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国际影响力问题的若干思考

傅梦孜

关于中国国际影响力问题的若干思考

傅梦孜

随着中国崛起,中国的国际影响与日俱增。这种影响既有历史渊源与想象性,也是中国持续数十年发展实力积聚之必然。但一国的国际影响力仍难以确切量化。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发展有其自身特性,伴随国家崛起,中国国家利益将在全球日益扩散与深化,扩大与强化中国国际影响,既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世界对此亦寄予期待。

中国崛起 国际影响力

一个国家的国际影响力是真实存在并可以感觉到的。但国家影响力内涵复杂,概念空泛,总体评估也难以确切量化,有关分析往往需要借助其他概念或事实认定而派生,如实力、权力、机制、国内外联系程度、相关政策运用与行为方式的效力等。中国是一个迅速崛起的大国,国际影响与日俱增,中国国际影响力由此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学术问题,本文将更多从政治经济学视角予以分析。

一

一个国家的影响或影响力有着历史渊源与想象性。如美国历史并不长,但能成为西方霸主及全球唯一超级大国,同样有其发展轨迹产生的影响可循。在考虑国家影响时,一国的状况无论是今非昔比,抑或是经历过盛衰周期,其历史纪录总予人们以挥之不去的粗略印象。19世纪初中国开始由实力顶峰走向下坡,但仍被视为“睡狮”,仍被担心一旦醒来会震撼世界。

中国有着五千年的灿烂文明,也遭遇过历史性大倒退的长周期,但对人类文明与进步产生过的重要影响仍得到举世公认。无论过去的西方史学家,还是今天的学者精英,都不会否定中国曾有的辉煌。美国外交政策聚焦网站甚至载文认为:“过去 20个世纪中,有 18个世纪中国引领着全球经济。”①John Feffer,“The Next Great Transformation”,February 2,2010,http://www.fpif.org/articles/the_next_great_transformation.(上网时间:2011年 1月 9日)中国基于显赫实力地位发挥的影响是独特的。在很长时间内中国国力强大,影响远涉疆界之外。不过,中国国家影响主要还是区域性的,如不同时期中国向周边国家提供的安全保护、零关税与威德教化等便利。在地区层面,由于缺乏相对势均的力量,中国没有意愿建立影响区域的与时俱进的制度性安排。这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局限。到近代中国开始衰落时,闭关锁国更无力影响世界,而在国门洞开时,只能以一种屈辱的方式被迫接受国际安排,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掏空了中国的政治主权与经济利益。中国在近代产业革命中落伍,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非常有限。

新中国成立后的近三十年,中国实行的是革命外交,支持反帝、反殖、反霸与民族独立运动。西方的封锁与敌视,使得中国只能一边倒向苏东阵营,与平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市场发生经济联系。但那时的中国,仍形成过影响世界的独特外交与世界观,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三个世界”理论等。冷战后期中国与美国的“接触”深化,中国与西方关系出现新调整。这一时期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亦直接在被迫卷入的战争中得以反映。朝鲜战争方显新中国屹立于东方之势。牛津大学战略学家罗伯特·奥内尔博士所著的《清 -长之战》对是役有过如此论述:“中国从他们的胜利中一跃成为一个不能再被人轻视的世界大国。”珍宝岛战役的意义同样如此,基辛格敏锐地从中看到一个虚弱的中国在美苏争霸的世界格局中所具有的独特力量:“苏联和中国军队在一条默默无闻的江上冰封的西伯利亚冻土地带爆发冲突的时候……,一切朦胧不清都消失了,我们毫不犹豫地走向世界外交的重大变化”。①陶文钊编著:《中美关系史》(1949-197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年 ,第 321页。中美接近成为影响冷战时期世界战略格局平衡的重大事态。

