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

王日华

孔子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和核心,其中也包含着丰富的国际关系思想。詹姆斯·多尔蒂(JamesDougherty)等人认为,墨子、孟子、孔子和商鞅的著述都在尝试从理论上阐述国家间关系的本质,①James E.Dougherty and RobertL.Pfaltzgraff,Jr.,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 Comprehensive Survey,5th ed.,New York:Longman,2001,p.8.并认为“从和平主义到和平理论,到好战学说或战争理论,古代中国提出了大量的理论学说”②James E.Dougherty and RobertL.Pfaltzgraff,Jr.,Contending TheoriesofInternationalRelations:AComprehensiveSurvey,pp.195-196.。费正清(John Fairbank)等人则认为,中国古代甚至还出现了“国际政治学的初级学科”③John K.Fairbank ed.,W orld Order:China’s Foreign Relations,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pp.278-279.。诚然,孔子的国际关系思想是松散而零碎的,主要夹杂在《论语》、《左传》和《礼记》等记录孔子言论的典籍中,孔子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指的是经过系统化和理论化整理之后的孔子思想,是孔子思想中属于国家间关系和国际政治层面的理论。

一、孔子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内容

国内外学术界都注意到了孔子主义中包含着丰富的国际政治思想和外交思想,有学者对此进行了专门研究,并将其与当代国际关系理论进行对比。④参见叶自成:《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第149-161页;阎学通、徐进编:《中国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选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3-134页;阎学通、徐进著:《王霸天下思想及启迪》,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第69-84页;刘淑梅:“修昔底德与孔子:两种国际政治思想的渊源”,《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第1-5页。然而,现有的研究还没有建立起孔子主义国家关系理论的基本框架。不少学者简单地将孔子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概括为中国传统的王道或霸道思想。傅斯年就表示:“孔子的国际政治思想,只是一个霸道,全不是孟子所谓王道,理想人物即是齐桓、管仲。”⑤傅斯年著、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一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80页。根据当代国际关系学的知识结构,我们可以整理出孔子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国际道义论、国际礼制论和国际信誉论。

孔子的国际道义论是孔子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出发点和基石,是孔子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变量。孔子的国际道义论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道义因素是决定国家军事实力的主要因素。从个人层面看,“仁人志士”比普通民众具有更大的勇气和决心,即便是面对生死选择也毫不退缩,“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①《论语·卫灵公》,[清]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下),中华书局,1990年,第620页。;从军队层次看,具有高尚道义品德的军队会形成更高的战斗力,“仁义之师”能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从国家层次看,“仁义之邦”能够在国际社会赢得巨大的国际影响力,获得更多的国际支持,“仁者无敌”。然而,孔子也认为国家的仁义属性需要长时间的积累,绝非一朝一日或者一两项政策就能够造就一个仁义国家,“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②《论语·子路》,[清]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下),第531页。。

第二,君主或者说国家领导人的道德素养是国家道义的核心组成部分。孔子认为,个人道德素养会依次影响到家庭和睦、国家治乱兴衰以及世界秩序的稳定与战争,这就是孔子主义国家关系理论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③《礼记·大学》,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礼记正义》(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592页。孔子通过历史案例论证了这一观点,尧、舜、禹、商汤、泰伯、周文王和周武王等君王都因为个人道德修养达到了“仁”的层次而使国家强大并称王于世界或为后代称王奠定了基础。

政府领导群体的道德素养同样影响到国家的兴衰成败。孔子指出,在历史实践中,舜统治时期正是由于得到皋陶等五位贤德大臣的辅佐,舜也因此“无为而治”④《论语·卫灵公》,[清]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下),第615页。。周武王时期有十位贤德的大臣,因而武王伐纣成功并取得殷商而建立了周王权。⑤《论语·泰伯》,[清]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上),第309-311页。商汤由于伊尹的辅佐而使得商王国的政权稳固与国力强大。⑥《论语·颜渊》,[清]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下),第511页。齐桓公由于任用了具有仁义品德的管仲而称霸诸侯。⑦《论语·宪问》,[清]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下),第573页。相反,商纣王无道却又失去了三位仁义的大臣而导致了殷商的灭亡。⑧《论语·微子》,[清]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下),第711页。孔子还认为,君王的道德修养和主要大臣的道德修养均可独立影响国家的兴衰存亡。甚至在君主道德素养败坏的情况下,主要大臣的道德素养也足可以支撑整个国家的兴盛。卫灵公荒淫无道,但是因为有三位贤德大臣的辅佐而使得卫国并没有亡国。

