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历史和解”的突破性进展及其影响*

汪舒明 王 盈

美日“历史和解”的突破性进展及其影响*

汪舒明 王 盈

美日“历史和解”经历了长期渐进过程，在奥巴马第二任期实现了突破性进展。这一进程以长期同盟关系下双方民意和解为主要基础，以强化美日同盟为主要现实动因。美日双方共同推进了没有道歉的“历史和解”。各自保守势力的反对以及美日“不道义的平等性”，是双方不能相互“道歉”的主要根源。“历史和解”的突破性进展为日本进一步挣脱“战后体制”提供了更加有利的国内外环境，并将进一步削弱战后东亚国际秩序赖以存续的历史认识和价值观基础。美日“历史和解”还有利于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国际统一战线打开一个关键缺口，削弱对其历史修正主义的国际制约力量。

美日关系 历史和解 东亚和平

[作者介绍] 汪舒明，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集体记忆与国际政治、美国犹太人、中东国际问题等；王盈，上海社科院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日本政治和外交。

“和解”是在经历创伤的两国之间“恢复友谊、和谐和共享”。与东亚国家围绕二战历史认识问题的激烈冲突相比，美日之间围绕太平洋战争的相关历史认知分歧很少成为美日双边关系中的重要议程。日本在这些问题上直接挑衅美国并使美国公开反击的情形，在美日关系史上并不多见。林德(Jennifer Lind)认为，美日之间已经实现了不道歉的“和解”，已经建立相互信任，不再视对方为威胁*Jennifer Lind, Sorry States: Apologi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3; p.156.。重新回头处理历史伤疤，消解美日历史结怨，对于美国以及日本的政策分析家和决策者而言，似乎并无必要。以2012年阿米蒂奇和奈联合推出的美日联盟报告为例。该报告尽管对日韩大打“历史战”感到不安，但未提及美日之间的“历史问题”，更未将美日“历史和解”提上政策议程*See Richard L. Armitage & Joseph S. Nye, “The U.S.-Japan Alliance: Anchoring Stability in Asia”,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Washington D.C., August 2012.。安倍本人以历史修正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形象而著称，与力推“和解外交”、秉持自由主义理念的奥巴马大相径庭。但恰恰在安倍和奥巴马任期，美、日之间却在“历史和解”进程中实现了突破性进展。这一突破性进展的动因何在？将对东亚安全与和解产生哪些影响？本文不揣浅陋，尝试探析这些问题。

一、美日“历史和解”的突破性进展

在二战结束后近半个世纪中，美日政府出于同盟合作的需要，总体上都故意回避和淡化二战期间彼此相互加害的历史，但也偶有积极和解举措。在纪念“珍珠港事件”时，美国政府领导人往往刻意淡化甚至忽略日本发动偷袭这一令人不快的历史事实，而将这一事件与不同时期美国面临的现实安全挑战相结合。如1951年，副总统巴克利在纪念日讲演中竟不提日本而大谈希特勒的邪恶；1966年纪念日，总统约翰逊也不提日本而大谈美国在越南面临的困难和挑战；1975年纪念日，总统福特强调美日伙伴关系在美国亚太安全战略中的支柱地位。至于美国对日核打击，直到奥巴马时期，美国政府秉持传统的核打击正当论，从不派政府官员参加一年一度的广岛和平纪念活动。不过，美国在这一问题上也采取了一些次要和解举措，如艾森豪威尔政府就曾在许多日本城市开展和平利用核能展览、邀核爆炸受伤者赴美治疗、推动美国城市与长崎等结成“姐妹城市”等，以缓和日本的反美、反核情绪。*Tomoe Otsuki, “The Politics of Reconstruction and Reconciliation in U.S.-Japan Relations-Dismantling the Atomic Bomb Ruins of Nagasaki’s Urakami Cathedral”,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Issue32, No.2, Aug. 2015, pp.1-32.日本政府塑造的关于太平洋战争的记忆聚焦于广岛、长崎遭受核打击所代表的“劫难”。从1954年开始，日本政府在每年8月6日举办广岛和平纪念活动，铭记日本遭受原子弹袭击的“受难”时刻，在凸显日本二战“受害者”身份的同时，展现日本战后的“和平主义”理念。*Roger Dingman, “Reflections on Pearl Harbor Anniversaries Past”, 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No.3, Fall 1994, pp.279-293.至于“珍珠港事件”，日本政府则长期保持沉默，不派官员参与美国的纪念活动，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也很少提及。1991年，美日之间曾出现一场相互要求对方就二战期间的战争暴行“道歉”的口水战，但双方在公开拒绝向对方“道歉”的同时，也注意不让矛盾进一步激化。在1991年“珍珠港事件”50周年之际，日本首相宫泽喜一为之公开表达“遗憾”和“反省”。

