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印度政治发展趋势及其影响

王世达 杨 瑞

近期印度政治发展趋势及其影响

王世达 杨 瑞

2017年3月，印度总理莫迪率领印度人民党(印人党)在新一轮地方选举中获得大胜，特别是以绝对优势赢得具有“印度大选风向标”之称的北方邦议会选举。此前，印人党已经在2014年人民院(印度议会下院)中赢得简单多数，结束了印度过去30年的联盟政治局面。目前，印人党在联邦政府和地方政权两个层面不断走强，一党独大地位更加凸显，国大党、地方政党、左翼政党等反对党短期内均难以与之抗衡，莫迪2019年连任总理可能性抬升。印度以上政治发展趋势背景复杂，偶然因素与内在逻辑并存，这将深刻影响印度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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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王世达，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东南亚及大洋洲所所长助理，主要从事南亚问题研究；杨瑞，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学院印地语教师，主要从事南亚问题研究。

2014年5月，印人党以极大优势赢得人民院选举，强人莫迪出任印度总理，结束了印度过去30年因单一政党无法获得多数议席而被迫组织联合政府的局面。此后，印又举行了若干次地方议会选举，印人党虽然有败绩，但整体强势上扬势头不减，特别是2017年3月以极大优势掌控政治地位极为重要的北方邦。目前，印度政坛已由国大党、印人党和“第三势力”三足鼎立转变为印人党一党独大局面，莫迪2019年连任前景看涨。

一

近年来，莫迪带领印人党持续走强，不仅强势掌控印度人民院，还在印地方议会选举中不断攻城略地，特别是掌控诸多人口大邦；印度老牌政党国大党则屡战屡败，短期内难以单独与印人党抗衡；地方政党和左翼政党虽仍能保住部分邦控制权，但已不具备作为印度政坛独立一极的实力。

第一，印人党在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强势上位，一党独大地位持续巩固。印人党前身为“印度人民同盟”(BJS)。1980年，该党正式成立，1984年首次参加人民院选举，仅获得2个席位。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人党势力发展迅速。1996年，印人党首次成为人民院第一大党并出面执政，但因为缺乏议会多数支持，其政府仅仅维持13天。1998年，印人党领衔“全国民主联盟”赢得人民院选举，后因盟党撤销支持而导致联合政府13个月后倒台。在1999年人民院选举中，印人党赢得该党成立以来最多的183席，“全国民主联盟”共斩获303个议席，随即组阁并完成5年任期，成为印度独立以来第一个完成任期的非国大党政府。在2014年人民院选举中，印人党一举赢得全部543个议席中的282席，不仅成为1984年以来首个赢得人民院简单多数席位的政党，更是打破了印度建国以来只有国大党有能力赢得过半议席的历史。因此，印人党一党即可出面组阁，而其领衔的“全国民主联盟”共获得336个席位，可谓“锦上添花”，进一步强化了其政治地位。因此，印人党本届任期在议会民主政治框架内应该不会面临其他政党的有力挑战。*“Election Results 2014: Historic Win for NDA with 336 Seats, 282 for BJP”, Firstpost,http://www.firstpost.com/politics/election-results-2014-historic-win-for-nda-with-336-seats-285-for-bjp-1526377.html.(上网时间：2016年12月1日)

在地方层面，截至2017年3月，印人党得已在印度全部29个邦中的17个单独或者联合执政。其中，印人党人选出任13个邦首席部长，包括阿萨姆邦、恰蒂斯加尔邦、果阿邦、古吉拉特邦、哈里亚纳邦、贾坎德邦、中央邦、马哈拉施特拉邦、曼尼普尔邦、拉贾斯坦邦、北方邦、北阿肯德以及伪“阿鲁纳恰尔邦”，此外还在查谟和克什米尔邦、那加兰邦、安得拉邦和锡金邦与其他政党联合执政。其中，北方邦、拉贾斯坦邦和哈里亚纳邦等均为人口众多、政治意义重大的大邦，北方邦更是人口超过2亿，在人民院占据80议席(共545席)，历来具有“印度大选风向标”之称。印媒普遍分析认为，莫迪带领印人党赢得北方邦选举，已经在2019年全国大选中“赢得先手”。此外，印人党政治影响力从传统上的西部一隅向全印度拓展，已经成为真正意义的全国性政党。

