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亚太战略与中美关系的未来

王鸿刚

美国的亚太战略与中美关系的未来

王鸿刚

奥巴马政府将亚太战略作为美全球战略的重中之重,这是冷战后美全球大战略演进与亚太形势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并非完全针对中国,但在其实施过程中针对中国的一面却非常突出。尽管如此,过分强调美亚太战略对中国的挑战不仅会使当前的中美关系更加复杂,还将给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带来重大战略风险。中美在亚太实现和平共存,既是确保美亚太战略成功的关键,也是中美长期战略稳定关系的核心议题,并将对亚太乃至全球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美国 亚太战略 中美关系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在运筹亚太战略方面动作频频,一方面以各种方式宣示美国的亚太属性,高调宣布“重返亚洲”,多方论证美国的存在对亚太安全与繁荣至关重要,努力展现美对亚太及区域内各国的重视,誓言继续扮演亚太领导角色;另一方面,全方位加大战略投入,强化与传统盟友安全纽带,加大在西太平洋的军事部署,以频繁军演彰显军事优势,深化与东盟对话合作,拉拢和规制新兴国家,积极介入“三海”争端 (黄海的朝韩军事对峙、东海的钓鱼岛之争及南海问题)等热点议题,推动各层次经贸合作及次区域合作,全方位提升对亚太局势的控制能力。经过近两年的摸索与实践,美已初步形成以传统同盟体系为基础、以干预地区热点议题为抓手、以应对新兴国家崛起与地区格局变化为重点、以强化美亚太主导地位为目标的全方位亚太战略布局。

一

综观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的言与行,亚太显然已成为美全球战略的重中之重。这既是冷战后美全球大战略发展演化的必然产物,也是奥巴马政府为因应“后危机时代”的亚太变局而作出的主动谋划,是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就美国大战略而言,自冷战结束以来美战略东移进程不断发展,使亚太最终成为美全球战略的首要关注对象。冷战结束后,美国虽取得“一超独霸”地位,但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并不均衡,其在美洲大陆的地位最为巩固,对美欧同盟的经营最为成功,在其他地区的地缘布控力则存在明显差别。在“前苏空间”,对于前苏联解体后分生出的大量新独立国家,美国影响力相对有限;在中东,冷战格局瓦解引发的格局失衡,对美在该地区的地位构成强烈冲击;在南亚,前苏联势力退出后留下的巨大权力真空,使地区国家趁势坐大并形成强大排外效应,恐怖与极端势力也随之泛滥扩散;在东亚,苏联威胁的消失造成美对同盟体系影响力下降。对美而言,要巩固、夯实全球领导地位,必须对其全球大战略做出调整,及时推动战略重心由西欧向欧亚大陆的纵深地带以及东亚延伸。美战略东移进程由此启动。

在这一进程中,东亚无疑是美国关注的首要重点和最终目标。这是因为:其一,东亚仍然存留着突出的冷战遗产。中国、朝鲜、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在苏联解体后继续存在和发展,朝鲜半岛和台海两岸的两大“国家统一”议题持续成为引发紧张局势的重大潜因。如何进一步消化和管理这些议题,是冷战后美国不得不认真应对的挑战。其二,东亚是美国、日本、俄罗斯、中国等全球最为重要的经济和军事大国博弈互动的核心舞台。这些战略力量在东亚的互动,不仅将决定东亚地缘格局,更将对 21世纪的全球战略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强化美国在东亚的主导和优势地位,是美战略东移进程中的核心要务。其三,东亚还蕴藏着巨大的经济潜力。庞大的人口和市场及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很可能使东亚成为未来全球经济的引擎。①Evan A.Feigenbaum and Robert A.Manning,“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New Asia”,Council Special Report,No.50,November 2009,http://www.cfr.org/publication/20446/united_states_in_the_new_asia.html.(上网时间 2010年 6月 30日);Charles Freeman III and Matthew Goodman,“Crafting US Economic Strategy Toward Asia:Lessons Learned from 30 Years of Experience”,CSIS Asia Economic Task Force Report,Oct. 2008, http://csis.org/files/media/csis/events/081016_freeman_craftusecon_web.pdf.(上网时间:2010年 10月 29日)美国既要从战略东移进程中获利,也要借此提升对全球经济格局的主导能力。总之,从政治、经济、安全等各个角度而言,东亚以及以东亚为核心的整个亚太地区,都是美国的必争、必稳、必保之地。

