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环境外交战略初探

时间：2024-04-24

屈彩云

日本环境外交战略初探

屈彩云

日本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凭借资金、技术优势从多角度推进环境外交,现已形成以亚太为中心、重视非洲兼顾拉美的环境外交战略格局。从实践看,日本环境外交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特点,是日本实现国家利益目标的重要途径与平台。随着国际环境外交博弈的加剧和日本国内政局的变动,日本政府不断调整环境外交战略,并将对日本外交战略和国际形势产生影响。

日本环境外交战略外交软实力

日本是最早开展环境外交的国家之一,并将其提升到追求国家利益、实现国家目标这一战略高度。特别是 21世纪以来,日本从多角度构建环境外交战略,加快环境外交步伐,将自身优势与环境外交进行了较好的契合。

一

随着日本国家战略的推进和国际环境外交进程的加快,日本环境外交战略逐渐从其国家战略体系中脱颖而出。日本凭借技术、资金优势,开展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环境外交,谋求在国际环境领域的主导地位,实现其国家利益和目标。日本环境外交战略的具体内涵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以环境 ODA为主要政策工具。日本环境外交战略主要通过技术、资金、人员等方面的国际贡献来实现,集中体现于环境方面的政府开发援助(ODA)。日本环境 ODA包括日元贷款、无偿资金援助、技术援助、人员培训、专家派遣、项目合作等。

日本开展环境 ODA大约开始于 1980年代,最初主要是援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及农林水产业,规模较小。1989年,日本在布鲁塞尔 G8峰会上提出,此后 3年向国际环保事业提供 3000亿日元的环境援助。冷战结束后,日本在环境领域不断加大对外援助的力度。环境 ODA的数额不断上升,其援助对象的范围也从亚洲逐渐扩大到全世界。亚洲的印度、中国、越南、印尼、菲律宾等一直是日本环境ODA的重点对象国。在 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上,日本表示从当年起 5年间提供 9000亿 -10000亿日元的环境援助,赢得了“世界环保超级大国”的美誉。在 1997年京都气候问题国际会议上,日本提出从 1998年起的 5年内,培训 3000名环境领域专业人员,提供利息为 0.75%、年限为 40年的最优惠环境项目日元贷款。①[日]外務省編『政府開発援助 (ODA)白書』、国立印刷局、2004年版、138頁。2002年以来,日本更是大幅增加环境 ODA。在 200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上,日本提出到 2006年 5年间培训 5000名环境领域专业人员,继续提供最优惠的环境项目日元贷款,扩大地球环境无偿资金合作。2008年以来,日本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提供环境 ODA。在当年的洞爷湖八国峰会中,日本提出 5年内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大约 100亿美元的气候援助。②[日]外務省編『政府開発援助 (ODA)白書』、時事画報社、2009年版、11頁。2009年,日本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提出,到 2012年 3年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50亿美元的气候援助。③[日]外務省編『政府開発援助 (ODA)白書』、佐伯印刷株式会社、2010年版、17頁。2010年 10月 27日,日本在第 10次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国会议上提出,从2010年起 3年内向发展中国家提供 20亿美元以应对生态危机。①[日]「我が国の生物多様性保全に関する途上国支援イニシァティブの発表」、平成 22年 10月 27日、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release/22/10/1027_01.html.(上网时间:2010年 10月 28日)在开发援助委员会 (DAC)22个成员国 (世界上最富裕国家)中,日本提供的环境 ODA长期居首位。②[日]外務省編『政府開発援助 (ODA)白書』、国立印刷局、2007年版、26頁。环境 ODA现已成为日本开展环境外交的主要手段,也是日本与欧美发达国家在国际环境领域竞争的重要资本。

第二,以联合国框架为主要平台。联合国框架下的多边对话与合作是日本开展环境外交的主要平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是日本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磋商与对话的平台。其中,日本主办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3次缔约方会议,并生成《京都议定书》。2005年蒙特利尔气候大会设立的“附件一国家未来承诺特设工作组”和 2007年巴厘岛气候大会设立的“长期合作行动特设工作组”,是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框架下建立的双轨谈判机制,这是日本进行北北、南北气候对话、斡旋与合作的重要平台。《生物多样性公约》是日本参加国际生物保护谈判、缔约的直接轨道,日本主办了该公约第 10次缔约方会议。另外,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系列会议都是日本发表环境外交政策、签署国际多边环境条约、进行国际环境合作、展开环境外交博弈的重要舞台。