进入新世纪，美日“历史和解”明显提速，敏感问题的“脱敏化”进程加快。从2000年开始，历任日本首相(除2003年外)都会在每年6月23日到访冲绳，追悼冲绳海战中双方的阵亡者。*日本経済新聞：「政府·沖縄、対立色再び 慰霊の日 首相·知事会談は5分」，http://www.nikkei.com/article/DGXLASFS23H61_T20C15A6PP8000/.(上网时间：2017年1月20日)2004年1月，时任美国驻日大使霍华德·贝克(Howard Baker Jr.)首次以在任大使身份访问广岛并向原子弹爆炸遇难者慰灵碑献花。2008年，出席八国集团(G8)议长会议的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接受提议与日本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共同向广岛慰灵碑献花。2010年8月6日，约翰·罗斯(John Roos)首次以美国在任大使身份，应邀出席广岛和平纪念仪式。*Chico Harlan, “U.S. Envoy among Representatives from 74 Countries at Hiroshima Commemoration”,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10/08/05/AR2010080501957.html.(上网时间：2016年11月18日)尽管罗斯并未为广岛遭受核打击致歉，而只是为核爆受难者默悼，但此举仍然获得了日本舆论的好评。同年9月26日，罗斯向长崎原子弹爆炸受难者纪念碑献花。2012年8月，他又参加了长崎和平祈祷仪式。自2010年开始，日本政府推出一个“美日战俘友好交流项目”，邀请二战期间为日本俘获的美国战俘及其遗属访问日本，派高官接待并向他们致歉。到2016年底，相继邀请了八批美国战俘及其遗属访问日本。*American Defenders of Bataan and Corregidor Memorial Society, “Widows and Children of POWs of Japan Undertake Trip of Reconciliation Pearl Harbor Week”, http://dg-adbc.indiemade.com/sites/dg-adbc.indiemade.com/files/files/Press%20Annou%202016%20Trip%20updated.pdf. (上网时间：2017年1月12日)

到奥巴马第二任期，美日“历史和解”达到高潮，并实现了突破性进展。其一，政府高层相互参拜对方军人陵园或共同赴当年的战场追悼阵亡者，已经变成惯常。新世纪以来，日本新任首相首次访美期间，大多会造访华盛顿郊区的阿灵顿烈士陵园献花。2012年以后，美国驻日大使馆高官每年都参加广岛、长崎、冲绳追悼仪式。2013年10月3日，美国国务卿克里和国防部长哈格尔在日本千鸟渊战殁者公墓献花，这是美国政府官员首次高规格造访该墓园。2014年3月，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詹姆斯·阿莫斯(James Amos)也与日本政府官员一道参加了硫磺岛慰灵仪式*相关内容参阅日本厚生劳动省：「平成26年度日米硫黄島戦没者合同慰霊追悼顕彰式について」、http://www.mhlw.go.jp/file/06-Seisakujouhou-12100000-Shakaiengokyoku-Engo/0000083241.pdf.(上网时间：2016年12月27日)。2015年4月10～11日，“神风特攻队”事迹还在珍珠港的“密苏里”号战列舰展出，并获得了不少美国主流媒体的正面评价*Arudou Debito, M.G. Sheftall，“Japan’s Kamikaze Suicide Pilots Exhibit at the USS Missouri in Honolulu: an Interview with M.G. Sheftall”，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Issue 22, Number 1, June 2015, pp.1-11.。其二，安倍对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和解性的演讲，总体上在美获得良好反响。美日双方安排这一演讲时，在时间和地点选择上煞费苦心：安倍发表演讲时站立的位置，正是当年罗斯福发表对日宣战演讲时的位置；而演讲的时间2015年4月30日，则为战时日本天皇裕仁的生辰纪念日*“Japanese Prime Minister Offers Deep Repentance for WWII, But Doesn’t Apologize”, http://www.newsweek.com/japanese-president-offers-deep-repentance-wwii-doesnt-apologize-326729.(上网时间：2016年10月15日)。其三，美日领导人直面双方最敏感的历史创痛。2016年5月27日，奥巴马参加七国集团(G7)峰会期间，历史性地访问了广岛，参观广岛和平纪念馆并发表演说，拥抱并抚慰核爆幸存者。这是在任美国总统首次访问美日双边关系中最为敏感的地方。在奥巴马广岛之行后，要求安倍回馈奥巴马、访问珍珠港的舆论压力在美、日都明显上升。12月5日，安倍终于宣布将访问珍珠港“慰灵”。而奥巴马政府也对日本积极配合，劝导二战老兵为国家利益放下对日本的个人怨恨，邀请老兵组织成员参加在珍珠港举行的联合吊祭仪式*William Cole, “Abe’s Pearl Harbor Visit will be a Defining Moment”, http://www.stripes.com/abe-s-pearl-harbor-visit-will-be-a-defining-moment-1.446178.(上网时间：2016年12月28日)。2016年12月26～27日，安倍访问珍珠港，先去美军烈士陵园献花，然后在奥巴马陪同下访问作为袭击珍珠港象征的“亚利桑那”号军舰纪念馆，并发表题为“和解的力量”的演说，与老兵和解性地拥抱。 总体而言，美、日历史和解获得了两国主流舆论的支持和赞赏。奥巴马访问广岛在日本赢得广泛好评，近90%的日本国民对此给予积极评价*See Mitsuru Obe & Peter Landers, “Japan’s Abe to Visit Pearl Harb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Dec. 6, 2016, p.A1 & A2.，并带动安倍内阁支持率明显上升。安倍的珍珠港之行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美国二战老兵等关键群体的支持和称赞，2015年曾对安倍国会演讲持批评态度的“巴丹老兵协会”主席也称安倍访问“令人鼓舞”*William Cole, “Abe’s Pearl Harbor Visit Will Be A Defining Moment”, http://www.stripes.com/news/us/abe-s-pearl-harbor-visit-will-be-a-defining-moment-1.446178.(上网时间：2016年12月29日)。盖洛普民调显示，1991～2016年，美国人了解珍珠港事件的比例大体不变，但称对日本持“友好”情感的则从43%持续上升到了64%；*“Fewer in U.S. See Japan as an Economic Threat”, http://www.gallup.com/poll/199115/fewer-japan-economic-threat.aspx?g_source=COUNTRY_JPN&g_medium=topic&g_campaign=tiles.(上网时间：2017年4月21日)《读卖新闻》、《日本经济新闻》、共同社等日本重要媒体的民意调查也显示，安倍内阁在国内的支持率都明显上升。如《日本经济新闻》和东京电视台在12月28～29日进行的联合调查显示，安倍内阁的支持率比11月下旬上升了6%，达到64%。而对安倍珍珠港之行的好评率达到84%，成为进一步拉高安倍内阁支持率的重要因素。*具体参见「本社世論調査内閣支持率64%に上昇 真珠湾慰霊『評価』84%」，http://www.nikkei.com/article/DGXLASFS29H4J_Z21C16A2MM8000/.(上网时间：2017年1月20日)