在此逻辑指导下,冷战结束以来的近 20年间,历届美国政府均未间断推进战略东移进程,并力争将东亚及亚太作为重点目标。20世纪 90年代,克林顿政府在持续推进北约欧盟双“东扩”、循序经营“前苏联空间”、稳步推进战略重心东移进程的同时,已开始谋划如何强化美在亚太的存在。克林顿政府 1995年和 1998年两次发表《东亚战略报告》,为美战略东移营造强大的思想和舆论基础。1999年科索沃战争结束后,“西线无战事”、“重心东移论”在美战略界掀起一轮高潮。2001年布什政府上台之初,更加展示出将亚太作为美全球战略重心的强烈意愿,谋划收缩全球战线,削减在中东军事投放,加大对亚太战略投入,并将中国定位为美在亚太的“战略竞争对手”。“9·11事件”打乱了美国的战略部署,阶段性地冲淡了亚太的地缘重要性,反恐成为美国家安全战略的头等大事。但布什政府仍试图寻找“以反恐谋霸权”的两全之策,在打击恐怖势力的同时,在“大中东”和“大中亚”拓展军事存在,对阿富汗、伊拉克实现政权改造,希望顺势推进和夯实美战略重心东移进程。布什二任后期,美再度加大对亚太关注和投入,但囿于两场战事的拖累、美内外形象的恶化和政府执政能力的削弱,只能将全面“进军”亚太的历史重任留给下届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奥巴马政府上台后明确将战略重点锁定亚太,既是对上任政府的纠偏与修正,更是对冷战后美国一以贯之的全球大战略的继承与发展。

就客观形势而言,新世纪以来,尤其是“后危机时代”亚太形势的巨大变化,是推动奥巴马政府全方位加大亚太战略投入的直接动因。从经济层面看,十几年来,东亚乃至以东亚为核心的整个亚太地区的经贸合作蓬勃发展,东盟、日本、韩国、中国等主要经济体通过“10+1”、“10+3”及其他双边和三方对话与合作机制强化互利合作,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地区一体化进程快速推进。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遭受重创,东亚各国相互合作及深入推进地区一体化的意愿进一步增强,加强地区合作尤其成为东亚国家走出危机的重要举措。亚太经济因而一枝独秀,备受世界瞩目。2010年包括“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在内、以东盟为核心的五个自贸区同时启动,更彰显亚太经济发展的积极势头。根据美国研究机构的估计,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到2030年,亚洲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份额将从1990年的 21%上升到 45%,而同期西方国家 GDP份额将从 50%下降到 29%。②Ashley J.Tellis,Andrew Marble and Travis Tanner,ed.,A-sia’s Rising Powers and America’s Continued Purpose,10th anniversary edition,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Seattle,WA,and Washington,D.C.,2010,p.61.由于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带动效应,亚太被广泛认为是带领全球经济走出低谷的希望和 21世纪全球经济发展的引擎。亚太在当前和未来全球经济格局中的重要位置,要求奥巴马必须对亚太予以充分重视。从短期讲,为摆脱危机影响、重振美国经济,奥巴马政府提出“五年出口倍增”计划,对亚太市场的出口无疑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手段。就中长期讲,金融危机使亚太加快成为全球经济重心,掌握了对亚太经济的主导权就意味着掌握了对全球经济的主动权,美国更要果断行动,深度介入亚太地区经济发展进程。