第二，国大党2014年人民院选举以来屡战屡败，政治地盘持续缩水。作为印度老牌政党，国大党领导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和争取印度独立的斗争。自1947年印度独立以来，国大党长期是印度政坛的主导性力量。统计显示，截至2015年，印度共举行10多次人民院选举，国大党在其中6次赢得绝对多数，另有4次联合盟党赢得执政地位，领导中央政府时间共计49年，多达7位总理出身该党。然而，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大党近年来却在各类选举中屡屡受挫。在2014年人民院选举中，国大党遭遇历史最大败绩，仅获44席，为上届席位的1/5，占议会席位不足1/10，系该党自印度独立以来的最差表现。根据印度法律规定，政党必须在人民院赢得1/10席位(54席)才能成为“正式反对党”。由此可见，国大党从印度独立后长期把持中央及地方政权，到沦为依赖联盟政治维持执政地位，如今已不足以成为“正式反对党”。

在地方层面，国大党近年来同样连遭败绩，丧失很多邦的执政地位。2013年，国大党在人口大邦拉贾斯坦邦选举中仅获21席，占总席位的1/10(共200席)，比上届减少74席。在2014年先后举行的安得拉邦、哈里亚纳邦、马哈拉施特拉邦和恰尔肯德邦地方议会选举中，国大党均表现不佳，特别是失去了作为其及盟友长期阵地的马哈拉施特拉邦和哈里亚纳邦，地方政治地盘遭到印人党严重挤压。2016年，国大党在地方选举中接连丢失阿萨姆邦和喀拉拉邦，地方政治版图进一步缩水。2017年，印度举行北方邦、北阿肯德邦、旁遮普邦、曼尼普尔邦和果阿邦五邦选举，国大党仅在旁遮普邦保住了多数席位，其余四邦均为印人党单独或联合其他政党执政。*“Assembly Election Results 2017: 3 Out of 5 States will have a BJP CM, Manipur Hangs in Balance”, Firstpost, http://www.firstpost.com/politics/assembly-election-results-2017-4-out-of-5-states-that-went-to-polls-will-have-a-bjp-cm-running-the-show-3331724.html.(上网时间：2017年3月16日)截至2017年3月，国大党以简单多数执政的邦仅剩下旁遮普邦、喜马偕尔邦、卡纳塔克邦、梅加拉亚邦和米佐拉姆邦。其中，除了卡纳塔克邦及旁遮普邦之外，剩余邦均为位置相对偏僻、选民数量不多、政治意义一般的中小邦，在印度地方政治中的尴尬地位可见一斑。

第三，“第三势力”势头受挫，制衡能力有所下降。在印度历次选举中，主要由地方政党组成的第三势力作为印度政坛的独立一极，往往能对国大党和印人党这两大全国性政党构成强力掣肘，甚至“四两拨千斤”，成为“造王党”。但近年来该势力缩水严重。在2014年人民院选举中，地方政党仍然赢得印度南部和东部邦所占人民院众多议席。其中，在安得拉邦所占人民院25个议席中，“泰卢固之乡党”赢得15席；在泰米尔纳德邦所占39个议席中，“全印安纳德拉维达进步联盟”赢得37席；在西孟加拉邦所占42席中，“草根大会党”赢得34席。但在印度西部和北部地区，一些地方政党几乎全部沦陷，所占人民院议席遭印人党强势控制。例如，在北方邦所占人民院80个议席中，印人党赢得71席，两大地方性政党则一败涂地：“社会主义党”仅获得5席，“大众社会党”全军覆没。再如，比哈尔邦人口过亿，所占人民院议席多达40席，本土政党同样表现不佳，民族人民党仅获4席，人民党(联合派)仅获2席，印人党则赢得22席。