第三,国际道义因素能够直接增强国家的软实力和硬实力。一方面,国际道义能够在国际社会产生强烈的吸引力和号召力,其他国家及其民众都会出于对国际道义的向往而追随道义国家,拥有国际道义制高点的国家也会因此而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⑨《论语·子路》,[清]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下),第524页。;另一方面,国家道义能够赢得更多的盟友,“德不孤,必有邻”⑩。建立同盟是增强国家硬实力最直接、最快捷的途径,西方国家普遍将国家同盟建立在共同利益或威胁的基础上,而孔子则认为道义因素是建立和维持同盟的主要因素。

第四,国际道义因素决定了国家对外行为的和平取向,从而带来了世界秩序的普遍和平。孔子表示,道义使得国家本性不具有进攻性,即便是对现有国际体系不满意,也不会发动战争来修改现有体系规范。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权力转移论”代表人物奥根斯基(A.F.K.Organski)认为,只要国家对现有体系存在不满就有可能引发战争,不满意程度的大小决定了国际战争风险的高低。⑪A.F.K.Organski,W orld Politics,2nd ed.,New York:Alfred A.Knopf,1968,pp.363-371.孔子认为没有道义的勇敢是国际动乱的根源,而道义可以从根本上对国家的战争行为起到自我约束作用。他还认为,道义因素能够通过国家行为的自我约束来实现国际社会的普遍和平,道义国家之间不会产生战争,我们可以称之为道义和平论。从理论建构的方法上来说,道义和平论与康德( Immanuel Kant)的民主和平论⑫参阅[德]伊曼努尔·康德著,何兆武译:《永久和平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列宁的帝国主义战争论⑬[俄]列宁著、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编译:《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2001年。都是从国家层次到国际层次的推理,都认为国家的属性决定了国际社会的和平或战争。

孔子的国际礼制论包含了当代国际机制论的部分内容,同时又融合了国际法和外交礼节等方面的内容。孔子思想中“礼”的概念包含两层含义:一是礼意或礼仪,即各种仪式的程序和规则;二是礼制或礼法,即各种制度和法规。①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第311页。礼仪在国际社会中主要体现在外交理论中;而礼制和礼法则分别属于国际机制和国际法的范畴。孔子主张遵循国际习惯,以“周礼”作为国际机制、国际法和外交共同遵守的文本。②《论语·八佾》,[清]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上),第103页。有学者将孔子主义的这种国际礼制思想及受其影响而形成的国际秩序称之为“礼治主义”、“礼治体系”或“礼治世界”。③黄枝连:《天下礼治体系研究》(上、中、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1994、1995年。

孔子的国际礼制论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礼制是强国之本。孔子指出,对于一个处于不利地缘环境且内忧外患的国家来说,国家治理的当务之急就是确立礼制。④《论语·先进》,[清]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下),第466-482页。孔子认为国际机制固然能够对国家行为产生一种制度约束或者说软约束,国内制度也能够对其他国家产生吸引力。“软权力”概念的提出者约瑟夫·奈(Joseph S.Nye,Jr.)也认为:“政府所推行的价值观通过其在国内的行为(如民主)、国际机构中的行为(如与他国共事)和外交政策(促进和平与人权)能对其他政府的喜好施加强烈影响。”⑤[美]约瑟夫·奈著、吴晓辉等译:《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14页。孔子同时还进一步提出,礼制作为一种软权力,能够对硬权力的效应产生影响。“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⑥《论语·子路》,[清]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下),第522页。

第二,礼制是国际合作的基础。孔子认为,礼制规范了外交,通过礼制能够形成国际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从而奠定了国家之间友好往来和相互合作的基础。孔子特别强调大国遵守礼制对国际合作的影响,认为国际合作首先依赖于大国对礼制的遵守,大国遵守礼制能够影响小国的行为。孔子反复强调,大国率先垂范,小国自然会谨慎遵守国际规范,从而形成国际合作的良好形势;如果大国违背国际规范,即便是在权力的威慑下,小国也会对规范阳奉阴违,从而破坏国际合作。“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⑦《论语·子路》,[清]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下),第527页。