从政治层面看,美在亚太面临同盟体系根基松动、新兴国家群体崛起、地区格局深刻调整等多重挑战,必须采取措施避免被“边缘化”。近几年来,日本政府在支持和配合美全球行动方面的热情明显下降,日本朝野对美驻日军事基地的抱怨越来越多,普天间基地搬迁争议久拖不决,正是美日关系龃龉不断的写照。长期以来,美日同盟一直是美亚太战略的基石,日本政界要求“远美入亚”、在中美之间实现“再平衡”以及建设排美的“东亚共同体”的论调不时抬头,使美有强烈的心理“挫折感”。①参见美国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杰弗里·贝德在亨利·史汀生中心举行的“美日同盟 50年:走向更有活力的伙伴关系”研讨会上的发言,http://www.stimson.org/images/uploads/Transcript_Jeff_Bader.pdf.(上网时间:2010年 12月 23日)同时,美国与韩国、澳大利亚等传统盟国的关系也进展有限,与这些国家积极融入地区一体化的热情相比,它们对发展与美关系的热情不升反降。这同样是美无法接受的。此外,中国、印尼、越南等域内国家的综合实力快速增长,印度、俄罗斯等积极参与亚太事务,引发亚太地区战略格局和各国战略选择发生深远变化,也迫使美国必须做出回应。奥巴马 2009年上台之初便宣示自己是美国首位“太平洋总统”,高调宣誓美“重返”亚太,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首访即选择东亚,并数度造访亚太不少国家,重点加强与新兴国家的交往,积极参与域内多边机制和热点问题处理,都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二

尽管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是着眼于维护美全球领导地位及应对亚太多重挑战的长远布局,并非完全针对某个国家或某个单一性挑战,但 2010年美推行亚太战略的做法却使人感觉到,应对中国崛起似乎正在成为美亚太战略的主要考虑和突出方面。这是因为:客观上,美推进亚太战略的每一举措均无法完全“回避中国”;主观上,美这些举措也多多少少、有意无意地“针对中国”。一方面,由于中国的国家规模和综合实力、同亚太各国之间的广泛联系以及中国多年积极参与地区合作、推行“走出去”及与周边“互联互通”战略,中国的利益与影响已深入到亚太各个角落,形成与亚太各国的深度相互依赖,中国并成为亚洲经济的火车头和亚太经济链条的中心环节。②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编,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译:《全球趋势 2025:转型的世界》,时事出版社,2010年,第 19页。就此而言,中国乃是亚太地区事务最重要的“利益攸关方”之一。美国推进其亚太战略,无论是对涉朝、涉缅等热点议题的处理,还是对南海、钓鱼岛等主权争议的介入,抑或是同日、韩、俄、印、东盟等域内战略力量的双边互动,以及扩容东亚峰会、参与次区域合作等多边行动,都无法绕开中国,并将对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同邻国关系产生实实在在的影响。一言以蔽之,美国在亚太处处都将面对中国,而中国也将处处面对美国。中国在亚太的快速崛起与美国对亚太的全面“重返”这两大历史性进程,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有着相当程度的重叠。这一客观现实预示着,中美在亚太的互动与博弈将具有前所未有的全面性和深刻性,并很大程度上决定两国在亚太的处境及亚太秩序的未来。

另一方面,诸多迹象显示,美不仅有意利用亚太各国对中国快速发展的疑惧,论证其“重返”亚太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更寻机在一些问题的处理过程中对中国实施战略“对冲”③参见:Fareed Zakaria,“Hedged bets on China”,The Washington Post,Nov.15,2010.。这在美介入南海问题和钓鱼岛争端的案例中体现得最为明显。针对南海问题持续升温,美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国务卿克林顿、防长盖茨等人多次公开喊话,声称南海涉及美“国家利益”和地区和平,要求南海问题“国际化”,敦促各方必须依 (国际海洋)法办事,和平解决,推动建立争端解决国际机制,从而使南海问题复杂化,给中国与其他声索国以双边方式妥善解决争端制造障碍,似乎有意离间中国与东盟关系。面对中日钓鱼岛之争,奥巴马政府一方面敦促各方保持克制,防止局势失控,并声称美方对此“不持立场”,另一方面又暗示,钓鱼岛实际归日本管辖,是《美日安保条约》适用对象。此外,美不顾中国反对持续对中国专属经济区进行侦察,无视中国主权关切频繁举行军演,推出“海空一体战”军事构想,警告柬埔寨“不要过分依赖中国”,也带有较强的对华“示强”和防范心态。④参见 Raul Pedrozo,“Beijing’s Coastal Real Estate:A History of Chinese Naval Aggression”,November 15,2010,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67007/raul-pedrozo/beijings-coastal-realestate?page=show.(上网时间:2010年 12月 22日)由此,中美在亚太的互动与博弈,不仅具有前所未有的全面性与深刻性,更具有前所未有的微妙性和敏感性,并会影响中美双方及第三方的战略判断和政策选择。