此外，过去长期是“第三势力”中坚力量的左翼政党加速衰减。以印度共产党和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左翼政党曾经在印度政坛发挥显赫作用。然而，印共和印共(马)如今已经丧失全国性政党地位，沦为地方性政党，而且没能保住在地方邦的执政地位。例如，西孟加拉邦曾经长期是印度左翼力量的大本营，印共(马)在该邦执政长达34年，可谓世界范围内共产党通过议会民主选举上台执政的最长纪录。然而，2011年，在该邦议会选举中，草根大会党赢得294席中的184席，印共(马)仅仅获得40席，印共仅为2席，左翼政党由此丢失该邦执政权。2016年，草根大会党赢得293席，强势成功连任，而左翼阵线联盟仅获30席。

二

自2014年赢得人民院选举简单多数以来，印人党正在印度政坛开启一个新的时代，凭着一党之力彻底改变过去30年以“联盟政治”、“悬浮议会”为主要特点的印度政局。这种政治变局的形成具有多重原因，其中既有强人莫迪等偶然因素，更有印度经济和社会发内在逻辑。

第一，印度社会高度聚焦发展议题，“莫迪旋风”热度长久不衰。1991年，印度政府宣布启动经济改革，放松对工业、金融等部门的管制，取消许可证制度，释放经济活力，在短时间内实现了较快经济增长。在2004～2014年国大党执政期间，上一轮经济改革红利逐渐耗尽，新一轮经济改革又因为联盟政治严重内耗而难以实质性推进，这导致印度经济发展势头减缓，GDP增长率在5%左右徘徊，就业创造能力不足，民众生活改善有限。*World Bank,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KD.ZG?locations=IN.(上网时间：2017年3月7日)在此情势下，印度社会迫切需要一个强势领导人打破各类体制性发展藩篱，带领印度加速经济起飞。这一社会土壤显然为强人莫迪提供了充分的施展空间。早在担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期间，莫迪一心一意谋发展，创造了“古吉拉特奇迹”。2015年7月，笔者造访该邦时得知，尽管该邦人口和面积只占印度的5%左右，但经济贡献巨大，如占印度出口总值25%，制造业13%，港口运量40%以及GDP的7.5%，等等。工业增长率多年高达15%，特别是制药和汽车工业非常发达。*以上数据为2015年7月笔者造访古吉拉特邦的艾哈迈达巴德和甘地纳格尔等城市期间与当地政府官员交流所得。古邦因此被誉为“印度的广东”、“印度改革的试验田”。该邦官员、学者等社会精英普遍认为，莫迪对此居功至伟：古邦政府各部门沟通顺畅，为投资者提供便利快捷服务，设立专门的“工业拓展局”吸引外资；信奉“小政府、大治理”理念，保证高效行政；重视高等教育，通过印度技术学院和国家设计学院等顶尖学府培养高素质劳动力，为工业发展提供长期智力支持；将公司雇员分为两类，即不能解雇的工人和可以解雇的合同工，创造性解决了苛刻《劳工法》制约企业扩大生产规模的难题，等等。