第三,礼制是国际秩序稳定的支柱。孔子认为,国际秩序的维持并不必然依赖于王权国家的存在,王权国家固然能够起到稳定国际秩序的作用,但是,王权存在不是国际秩序稳定的必要条件。中原国家数次陷入无政府状态,但是依靠礼制的存在,社会秩序仍旧优于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孔子的这一观点与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观点基本一致。新自由制度主义者表示,在没有霸权的情况下,制度可以起到维持社会秩序的作用。然而,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制度起作用的机理在与国家对利益的追求和妥协;而孔子则认为礼制起作用主要在于形成了国际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第四,礼制是国际和平的保障。孔子称,“礼之用,和为贵。”⑧《论语·学而》,[清]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上),第29页。后世大多将“和”理解为和平之意,由此确立孔子主义的礼制和平论。孔子认为礼制通过约束和限制国家行为而保障国际和平,礼制缺失是国际动乱的根源之一。孔子反复强调,春秋战国时期长期战乱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礼崩乐坏”。

在国际经济学领域,国家信用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理论和实践操作标准。然而,在国际政治学中,国家政治信用和国际信誉的研究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新自由主义者对信用和信誉给予了较为积极的评价,他们“从可信度中获得名声价值和向其他国家提供优质信息而获得收益的观点向传统现实主义思想提出了质疑。”⑨RobertO.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 orld Political Econom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p.259.罗伯特·基欧汉(RobertO.Keohane)表示:“声誉因素与我设想相比,似乎对政策产生着更少的影响。由于我一直没能发展一种理论,来充分地解释在国际承诺的遵守问题上所存在的多样性,所以这项研究的绝大部分成果至今都不能出版。”①[美]罗伯特·基欧汉著、苏长河等译:《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序言”,第24页。然而,在孔子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际信誉论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孔子思想中的“信”包括信用和信誉,信誉是信用的积累与认同。孔子的国际信誉论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信用和信誉是约定国家硬实力的首要因素,同时也是影响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因素。孔子指出,国家权力的基本要素主要有三:“足食,足兵,民信之矣”,②《论语·颜渊》,[清]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下),第491页即经济力、军事力和信用度或者说信誉力。在这三者中,孔子认为信誉力位于第一位,是最重要的,而经济力位于第二位,军事力则处于最后。孔子始终强调软权力的重要性高于硬权力,信誉力无疑是软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不讲信用自然就无法获得其他国家的认同。

其二,信用和信誉是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孔子认为,信用是评价国家道义素养的基本标准,是影响其他国家战略选择的基本依据。孔子表示,守信应该成为国际社会普遍遵循的外交准则,“言必信,行必果”③《论语·子路》,[清]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下),第538页。。守信国家能够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可以避免国家之间的相互猜忌,从而避免因为战略误判而引发的国家间战争。在孔子看来,人若无信将无法立足于社会,国家无信则无法立足于国际社会。然而,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传统现实主义公开否定国际关系中的信用。摩根索表示,国家之间的尔虞我诈是外交活动中的常态,“有许多耐人寻味的异常现象甚至超过了嘘声恫吓、狂呼怒吼、讨价还价和坑蒙拐骗”④Hans J.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New York:Alfred A.Knopf,1985,p.577.。新现实主义将理论大厦建立在国际政治“零信任假设”的基础上,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Waltz)坦言:“由于相互关系总是处于紧张状态,因而行为者总是相互猜疑,并且经常彼此敌视,尽管就其本性而言,它们并不愿意相互猜疑和敌对。”⑤[美]肯尼思·沃尔兹著,胡少华等译:《国际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中文版序言”,第3页。进攻性现实主义代表人物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甚至进一步指出:“大国彼此畏惧。它们彼此以怀疑相待,它们担心战争可能就在眼前。它们预防战争,国家之间几乎没有一丁点儿信任的余地。”⑥John J.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New York:W.W.Norton&Company,2001,p.32.