“美中关系是维持全球和平和建立新的全球秩序的核心要素。”①HenryA.Kissinger,“Power Shifts”,Survival,Vol.52,No.6,Dec.2010-Jan.2011,pp.205-212.就此而言,美亚太战略集中于对华关系似乎没有问题。问题在于美以何种方式处理对华关系。2010年中美关系摩擦不断、转圜困难,正是在美推行亚太战略既无法“回避中国”、也多少有意“针对中国”的双重条件下发生的。一些国际舆论将当前中国与美及邻国的紧张关系单纯归咎于中国的“强硬”和“过度反应”,但更应该看到的是,美当前推行亚太战略的某些做法,明显影响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域内国家对美战略意图的解读和应对方式的选择,破坏了中国政策的弹性空间。

随着中国对亚太影响持续扩大,亚太格局内在稳定性下降,局势发展不确定性增强,美亚太战略针对中国的一面很可能成为长期现象。如果管控不力,任其发展,将给中美关系带来更多系统性和战略性风险。首先,使中美双方陷入相互认知的困境,战略误判的可能性上升。美国对“被边缘化”的焦虑以及在具体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做法,很可能加剧中美关系中的这样一种负面倾向,即双方均多多少少带着一种“受害者”心态去检视对方的行为和揣测对方的意图,一方的防御性行为在另一方眼里则变成进攻性的,双方均基于最坏的可能做好自身准备,从而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②David Shambaugh,“A New China Requires a New Strategy”,Current History,Sep.2010,p.225;Banning Garrett,“U.S.-China Relations:Gone Fishing”,The Globalist,Nov.24,2010,http://www.theglobalist.com/storyid.aspx?StoryId=8820.(上网时间:2010年 12月 22日)如,对于近期中国捍卫领土与领海主权等问题上的防御性立场,美国战略界和公众舆论解读为中国放弃“韬光养晦”政策与“和平发展”承诺的先期信号,揣测中国在亚太可能奉行“中国版门罗主义”,意在将美国挤出亚太;③参见:Joseph Bosco,“China’s growing threat”,The Washington Times,November 29,2010;Vincent Wang,“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A Chinese‘Monroe Doctrine’or‘Peaceful Rise’?”,China Brief,Volume 9,Issue 17,Aug.20,2009;Ames Holmes and Toshi Yoshihara,“A Chinese Monroe Doctrine?”Defense News,Sep.20,2010.而美国近期围绕涉朝问题同日韩等国的频繁联合军演以及在亚太安全布局上的系列动作,也让中方感到美“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试图给中国造成更多牵制。在这种相互猜疑中,双方的战略互信受到很大削弱,并造成中美关系波折不断,转圜困难。这一负面趋势如不及时加以阻止,极可能引发重大战略误判。

其次,造成中美在地区议题上的合作空间受到挤压,双边关系受“第三方因素”影响增大。以两面手法为突出特征的“对冲”战略存在一个难以解决的内在矛盾,即“防范”的一手会难以避免地破坏“接触”的努力。④“Friends,or else”,The Economist,Dec.4th,2010,p.13.如果美国插手天安舰事件、钓鱼岛争端和南海争端,除公开宣讲的目标外,背后还隐藏着针对中国的战略意图,意在联手亚太国家共同牵制中国,那么中国维持谨慎姿态和提高戒备将是非常自然而然的事情。⑤“Strategic Reassurance”,The Economist,Dec.4th,2010,p.15.这种相互戒备和僵持的局面,既导致双方间的原则性分歧进一步凸显,更造成双方在本来具有共同利益的诸多方面 (如共同维持东北亚安全局势稳定)也无法开展顺畅合作。在此境况下,不仅热点议题失控、地区局势动荡的可能性大大上升,还可能使中美关系陷入“尾巴摇狗”的困境,日益被“第三方因素”牵着鼻子走。⑥“In the Balance”,The Economist,Dec.4th,2010,p.11.

