜力，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优化升级将产生巨大需求”。为适应中国经济由资源和劳动密集型增长模式向创新和消费驱动增长模式的转变，澳将“拥抱并利用中国经济转型的机会，促动澳经济向生产型、竞争型和创新型经济模式转变”。*“Australia Week in China Gala Lunch”, Malcolm Turnbull’s keynote address, http://www.pm.gov.au/media/2016-04-14/keynote-address-australia-week-china-gala-lunch.(上网时间:2017年5月23日)对澳来说，中国的需求“将巩固我们约80%的经济”。*Dan Moss, “From Mining Boom to Dining Room: China Trade Deal Explained”, The New Daily, June 17, 2015.因此，他“看好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愿积极适应并利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所带来的重要合作机遇，与中方加强创新合作，特别是加强电子商务、农牧业、技术等领域合作，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水平，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经济增长”。*“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对华进行正式访问并举行中澳总理年度会晤”，http://au.china-embassy.org/chn/zt/201604c/t1356248.htm.(上网时间:2017年5月25日)在实践中，为凸显澳对中国的重视，2014年4月，澳前总理阿博特带领由400多人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中国。继阿博特之后，2016年4月，特恩布尔带领1000多人组成的、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商务代表团访问中国，谋求开拓中国市场。这些既是澳力推对中关系发展的政策成果，也是澳积极分享“亚洲世纪”发展红利的体现。

中国合作共赢的理念及“海丝”倡议开放、包容的性质，为澳国家发展战略与“海丝”倡议对接提供了理念支撑和顶层设计保障，而“海丝”倡议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又需要包括澳在内的各国的参与、支持与合作。澳优越的地理条件及其丰富的资源能源储量、经济发展转型的现实需要，客观上将促使澳政府未来将谋求其发展战略与“海丝”倡议对接。因此，无论在战略层面还是在战术层面，澳与“海丝”倡议对接存在极强的可能性。

二

中澳在政治、经贸、金融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长足推进，为中澳发展战略的对接提供了坚实基础和后续支撑，使澳与“海丝”倡议的对接、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中澳在各级别、各领域的对话机制不断完善，是中澳发展战略对接的政治基础。“加强政策沟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保障”。*“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澳间在政治层面建立了多种政府间合作交流沟通机制，这有助于双方增信释疑，既是中澳关系深化的象征，也是双边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助推器，将为中澳发展战略对接提供现实机制保障。2013年，中澳正式启动政府总理定期会晤机制，这是中澳提升双边关系的重要一步，也是对中澳关系进行高层引领和顶层设计的重要保障机制。同年启动的中澳外交与战略对话机制，是双边合作正常运转的保障机制，也是两国就相互间的矛盾和分歧进行沟通和协商的重要渠道。自1997年起，中澳正式建立防务战略磋商机制，其频度与起步时间仅次于中国与巴基斯坦间的此类对话。2014年11月，中澳成立的省州负责人交流合作机制是“两国合作新的里程碑”，也必将为两国“共同探讨、创造新的地方交流合作”*杜尚泽，鲍捷：“***和阿博特出席中澳省州负责人论坛”，《人民日报》，2014年11月20日。创造更多机会。在经济层面，2014年6月，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正式启动，这是中澳经贸关系不断提升和发展的结果，更将为两国在经贸领域的合作提供顶层设计，并有助于强化双边战略性经贸合作。在诸多对话机制平台的支撑下，2014年11月，中澳将双边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政治意愿及现实，助力于中澳发展战略的对接，并为未来中澳关系的继续发展、深化、稳定和成熟确定了方向。在2017年3月中澳第五轮年度会晤中，双方确认将建立创新、能源、高级别安全三大对话机制，这将进一步提升两国合作的机制化水平。*焦翔、李锋、鲍捷：“李克强同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举行第五轮中澳总理年度会晤”，《人民日报》，2017年3月25日。