二、 美日“历史和解”实现突破的动因

推进“历史和解”是一种高度敏感、充满政治风险的事业，也是一种需要投入巨大政治资本、承担政治风险的战略性行动。美日同盟关系是决定不同时期美、日对于相互之间历史问题的认知和处理的关键。同盟关系的存续为美日“历史和解”提供了基本条件，而稳固和深化同盟关系的愿望则往往成为积极推进“历史和解”的动力。另外，推进“历史和解”的进程中既存在国与国之间的博弈，也充满各自国内社会政治的博弈，相互之间以及各自内部的共识建构和预期管理是其中的关键。和解进程的顺利推进需要平衡内外，兼顾正义与和解。*Jennifer Lind, Sorry States: Apologi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185-186.符合特定阶段历史条件和民意基础的适度悔过最可促进和解，“欲速”则往往“不达”。国内反对往往成为和解的重要障碍，务实、渐进的良性互动极其重要*Charles A. Kupchan, “Enemies into Friends: How the United States Can Courts Its Adversaries”,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10, pp.120-134.。美日“历史和解”的进程是在务实和善意的基础上逐步推进的。

首先，长期同盟关系所形成的“稳定和平”与“友善氛围”是美日和解进程持续推进并实现重要突破的有利条件。深度和解是官方合作与大众善意的共同作用，需要同时满足“稳定和平”与“友善氛围”两个关键因素*Yinan He, The Search for Reconciliation: Sino-Japanese and German-Polish Relations since World War I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12-14.。美日之间在历史问题上尚难称得上“深度和解”，但长期同盟关系下形成的紧密纽带、相互善意正是支持历史和解的基础条件。自冷战开始以来，美日之间一直存在着同盟关系。美国保护和扶植日本，将美日同盟作为其东亚同盟体系的支柱。而日本则奉行“脱亚入美”路线，以多种方式支持美国，在美国庇护下实现复兴。美日双方在经济、政治和安全等各方面都结成了紧密联系，有助于相互之间在历史问题上奉行战略节制，培育信任和善意。2015年皮尤的一份民调报告显示，美、日两国民众认为对方国家可信任的比例分别高达68%和75%。*“Americans, Japanese: Mutual Respect 70 Years After the End of WWII”, Pew Research Center, http://www.pewglobal.org/2015/04/07/americans-japanese-mutual-respect-70-years-after-the-end-of-wwii/. (上网日期：2016年12月2日)这也是长期以来美日双方能自觉管控在历史认知问题上的分歧，甚至愿意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推进历史和解的基本条件之一。

