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一体化与中国的东亚战略

方长平

东亚一体化与中国的东亚战略

方长平

本文在总结东亚一体化建设历程与成就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东亚一体化面临的内外挑战。基于东亚一体化存在的问题、前景的不确定性以及正在急剧演变的东亚地缘政治格局，中国未来的东亚战略应该重新构建，其中尤其需要注意充分估计中国崛起效应，不断优化中国对外战略，进而超越东亚一体化，在大国关系的互动特别是中美关系的良性互动基础上推进区域合作，从而使新的东亚战略符合东亚国际关系的特点。

东亚 一体化 中国 对外战略

东亚地区不仅有诸多大国力量汇聚，而且直接关系到中国周边安全环境。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正式启动并不断取得成就，但始终伴随着问题与挑战，其前景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对东亚国际关系的影响值得关注。为此，在思考中国未来的东亚战略时，我们需要更多地超越一体化本身的视域，更加重视传统国际关系议题。

一

东亚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各具特色，体现出丰富的多样性，由这种多样性所导致的离散性则使得东亚区域合作面临多重障碍。东南亚国家较早进行一体化尝试，但是直到最近才形成“东亚共同体”的区域整合构想，其间尤其经历了复杂艰难的过程。

第一阶段:“东盟”首开东亚区域合作先河。1967年，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新加坡发表《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宣言》，正式宣告“东盟”的诞生。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文莱、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先后加入东盟，东盟成员国增至10个。其间，东盟本着平等、合作精神，建立了一系列区域合作框架，在推进地区合作、促进成员国共同发展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成立于冷战时期的东盟在东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中难以承担地区合作的重任。冷战后一段时期，中国与东盟诸国关系处于恢复、改善时期，再加上中国对外政策在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更多地强调双边合作，因此中国与东盟整体的关系相对低调。

第二阶段: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促成了东亚一体化的正式启动。1997年，始发于泰国的金融危机迅速蔓延，逐渐波及全亚洲。这次危机暴露了东亚经济的脆弱性，也显示了东亚内部加强整合的必要性。在危机期间，中国政府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政策，对东亚国家战胜危机起到了极大的支持作用，从而大大改善了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关系，提高了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互信度。那次金融危机因而成为东亚国家共同迎接挑战、建立区域合作机制的重要契机。在东盟推动下，东盟10国与中、日、韩三国定期举行首脑会议，建立起“10+3”机制。该机制现已成为东亚地区合作的主要框架之一。随着经济实力和地区影响力的不断增强，东盟在地区事务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东亚逐步形成了以东盟为中心的，包括“10+3”和“10+1”合作机制在内的一系列区域合作机制。

然而，也要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尽管这一时期东亚区域合作有一定进展，但除了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有些具体行动外，更多只是一些原则性声明、论坛式的讨论，就连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也仅限于中日韩与东盟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距离整个地区的自由贸易区建设还很远。

第三阶段:“东亚共同体”的区域整合思想逐步为东亚国家所接纳，成为东亚一体化的长远目标。2001年，根据韩国前总统金大中建议并经东亚各国领导人同意，1999年成立的东亚展望小组向“10+3”第五次领导人会议提交了名为《迈向“东亚共同体”——和平、繁荣与发展的地区》的报告，正式提出了“东亚共同体”概念，并主张把建立“东亚共同体”作为东亚区域合作的长远目标。2002年，该小组正式发布《东亚小组最终报告》，就东亚区域合作提出了17项短期措施和9项中远期措施。“东亚共同体”概念由此从学术角度予以确立，并进而提出了更为明确的区域合作目标及具体措施。2004年11月29日在老挝万象落幕的“10+3”领导人会议明确了东盟在东亚区域合作中的主导地位，并确立“东亚共同体”为“10+3”合作的长远目标。①“盛会促合作——记温家宝总理出席万象‘10+3’等领导人系列会议“，《人民日报》，2004年11月30日，第7版。