2014年，莫迪出任印度总理，随即推出以市场化和吸引外资为核心的第二轮经济改革，例如先后提高国防、铁道和保险等行业的外国直接投资上限，吸引外资更多介入印度经济发展；撤销计划经济色彩明显的“计划委员会”，代之以提供咨询为主、央地充分参与的“国家转型委员会”。2016年8月，印度议会两院通过了商品及服务税法案(GST)。此举对印度经济改革意义巨大，堪比当年取消许可证制度。GST要义在于在印度中央和地方建立简单明了、统一执行的消费税体系，改变目前央地重复征税、各邦税率千差万别的现状，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最终建立了全国统一大市场。此外，莫迪政府还先后推出了“初创印度”、“印度制造”、“技术印度”、“智能城市”以及“数字印度”等诸多发展理念。以“初创印度”为例，该计划旨在激励印度的创业精神，以政策优惠推动技术创新，促进印度民众创业，助力经济发展。莫迪上述举措都是立足经济社会发展现状，释放经济发展活力，因此受到印度主要社会阶层的广泛欢迎。可以认为，近来莫迪带领印人党连选连胜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印度民众普遍希望其能在印度全境复制“古吉拉特奇迹”，提振经济发展，改善民众生活。例如，在2014年人民院选举中，印人党并未如以前一般刻意煽动教派情绪，没有过分强调在阿逾陀巴布里清真寺废墟上修建罗摩神庙，而是主打“惠民牌”，强调包容性发展，并就改善民生做出一系列承诺，如发展基础设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保障农业用水等等。

莫迪“不粘锅”的清廉形象与不少印度政客深陷贪腐丑闻相比也大相径庭。莫迪工作勤勉，滴酒不沾，没有传出任何贪腐丑闻，这为其赢得了广大下层民众和青年群体的支持。此外，莫迪习惯用推特等社交新媒体与民众频繁互动，这一无缝衔接的沟通方式绕过了繁缛的官僚体系，极大提升了莫迪在民众中的亲和力和认可度。2016～2017年间，印人党在地方选举中屡有斩获与其大打“莫迪牌”密切相关，即不推出首席部长人选，直接以莫迪之名展开地方竞选。

第二，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潮强势复兴，助推印人党水涨船高。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潮强势复兴，主张恢复印度教在印度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即建立“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和一种文明”。1989年，印人党决定将“印度教价值观”(Hindutva)*“Hindutva”直译为“印度教性”，可理解为“印度教价值观”。印度国内对此概念也解释不一，有学者则认为这是一种印度教原教旨主义，有意在印度实行印度教一统天下。印度最高法院曾在1995年作出裁决，认为“印度教价值观”是一种生活方式，而非一种宗教。国内有学者认为，“印度教价值观”公开宣称将印度建设成为具有印度教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国，但其本质却是要恢复印度教在印度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并规范所有印度民众的行为。作为全党指导思想。在这一社会环境下，印人党、“世界印度教大会”和“国民志愿团”等各类印度教组织加速发展壮大，并不断行动发声。早在20世纪80年代，世界印度教大会发起了“阿逾陀罗摩庙运动”，要求在北方邦阿逾陀推倒原有的巴布里清真寺，并在原址修建罗摩神庙。印人党积极支持这一活动，将此作为吸引印度教徒、扩大自身影响力的重要手段。1990年9月，印人党组织了规模浩大的“战车之旅”(Ram Rath Yatra)，时任领导人阿德瓦尼指责当时政府“一味取悦穆斯林”、“无视印度教徒的诉求”。参与行军的印度教徒与当局准军事部队冲突长达3天，导致多名印度教徒死亡。此事引爆北方邦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两大族群之间的暴力冲突，严重激化了业已存在印度教民族主义情绪。但印人党却最终在这场政治斗争中打出了名声，壮大了队伍。此后，印人党通过撤销对时任辛格政府的支持，迫使印度提前大选。在随后的选举中，印人党不仅在人民院赢得120个席位，还在北方邦邦议会赢得多数地位。1992年12月，国民志愿团、印人党和世界印度教大会等再次组织大型游行，超过10万支持者参加，并最终摧毁了历史悠久的巴布里清真寺。此后几周，印度全境爆发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激烈冲突，导致超过2000人死亡。然而，摧毁阿逾陀巴布里清真寺却再次扩大了印人党政治基础。在1996年人民院选举中，印人党斩获161席，首次成为议会第一大党。由此可见，印人党当年正是借助强力复兴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潮而崛起于印度政坛。此外，同属于印度教“同盟家族”*“同盟家族”系众多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的联盟，由国民志愿团组发起。该联盟包括了一系列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各个组织彼此独立运作，其宗旨和活动不尽相同。(Sangh Parivar)的国民志愿团、世界印度教大会及其各类附属组织不断发声，组织活动推广“印度教价值观”，彼此联系不断强化。例如，国民志愿团从印人党初创时期就不断为其呐喊助威，在历次选举中更是全力动员其成员和支持者参与竞选活动，保证印人党获得相对较高的投票率。