1979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无论有无明确的国家权力与影响战略,其导向却是鲜明的,即从经济上着手改变国家面貌,开始与国际接轨融入世界。戴维·兰普顿认为:“中国一直将获得国家经济权力作为国家权力的战略核心,非常明智。经济这种权力,既可被转化为强制性权力,也可被转化为软权力或观念性权力。经济权力是最有用、最可转换的权力形式。”②[美]戴维·兰普顿:“中美关系中的力量与信任”,《国际展望 》,2010年,第 7/8月号 ,第 44页。改变自己、融入世界进而影响世界,这是中国过去 30年发展的轨迹。但中国不会只是一个行走于单向通道、被动与国际规则接轨的国家,而会成长为一个更为主动塑造外部环境与条件的角色,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双向互动或调适必将不断增强。在国际体系建设、全球规则完善或新秩序建立的过程中,会有更多的中国元素。

二

影响力与权力 (或权势、力量)相关,却是比权力更为宽泛的概念。对权力的定义不可胜数,莫衷一是,故此不做无谓堆砌。影响力基于权力却超越权力。如果说权力是改变或影响他方意志与行为的能力的话,国家的影响力则可以定义为:主权国家在国际体系或对外交往中,为体现国家价值与理念,运用所需手段,使他方 (包括多边)的行动与思维发生变化或产生认同的能力。全球化条件下各国形成相互依赖关系,无疑会改变对影响力的定义。影响力或许有权力的强制性,但也有软性的一面。这种影响不是绝对的,也不全是单向的,双方互有妥协与调适,它因此具有变动性,也可通过组合而共生。在主权自我的国际体系中,获取影响成为一国生存与成长的重要条件。联合国安理会作为当今国际安全体系的权力顶层,是一国发挥影响具有象征意义的平台。尽管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如今看来“更多是一个声望而非真正的实力问题”,但许多大国向往跻身这个“贵宾俱乐部”。曾表示“要么有声有色,要么销声匿迹”的印度,就把获此地位视为一种最大的国家声誉。2010年 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新德里表达“支持印度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愿望”,即被印度视为美国对其“入常”的重大支持和印度外交的一项重大胜利。

实力是国际体系权力认定的重要指标。现实主义者称“实力造就权力”(mightmakes right),理想主义者主张“权力造就权力”(right makes right)。③[美]约翰·罗克尔编著,宋伟译:《世界舞台上的国际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 25页。一国的权力和影响力确实与其实力呈正相关,但实力并不等同于影响力,特别是单项的实力 (如财富)指标不一定有相应的影响力。克劳斯·诺尔提醒过:“正如军队部门本质上不等同于军事权力一样,GDP或者说国家财富,本质上也不等于经济权力。”④Klaus Knorr,The Power Economic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york Basic Books,1975,p.3.此类例子很多。日本是世界经济大国,但其影响力未必比得上英国。美国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对世界的影响力最大,但其国家影响力下降却是事实。2010年福布斯公布了全球最有影响力人物排名榜,这项考虑到人口、经济、军事与国家财政和宗教等因素的评估显示,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排名第一,奥巴马居次,这虽然不足以说明一切,但亦可为人们提供某种视角,即通过观察一个大国政治领袖的影响来审视该国的国际影响力。

当今世界,美国对全球事务的主导性影响仍不会被忽视,但经历全球金融经济危机浩劫的美国实力受损是不争的事实,美国在全球化道路上也已然退却。布劳德福德引证皮尤中心民调分析称,“世界对美国未来如何发挥全球领导角色充满怀疑与不信任,甚至憎恨而非尊重”。①Colin L.Bradford,“Restoring America’s Leadership Legitimacy”,http://www.brookings.edu/opinions/2007/0709useconomics_bradford.aspx.(上网时间:2011年 1月 5日)美国外交与军事目的受限也是事实。美国政治精英同样看得清楚:美国促进民主与军事威胁“招致世界性的怨恨”,不仅“成效甚微,也难以为继”。他们提出要执行一种新的“抑制”(Restrainment)战略。这一战略不仅需要遏阻损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力量,也需美国自制(Self-restraint),更大程度地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合作。因为其战略目标“不在于阻止什么,而在于要创造什么样的世界”。②By Martel,William C,“Grand Strategy of‘Restrainment’”,Orbis,vol.54,Summer 2010,pp.356-373.