除了“10+3”、“10+1”、“中日韩领导人会议”逐渐成为长效机制外，东亚各国决定召开东亚峰会，使其成为体现东亚地区整体意识的新机制。2005年12月，首届东亚峰会在吉隆坡召开，参会国包括东盟10国和中国、日本、韩国，还有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此后，东亚峰会作为东亚区域合作的重要机制定期举行，并成为东亚国家与区域外国家进行对话、协调、合作的新平台。以此为标志，东亚合作向开放性迈出了大胆的一步。

2009年9月，时任日本新首相鸠山由纪夫一上台便在外交上提出一系列新政策，其中就包括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构想。鸠山的“东亚共同体”构想具有三个特征:除了“10+3”国家之外，还包括了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试图把美国排除在外;以欧盟模式为蓝本。鸠山在上任后的一系列出访中，不断阐释他的“东亚共同体”构想。

对于“东亚共同体”的建设，中国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中方表示:建立东亚共同体，促进东亚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持久和平是东亚合作的长远目标，也是东盟和中日韩各方的共识。中方致力于同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各国深化东亚区域合作，朝着东亚共同体的目标不断迈进。②“2009年9月17日外交部发言人姜瑜举行例行记者会”，http://www.fmprc.gov.cn/chn/pds/wjdt/fyrbt/t584819.htm.(上网时间:2010年7月27日)

当前，东亚各国已普遍接受了“东亚共同体”构想，并互相配合、加强合作，形成了以东盟为核心和“10+1”、“10+3”、东亚峰会和东盟地区论坛等互相支持、互为补充的复合式架构，并正向着构建“东亚共同体”的长远目标努力。③魏玲:“‘第二份东亚合作联合声明’与东亚共同体建设”，《外交评论》，2008年第1期，第60页。东亚一体化正在走向构建“东亚共同体”的最高阶段。

就东亚一体化建设的具体内容而言，最重要的莫过于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中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已经于2010年1月1日建成，韩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于2011年建成，而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则将在2012年建成。随着韩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的推进，一个以中国、日本、韩国以及东盟10国为主体的“10+3”东亚经济共同体正在孕育之中。三大自由贸易区竞相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有可能融合成“10+3”东亚自由贸易区，最终形成东亚经济共同体。另外，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如在打击海盗和恐怖主义、共同应对地区内公共卫生危机等方面，东亚地区存在着诸多合作机制。

但是，东亚共同体建设事实上只是刚刚起步，各国虽然主观积极性很高，但客观上面临不少问题，需要继续努力。

二

总体上看，东亚一体化的进展艰难而且缓慢，其间遇到不少难题和障碍，它们或源于一体化自身，或来自一体化之外，成为东亚一体化向更高阶段发展的制约因素。从东亚一体化自身来看，制约因素主要源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由东盟主导东亚一体化进程也有不少弊端。欧盟一体化主要是依赖法德等区域大国启动并主导，东亚一体化以东盟这样的小国集团为主导则被认为是“小马拉大车”。无论是在“10+1”、“10+3”还是现在的“10+6”形成的东亚峰会中，抑或在更广泛的东盟地区论坛中，东盟10国始终是一体化议程的制定者。①东盟主导原则在东亚地区合作实践和《东亚思想库网络基本规则和框架》文本中都得到了反映。参见朱立群、王燕主编:《东亚地区合作与中美关系》，附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第310－312页。这样的安排可能有助于缓解东亚地区大国之间竞争东亚一体化主导权所导致的矛盾，因而有助于维持东亚合作进程，但从长远看可能也存在东亚一体化合作动力不足的问题。“发挥中日韩作用的同时，如何不仅不使东盟被边缘化，而且要保持东盟的主导地位，这是目前需要认真考虑的重要问题。”②秦亚青、王燕:“建构共同体的东亚模式”，载朱立群、王帆主编:《东亚地区合作与中美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第9页。