中澳经贸关系在深度和宽幅上的发展是中澳关系的“压舱石”和“驱动器”，也是中澳发展战略对接的经济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愿景与行动”指出，“投资贸易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为此，应“积极同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商建自由贸易区”。*“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事实上，中澳经贸关系一直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近年来更是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亮点。未来，中澳自贸合作将加速发展，因而会极大地促进双方经贸关系的优化和深化，助推中澳发展战略的对接。在投资领域，中国拥有巨量外汇资本储量，澳国家发展战略则将制造巨大的资金需求，两国有广阔的合作空间。澳前国库部秘书长马丁·帕克恩森(Martin Parkinson)称“中国巨额外汇储备将使全球资本格局重新分配。10年后，中国投资额预计将占全球海外投资总额1/4左右。这一全球性资产再分配进程将给澳大利亚带来难得的机遇”。“截至目前，中国在澳投资以资源、房产和农业为主。中国在澳投资只占在澳外资总额的1%”。*“China Could Hold 25 pc of World Shares: Parkinson”, The Australian, May 22, 2014.为实施“北部大开发”战略，澳将斥资500亿澳元修建通向北澳的交通运输设施，其中，吸引外资是实施“北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途径。*“Our North, Our Future: A Vision for Developing North Australia”, http://trademinister.gov.au/releases/Pages/2015/ar_mr_150618.aspx.(上网时间:2017年5月20日)在经贸领域，未来中国经济在城市化和内需驱动下将保持增长态势，对澳大利亚的资源能源具有旺盛需求。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还将造就更庞大的中产阶层，对高品质产品的消费需求也将不断增长。澳“北部大开发”计划的一个重要项目就是以国际市场特别是亚洲地区需求为目标，将北澳地区开发成为高品质的“世界粮仓”。在服务业领域，随着中国老龄化的加剧，中国需要更为高品质、多层次的医疗卫生等养护服务，澳发达的医疗服务是中国可以借鉴和利用的重要选项之一。此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走出去”政策的推进，中国将进一步放宽金融、保险等产业的行业准入标准，这将为澳高水平的金融管理服务等进入中国市场提供机会。在科技领域，中国加大力度治理污染和保护环境，新能源、节能环保、生物技术、新材料等日益成为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有关国际合作正在拓展。澳在这些领域的技术水平居于世界前沿，并有发展风能、太阳能等产业的丰富经验，加上拥有全球最大储量的铀矿资源，与中国在洁净能源等领域的合作正在成为双方发展新的增长点。*澳大利亚中华全球研究中心、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学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和澳大利亚：关于双边关系的联合报告”，2012年3月，第45页。

中澳在金融领域的合作逐渐展开并不断扩大，是澳与“海丝”战略对接的金融基础，也是中澳发展战略对接的另一个支撑点和成长点。随着中澳经贸联系的日益加强，中澳在金融领域积极谋求合作，为两国经贸往来提供了相对稳定和风险较小的商贸融资途径和产品。2012年3月，中国央行与澳储备银行签署为期三年、总额为300亿澳元(约合2000亿元人民币)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2013年4月，中澳签署人民币与澳元直接兑换协议，澳成为美国和日本之外第三个可以人民币直接兑换交易的国家。2014年11月，中国央行与澳储备银行签署了在澳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的合作备忘录，同意将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试点地区扩大到澳，设立悉尼人民币业务清算行，初期投资额度为500亿元人民币。这标志着中澳两国金融合作迈出新步伐，有利于中澳两国企业和金融机构使用人民币进行跨境交易，促进双边贸易、投资便利化。*James Eyers, “Sydney Currency Hub to Drive Sino Trade”, Financial Review, November 13, 2014.2015年6月29日，澳签署《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并注资7亿美元，成为亚投行第六大股东，为中澳在金融领域的合作提供了多边平台，也表明澳有意愿将其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进行对接。