尽管一国权力地位可能式微或上升,但国际体系一旦成形,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各国权力地位都会保持一段时间。时下关于美国国际地位问题争论不已,但美国仍是独一无二的国家,只是它已不能像以往那样“主宰一切”了。《北京共识》一书认为,美国仍处于世界体系金字塔的塔顶,往下是英、法、德、日、俄、巴西、印度、中国,其作为全球事务的管理者,与美国分享最重要的权力。第三层是油气资源丰富的国家,如沙特、委内瑞拉、伊朗等。第四层是地区性中等国家,如墨西哥、巴基斯坦、南非、韩国,其只有在周边问题爆发时,才能发挥较大作用。第五层是负责任的国家,包括瑞典、新加坡、挪威、智利,它们安分守己。第六层是无赖或失败国家,充斥着独裁、内战、种族灭绝等,给塔的上层国家带来重大挑战。最下层是一些迅速兴起的非国家行为体。如媒体集团、恐怖组织、商业集团,在全球层面与各国政府、民间社会紧密联系并参与权力分配。③参见斯蒂芬·哈尔珀 (Stefan Halper)著:《北京共识》,台湾八旗文化出版社,2010年 10月。

与过去相比,世界权力体系的金字塔正日益变得扁平。塔顶之国依然强大,但塔身各种力量竞相发挥影响。哈斯注意到,21世纪的国际关系已经以“非极化”为首要特征,权力更加分散而非更加集中,国际体系不再由一国或多国主导,而是在拥有施展各种权力的诸多行为体的共同作用下演进。在他看来,“单极时代已经结束”,美国的相对实力、影响力和独立性下降。④Richard Haass,“The Age of Nonpolarity——What Will U.S.Dominance”,Foreign Affairs,May/June,2008,vol.87,No.3,pp.44-56.经济上,美国占世界进口的比重下降了 15%,经济增速远落后于其他亚洲大国,长远看这会削弱美国的优势。在国际体系中,大国作用仍然关键,但更多的地区性权力中心将与之并存,影响与相互影响加强。在多边场合,就某一问题达成某种共识,强势国家也需要做出妥协,否则就只能搁置或拖延。此外,影响世界事务的非主权国家因素纷纷亮相,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台。哈斯甚至认为,当今世界民族国家丧失了权力垄断和某些领域的主导权,受到国际组织、全球媒体、军政权、政党、宗教组织和运动、恐怖组织、慈善机构等的挑战。

影响力与机遇有关。在某一阶段,主要大国特别是像美国那样的超级大国的政策调整,可能加强或削弱一国的影响力。这在冷战时期表现得更为明显。被布热津斯基列为“战略支点”的国家,其领土、人口、财力有限,但因在美霸权战略中被置予重要地位而产生影响。“9·11事件”后,反恐主导美对外政治议程,巴基斯坦因成为美推进反恐战略的“前线”国家而受到重视,而非洲大国埃及却因美战略方向的变化,在中东不再享有此前所具有的地缘政治影响,在非洲的地位也不如过去那么显赫。

对权力的粗略评估中,仍可分为强制性的、经济的以及劝服性的几种。而影响力与权力不同,一国可能因某一事件突然让人眼前一亮,尽管其力量在此之前即有充分的储备。北京奥运会的辉煌与上海世博会的成功,通过世界传媒的聚焦与辐射,让世界更深入全面观察到中国崛起的全新景观。对中国国际影响力的综合性评估当然也难以量化,但在具体方面仍有值得参考的指标。如为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中国出台刺激计划,创造了 2200万个就业岗位,对 2009年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 50%。亨利·保尔森对中国在危机中的作用给予了积极评价:“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时代,在这个重要时刻”,中国“购买和持有大量美国的国债和‘两房’债券(GSE),给予了美国有力的支持。”⑤亨利·保尔森著,乔江涛等译:《峭壁边缘——拯救世界金融之路》,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 235页。