二是主导权之争。东亚一体化进程始终伴随着主导权之争的问题，它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东亚一体化制度形式的选择。一方面，东盟不愿放弃东亚一体化进程的主导权。作为一个经济体，东盟经济总量在东亚只占较小比重，但积累了一体化建设的经验，且又对地区大国存有疑虑，因此，无论是在“10+3”机制还是东亚峰会上，甚至对于日本提出的“东亚共同体”设想，东盟都要求充分考虑东盟各国的关切，由此牢牢控制所有一体化方案的主导权。另一方面，中日之间在东亚一体化的主导权问题上存在竞争。中日现在分别是世界上第二、第三大经济体，中国的崛起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在地区安全上都对日本构成多方面的压力。因此，长期以来，日本对东亚一体化可能出现的中国主导局面持警惕态度，甚至片面认为中国主导的东亚一体化进程预示了中国的“地区霸权主义”。为此，日本倾向于主张引入地区外力量来制衡中国在地区内的影响力，如引入澳大利亚、印度和新西兰参加东亚峰会。日本民主党上台后，鸠山内阁提出“东亚共同体”的新概念就有争夺东亚一体化议题主导权的意图，但因面对美国的压力、东盟的疑虑和日本国内的压力而难以付诸实践。

三是开放型的地区主义。欧盟尽管在不断扩大，但基本还局限于西欧、东欧和东南欧范围，而且有比较苛刻的政治、经济甚至文化上的入盟条件。但是，东亚一体化最明显的特征是开放性。③参见魏玲:“‘第二份东亚合作联合声明’和东亚共同体建设”，《外交评论》，2008年第1期，第60页。它由最初的东盟10国到“10+3”机制再到现在的“10+6”、“10+8”东亚峰会，特别是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及美国和俄罗斯的加入，已突破传统地理意义上的东亚范围。尽管有学者认为从价值上看二者并不存在孰优孰劣，东亚开放型的地区主义可能更有利于提高东亚的经济竞争力和资源整合，但是这种开放型的地区主义有其内在的缺陷，即从逻辑上必然降低东亚地区的整合程度、减缓区域一体化的进程。即是说，这种开放型的地区主义维持了东亚一体化进程，但妨碍东亚一体化结果。因此，与欧盟一体化超国家的制度建设相比，东亚地区一体化更多只是体现为“10+1”、“10+3”和东亚峰会等政府间对话机制的建设。

四是民间力量不足带来的深层次问题。欧盟一体化思想在政治精英中酝酿并首先付诸实践，民间力量在起步阶段参与不足，但后来通过“公民欧洲”、建构文化认同等措施提高了各国公民的认同。但是，东亚各国民间力量在一体化实践中参与和互动明显不足，自上而下的由政府间互动推动的东亚地区主义与自下而上的东亚地区化运动之间很不平衡;甚至有人认为，东亚一体化正在成为某些政治精英的专利，与普通民众相去甚远。

此外，东亚一体化或者说建设中的东亚共同体，可能也是东亚地区政治精英的一种心理需求，是一种对欧盟地区主义成功模式的模仿心理。它源于冷战结束后国际上的全球主义和地区主义潮流。东亚不具备欧盟那样有利于一体化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但东亚的政治精英和学术精英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东亚地区的一体化与欧盟的制度建设相比，并认为东亚最终的一体化目标即使不是欧盟那样的超国家体制，至少应该有较具约束力的制度建设。因此，在后冷战地区主义的潮流中，崇拜、模仿欧洲一体化模式，成为东亚地区支持一体化的各国精英之追求。即使客观条件并不完备，他们也在努力推进。①参见周方银:“共同体与东亚合作”，《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期，第57页。

在努力推进一体化的过程中，与欧盟的扩大和制度深化并行的特征相比，东亚更侧重于规模的扩大而不是制度的深化，如从“10+1”、“10+3”到东亚峰会的“10+6”。同时，东亚各国通过语言建构了一体化现象，如日本政府提出的“东亚共同体”概念，尽管目前并没有可行的实施战略，但它的提出和在东亚社会引发的热议令世人以为东亚一体化建设在加快、在提升。