中澳间日益频繁密切的人员往来及日渐繁荣的文化交流是两国发展战略对接的民心保障，为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夯实了人文基础。“愿景与行动”指出，“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 中澳之间没有历史积怨和根本利益冲突，中澳关系发展有相对良好的民意基础，这是中澳关系深入发展、进行战略对接的民意保障。中澳间文化交流源远流长，相关交流领域不断拓展。中澳文化合作协定为两国文化交流提供了法律框架和制度保障，也推动着中澳文化交流的发展。至2015年，中澳双方在民俗、音乐、舞蹈、体育、电影、传媒等领域都开展了广泛、深入、频繁的交流活动，丰富两国人民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加强了两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培养了相互间的好感，活跃了两国间的民间外交、公共外交，为两国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打下了坚实基础。伴随着文化交流的深入，中澳学生往来、人才交流合作等各方面的合作也逐渐展开。中澳《关于相互承认高等教育学历和学位的协议》极大便利了中澳两国间的学生及学术交流，中国已经成为澳海外留学生第一大来源国。为“激发澳年轻学生在印度洋-亚太地区的学习和交流兴趣”，“加强其与地区国家同龄人间的联系”，以便于澳更好地融入地区。*Julie Bishop, “Address to New Colombo Plan launch”, http://www.foreignminister.gov.au/speeches/Pages/2013/jb_sp_131210a.aspx?ministerid=4,2016-04-16.(上网时间:2017年5月20日)2014年，澳启动“新科伦坡计划”，意在资助澳学生在亚太地区内的国家留学，而中国是重要的留学目的地之一，这是澳政府为澳在未来与地区内国家间关系的良好发展进行投资的重要举措。“中澳关系发展根在人民、源在相知，媒体是增进两国人民了解和友谊的纽带。”*“第三届中澳媒体论坛在悉尼举行 蔡名照出席并致辞”， http://www.scio.gov.cn/ztk/dtzt/2014/32252/32256/Document/1391004/1391004.htm.(上网时间:2017年5月25日)2006年启动的“中澳媒体论坛”日益丰富多彩，为两国媒体交流与分享各自意见和观点提供了有利平台，为加强相互认知、“营造成熟、理性的舆论环境”起到了积极作用，给两国发展战略的对接搭建起“相互认知的友谊之桥”。*“驻澳大利亚大使马朝旭出席第三届中澳媒体论坛”，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wbd_602255/t1186306.shtml.(上网时间:2017年5月25日)此外，旅游产业是中澳关系未来发展的重点生长区。中国是澳最有价值的旅游市场，2015年超过100万中国游客赴澳，为澳经济贡献了83亿澳元。2016年中澳正式从官方层面规划双方旅游议程，将2017年定为“中澳旅游年”。特恩布尔将旅游业发展视为“将极大拉近两国及两国人民关系的关键性要素”，并称两国关系越紧密就“越能更好地相互理解”，也越能够“为两国在各个层面进一步地融合提供更多机会与可能”，有助于“构建非常强大的关系”。*Malcolm Turnbull, Remarks at Signing of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Year of Tourism, http://www.pm.gov.au/media/2016-04-14/remarks-signing-memorandum-understanding-year-tourism-shanghai-china.(上网时间:2017年5月23日)

三

作为亚太地区重要经济体和有重要影响力的地区大国，澳国家发展战略与“海丝”倡议的对接因为具有深厚的基础、现实战略条件而得以不断推进，但也确实面临一些问题、遇到不少挑战。这就对中澳双方提出了更高要求，尤其是要在对接推进的过程中加强协商、协调，进而在现有成果基础上推动双边关系的深入发展。

中澳发展战略对接的主要障碍来自澳方对中国发展模式及未来发展方向的担忧，以及在此基础上滋生的两国间政治制度差异、经济发展落差等。这种单方的担忧和相互间的差异将在不同层面对中澳发展战略的对接造成困扰。

一是中澳对安全认知的差异及澳为寻求安全保障而独自采取的相应行动。中澳间政治互信目前仍显不足，这主要源于澳仍在一定程度上以“冷战”思维看待中国崛起，认为中国以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模式而崛起这一事实，挑战了西方民主制度与自由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所谓国家治理完美模式的认知，澳某些人将中国合理的利益诉求与行动视为对既有秩序的破坏，甚至一度将“海丝”倡议视为对亚太海洋秩序的挑战。特恩布尔称，“我们的安全与繁荣、我们地区的安全与繁荣以及我们地区内所有国家，包括中国的安全与繁荣是有赖于稳定、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而这要求和平解决争端，加强自由与开放的市场贸易”。*Malcolm Turnbull, “Remarks to the Australia China Business Council Networking Function”, http://www.pm.gov.au/media/2016-03-02/remarks-australia-china-business-council-networking-function.(上网时间:2017年6月10日)虽未明言，但其所谓的“秩序”是以美国主导制定的相应“规则”为基础的，美国等西方国家掌握着“秩序”的主导权及“规则”的解释权。基于此种认知，澳虽然在实际行动中分享中国崛起的经济收益，但在战略层面却避免对“一带一路”战略做出积极回应，并表现出对中国发展成就及未来规划的恐惧，而后据此做出政策应对，体现为国家政策、行动中的对华防范和牵制。如澳积极支持并配合美国为应对中国崛起而推出的“重返亚太”以实现“再平衡”的政策；插手南海争端问题，牵制中国；推进日澳关系“同盟化”，迎合日本围堵中国的图谋等，这些都影响和妨碍了中澳互信关系的深化，对中澳发展战略的对接构成战略性障碍。