再次,导致重塑地区治理机制进展缓慢,进一步加剧中美关系的困境。十多年来,亚太地区治理机制的发展一直不均衡,经济合作机制建设较为顺利,而政治互信和安全保障机制建设相对滞后。后危机时代,亚太涵盖范围扩大,吸附效应增强,地区玩家增多,各国实力对比变化,各国内外政策不断调整,原有的地区机制已难以满足地区形势发展需求,互信缺乏和安全困境越发成为威胁地区稳定和繁荣前景的突出问题。这需要亚太各国共同努力改变这种局面。尤其是,中美作为既有能力、又有义务重塑亚太未来的两个大国应通力合作,在重建地区秩序和行为规则方面发挥主动引导和主要领导作用。如果美国在推进亚太战略的过程中对中国核心利益关注不够,甚至希望从中国同周边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中获利,地区治理机制的重塑必将陷入僵局甚或误入歧途,包括中美在内的所有国家都将是这种可能性的受害者,任何一方亚太战略的参与成本都将极大上升。如果由于缺乏全面而有效的对话与合作机制而引发亚太失序,各国还将面临更严重的损失。

最后,中美关系可能被逐渐赋予大国战略对决的含义,重蹈历史覆辙。2010年中美博弈的态势突出表明,作为“世界老大”的美国与作为“世界第二”的中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逐步显露,①袁鹏:“中美关系向何处去?”,《外交评论》,2010年第 2期,第 6页。并将持续且突出地体现于两国在亚太的竞争之中。中美在亚太的关系处理得好,一定程度上将使两国结构性矛盾得到管控;处理不好,很可能陷入不可逆转的敌对。②“Strategic Reassurance”,The Economist,Dec.4th,2010,p.15.正如基辛格等人所指出的:21世纪的大国在参与大国一致行动方面没有多少经验;中美同为“特立独行”的霸权大国,对如何以限制自身自由为代价与对方平等地相处,双方均未做好心理准备。中国在亚太崛起对美国的挑战,已与百年前德国对英国的威胁有几分类似。如果两国决策层不采取坚定措施遏止当前趋势,两国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将催生出不断加强的敌对关系,像德英关系那样由友好最终转向对抗。③HenryA.Kissinger,“Reining in Pyongyang”,The Washington Post,June 8,2009;Henry A.Kissinger,“Rebalancing Relations With China”,The Washington Post,August 19,2009;Katrin Bennhold,“Mutual Trust Called Crucial to U.S.-China Relations”,The New York Times,September 12,2010.

由于这些潜在战略风险的存在,以及 2010年美推行亚太战略引发中美关系和地区局势紧张升级,很多学者对中美关系的未来表现出明显的悲观态度。有中国学者认为,两国的战略较量很难避免;④王缉思:“中美结构性矛盾上升,战略较量难以避免”,《国际战略研究简报》,第 47期,2010年 7月 23日。布雷默等美方学者甚至断言,中美关系未来十年的发展很可能滑向“新冷战”。⑤Ian Bremmer,“Fight of the Century”,Prospect,April 2010,pp.37-41;Ian Bremmer,“Gathering Storm:America and China in 2020”,World Affairs,July/August 2010,pp.57-73.