其三,信用和信誉是国际合作的先决条件。孔子认为国家信用和信誉能够赢得其他国家的信赖,从而有利于国家之间的友好往来和合作,降低了国家间交易的成本。孔子尤其强调大国和强国的信用对国际社会特别是中小国家具有积极的示范效应。“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⑦《论语·学而》,[清]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上),第11-16页。孔子还认为,信用是国家道义修养的基本要求,守信应该成为国家行为的基本准则,成为内政外交的基本政策。“与朋友交,言而有信。”⑧《论语·学而》,[清]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上),第19页。孔子希望在国际社会中普及“恭、宽、信、敏、惠”等五个最基本的道义准则,从而形成一个具有普世价值观念的道义世界,“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⑨《论语·阳货》,[清]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下),第683页。

综合看来,孔子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主要围绕着国际道义、国际礼制和国际信誉三个要素展开,三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国际道义、国际礼制与国际信誉共同对国家权力、国际秩序与国际合作产生影响,其综合作用机理就是:“义以为质”,“礼以行之”,“信以成之”。⑩《论语·卫灵公》,[清]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下),第629页。

二、孔子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特点

孔子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有着一系列鲜明的中国特色,现有国际关系理论谱系中任何一个单一的理论流派都无法将其纳入其中,这些特点形成了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第一,国际道义是孔子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我们日常关注的道德问题在该学科中并没有得到反映”⑪[英]提莫·邓恩等主编、周丕启译:《八十年危机:1919-1999年的国际关系》,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193页。。西方社会将个人道德准则与国际社会完全割裂开来,一方面宣扬国内社会中的个人道德价值观,另一方面又断然否认国际社会中存在基本的道义规则。现实主义公开否认国际社会中存在道义,也公开反对国家在对外政策中讲道义。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明确提出:“现实主义坚持认为普世道德原则不能以理论上的一般形式适用于国家行为。”①Hans J.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6th.,p.12.孔子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西方的国际道德观恰恰相反。孔子将道德视为贯穿于个人、家庭、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准则,将个人的道德准则延伸到家庭、国家和国际社会之中。孔子认为个人道德准则是家庭、国家和国际社会道义的基础和源泉。个人道德和国际道义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不可否认,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也对国际道义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然而,西方社会一般将国际关系理论划分为因果理论和规范理论,因果理论研究的是国际社会中的“为什么”问题;而规范理论则是研究国际社会“应该怎么样”的问题。西方国际关系学严格将国际道义研究限定在规范理论的框架内,否认国际道德对国际社会存在解释作用。孔子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则不同,孔子将国际道德视为自变量,并以此来解释国家绝对权力和相对权力的变化,建立起了国际道德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因果关系理论。

第二,普世和平是孔子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追求和最终目标。首先,严格来说,和平是所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诉求和人文内涵。但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大多强调一国和平,将理论建立在为单一国家或国家之间和平与安全的范围内。孔子国际关系理论以国家层次作为出发点,而立足点和最终归宿却是世界范围内普遍的永久的和平,即“大同世界”。其次,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大多将和平建立在国家实力和均势的保障之上,而孔子国际关系理论则将和平建立在国家自律自省的基础上。孔子希望通过国家自身尤其是大国和强国的自我约束与限制来实现国际和平。因此,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权力、军事实力和战争是核心变量。相反,孔子对战争和权力避而不谈,孔子也表示自己不关心军事和战争。孔子反对通过战争的手段来实现国家目标,主张通过国家软实力来吸引对手,“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②《论语·季氏》,[清]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下),第649页。。再次,孔子明确提出,国际社会中应该存在普遍的契约关系,即绝大部分国家都将战争权力让渡或移交出来,“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③《论语·季氏》,[清]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下),第651页。倪乐雄表示,在儒家的王道思想中,人类最完美的社会也需要武力作后盾,“最理想的社会并非不存在暴力,而是解决了暴力与伦理的关系、把暴力作为道德工具来使用的社会”。④倪乐雄:“和平崛起与国际文化环境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第57页。但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却普遍将武力和战争视为主权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最终解决方案。最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普遍将国家利益作为国家行为的标准,利益矛盾也因此成为国际冲突的基本来源。在孔子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孔子明确表示,“放于利而行,多怨。”⑤《论语·里仁》,[清]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上),第149页。因此,孔子主张国家之间要谦让、分利和互利,要将国家利益限制在国家道义的范围之内,“见利思义”⑥《论语·宪问》,[清]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下),第568页。。