在长期同盟关系的润泽下，美、日社会对“珍珠港事件”和广岛、长崎核轰炸的认知都转向了和解。民调显示，1945年有85%的美国人“同意”(approve)对日本核轰炸，到2005年则降为57%。1991年有63%的受访美国人称核轰炸“正当”(justified)，有29%的受访日本人认为“正当”，到2015年，认为“正当”的分别下降为56%和14%。*Bruce Stokes, “70 Years after Hiroshima, Opinions have Shifted on Use of Atomic Bomb”, http://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5/08/04/70-years-after-hiroshima-opinions-have-shifted-on-use-of-atomic-bomb/.(上网时间：2017年1月3日)近年来，要求奥巴马访问广岛的呼声也越来越强。在2010年罗斯大使参加广岛纪念仪式时，白宫已经收到了几千封呼吁奥巴马访问广岛的信件，就连杜鲁门之孙也希望奥巴马访问广岛*Ishaan Tharoor, “Harry Truman’s Brandson Wants Obama to Go to Hiroshima”,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rldviews/wp/2016/04/12/harry-trumans-grandson-wants-obama-to-go-to-hiroshima/.(上网时间：2016年12月10日)。 对于珍珠港袭击，美日两国的解读也已经由对抗转向和平，承认对对方而言“都是一场残酷的战争”*张扬、于青：“美国隆重纪念‘珍珠港事件’70 周年”，《人民日报》，2011 年12 月9 日。。而包括一些老兵在内的美国人也越来越愿意原谅日本当年的偷袭。至于日本，安倍对美“历史和解”也获得较广泛支持。在安倍出访珍珠港前日本国内举行的民调中，有85.3%的受访者赞同安倍此访，反对者只有10.9%。*“‘Alliance of Hope’: US and Japan Leaders Meet for Historic Pearl Harbor First”,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6/dec/26/pearl-harbor-anniversary-obama-japan-shinzo-abe. (上网时间：2016年12月28日)此种民意转向，使美日政府推进“历史和解”时无需付出重大政治代价，甚至还可以借此获取政治资本。

其次，推进历史和解也是新时期管理美日同盟的不稳定性、加固美日同盟的内在要求。从其建立伊始，美日之间始终存在控制与被控制的矛盾。而二战历史的认知差异和分歧，则是导致美日同盟内在离心力的一个重要因素。美日同盟开始于美国对日本占领的不自然状态。关于二战记忆，日本国民有着浓厚的受害者意识，而核爆在日本的受害者意识中居于中心位置。即使是日本的左翼，受害者意识也是其和平主义的本质核心。*John W. Dower, “The Bombed: Hiroshimas and Nagasakis in Japanese Memory”, in Philip West, Steven I. Levine and Jackie Hiltz edits., America’s Wars in Asia: A Cultural Approach to History and Memory, Routledge, 1998, pp.27-50.“对于现代日本人来说，在重新回顾太平洋战争时，时至今日首先浮现出的印象仍然是核爆和‘特攻’”。*[日]山田朗著，李海译：《日本如何面对历史》，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66页。如何看待打败自己的美国，始终是战后日本民族主义中的重要因素。日本右翼势力对于美国的情感不仅厌恶，有时候甚至含有仇恨的一面。对于他们而言，东京审判、美制宪法和《旧金山和约》把日本恢复成为“正常国家”的可能性给牢牢地限制住了。*张云：《可控的紧张：中日美之间的认知与误认知》，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94～195页。靖国神社供奉战犯灵位本身，就是日本右翼势力对所谓的“胜者审判败者”的“东京审判”的无声抗议。其附属场馆游就馆所展示的大部分照片和实物史料大多关乎日本太平洋战争。*同上，第206～207页。而美国人意识中的二战则始于日本偷袭珍珠港。在美国人的意识中，珍珠港是外国背叛和美国为正义事业而战的代名词*Eric Johnston, “Memories of 1941 Pearl Harbor Attack Continue to Affect U.S., Japan in Asia”, http://www.japantimes.co.jp/news/2016/12/03/national/history/memories-1941-pearl-harbor-attack-continue-affect-u-s-japan-asia/.(上网时间：2016年12月6日)。在美日关系史上，围绕历史认知问题的分歧也曾多次影响美日同盟的稳固与和谐。冷战结束后，美日之间的同盟“漂流”就伴随着相互围绕历史认知问题的“道歉战”。新世纪以来，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都曾因为参拜靖国神社导致日本与东亚邻国关系严重恶化，并引发美国的担忧和不满。