第三，印人党立足种姓政治现实，竞选策略高效得力。在主打发展牌的同时，印人党立足当前印度种姓政治仍然大行其道的基本事实，制定了极具针对性的竞选策略。具体说来，为了拓展选民基础，印人党在稳固传统高种姓及城市中上阶层基本盘的同时，对穷人和农民给予更多关注，争取表列种姓(Scheduled Castes)、表列部族(Scheduled Tribes)以及“其他落后阶层”(Other Backward Class)等群体支持。这在2017年北方邦选举中表现尤为突出。印人党负责此次选举的首席战略家认为，高达95%的选民在投票时仍然会考虑候选人的种姓出身。*“12 Key Things I Learnt on the Campaign Trail in Uttar Pradesh”, http://www.dailyo.in/politics/up-assembly-polls-2017-narendra-modi-akhilesh-yadav-rahul-gandhi-mayawati-communal-politics/story/1/15768.html.(上网时间：2017年4月7日)社会主义党和大众社会党为北方邦两大强势地方政党。社会主义党在当地低种姓群体中影响很大，但其核心支持者是约占当地人口10%的亚达夫人(Yadav)；大众社会党在达利特群体(Dalit)中获得支持，但其核心支持者则是约占当地人口10%的恰玛尔人(Chamar)。在竞选过程中，社会主义党依旧拉拢亚达夫人，大众社会党照样依赖恰玛尔人。在此情势下，印人党采取了针对性极强的竞选策略：针对社会主义党，印人党指责社会主义党只关心亚达夫人的利益，从而拉拢了包括帕西人(Pasi)等“其他落后阶层”中非亚达夫人的支持*“Chasing the Dalit Vote in U.P.”, The Hindu, http://www.thehindu.com/opinion/op-ed/chasing-the-dalit-vote-in-up/article5989868.ece.(上网时间：2017年4月7日)；针对大众社会党，印人党向达利特群体宣传大众社会党只关心恰玛尔人的利益，从而拉拢了恰玛尔人之外的大量达利特群体支持；针对社会主义党与国大党结盟竞选并拉拢穆斯林选民，印人党向占人口多数的印度教徒宣传上述两党结盟只是为了扩大穆斯林的政治空间，并指责亚达夫政府执政期间给予穆斯林以特殊关照，以激起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印度教信众的不满。此外，大众社会党为拉拢穆斯林选民而推举高达97名穆斯林候选人，更成为印人党抓住不放的把柄。*“A Chief Minister Like Yogi”, Indianexpress, http://indianexpress.com/article/opinion/columns/a-chief-minister-like-yogi-adityanath-uttar-pradesh-4596874/.(上网时间：2017年4月1日)印人党通过以上手法，同时孤立了大众社会党、社会主义党和国大党三大对手，在继续拉拢婆罗门等传统高等种姓支持的同时，成功拉拢了“其他落后阶层”及达利特群体中的相当支持，成为北方邦选举中的最大赢家。*“From Edentity to Economics: How the BJP is Changing Indian Politics”, https://scroll.in/article/831575/from-identity-to-economics-how-the-bjp-is-changing-indian-politics.(上网时间：2017年4月1日)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印人党还成功消除此前“废钞”政策的负面影响，彰显其高超的选举技巧。具体说来，2016年底，莫迪突然宣布实施“废钞”政策，限期停止流通500和1000两种面值的卢比，两者合占印度现金流通量的86%。*“It’s Demonisation that Won, not Demonetisation: Kapil Sibal”, The Times of India, http://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india/its-demonisation-that-won-not-demonetisation-kapil-sibal/articleshow/57857769.cms.(上网时间：2017年4月1日)印度国内外媒体曾广泛认为，莫迪此举给民众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影响经济正常运行，将对其政治生命产生严重负面影响。然而，在北方邦竞选中，莫迪团队刻意淡漠“废钞”一事，避免被拖入有关此事利弊的无休止辩论中。一旦无法避免提及此话题时，莫迪团队会反复强调“废钞”旨在反腐，“让巨额现金来源不明的人自食其果”，出乎意料地赢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成功将“废钞”从“不符合经济规律”、“损害民众生活”转变为“符合民众利益的反腐败行动”。