不过,中国的实力地位与影响远难与美国相比。如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之一,技术最发达也最具创新性,军事力量最强,拥有世界最好的大学,好莱坞支配了世界电影市场,世界级的大公司最多等。①Martin Jacques,W hen Chian Rules theWorld——The End of the W estern World and the B irth of a New Global Order,Penguin Press,November 12,2009,p.367.在安全方面,美国实行“制衡”或“离岸平衡”战略的能力仍最突出,而中国在塑造自身安全环境和处理地区安全热点方面的影响上升。在经济方面,美国是最大的发达经济,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经济。双方的产业水平与结构,技术创新能力,劳动力成本和经济规模等都有差异。美国的影响是全球性的,也具有制度与政策性影响;中国经济充满活力,进出口增长牵动世界市场,其货币、财政政策的外溢效应明显增强。在全球制度或机制方面,中国更多是参与者而非设计者,但在未来全球治理的建章立制过程中,中国的作用趋升。中国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发言权在加重,2010年 11月,这两个机构份额调整的各一半均给予了中国。美国在其中仍分别占 17.41%和15.85%的份额,并因相关决议案通过需要 85%投票权而具有一票否决权。中国虽不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行投票产生决定性影响,但影响处于升势,美国处于维持状态,欧日则呈下降之势。

中国日益接近世界权力政治的中心与进入国际经济前沿,对其影响力的增强仍可期待。索罗斯即称:“中国是世界市场的积极力量,其权力和影响都将增大,其影响增长之快甚至超过时下绝大多数人的想象。”②Edmund Klamann,“China Influence to Grow Faster than Most Expect”,http://www.reuters.com/article/idUSTRE5560M120090607.(上网时间:2009年 6月 7日)

三

以实力而论,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很多方面仍有较大差距。国际上也有人认为中国是发达国家、富裕国家、新兴大国、发展中国家等,并各有其论据。如有人认为中国有边远与落后地区、低收入甚至贫困人口,还不够“发达”,但不认同此观点的人则认为,各国都有类似的现象,包括美国亦是如此,如美没有任何医保的人数即达 4000万之众,卡特里娜飓风也揭示了“两个美国”的存在。美国《新闻周刊》不久前的一篇封面文章称,中国是“一个兼具发达与发展中特征的国家”。该文认为,中国是一个富国,10%的家庭年收入为 20700美元,是官方公布的 3倍多。亚洲的百万富翁数量超过欧洲,而中国的亿万富翁数量超过世界任何其他国家。中国是世界第 5大消费经济体、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和制造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但中国也确有另一张面孔:36%的人日均生活费不到 2美元,中国还是世界最大污染国,面临与其他贫穷国家同样的问题,如社会冲突和贫富鸿沟。③Rana Foroohar and Issaac Stone Fish,“China is a Rich Country”,Newsweek,November 8,2010,p.34.

经历 30年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对外贸易上,中国不仅已经或逐步取代美国,成为亚、非、拉、欧一些地区性大国的最大伙伴,也取代一些地区性大国,如日本、印度,成为东亚、南亚等地区其他成员最大的合作伙伴。10年间,中国 GDP规模先后超过西班牙、加拿大、巴西、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考虑到外汇储备、出口能力、对外投资增长、内需带动等,中国积聚起巨大的国际经济影响力,并一定程度地推高了中国的政治与军事影响。可以认定,中国作为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已经成长为亚洲地区具有最强大影响力的国家,并处于由最大地区性影响国家向具有全球性影响大国的过渡阶段。

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有着自身的特性,并由于其参与国际体系的方式与理念而显示出强大的吸引力。这里主要从四个方面予以探讨。