从东亚一体化建设之外看，制约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传统安全问题的牵制。冷战结束以来，东亚地区客观上一直存在两种发展趋势。一种是伴随全球化和区域化的东亚地区合作趋势。特别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和非典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爆发后，东亚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一体化步伐加快。另一种是东亚在经济和传统安全领域的离散化趋势。这种离散趋势牵制了东亚一体化的进展。本地区有关国家之间的领土、领海争端，如中国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之间的南海岛屿主权争端，中国与日本之间的钓鱼岛主权争端、日本与韩国之间竹岛(独岛)之争，等等。这些主权之争在很大程度上是“零和”博弈，争端各方妥协的余地很小，导致相关国家之间互信程度低，严重制约了彼此的深层次合作。本地区还存在台海问题和朝鲜半岛问题。包括核问题、天安号事件以及美韩军事演习等无疑加剧了本地区的紧张局势和安全形势的不确定性。

另外，美国与崛起的中国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伴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担心中国会挑战美国主导的亚太安全秩序，因此其对中国的防范和牵制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后有明显加强趋势。更需要警惕的是，在中、美社会，一些团体和媒体已经或者正在造就一种话语、一种错误认知，驱使中美竞争－矛盾朝冲突方向演进。一些与中国存在领土、领海争端的东亚国家因为对中国崛起怀有恐惧和担忧而有意无意将美国因素引入东亚内部，以求制衡中国的影响，从而使得本地区原属双边层次的许多议题多边化、地区化甚至国际化。

可以说，东亚一体化的发展并没有也不可能消解传统安全压力。而且伴随中国崛起进程的加快，美国对中国防范在加强、周边国家对中国疑虑在继续，这使东亚地区面临的传统安全压力也有增大之势，这些都在或多或少转化为东亚一体化的阻力。

第二，区域外美国的牵制和区域内对美国的过度依赖。这体现为美国及其主导的传统安全体系对东亚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影响，以及美国对于东亚地区一体化建设本身的提防甚至排斥心理。

对于美国而言，一个愈益整合的东亚无论是否排斥美国，都不符合美国在东亚的利益，也不符合美国在东亚的既有制度安排。针对日本的“东亚共同体”构想，美国助理国务卿坎贝尔曾明确表示，对于亚洲地区的合作机制，“美国有一些原则，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涉及安全、经济、商业的重要机制，都不应该将美国抛在门外。”他还明确表示，“亚洲会出现主导机制，是亚太经合组织，还是东亚峰会，还是其他，目前尚不明确”，“但是美国是一个活跃分子，我们会参与其中”。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资深研究员方艾文和大西洋理事会高级顾问曼宁联合发表研究报告，警告如果美国不采取积极行动，其在亚洲的影响力就将面临边缘化的风险。他们建议，美国必须在亚洲多边机制建设方面发挥更具战略性的作用，包括支持包含美国的亚太经合组织与不包含美国的东亚峰会合并。②转引自刘学成:“东亚共同体构想与美国的东亚战略”，《亚非纵横》，2009年第6期，第7－11页。因此，美国对东亚一体化的立场和政策由反对、质疑逐渐转向影响东亚地区国家政策选择，直至直接参与东亚一体化进程。在未来，不能排除美国在东亚一体化内部构建更为封闭的经济集团以制衡中国地区经济影响力的可能性。

还必须看到，东亚地区无论在经济还是在政治、安全领域都对美国具有较强的依赖性。在经济上，东亚各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使得其经济成长严重依赖与欧美特别是美国的贸易。无论是日本、韩国、东盟还是中国都呈现这样的特征。目前，东亚国家之间的内部贸易量已经超过50%，但其对西方经济体系的依赖并没有彻底改观。①丁磊:“‘东亚共同体’与中国‘东亚主义’”，《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第134－140页。在政治、安全领域，美国二战后在东亚构筑的安全体系主导了东亚安全格局，至今依然如故。美国在东亚的强大政治军事影响力使得东亚地区有关小国以及美国的盟国常将自身安全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或寻求美国的支持。