三

在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印人党在印度政坛的独大地位持续巩固，并有望赢得2019年大选，进而较长时间执政联邦政府。这一政治格局和趋势将对印度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第一，将部分扫除印度经济发展内部障碍，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活力。如前所述，印度政府1991年启动经济改革，由计划经济向自由市场转型，鼓励私营经济部门，吸引外来投资。就印人党而言，该党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更趋支持全球化和自由市场经济，频繁在竞选纲领中号召吸引外国资本介入私营部门。印人党执政期间秉持自由市场经济政策，大幅撤销许可证制度，推动国有企业私有化，并采取关税减免政策，吸引大量外资公司入驻印度，甚至引发左翼政党和国民志愿团的不满。然而，印度经济活力的进一步释放面临诸多体制性障碍。印度国会通过GST只是为发展经济扫除了“三座大山”中的一座，至今仍然面临苛刻的《劳工法》和《征地法》制约。印度《劳工法》非常严厉，如其规定：即使有些员工不胜任工作岗位，印度企业也很难予以解雇。由于担心在业绩下滑或者整体经济环境不佳情况下因不能解雇员工而破产，印度企业即使在经营环境良好情况下也不愿雇用大量劳动力扩张生产，而是将很多订单分包给作坊式的中小企业，这严重制约了印度产业规模化发展，导致生产效率迟迟难以提升，资源浪费严重。世界银行报告指出，印度《劳工法》是世界上最为严格和复杂的同类法律，限制了该国制造业发展和扩张。印度当局若能改革现行法律，将有助于吸引更多劳动密集型产业，进而创造大量就业机会。

在《征地法》议题上，印度实行土地私有制，70%左右的土地为私人所有，另有大约30%土地系政府控制或者产权不清晰。现行《征地法》规定，若征用土地用于私营项目，必须首先征得80%受影响家庭的同意，若征用土地用于公私合营项目则需要70%以上土地所有者同意。类似规定显然制约印度大规模工业化以及吸引外资进入。在此情势下，莫迪政府已经提议通过《土地征用法修正案》，提议在基础设施、工业走廊等用地项目中取消表决环节，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和工作岗位等。2015年，莫迪政府在人民院推动《土地征用法修正案》，但面临国大党等反对党的强烈反对，后者指责此举“反农民”、“反穷人”，法案最终止步于联邦院。尽管印人党在2014年人民院选举中赢得简单多数，但在代表地方利益的联邦院仍处于少数地位。印度联邦院最多可达250个席位，目前印人党占据56席，其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共有74个席位，国大党则有59席位。*“Can Uttar Pradesh Election Victory Solve BJP’s Rajya Sabha Woes?”, http://www.livemint.com/Politics/LTOZLUuFDsYLQ4i1RW8xJK/Can-Uttar-Pradesh-election-victory-solve-BJPs-Rajya-Sabha-w.html.(上网时间：2017年4月6日)鉴于联邦院议员每两年改选1/3，主要从邦议会成员选举产生，印人党随着赢得更多邦议会选举，未来有望逐渐改变在联邦院的议席对比，为通过《土地征用法修正案》等经济改革相关法律保驾护航。