贯穿整个冷战时期的美日双方对历史问题的模糊化、非敌对化处理，以及新世纪以来的“历史和解”举措，往往体现了美日双方强化和稳固同盟的意图。美国尤其需要安抚日本民众的受害者意识和民族主义情绪，将日本拴在美国的战略轨道上，以维系其东亚同盟体系。奥巴马与安倍时期的美日“历史和解”突破性进展背后，尤其彰显美日联手攘华的地缘政治考量。*陆忠伟：“安倍访问珍珠港为哪般”，《文汇报》，2016年12月13日。双方在几次演讲中都借“历史和解”一再强调和颂赞美日同盟关系的重要性。如何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冲击以及东亚安全形势的不确定性，已经成为美日共同面临的挑战。在奥巴马政府推行明显针对中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美日同盟正是其支柱。而安倍政府外交的中心议题就是如何应对中国崛起，加强和稳固美日同盟在日本成为基本共识。特朗普在选战中的出色表现及其对美日同盟的负面评论，更让安倍政府忧心忡忡。特朗普对美日关系关键领域从不掩饰不满，曾多次批评美日安保条约和美日贸易的不公平性。在2016年5月奥巴马访问广岛时，他还在“推特”中提及日本偷袭珍珠港的负面历史遗产。自民党副总裁高村正彦表示：“令人担忧的是，美国民众当中‘日本在安保方面搭便车’的论调已经扎根。不管谁成为美国总统，我们都要比以往更加努力证明，日美同盟符合双方利益，符合亚太地区利益。”*小野晋史、水内茂幸：「トランプ氏指名確実で、高村副総裁『日米同盟に懸念も』下村総裁特別補佐『パイプがない』」、『産経新聞』，2016年5月4日。从管理美日同盟发展中的不确定性出发，日本尤其需要在奥巴马任期的最后时刻抓紧推进“历史和解”，打开美日围绕“珍珠港事件”的历史“心结”，赢得美国信任，为美日同盟的长期稳定夯实民意基础。

再次，美、日相互采取了“低阶”的、不道歉的方式实现“历史和解”的突破。推进“和解”一般可以选择道歉(或反省)、宽恕、赔偿、战略安抚等政策手段*参见王高阳：“理解国际关系中的‘和解’：一个概念性框架”，《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2期，第104～129页。。但美日“历史和解”中除了一些“弱道歉”性质的“反省”话语，并没有运用这些比较正式的、高成本的政策手段。美、日和解很少像德国那样的严肃诚恳的“道歉”话语，更没有勃兰特那种标志性的“惊世一跪”。美日相互承认战争带给对方的苦难，共同吊唁和抚慰战争的受害者，高度颂赞双方“和解”和“友谊”，但都善意忽略了在政治上高度敏感的历史罪责问题，也相互放弃对方为过往暴行公开道歉的要求。美日出于稳固同盟关系考量，始终将和解对双方的政治风险考虑在内，从易入难、由低到高、小步渐进。在实现突破性进展前，美日之间在历史问题上经历了渐进的“脱敏化”过程，逐步在民众中催化和积累和解的意愿和共识，最终使得两国领导人直面最敏感的创痛变得“水到渠成”。