东亚国家对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安全上的依赖导致了东亚国家对美国的心理依赖。这种心理依赖导致了东亚有关国家在考量东亚自身问题包括一体化建设问题时缺乏应有的自主性。它们甚至寄希望于依靠美国力量来解决东亚地区的突发性事件和传统安全问题。由于担心和惧怕中国的崛起，又寄希望于美国力量的介入，在选择东亚一体化的模式和路径时，它们比较多地考虑美国的战略意图，或者直接要求接纳美国成为东亚共同体的成员。这一切无疑均不利于形成东亚集体认同，不利于塑造东亚区域归属感，最终可能导致东亚一体化建设缺乏持久的推动力。正因为如此，国内有学者认为东亚共同体存在“虚幻愿景”。②郑先武:“‘东亚共同体’愿景的虚幻性析论”，《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4期，第53－60页。

三

冷战结束后，中国东亚战略在相当长时期内是以朝鲜半岛问题特别是朝核问题为核心，六方会谈是中国东北亚战略的一个重要环节;在东南亚，主要是参与东盟主导的东亚一体化。随着东亚一体化进程的演进、中日韩三国对话的机制化，中国的东亚战略很大程度上被纳入到东亚一体化框架中。近年来，中国与东亚各国的外交活动很多时候是通过东盟主持的系列峰会开展的。

但是，东亚力量结构主轴近年来演变为中国的迅速崛起和美国极力维持在该地区主导地位之间的博弈。从某种意义上说，东亚一体化仅仅是中美博弈的一部分。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必要重新思考中国的东亚战略，尤其要考虑这一战略如何展开为妥。为此，特别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作为。

一是充分认识中美关系的地区和国际影响，首先在中国的东亚战略中妥善处理好中美关系。美国不是天然的东亚国家，但由于历史和现实因素以及其在当今国际格局中的优势地位，美国在东亚有巨大的战略、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因此，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地区大国、成长中的世界大国，应该正视美国在本地区的现实利益。中美关系在今天的意义具有全球性，但中国首先应该是在地区意义上思考中美关系，需要把中美关系首先放在东亚地区层面加以考察。中国的东亚战略首先要考虑到中美关系。因为中美关系关系到东亚的战争与和平问题，其他如中日关系、日美关系等双边关系则更多地仅与东亚地区合作直接相关。

针对当前东亚地区复杂的地缘局势，在东亚地区发展中美关系，尤其要注意不要对美国的实力和意图产生错误知觉。要充分认识到美国的绝对实力、联盟体系优势、战略应变能力以及塑造地区情势的能力。奥巴马上台后宣称要推行“巧实力”外交，再加上美国国内面临金融治理危机、国际上面临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压力，其对外政策一度体现出与小布什政府单边主义的不同特征。故而，国内学界和舆论界对奥巴马的对外政策大多给以乐观的估计，对美国在艰难情势下的实力和运用实力的决心缺乏预期，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延续性以及美国重返东亚的决心和力度都缺乏足够的认识。因此，面对美、韩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和美国对南海问题的强硬表态，面对东盟部分国家附和美国的主张时，许多人由于缺乏思想上的准备而难以做出准确的研判。