三

上述潜在战略风险对中美双方而言均是不可承受之重,因为一旦两国爆发全面战略对抗,必将耗尽两国实力并摧毁世界和平。⑥HenryA.Kissinger,“Power Shifts”,Survival,Vol.52,No.6,Dec.2010-Jan.2011,pp.205-212.因此,实现中美在亚太的和平共处、互利互信和平等尊重,对两国而言均具有极端重要性。这就要求中美双方必须在新时期进一步认清“合则两利、斗则两伤”的关系本质,坚定中美关系逆流而上、只进不退的战略意志。同时还要看到,中美在亚太仍有相当程度的利益兼容性、行为主动性和战略可塑性,两国在亚太确立一种全新的大国良性互动模式仍具备很强的现实可能性。

中美在亚太和平共处的重要性可归纳为三个方面。首先,寻求与中国在亚太良性互动,是美确保其全球大战略顺利推进、强化其全球主导地位的核心要素。美亚太战略是其冷战后全球大战略的内在逻辑发展和亚太形势变化的客观要求共同作用的产物,因此,美亚太战略的进展,既事关美国自冷战结束以来的战略东移进程能否顺利实施,也决定了美能否在亚太变局中真正掌握主动,筑牢美全球主导地位的根基。21世纪的前十年,美国忙于打击恐怖主义,未能处理好应对多重挑战和处理好轻重缓急,方式方法也遭诟病,导致其全球领导地位的合法性备受质疑。在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如果美在处理其全球战略的最核心方面——亚太战略上或主动或被动地过分集中于应对中国,片面强调中国挑战,找不到与中国在亚太和平共存的可持续路径,且对中国崛起的正面意义认识不足、借重不够,甚至将中国推到对立面、持续受到短期考虑、传统战略思维及“第三方因素”的束缚与干扰,忽视国际形势发展规律和亚太格局的大势所趋,那么美将继续犯下严重的战略失误,使美大战略调整再度偏离主航道,错失重振美国领导地位的“第二次机遇”。

其次,谋求与美国在亚太良性互动,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也是未来一段时期中美关系发展的阶段性重点。经过 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目前同外部世界的各方面关系均处于关键的历史节点。经济上,中国同外部世界的相互依赖日益加深,同世界经济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关系,无论是当前的经济转型还是未来的经济繁荣都有赖于外部支持;政治与安全上,中国初步确立世界级大国地位,但在全球的作用和影响仍有待确定,各方对中国既有期待更有疑虑。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外交必须防止大起大落或成为众矢之的。如果此时中美关系出了问题,中国的外交全局都将受到冲击;维持稳定、向好的中美关系,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基础上,尊重美对全球秩序的积极贡献和全球主导地位,则有利于化解中美之间的战略猜忌,削弱“第三方因素”对中美关系的牵制与干扰。就中美关系发展的阶段性特点而言,在中国快速崛起与美国全面重返亚太同步发生的历史性时刻,实现中美在亚太良性互动,也将为两国开创“不同而和”、“同舟共济”、“共同进步”的新型关系模式提供重要的地缘空间,创造性地延长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第三,中美实现在亚太的良性互动,还符合域内各国的长远利益和亚太格局发展的客观需求。经历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尤其是经济金融危机洗礼,亚太区域合作正在经历从以“求同”(以经济合作扩大共同利益)为主要特征的“1.0版”,升级为以“化异”(化解深层分歧、消除政治猜忌)为主要目标的“2.0版”。迈过这道坎,地区合作将继续释放强大活力,各方都是受益者;反之,不仅经济合作潜力受损,各国也将成为安全对峙的受害者。中美两家是决定地区合作走向的主导性力量。确保局势稳定和危机可控,最终确立包容各方利益的亚太格局稳定框架,是中美两国的共同义务和顺应亚太格局发展大势的负责任行动。更进一步讲,应对气候变化、防扩散、帮助落后国家等全球性议题,都需要中美两国携手合作,发挥带头作用。未来世界的和平、发展与繁荣需要中美关系保持和平稳定。在此意义上,中美在亚太的关系更事关全球未来。