一是作用的独特性。中国的独立性使自己不把安全、外交寄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或集团。即使在国力虚弱并遭遇战略困境时也是如此,如在中苏亲近和中国成为美国的“非盟国的友好国家”时期,中国也没有完全倒向一边,而是保持自己在安全或军事外交方面的独立性。30年前,保罗·肯尼迪即观察到,“中国在当前 (和将来)的国际体系中作为真正的独立角色的重要性,由于它在处理与其他大国的关系时所表现出的风格而大大加强了。”他还引述乔纳森·波拉克的话做了进一步说明,即“只用武器、经济实力及潜在力量等方面的数据,不可能说明中国对世界力量对比所产生的影响”。由于从未对莫斯科和华盛顿表现出圆通和屈服,中国因此“在国际上享有独特地位”。正因如此,“凭中国的分量,它在一定意义上应被看作候补超级大国——并非仿效苏联或美国的那种超级大国,而是反映北京在全球政治中的独特地位的那种超级大国。从长远看,中国代表着一种政治和战略势力,它是如此之重要,以至于既不能把它看作是莫斯科或华盛顿的附属物,也不能把它简单地看作是一种中间力量。”①[美]保罗·肯尼迪著,王保存等译:《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 8月版,第 557-558页。在时下处理地区安全热点问题上同样如此。2010年韩国“天安号”沉没与延坪岛“让炮弹飞”出现紧张时,中国的立场仍然是独特的,即呼吁半岛双方“冷静冷静再冷静,克制克制再克制”。②“外交部副部长张志军就当前朝鲜半岛局势阐述中方立场 ”,《光明日报 》,2010年 12月 15日。避免半岛战火燃烧,最符合半岛和地区各方而非仅仅是单方面利益。对于中国外交的独特立场,有学者认为“可以高度概括为‘中庸外交’模式,或者可称为‘持中外交’模式”。③秦亚青等著:《国际体系与中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 12月版,第 254页。

二是理念的进步性。大国的崛起总会带来某种全新理念。一个崛起的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多少会冲淡“崛起大国必将挑战现存霸权”的那种现实主义者的高声叫嚷。和谐世界的理念也给人类的未来带来某种期望。这一切可能改变大国崛起影响世界的基本历史范式。中国正变得强大,但不想颠覆现存秩序,不奉行强权外交,而是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对国家利益与重大关切的尊重,并没有妨碍中国在开展涉外经济活动时,创造一种新的伙伴与合作模式,这就是不片面绝对地追求国家利益,更不是在任何具体合作项目方面只讲自己的利益,而是强调互利共赢。如中国与苏丹的能源合作曾招致西方的指责。但 10年前,富藏油气的苏丹不能能源自给,而随着中苏合建喀土穆炼油厂,苏丹石油不仅能自给,还可供出口。这一项目被视为“中苏合作的典范”。

三是模式的示范效应。中国崛起为后进国家开辟了一种全新的发展道路,其生成的影响远非亚洲“四小龙”或“四小虎”可比。《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甚至称:中国崛起是作为非西方大国的崛起,且规模巨大,非日本、德国可比,可能使西方中心地位面临丧失或处于相对化的危险。④Martin Jacques,When Chian Rules the World——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 Birth of a New Global Order,p.145.西方把中国发展模式称为“北京共识”。国际学界对此都有认识。如有学者称,“中国的崛起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以至于现在受到考验的不是北京的体制,而是我们的体制。中国模式成为强有力的替代模式和一种挑战,甚至让西方国家以及我们有关民主、自由的种种怡然自得的想法相形见绌。”⑤Peter Hartcher,“Booming ChinaModel Has ItsUp and Downs for Others”,http://www.theage.com.au/opinion/politics/boomingchina-model-has-its-ups-and-downs-for-others-20101115-17ual.html.(上网时间:2010年 11月 16日)南非前总理姆贝基认定“中国模式适用于非洲”。世界银行也承认中国的示范效应,认为中国的举措让一些国家有机会从中国获得大量知识和经验致力于本国的发展。美国《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扎卡里亚称:20年来,工业化西方之外的国家以过去不可想像的速度发展,世界因此“正在发生悄悄的巨变”,而美国人、尤其是美国政府“还没有真正理解他者的崛起”。美式发展模式、金融创新制度、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以及国际金融机构的作用等等,都受到“广泛的质疑”。⑥Fareed Zakaria,“The Rise of The Rest”,Newsweek,May 12,2008,pp.18-27.一直关注中国崛起的美国学者精英,也称要对中国的成功予以认真研究,因为中国的经验“是一份不可或缺的资产”。他们认为,中国、日本、德国和美国的“资本主义形式”各不相同,而“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经济模式中政治指导的成分较多,但市场力量生龙活虎且不可阻挡。20年来,中国在减少世界贫困人口方面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成功。这种经验需要摆到全球桌面上来,不是要其他国家效仿,而是要对之进行研究,并且有选择地予以吸收,应用于其他地方”。⑦Colin L.Bradford,“Restoring America’s Leadership Legitimacy”,http://www.brookings.edu/opinions/2007/0709useconomics_bradford.aspx.(上网时间:2011年 1月 5日)