第三,内外联系法是孔子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独特视角。孔子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采用的是层次分析法,即依据个人、家族、国家和世界四个分析层次。孔子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一种由内而外的推理方法,即否认国内层次与国际层次的界限和区别。华尔兹将国内层次的理论称之为外交政策理论,而将国际体系层次的理论称之为国际政治理论,认为这二者之间存在着一个难以逾越的鸿沟。“如果有谁能够建构一个同时包含国际和国家两个层次的理论,我们都将为之感到欢欣鼓舞。但是迄今为止没有谁知道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⑦[美]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中文版序言”,第17页。然而,孔子主义认为国内层次适用的规律也同样适用于国际社会。

孔子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建立了个人(单个领导人或领导群体)和国际政治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一种领导人中心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对当代许多国际政治现象有着更加宽泛的解释力。在当代国际社会中,领导人或领导集体的形象与一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正相关。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或领导集体会极大地提高本国的国际威望;相反,一个素质低下如贪污腐败、荒淫暴戾的领导人当政的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权力也会相应受到削弱。然而,孔子主义并没有停留在国内层次上,而是将国内层次和国际层次联系起来,关注天下层次,即世界体系层次的国家间关系和国际社会。因此,孔子主义也同时是一种世界主义理论。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强调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的区分,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国家对内推行民主、自由和法制,对外却堂而皇之地实行扩张、殖民和霸权主义政策。然而,孔子认为道德没有国际与国内的区分,道义原则是世界通行的基本准则,“虽之夷狄,不可弃也”①《论语·子路》,[清]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下),第538页。。

三、孔子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当代中国外交的影响

孔子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中国传统国际关系文化的核心内容,对中国国际政治理念和外交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周恩来曾明确表示,我们中国人办外事的一些哲学思想“来自我们的民族传统,不全是马列主义的教育”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327-328页。。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领导人在对外交往中就反复引用孔子思想来阐释中国当代的外交政策。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温家宝等国家领导人在不同的外交场合或是介绍中国对外政策的讲话中曾多次直接引用《论语》,主要涉及到《学而》、《颜渊》、《子路》、《雍也》、《为政》和《微子》等篇。其中被反复引用的就是“和为贵”、“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言必信,行必果”等。

孔子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中国外交最深远的影响就是和平外交政策,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内容:第一,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孔子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以及不同的社会制度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矛盾和冲突,也不具有相互排他性或者说零和关系,它们完全可以共存共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③《礼记·中庸》,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礼记正义》(下),第1459-1460页。孔子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共存共处思想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思想来源之一。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总理在同印度政府代表团谈话中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6年11月1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该成为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相互关系的准则,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更应该建立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第529-530页。

第二,求同存异的外交方针。孔子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理想国际社会设定了统一的目标和行为规范,希望这些基本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成为人人遵守和追求的同一标准,这就是“求同”。然而,孔子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承认世界多样性的存在,即便是“君子”之间也会存在“和而不同”。⑤《论语·子路》,[清]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下),第545页。孔子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尊重异己的存在,即“存异”。1955年4月19日,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上的补充发言中首次提出了“求同存异”外交方针。他表示:“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同时,会议应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这是我们中间的主要问题。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22页。

第三,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外交准则。孔子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反对暴力和战争,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矛盾和冲突。孔子表示,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政策必须包括“九经”,其中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就是“柔远人也,怀诸侯也”⑦《礼记·中庸》,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礼记正义》(下),第1442页。。孔子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一旦出现国家间的敌对和纷争,每个国家首先应该反省自身的国内国际政策,通过推行仁政尤其是内政来解决国际矛盾。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始终强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和矛盾,反对用制裁和战争的手段来解决国际冲突。邓小平表示:“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①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9页。为了实现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目标,邓小平设计了两个具体的对外政策:其一是针对领土争端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其二是针对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对峙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政策。“一国两制”已经成功应用于中国恢复对香港和澳门行使主权的实践之中,避免了中国为主权和领土完整与英国、葡萄牙等老牌殖民主义国家爆发国际冲突,实现了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