第二，印度教民族主义持续抬头，或将激化宗教矛盾，甚至引发暴力冲突。鉴于印人党“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民粹主义经济社会主张”这一“双轮驱动”的竞选策略近年来屡试不爽，该党未来继续这一趋势的可能性很大。这突出表现在印人党赢得北方邦选举后提名印度教神职人员阿迪提亚纳特担任该邦首席部长。阿迪提亚纳特曾经长期担任北方邦议员，经常发表印度教民族主义激进言论，还被指控煽动教派冲突。例如，2005年，阿迪提亚纳特在北方邦组织旨在促使基督徒等皈依印度教的“净化运动”，据称在一次活动中就促使1800名基督徒皈依印度教。2017年3月，阿迪提亚纳特曾经公开表示：“在将北方邦和印度变为‘印度教徒之地’前，我绝对不会停止”。阿迪提亚纳特还曾与印人党多次冲突，频繁指责印人党推动“印度教价值观”不力。在选举压倒一切的印度政坛，莫迪及其他印人党大佬显然看中了阿迪提亚纳特在北方邦长期耕耘以及高调推行“印度教价值观”所带来的丰富选票收益。整体看来，莫迪和印人党总干事阿米特·沙阿均出身古吉拉特派系，政治理念相似，虽然热衷于通过种姓政治、教派政治等手段赢得选举，但上台后更加强调经济发展和私有化，以更为广泛的“印度教徒大联盟”逐步取代种姓政治。然而，阿迪提亚纳特等人的上台也彰显了莫迪在印人党乃至印度教“同盟家族”内部面临的两难局面，即如何在利用教派主义政治动员赢得选举和平衡内部激进教派势力之间保持平衡问题。

在此情形下，难以排除北方邦等地印度教派主义势力抬头、甚至主动向穆斯林挑衅的可能性。历史上，印度国内两大族群——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曾经多次爆发冲突，印控克什米尔地区更是局势高度紧张。2016年7月，印度安全部队击毙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分离主义武装头目布尔罕·瓦尼，曾引发新一轮大规模骚乱。此外，国际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近来在叙利亚、伊拉克等地面临国际反恐联盟强大军事压力，控制区不断缩水，强化向包括南亚在内的其他地区拓展力度。“伊斯兰国”已经多次向印度发出威胁，宣称将从西侧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以及东侧的孟加拉国“合围”印度。2017年3月，一辆从中央邦首府博帕尔开往乌贾因的火车遭炸弹袭击，10人受伤，这是“伊斯兰国”相关组织在印度本土发起的首次恐怖袭击。随着印度教派势力持续抬头，若国民志愿团、世界印度教大会等印度教组织采取过激行动导致局势失控，可能引起穆斯林强烈反弹，诱发国内外极端势力袭击印度本土和海外目标，威胁印度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2017年地方邦选举中，莫迪和印人党开始强调“印度价值观”(Bharatva)，以有意淡化极可能引发教派冲突的“印度教价值观”。但问题在于，印度教派主义势力一旦借助“印度教价值观”勃兴于印度社会，奉行多党民主和世俗理念的印度现有政治文化也难免遭到冲击。这对于印度的现代化建设以及莫迪总理实现印度“强国梦”不利。