除了前面已经论及的相互善意和务实考量外，采用此种“低阶”和解方式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美日领导人相互道歉的条件并不成熟。其一，双方国内都存在着强大的保守势力反对“道歉”。主张“核打击正当论”的主导性历史叙事在美国社会仍然强大，领导人发表任何有悖此种叙事的言行都会付出政治代价。奥巴马访问广岛前，就有不少评论将之视为又一次“道歉之旅”*Callum Borchers, “Obama’s Trip to Hiroshima, and the Looming ‘Apology Tour’ Narrative”,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the-fix/wp/2016/05/10/obamas-trip-to-hiroshima-and-the-looming-apology-tour-narrative/?utm_term=.04a944d91416. (上网时间：2016年5月11日)。奥巴马在广岛道歉可能使日本国内反核、反战势力获得鼓舞而变得激进化，这并不符合安倍所代表的日本保守派的意愿。安倍政府对美国道歉也同样面临着与奥巴马相似的阻力。此外，美日还需担心相互“道歉”将引发在政治上难以承受的道歉“连锁反应”。姑且不论日本在亚洲邻国中面临的道歉压力，美国也还没有为一系列历史罪行道歉，如越南战争中留下的橙剂、支持智利的政变、参与奴隶贸易、入侵伊拉克等等。*Adam Taylor, “It’s Not Just Hiroshima: The Many Other Things America Hasn’t Apologized for”,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rldviews/wp/2016/05/26/the-things-america-hasnt-apologized-for/?utm_term=.770026e03815.(上网时间：2016年5月27日)美日双方强大“反道歉”势力的制约，意味着任何一方的“道歉”都将在国内遭遇舆论批评，并导致另一方陷入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任何一方向对方提出“道歉”要求，马上就会遭到对方国内保守势力的猛烈抨击而引发外交纷争。其二，双方实际上都缺乏要求对方正式道歉的道德确定性和正当性。日本偷袭珍珠港为背信弃义，对东亚邻国的战争罪行也当然可憎。但美国在二战期间以及战后处理中也非清白无辜，在东京等地的大轰炸、对广岛与长崎的核打击，至少在日本人看来也同样罪孽深重。美国主导下的东京审判和《旧金山和约》，受到美国一己私利的影响而严重损害了道义和公正，实际上压制了在人员和财物损失上多于美国数十倍、数百倍的亚洲各国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要求*关于东京审判和旧金山媾和的不公正性的相关论述，可参见[日]大沼保昭著，宋志勇译：《东京审判·战争责任·战后责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6～21、29、91～92页。。如在东京审判中，731部队、慰安妇、对重庆等地的无区别轰炸、天皇罪责等一系列议题，都因为涉及到美国的利益和形象而被审判者剔除在外*Jerry Delaney, “Hiroshima, My Father, and the Lie of U.S. Innocence”, May 9, 2016, http://foreignpolicy.com/2016/05/09/the-japanese-war-crime-trials-and-the-lie-of-u-s-innocence-hiroshima-bombing/.(上网时间：2016年5月11日)。不仅如此，日本还一再见证战后美国对外行为中的非正义的一面。日本难免产生美、日在道义上“半斤八两”、“五十步笑百步”的认知。美日之间由此形成“不道义的平等性”，互为施害者和受害者。

最后，实现“历史和解”的突破性进展，源于美、日两国领导人的外交理念和执政使命。以奥巴马时期的历史和解为例。奥巴马的对日历史和解立场与其自由主义理念相合，“和解”外交是奥巴马试图留下的重要外交遗产。奥巴马高举“转变”大旗上台，致力于在国内外“重塑历史的弧度，使之趋向正义”。*相关表述可参见[美]马丁·英迪克、李侃如、迈克尔·奥汉隆著，赵天一译：《重塑历史：贝拉克·奥巴马的外交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11页。作为马丁·路德·金和曼德拉的追随者，他认为和解和建立信任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互相承认错误和不恰当地使用暴力而实现的*Robert E Kelly, “The Huge, Strange Coalition Opposed to an Obama Apology at Hiroshima”, http://nationalinterest.org/blog/the-buzz/the-huge-strange-coalition-opposed-obama-apology-hiroshima-16044. 上网时间：2016年5月7日。。此外，奥巴马政府还积极塑造美国反战、反核的形象。2009年，奥巴马就因倡导“无核世界”理念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无论从和解外交还是反战反核来看，访问广岛、表达和解和反核意愿，对奥巴马而言都有重要象征意义。对安倍政府而言，高调推进美日“历史和解”，可以进一步在历史问题上改变被动局面和历史修正主义形象。2013年安倍再次执政后的历史修正主义言行，无论在东亚还是西方都引发了广泛批评，即使向来亲日的西方主流舆论也将安倍描绘成“历史修正主义者”、“右倾”、“民族主义者”等负面形象*参见汪舒明：“西方主流舆论对安倍政府历史修正主义的认知”，《国际关系研究》，2015年第3期，第88～93页。。为扭转在国际舆论中的不利局面，安倍政府转向有限和解立场，与中、韩等国就管控或消解历史纷争达成相关协议。在与东亚邻国尚未实现“历史和解”之前，对美实现“历史和解”的突破，正是安倍政府摆脱其有损形象的历史修正主义标签的举动。*Ayako Mie, “Abe’s Pearl Harbor Visit Rooted in Pragmatism amid Uncertainties Surrounding Trump”, http://www.japantimes.co.jp/news/2016/12/06/national/politics-diplomacy/abes-pearl-harbor-visit-rooted-pragmatism-amid-uncertainties-surrounding-trump/#.WEadMHqECP0.(上网时间：2016年12月8日)

三、美日“历史和解”突破性进展的影响

消解历史结怨通常都需要经历长期、曲折的进程。美日之间真正消除历史结怨也尚需时日，甚至可能出现反复，但美日毕竟在“历史和解”中实现了突破性进展。即使今后美日之间在历史问题上再生嫌隙，但只要同盟关系大体稳定，其冲击将趋于弱化。