中美在亚太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则源于以下三方面事实。其一,在维护核心利益方面,中美双方的战略具有较强的兼容性。与前苏联相比,中国并不寻求向亚太国家输出意识形态;与 19世纪的欧洲大国相比,中国也不寻求在亚太建立殖民地;与前段时期积极倡导“东亚共同体”的日本相比,中国亦无意在东亚建立旨在排挤美国的地区性组织。全球化的时代大势和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绝不会寻求将亚太“据为己有”,一个在亚太发挥积极作用的美国符合中国的利益。美国亚太战略的最终目标也并非孤立和遏制中国,而是要维护自身主导地位,美既无心也无力将中国影响压缩到国境之内。只要相互尊重对方的实际地位与核心关切,两国在亚太就没有不可化解的根本矛盾。而且,中美在维护局势稳定、确保危机可控、推进地区合作等诸多方面还有很多共同利益,亚太的和平、稳定、繁荣是两国追求的共同目标。①“Strategic Reassurance”,The Economist,Dec.4th,2010,p.15.2010年间,中美两国虽然公开较劲,却仍然时时注意克制、处处留有余地,与双方利益的深层兼容性有很大关系。

其二,在重塑亚太战略格局方面,中美两国均具有较强的主动性。国际政治的基本规律决定了大国的战略取向仍然是主导亚太局势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由于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和中国在亚太正在形成的域内优势地位,中美关系的走向将很大程度上左右其他国家的战略选择和亚太的发展方向。就此而言,中美两国都处于特别有利的主动地位。而且,为在地区变局中维护核心权益,中美也都有主动行动的意愿。

其三,在未来发展方向方面,中美双方的战略均具有较强的可塑性。中美两国亚太战略的未来走向,既是两国之间互动的结果,也是两国关系中不同构成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在中美关系恶性互动的苗头有所增大时,两国内部积极维护双方良性互动的主观意愿也在同时增长。对于打破历史“宿命”,开创新型关系,两国领导层和战略界有着高度的战略自觉。例如,布热津斯基等人提出“两国集团”(G2)设想,并非要在中美之间简单复制美苏共治模式,而是希望双方通力合作,携手参与全球治理;美副国务卿斯坦伯格提出“战略再保障”(strategic reassurance),也是希望双方打破战略猜忌魔咒,为新型关系模式的创建奠定心理基础。对于 2010年中美关系的波折,双方各界有识之士的危机感空前强化,希望采取切实措施,避免形势进一步发酵。这些都是从积极方面塑造中美关系的重要力量。

虽然中美在亚太实现和平共存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能性,但这一前景能否实现取决于双方的实际行动。为实现在亚太和平共存,中美需要合力处理好以下几方面问题:一是相互确保核心利益,深入挖掘共同利益。双方应通过坦诚对话,明确彼此的核心利益和战略底线,在各自推行亚太战略过程中对对方的利益予以尊重,对敏感而重大的原则性分歧力争找到管控方法。这是双方展开合作的前提。在此基础上,消除零和心理,减少拆台行为,在地区治理的广阔领域内开发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间。二是搭建亚太合作平台,明确共同行为准则。双方在利用既有渠道(包括战略与经济对话等双边渠道以及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联合国等多边场合)继续进行对话与合作的同时,谋建专门处理亚太共处和危机管控的双边机制平台,并确保对第三方适度透明。尤其要注意处理好两国海军间的关系,制定共同行为规则防止海上争端升级。三是合理重塑地区机制,明确共同责任义务。双方应在热点问题上搞好合作,在力所能及和各自擅长的领域内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借危机处理顺势推动地区治理机制的升级换代。四是尊重各自伙伴关系,寻找更多共同伙伴。彼此承认对方在亚太的合理地位与角色,相互尊重对方在亚太伙伴 (或同盟)体系的客观现实性及正面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探寻中美与亚太其他国家的共赢关系新模式。若此,中美在亚太和平共存则完全现实可期。

结语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是中美重塑关系模式的重要阶段。实现双方在亚太和平共存,既是确保中美两国各自亚太战略成功的基础与前提,也是确保中美关系长期稳定发展的关键议题之一。2011年初胡锦涛主席访美标志着中美关系正在进入更加深度依赖和更加高端合作的新阶段。保持更加开阔的战略视野,坚定休戚与共的战略心态,探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既互利又互信、既双赢又多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模式,是摆在中美两国面前的共同任务,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

(责任编辑:沈碧莲)

[作者介绍]王鸿刚,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助理,主要从事美国外交和中美关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