四是发展的创新性。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难免伴随着学习、模仿与引进,但中国不会满足于此,这有其自身发展引领而非被动跟进的战略取向需求,也是增长方式转型的必然。例如,中国高铁已进入网状化快速发展时期,高铁网覆盖面超过全球其他国家之和,速度也最快。2010年 10月京沪高铁栆庄 -蚌埠段试运行甚至测出 486公里的时速。中国高铁“创造了从‘追赶者’一跃成为‘引领者’的奇迹,成为世界铁路发展的新航标”。①王小润等:“中国高铁冲击波”,《光明日报》,2010年 12月15日。中国高铁创造着辉煌,展示的是一种新时空的改变,带来深刻的震动与影响。世界运算速度最快的“天河 -1A”号系统超级计算机由中国成功研发,也令包括曾独领风骚的美国等国侧目。以目前的研发支出而言,中国仅次于美国。路透社 2010年 12月 6日的一份调查表明,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头号创新大国,这将是“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迈进的历史性拐点。

四

人们对一个崛起大国的国际影响上升充满期望。但是,一国之影响并不会自动生成,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更是如此。“有所作为”符合国家利益扩大与世界期待的需要。中国应逐步培育世界级大国的战略观与战略心态,认清所处历史方位,正确把握时代变动的脉搏,坚定走和平发展之路,强调建立和谐世界的愿景,从多方面统筹内外两个大局,从多元、多面着手,从容参与国际事务,建设性地发挥独特影响。

扩大国家影响是一项综合性的国家战略工程,涉及面十分复杂,这里仅从若干方面予以探讨。首先,强化中国市场的磁场效应。一个大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终究不只是出口能力,也包括与之匹配的巨大进口能力。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平衡进出口水平,中国的经济影响将更为突出。从世界范围看,由于金融危机,美欧产能下降近1/4,需求也同步缩小,世界对中国通过促进消费增加对外部的需求充满期待,甚至热议“为中国制造”。一些敏锐的国际政治家认为,内需扩大是“中国终结贫困并推动世界经济恢复高增长的‘最好机会’”。②Gordon Brown,Beyond the Crash:Over coming the First of Globalization,Simon&Schuster UKLed,2010,pp.151-161.

扩大中国需求或国内消费,既需藏富于民,更需要全面完善社保制度,加大医疗、教育、养老投入,合理促进收入再分配。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还在于自身的发展与转型,为此需要进一步削减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行业,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绿色产业、低炭产业。目前,尽管中石油、中移动、中国工商行都已成为世界级大公司,但根据绿色标准排名的世界大公司中,至少前 25名仍没有中国。③“The 25 Greenest Companies in the World”,Newsweek,October 25,2010,p.36.中国坚定地迈向绿色经济,在世界产业结构转型中成为引领性力量,需要做出战略性的努力。