第三，“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根深蒂固，谋求举国共识任重道远。印度宗教、民族、语言情况极为复杂，各种类型的社会集团在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凝聚成代表本社会集团利益的排他性政治势力，这一独特现象并未随着印度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消弭，反而有所强化。“身份政治”在印度很多邦都有体现，例如北方邦社会主义党和大会社会党就是“身份政治”的鲜明诠释。依赖不同宗教、语言、种族等社会集团的地方政党往往为了赢取支持而片面强调本社会集团的利益诉求，难以形成利国利民的全国性共识。例如，前任总理辛格曾经在2012年8月15日独立日讲话中表示：“由于在很多问题上缺乏共识，政府在经济发展方面几乎陷入政策瘫痪”。此外，印度政府为了彰显社会公平，促进落后社会群体发展，在教育、医疗、就业等多个领域实施对表列种姓、表列部族和其他落后阶层等特定社会集团的优惠政策，这越来越引发未从中获益的其他社会集团的嫉妒和不满，甚至引爆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冲突和对抗。例如，2015年8月，莫迪曾经执政的古吉拉特邦发生大规模骚乱，50万人上街游行示威，随后发生“打砸抢”和纵火事件，造成众多人员伤亡。印度当局被迫动用军队平息骚乱。此次骚乱起因就是当地属于高种姓的帕特尔人不满政府对低种姓阶层和穷人提供优惠措施，要求政府将其列入其他落后阶层，从而获得政府、公共事业部门和大学中的保留名额。2016年2月，哈里亚纳邦的贾特人发动示威游行，要求获得低种姓族群的福利配额，最终演变为暴力骚乱，甚至一度影响对首都新德里的供水。印度当局也试图采取一些措施改变“身份政治”现状。例如，2017年1月，印度最高法院做出裁决，禁止任何候选人在竞选中炒作特定宗教、种姓和语言等议题，否则将取消竞选资格。*“Judicial Overreach: Supreme Court’s Ruling Against Identity Politics Is at Odds with Ground Realities”, The Times of India, http://blog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toi-editorials/judicial-overreach-supreme-courts-ruling-against-identity-politics-is-at-odds-with-ground-realities/(上网时间：2016年4月6日)然而，印度国内外舆论普遍认为，此类硬性规定没法从根本上解决印度“身份政治”根深蒂固的现状。尽管莫迪带领印人党高举印度教民族主义大旗，积极组建“印度教徒大联盟”，但在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仍需要面对不同社会集团日趋多元化且更为迫切的利益诉求，如何平衡好印度国家整体发展和特定社会集团利益的关系将直接影响其进一步释放经济活力，最终建成开国总理尼赫鲁所梦寐以求的“有声有色的大国”等重大问题。

第四，外交政策或更加自负，甚至颇具进攻性。印度国土北靠喜马拉雅山，向南深入印度洋，地理位置极为优越，加之英国殖民时代地缘政治思想的深厚影响，印度独立后战略精英们一直追求大国地位，特别是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占据和保持主导地位，这突出表现在印度对南亚另一主要国家巴基斯坦的持续打压，以及对周边其他小国的强力渗透甚至控制。莫迪总理上台后，特别是2016年以来，印度外交表现出日趋明显的进攻性。例如，2016年9月30日，印度高调宣布对位于巴控克什米尔的“恐怖分子据点”进行“外科手术打击”，以此报复此前印控克什米尔军营遇袭事件。此事导致两军在克什米尔实控线附近全面对峙，频繁交火，互有伤亡。此外，印度还拉拢阿富汗、不丹和孟加拉国共同抵制原定于同年11月在巴基斯坦举办的“南亚区域合作联盟”领导人会议，并利用联合国等国际场合频繁指责巴基斯坦支持恐怖主义，抹黑后者的国际形象。再如，印度还利用尼泊尔国内矛盾保持对其干预力度，通过封锁边境等手段迫使尼泊尔政府充分考虑南部靠近印度边境一侧的马迪西人权益，采取各种手段孤立对印态度冷漠的尼时任总理奥利，甚至有传言称印度发挥了“特殊作用”、利用奥利政府的内部矛盾推动尼联合政府垮台。可以预见，在国内印度教民族主义势力抬头的大背景下，为了彰显不遗余力地推行“印度教价值观”和维护印度国家利益，印人党政府很可能采取更加自负，甚至具有明显进攻性的外交政策，这将增大其与相关国家的不信任感，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责任编辑：吴兴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