二是澳政局动荡及反对党的抨击，这在特定阶段及某些领域使中澳发展战略的对接受到牵制或阻碍甚至可能出现倒退。澳政府实行联邦制，议会是最高决策机构，每届政府任期三年。较短的任期使得政府必须时常顾及选民支持率及反对党态度，而难以采取较大力度的措施推动国家战略的急速调整和转向，特别是在对华政策方面。中澳在国情、民情、文化传统等方面的迥异及部分国家对中国形象的“妖魔化”宣传不断泛起、发酵，妨碍了澳国民对中国崛起的正确理解和理性认知。中澳建交以来，澳政府对华政策是在不断调适中逐渐完善的，中澳关系随之呈现螺旋式上升态势，有时甚至因澳政府更迭而出现下降态势，如被视为“中国通”的前总理陆克文(Kevin Michael Rudd)在西藏问题上的不当言论、积极参与并推动美日澳三边安全关系互动和强化等行动给中澳关系发展造成困境；前总理吉拉德(Julia Eileen Gillard)则因同意美国海军陆战队进驻达尔文港受到批评，后为补齐短板而将中澳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三是中澳因在经济制度、经济发展层次等方面差异而实行不同的市场准入制度，这妨碍两国发展战略向深度和广度对接。澳是高度成熟、发达、开放的资本主义自由经济体，建构了一整套成熟、稳定的法律法规制度，并形成了相应的产业政策、引资政策、商务习俗及治理模式，市场准入标准与主流国际社会实现了全面对接。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属于新兴经济体，脱胎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经济领域内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管理及运行模式等尚在调整和完善之中。中澳在经济发展层次上的重大落差及由此衍生的其他差异，无疑制约了中澳发展战略对接的深度和广度。对澳而言，中澳自贸协定(简称FTA)2015年12月生效后，中国对澳资实行正面清单管理模式，“《中国外商投资指导目录》中的限制有所放松，但依然制约着中澳两国双边经济关系的发展”*孙芳安：“投资是中澳关系成功关键”，《中国投资》，2015年第1期，第77页。，这是澳拓展中国市场的制度性瓶颈，澳希望中国对外资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以提高透明度、开放性和效率。对中国而言，澳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对中国企业投资额度的限制，特别是对中国国有企业投资的误解、抵制甚至歧视，是中企入澳的最大制度性障碍，加上由此带来的文化及认知上的误解，都在阻碍中企扩大在澳经营的规模、领域。

当前，中澳关系正处于较好的发展阶段，中澳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发展战略的对接提供了政治平台和推进的基础。随着中澳FTA生效后中澳经济联系的加强，两国发展战略的对接逐步增加节点并不断深化、拓展，这将进一步夯实中澳总体关系的基础，并带动双边政治安全关系的平衡发展。

中国积极推动中澳关系发展，并加强顶层设计，努力探索两国发展战略对接的路径，这是中澳发展战略对接的政治保障。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推进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外交新理念正在付诸实践，推动中国与各国建立合作共赢的建设性关系。这也充分体现在中国主动推进中澳关系的努力及其成果中。澳方在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等问题上的不当言行层引发中澳关系的紧张，中国对澳予以坚定回应，同时提出中澳关系的长远愿景，倡导双方“以更长远的眼光、更宽阔的胸襟、更远大的抱负，加强对话交流，深化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携手共同实现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繁荣”。****：“携手追寻中澳发展梦想 并肩实现地区繁荣稳定——在澳大利亚联邦议会的演讲”。这确定了中澳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大方向。