二是充分认识中国崛起对于地区和全球的客观效应，在中国的东亚战略中尽可能降低中国崛起的冲击力。冷战结束后，关于中国的发展和东亚局势的走向存在诸多争论。在国际学术界出现了大致对立的两种观点。一种是悲观主义，认为后冷战时期将是一个冲突的亚洲，“欧洲的过去就是亚洲的未来”;③Araron L.Fried berg，“Ripe for Rivalry:Prospect for Peace in a Multipolar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8，No.3，Winter 1993/1994，pp.5 －33.另一种是乐观主义，认为“亚洲的过去将成为它的未来”。事实上，国际社会并没有看到亚洲国家采取均势战略应对日益崛起的中国。历史上具有等级制特色的东亚国际关系如今仍比西方更具有稳定性、更能维持和平。①David C.Kang，“Hierarchy，Balancing，and Empirical Puzzles in 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8，No.3，Winter 2003/04，pp.57 －85.上述悲观主义与乐观主义各自都有片面性，但值得肯定的是，它们都认为亚洲的未来与中国的崛起密切相关。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崛起在亚洲、在整个世界都已经并将继续产生巨大的政治和战略效应，对现有的国际体系产生冲击也是必然的，因此，国际社会中存在担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以理解的。根据美国芝加哥国际事务协会和韩国东亚研究院的调查报告，韩国有74%、日本有74%、美国有70%、印度尼西亚有47%的受访者担心中国未来构成军事威胁，并且认为美国的军事存在是维护亚洲稳定的力量，可以防止日本和中国走向军备竞赛。②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in Partnership with EAI，“Soft Power in Asia:Results of a 2008 Multinational Survey of Public O-pinion”，http://www.thechicagocouncil.org/UserFiles/File/POS_Topline% 20Reports/Asia% 20Soft% 20Power% 202008/Chicago%20Council%20Soft%20Power%20Report－%20Final%206－11－08.pdf.(上网时间:2011年1月5日)这说明，即使是印度尼西亚这样的中国周边发展中国家，也担心中国崛起对于东亚国际结构的负面影响。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中国政府相继提出了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的战略思想，在双边和多边、地区和国际舞台上多次阐述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摈弃历史上大国崛起的扩张道路，但美国甚至包括中国的周边国家还是对中国的崛起抱有疑虑，对中国的未来持有深深的不信任感。问题不在于中国崛起是否造成了东亚地区的问题与矛盾，而在于对中国崛起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的预期和对中国崛起意图的预设加剧了国际社会的不安。所以，中国的东亚战略应该是通过不同手段的综合运用，尽可能减轻中国崛起所面临的战略压力。中国要实现和平崛起，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和平融入国际社会，首先需要和平融入亚洲体系。

我们特别要警惕中国崛起可能在国内导致的大众民族主义上升及其对中国外交的消极影响。2008年奥运会的成功举办、2009年建国60年的阅兵展示、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召开、中国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持续高速增长和GDP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等，这些成就无疑是令中华民族自豪的。但是，中国的大众民族主义也正是在这样的成就面前也有所抬头。中国的对外政策包括东亚战略需要考虑到民意因素，但也需要注意排除大众民族主义的干扰。无论是在处理对日关系上，还是在制定对美战略上，以及在对待与周边国家争议的问题上，都应该记取这一点。

三是对东亚一体化的进程及效应应有新的认识。东亚一体化从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开始全面启动并在许多领域取得了诸多成就，但机制化程度仍然不高。即使是进展突出的自由贸易区建设也没有产生像欧盟那样的“溢出”效应。东亚政治、安全领域的一体化基本上还没有启动。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东亚一体化的整体进展也很难。因此，必须充分估计到东亚一体化建设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比如，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成就虽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地缘经济环境改善有重要意义，但并没有减轻中国崛起所面临的地区和国际压力。可以说，中国在东亚所面临的传统安全困境依然存在，寄望于通过地区一体化建设缓解安全困境的目标要想实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因此，在当前东亚地缘经济和政治格局下，针对东亚一体化建设，中国可以继续采取推动者、协调者、建设者但非主导者的立场。③乔林生:“‘东亚共同体’的构建与中国的作用”，《外交评论》，2006年第6期，第30－35页。在东亚共同体建设的模式、主体和进程上，中国需要充分尊重东盟的主导地位，需要充分考虑到美国和相关国家的利益关切。同时，基于东亚一体化建设现状和前景，中国的东亚战略不能建立在对东亚一体化前途以及一体化建设效应的乐观估计上。中国应该在大国关系的互动特别是中美关系的良性互动中，在对中国崛起效应的充分估计和对中国对外战略不断优化的基础上，构建符合中国战略需求，也符合当前东亚国际关系特点的东亚战略。○

(责任编辑:黄昭宇)

［作者介绍］方长平，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对外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