第四,持久和平的奋斗目标。孔子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将和平视为世界范围内的普遍追求和最高目标,“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②《礼记·中庸》,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礼记正义》(下),第1422页。。孔子主义的和平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和平价值观在这里交汇。毛泽东认为:“人类一经消灭了资本主义,便到达永久和平的时代,那时候便再也不要战争了。”③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10页。邓小平把和平与发展视为世界上最突出的问题,对世界和平充满了信心。他认为:“世界形势有两个带全局性的而且带长期性的问题,一个是战争与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看来可以找到出路,赢得和平。但南北问题目前还没有可行的建议,不知道怎么办好。”④冷溶、汪作玲主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114页。2007年,“持久和平”作为中国外交的心愿和奋斗目标正式写入了党的十七大报告。

第五,和平发展的外交战略。孔子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反对对外扩张,反对对外掠夺与侵略,主张尊重和保障其他国家的独立与安全。孔子倡导国家间的友好往来,“礼尚往来”⑤《礼记·曲礼》,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礼记正义》(上),第17页。,甚至要求“厚往而薄来”⑥《礼记·中庸》,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礼记正义》(下),第1444页。。孔子的这种思想催生了中国和平发展的外交战略。2003年12月10日,温家宝总理在哈佛大学的演说中正式提出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随后,胡锦涛主席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再次强调,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2005年12月,国务院发表《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全面阐述了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历史背景、主要内涵和奋斗目标。

第六,和谐世界的外交理想。孔子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将“世界大同”视为最理想的社会秩序。“大同”就是和谐(great har mony)。胡锦涛主席指出:中华民族的先哲,在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过程中提出了“和谐”的思想,“这一主张至今仍闪烁着灿烂的思想光芒,为我们审视和处理国际关系提供着重要启迪”。⑦胡锦涛:“促进中东和平建设和谐世界——在沙特阿拉伯王国协商会议的演讲”,新华月报社编:《时政文献辑览》(2006.3-2007.3),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968页。2005年4月22日,胡锦涛在亚非峰会上明确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随后,胡锦涛在各种国际场合继续丰富和充实“和谐世界”的基本内容,逐步形成了系统的“和谐世界”理论。

总的来说,孔子主义的和平思想是建立在对自我的克制和对他者的友好认知的基础上。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将其他国家视为敌人或对手,认为国家之间只有暂时的盟友,而没有永久的朋友。建构主义则认为国家之间存在敌人、对手和朋友三种不同的关系。然而,孔子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完全不同,而是将其他国家预设为朋友关系。“四海之内皆兄弟也。”⑧《论语·颜渊》,[清]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下),第488页。中国和平外交同样重视国际社会中的朋友关系而不是盟友关系,并以此作为发展国家间关系的出发点和归宿。

余论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历史上不仅形成了国际体系,还生成了成熟的国际社会⑨[英]赫德利·布尔著、张小明译:《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第二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12页。。先秦时期频繁的外交活动也给中国传统国际关系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因此,“每当提到我国的国际关系传统理论时,人们言必称春秋战国,这是有一定道理的”。①资中筠:“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国际经济评论》,1998年,第6期,第41页。毛泽东曾说过:“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②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3-534页。

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是西方理论,甚至被说成是“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③JamesDerDerian ed.,International Theory:Critical Investigations,London:Macmillan,1995,p.212.中国传统的国际关系文化还没有被纳入到国际关系学的知识谱系之中去。尽管孔子思想大多是直接针对国内政治而言,但是其内涵也同样适用于国际社会。故而历史上流传着“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说。孔子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理应属于国际关系普世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把我中国已往的学术、政治、社会等等做材料,研究出些有系统的事物来,不特有益于中国学问界,或者又补于‘世界的’科学。中国是个很长的历史文化的民族,所以中华国故在‘世界的’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言语学等等的材料上,占个重要的部分。或者因为中华国故的整理的发明,‘世界的’学问界上,生一小部分新彩色。”④傅斯年著、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一卷),第262页。

当前,诸多全球性议题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国际关系理论的范式革命首先就是对以国家为中心的传统范式进行改造。但是,现存的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来自于西方世界的事实增加了理论创新的困难。为此,詹姆斯·多尔蒂等人表示,源自于其他文化和文明的理论就是一种重要的突破口。⑤James E.Dougherty and Robert L.Pfaltzgraff,Jr.,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 Comprehensive Survey,p.622.孔子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许会给人们提供许多的理论启示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