中国的发展成就是推进澳与“海丝”倡议对接的磁石。中澳FTA是典型的体现之一，是两国谋求发展对接并在此过程中相互借力、合作共赢的重要标志。阿博特称中澳FTA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协定”，“是两国人民友谊的里程碑，也标志着中澳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提升到新的高度”，将为未来两国贸易和投资“更上一层楼”确立更加开放、便利和规范的制度安排，有力促进双边经贸合作进一步全面、深入发展，为两国经济增长持续不断地提供强劲的动力。*“中澳贸易部长正式签署两国自贸协定并致辞”，http://fta.mofcom.gov.cn/article/ftanews/201506/22202_1.html.(上网时间:2017年5月19日)特恩布尔则认为，中澳FTA为澳经济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是“人类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将使两国命运、成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Malcolm Turnbull, “Remarks to the Australia China Business Council Networking Function”.澳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开发银行并成为创始成员国，则是澳受到中国发展成就吸引的另一个典型案例。亚投行是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举措之一，澳加入亚投行间接表明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肯定、支持和参与，“是含蓄地同意支持中国的地区愿景”。*Philippa Brant, “One belt, one road? China’s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http://www.lowyinterpreter.org/post/2015/03/31/One-belt-one-road-Chinas-community-of-common-destiny.aspx.(上网时间:2017年5月14日)对澳而言，“加入亚投行将使澳获得与邻邦及最大贸易伙伴合作以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巨大机会”*“Australia to join China-led AIIB as founding member”, http://www.bbc.co.uk/news/business-33250847.(上网时间:2017年6月3日)，也是澳对其在未来地区秩序内地位的投资，将提升澳在地区秩序调整过程中的话语权。随着中国和平崛起的继续、中国合作共赢理念在实践中的推进、中国发展成就更多惠及其他国家，必将有更多国家实现与“带路”倡议的对接，这将有利提升澳与“海丝”倡议对接的认识与政策实践水平。

澳国家经济发展与保障安全的双重需求将推动澳探索本国发展战略与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相互协调的路径、手段。“安全与繁荣”是澳政府谋求的发展目标。中国是澳最大的双向商品贸易伙伴、最大的服务业出口市场、最大海外留学生来源地，为保持澳经济发展和繁荣做出了重大贡献。“澳大利亚出口每收入3澳元，就有1澳元来自中国。”****：“开创中澳关系更加精彩新篇章”，《人民日报》，2014年11月15日。中国的经济繁荣创造了澳有史以来最大的、历时最久的“资源繁荣”。深化中澳关系、培育和构筑中澳互信直至谋求两国发展战略的对接，符合澳的经济与安全利益。阿博特曾直言，其对华政策受“恐惧与贪婪”两种情绪驱动。*John Garnaut, “‘Fear and greed’ drive Australia’s China policy, Tony Abbott tells Angela Merkel”, http://www.smh.com.au/federal-politics/political-news/fear-and-greed-drive-australias-china-policy-tony-abbott-tells-angela-merkel-20150416-1mmdty.html.(上网时间:2017年5月29日)“贪婪”体现了澳国家利益中的经济利益，“恐惧”则表达的是在中国崛起背景下，澳对自身国家安全利益的担忧。但是，“如今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已经没有清晰界限。维持、加强经济利益对安全至关重要，而安全对于经济发展举足轻重”。*凯瑞·布朗著、姜红译：“建设‘更远大抱负’的澳中关系”，《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2月10日。对澳而言，调和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的关系，“将其中国政策中的恐惧转化为务实的、现实的接触，并以持久的、互利的目标为导向指导其对华政策中的贪婪欲望”。*Kerry Brown, “‘Fear and Greed’: A Closer Look at Australia’s China Policy”, http://thediplomat.com/2015/04/fear-and-greed-a-closer-look-at-australias-china-policy/.(上网时间:2017年5月23日)为此，特恩布尔坚定地声称，澳“是完全、绝对的独立国家，拥有完全独立的对外政策”， 澳“无需在中美之间做出选择”，澳“将在地区的国际事务中坚持其一贯的对外政策”，“完全尊重中国的主权”。*Malcolm Turnbull, “Remarks to the Australia China Business Council Networking Function”.正因为如此，澳才积极务实地在经济上推动中澳FTA、加入亚投行，在安全层面推动中澳防务战略磋商、支持中国参加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军演和中美澳新联合军演、与中国军舰举行联合演练，但拒绝参与美国南海巡航等。这一切无疑有利于中澳关系的平衡发展及两国发展战略的协调和深广对接。○

(责任编辑：新南)

* 感谢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朱海燕副教授和国际问题研究所王海滨副教授、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刘刚军教授、澳洲大洋传媒集团总裁冯团彬先生在本文写作过程中给予的支持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