这一进展将使美日同盟的情感“短板”得以部分弥补、价值观基础得以强化、民意基础得以夯实。对于美日同盟而言，“历史和解”是稳定和深耕美日关系的外交重头戏，有“拔刺”、“疗伤”、承诺和认同等功能。在各自社会民意的支持下，美日两国最高领导人直面历史，相互高调访问曾给对方带来苦难的象征性场所，打破了美日关系中的“禁忌”，使之“脱敏”，这将容许美日双方联合处理共同历史中最敏感的部分，进而拔除美日同盟构架中长期存在的一根“刺”。正如安倍所言：“以后的首相，把珍珠港作为历史一幕就可以了”*吕德胜：“历史不能成为交易的筹码”，《解放军报》，2016 年12月28日。。珍珠港事件以及广岛核爆炸从此由带有政治和情感敏感性的集体创伤记忆，而转变成日渐遥远、情感因素日渐淡漠的历史。双方领导人相互承认对方遭受的苦难，共同“慰灵”，相互展现宽恕和尊重，有着抚慰集体心理创伤的功能。美日领导人不同程度地表达“悔悟”、“反省”的话语，也包含了相互之间不再重演敌对和战争的“悲剧历史”的期许和承诺，促进相互信任。此外，通过将战后美日关系演进描述为一个化敌为友、并肩携手的进程，美日还以忆苦(敌意和战争)思甜(友好和同盟)的方式，提升两国社会对同盟价值的体认。从长期来看，“历史和解”将为美日同盟筑起一道“防波堤”，有助于其抵御短期政局变动、领导人更替和内部摩擦等带来的冲击。

但对于东亚安全环境而言，美日“历史和解”恐非佳音。一方面，它可以为日本右翼进一步挣脱“战后体制”提供更加有利的国内外环境。借助美日“历史和解”，安倍向美欧展示了自己的“和解”形象，强调了战后日本的和平民主转向，宣传了所谓的“积极和平主义”，有助于减少美欧对日本修宪、扩军的顾虑，赢得更多的信任。而美、欧对“积极和平主义”的信任，也可以以外促内，促动日本国内民意进一步脱离“和平主义”。无怪乎有评论将安倍访问珍珠港之举视为精明的“掩盖鹰派意图的鸽派行为”*樱井让士：“安倍为何访问珍珠港？”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0740#s=d.(上网时间：2016年12月27日)。与力推美日“历史和解”几乎同步进行的，却是安倍政府针对中国的对抗之举升级，包括进一步提高日本国防预算、扩充军事实力、加强在钓鱼岛海域的力量部署、积极介入和煽动南海海权争端、提升日台关系等。有了美国这个坚定盟友，日本在东亚安全中的行为可能将变得更具挑衅性和冒险性。安倍在大唱和解、和平高调的同时，却在背弃广岛的和平主义遗产。*Jonathan Soble, “Japan’s Leader Defies Legacy of Hiroshima”, International New York Times, May 28-29, 2016, pp.1-2.另一方面，它还将对基于战后安排的东亚国际秩序带来新冲击。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无视二战后期国际社会关于东亚国际秩序的安排，出于一己私利一再修正东亚国际秩序，包括有损国际公义的对日战后清算、无视中国等亚洲受害国权益的对日媾和、扶植日本、将钓鱼岛等他国领土私授日本等。美日“历史和解”导致二战相关战争行为的道义性和正当性的进一步模糊化，将削弱战后东亚国际秩序赖以存续的历史认识和国际规范基础。

美日“历史和解”的条件和环境全然不同于日本与东亚邻国的情况，无法为东亚历史和解提供示范。在日本舆论中，认为美日和解可以为东亚国家处理历史纷争提供“示范”的观点不乏其例。《日本经济新闻》社论中就希望美日历史和解可以成为东亚国家克服过去、构筑面向未来的关系之契机。*「(社説)日米和解をアジア安定に生かそう」、『日本経済新聞』、2016年5月28日、第1面。日本著名学者、安倍智囊团的中国问题专家川岛真断言，“如果日中之间也拿出日美之间举行的‘和解’方案，日中之间也可望实现同样的活动。如果一定先要‘谢罪’，估计奥巴马访问广岛和安倍访问珍珠港都不会实现吧。”*川岛真：“安倍访问珍珠港的考虑”， http://www.zaobao.com/forum/views/opinion/story20161220-704189.(上网时间：2016年12月27日)《产经新闻》评论文章称安倍与奥巴马的和解外交使“日美间围绕历史的对立今后应不复存在”，这将“迫使中韩理解宽容的价值”*阿比留瑠比：「寛容の価値、中韓に迫る」、『産経新聞』、2016年12月29日、第1面。。但日本与东亚邻国之间缺乏美日那样的相互信任，也尚缺社会层面的善意，甚至还普遍存在领土纠纷、情感对立和安全竞争，相互之间施害者与受害者的道义非对等性明显。加害者不仅不愿承认加害历史事实，还经常对其加以美化。因此，日本与东亚邻国要诉诸美日类型的“低阶”、不道歉的和解方式并不现实。就连倡导美日间实施不道歉和解的松尾也强调，日本对亚洲必须先承认曾是“加害者”这一简单的事实，再将“历史问题”之“刺”拔出。*松尾文夫：「日米版『ドレスデン』の和解の提案 ブッシュ大統領にヒロシマで花束を手向けてもらおう」、『中央公論 特集·戦争責任、60年目の決着』、中央公論新社、2005年9月号。林德也认为，和解起步无需悔罪，但真正的和解也许需要国家直面过往暴行并为之赎罪。避免否定和颂扬过往暴力尤其是向前的重要一步。*Jennifer Lind, Sorry States: Apologi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p.189 ; p.180.2015年底，韩、日在美国撮合下勉强达成了关于慰安妇问题的协定。日本并未显示充分的致歉诚意，而协定也未获得韩国民意的足够支持。因此，这一协定不仅未能实现“历史和解”，反而导致了两国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再次加剧。