其次,全面建设性参与国际事务。如前所述,当今的世界权力结构趋于扁平化,参与国际事务的主体增多、角色多元,尤其是金融危机引发国际力量格局的变化,势将触动国际秩序与机制的规整。各类机制建立与改革完善会涉及全球、区域、多边与双边层面。过去一种机制 (如 G7)主导国际经济秩序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冷战后残留的最大军事组织(如北约)主导安全的时代也基本成为过去。一种新机制的建立,如 G20,不意味着先前机制必将退出历史舞台。各类机制功能各异,其中部分可能交叉覆盖,但其并存都会各有理由。在后危机时代,全球治理的各类机制还会进一步发展与完善,置身其外只能弱化自身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崛起的中国尽可不厌其烦地参与其中或对话沟通,阐述自身立场,为中国国家利益博弈,并充分鼓励忠实于中国国家核心价值观与理念的公共外交。

第三,首重周边,经营周边。周边之于大国可谓战略之依托,没有周边的稳定与繁荣,中国不会有持续的安定与发展。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时,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并出资 20亿美元援助东南亚国家,中国与东盟关系自此迅速发展,2010年 1月中国 -东盟自贸区已经启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 10年逐步发展深化,增容扩员提上议事日程。这些都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周边国家国情、政情不一,经济发展差距明显,加之内外力量聚集搅合,地缘环境复杂。建立稳定、发展与和平的安全环境,中国仍需要进一步显示战略勇气与自信,稳步推进既有合作局面,坚定抑制地区紧张事端,强化互利共赢的合作精神,有理有利有节地与其他大国展开地缘政治经济博弈。中国应引领“新丝绸之路”等高铁线建设,为打开与欧洲、中东、中亚和南亚甚至非洲的直接通道创造条件。①中国规划与直接参建的高铁线包括:东南亚线:由云南经越南等国抵新加坡;中亚线:由新疆乌鲁木齐经哈萨克斯坦连接伊朗和印度;欧亚线:由北京经中国东北、俄罗斯直抵西欧。参见:李志全:“我国将建成穿越东南亚、俄罗斯等高铁网”,中国新闻网,2010年3月15日。有学者甚至设想,一二十年后,高铁线的延伸之处,都将是“中国对外影响的扎根所在”②纪赟:“高铁给中国未来插上翅膀”,新加坡《联合早报》,2011年 1月 3日。。尽管时下仍有拉帮结派遏制中国的企图,但世界“大多数国家将争取接近而非寻求抗衡中国”。③Martin Jacques,When Chian Rules the World——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 Birth of a New Global Order,p.375.

最后,掌握传媒主动,积极发展软实力。一个崛起大国的国家利益会扩散至全球,人们更为渴望了解一个真实的外界,与此同时,崛起大国总会引起外部的猜疑与不安。这样,扩大宣传面、掌握话语权就十分必要,否则可能被误导和误解。中国话语权的扩大绝非仅限于政府发言人所赋职能,公民教育、媒体引领、学术沟通、文化教育交流、民间社团组织的培育等均需要发展并体现其中。仅举一例,中国影视业发展十分迅速,成为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国软实力的重要窗口,但与中国“世界工厂”的能力相比,影视传媒远未形成规模效应。与美国相比,我们有短期内无法跟进的巨大差距。如 2010年美国制作电影近 500多部,国内票房 103亿美元,海外票房高达 193亿美元 (占全球的三成);④王海等:“票房百亿,中国电影刚起步”,《环球时报》,2010年 12月 30日。而中国 2010年前 9个月电影票房仅为 75.8亿元人民币,全年可能达到 100多亿元人民币。⑤可同时参见:任珊珊等:“2010:文化给力中国”,《人民日报》,2010年 12月 27日。当然,中国电影已进入发展的“黄金时期”,其未来充满着希望。2009年 7月,胡锦涛主席在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强调要“努力使我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⑥《新华日报》,2009年 7月 21日。这也是中国为深化国际影响而努力的战略性方向。○

(责任编辑:黄丽梅)

[作者介绍]傅梦孜,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中美关系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