美日和解不仅无法为东亚和解提供示范，反而将从几个方面损害东亚历史和解。其一，它有助于掩盖日本是亚洲各国加害者的事实，帮助日本洗脱战争罪行，让日本更不愿真心反思历史。借助奥巴马访问广岛之举，日本改变了加害者形象，并使其受害者角色定型。*参见陆忠伟：“基于现实考量的凭吊”， 《文汇报》，2016 年5 月18 日。在奥巴马访问广岛当天，《产经新闻》发表评论员文章，称“日本受害者形象的提高，就会使分离日美的这张加害者牌不好用”。*湯浅博：「オバマ大統領広島訪問は中国の歴史「加害者」カードを砕く一撃だった」、『産経新聞』、2016年5月28日、第3面。其二， 给日本带来让亚洲邻国也对之“宽容”、放弃“道歉”要求的幻想。受害者角色加强和借此迫使邻国“宽容”日本的臆想都将导致日本与邻国历史和解的动力减弱，进而与东亚邻国在日本真诚“谢罪”问题上产生更难弥合的鸿沟。因此，美日的“低阶”和解方式，恰恰可能对东亚历史和解产生负面效应。其三，美日“和解”有助于日本在东亚的“历史问题”国际统一战线上打开一个关键缺口。长期以来，美国曾是反对日本历史修正主义国际统一战线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这难免让习惯于恃强凌弱的日本右翼“投鼠忌器”。随着美日走出“历史和解”的关键步骤并达成相互谅解，美国将进一步对东亚的历史纷争持“隔岸观火”的态度，而日本保守派则将减少历史问题上“腹背受敌”的顾忌。2016年底，在陪同安倍赴珍珠港“慰灵”之后，日本防相稻田朋美马上参拜靖国神社。在日本的东亚邻国为此感到愤怒之际，美国则对此种明显有悖“和解”精神的举动轻描淡写，表示希望东亚国家通过对话友好解决分歧。访问珍珠港之后，安倍政府就驻韩使领馆前设置慰安妇像问题以超强硬政策向韩国施压、公然支持中学体育教育中推广“刺枪术”等都显示，日本不仅未能将“和解”精神扩展到那些更需要和解的东亚邻国，反而奉行强硬路线。

结 论

美日“历史和解”经历了漫长的积累进程，并于奥巴马第二任期明显加速，实现了突破性进展。长期同盟关系下双方社会情感和历史认知的逐步变化，为这一进程的推进提供了基本条件。这一和解进程充满现实利益考量，以稳固和强化美日同盟为主要目标。它以双方“不道义的平等性”为基础，实现了没有道歉的“低阶”历史和解。“历史和解”可以为美日同盟提供更加坚实的民意基础，但它未必有利于东亚的和解、和平与安全。相反，它将为安倍政府在防务安全领域的强硬路线提供更加宽松的国内外环境，也将进一步对东亚国际秩序带来冲击。美日“低阶”和解方式也很难成为解决东亚历史纷争的典范。相反，它可能带来负面效应，加剧日本和东亚邻国间的预期鸿沟，并在反对日本历史修正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中打开一个关键缺口，给东亚历史纷争增加新的复杂性。继东京审判和《旧金山和约》之后，美国再一次以牺牲东亚国家利益和历史正义为代价，与日本在历史问题上做了一次交易。○

(责任编辑：孙茹)

* 在本文的撰写和修改过程中，《现代国际关系》编辑部和匿名评审专家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焦世新副研究员也提出了建设性建议，作者对此深表谢意，文责作者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