随着全球化加速推进,各种多边合作机制相继凸显并在一定时期代替联合国框架对全球环境合作起到了规范作用。日本充分利用这些多边合作机制就环境问题进行协商、交流与合作。其中,八国峰会、20国集团峰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世界经济论坛 (WEF)、亚太清洁发展与气候新伙伴计划 (APP)等日渐成为日本推进环境外交的重要平台。近几年来,八国峰会尤其成为日本阐发环境外交构想、提出全球环境倡议、在环境领域发挥主导作用的重要场所。以此为基础,日本积极与美国、中国、欧盟等就全球环境问题开展环保合作与交流,对联合国框架内的全球环境合作起了助推作用。

第三,以外务省、环境省、通产省为行为主体。日本内阁外务省是推进日本环境外交的第一行为体。1989年,日本外务省设立有关环境问题的特别小组,研究环境领域的国际合作,开展环境外交。2001年,日本环境厅升格为环境省,一元化的全国环境行政管理体系正式形成,其环境行政管理的功能和权限得到提高,在制定环境外交政策方案、国际环境谈判框架方面发挥着中枢作用。通产省负责资源能源稳定供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环境援助事务,2001年改为经济产业省后在环境领域的职能得到扩大,其 15个主要政策领域中的 9个与环保相关,成为日本实施环境外交政策的重要机构。另外,1999年,日本输出入银行和日本海外协力基金合并成立了日本国际协力银行 (JB IC),主要负责日本环境ODA贷款项目的融资。直属外务省的日本国际协力机构 (J ICA),在 2004年成为独立行政机构,并于 2008年与 JB I C的海外经济援助部门合并,主要开展人才培养、无偿援助、有偿援助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由此形成了日本环境外交战略的行为主体系统,它以日本外务省、环境省、经济产业省为中心,以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和国际协力银行为主要支持机构,其他省厅充当协同角色。

第四,以气候外交为主要活动形式。日本《环境立国战略》指出,地球环境面临三大危机,即人类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地球变暖危机,大量生产、消费、废弃生活方式导致的资源危机,人类活动使生物多样性丧失导致的生态危机。③[日]「21世紀環境立国戦略」、平成 19年 6月 1日、http://www.env.go.jp/guide/info/21c_ens/index.html.(上网时间:2010年10月 22日)日本开展环境外交主要是应对这三种危机。

气候外交是日本环境外交的主要活动形式。自20世纪 90年代以来,日本日益走到了国际气候外交的前端,不仅对外提供大量援助,而且积极提出应对气候问题的相关提案、原则和构想。在 1992年的联合国环发大会上,日本首次提出发达国家应降低有害气体排放,并承诺到 2000年将二氧化碳排放量稳定在 1990年的水平。日本还在 1997年《京都议定书》的生成、2005年《京都议定书》的生效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07年,日本在德国举行的 G8会议上提出“美丽星球 50构想”,即到 2050年实现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半的全球共同目标。此外,日本提出应对地球变暖的“凉爽地球推进构想”,并在2008年日本洞爷湖 G8峰会中提出构建后京都议定书减排新框架、创设“凉爽地球伙伴计划”资金机制。在 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日本积极推动发达国家设立专项气候基金援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同时,日本增强在水质污染、废弃物利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国际环境援助与合作。

第五,以亚太地区为中心、重视非洲兼顾拉美。亚太地区是日本开展环境外交的中心。日本在1992年ODA大纲中确定了以亚洲为重点的环境援助方针。在推进亚洲环境援助的同时,日本不断构建环境外交二轨渠道。期间,日本发起并举办共 18届亚太环境会议 (ECOASIA),整合了亚太地区 43个国家与地区的力量,使之成为日本积累亚太环境主导权的重要资本和途径。日本还倡议和推动了中日韩三国环境部长会议 (TEMM)、亚太环境与发展论坛 (APFED)、日本·太平洋岛国论坛 (PIF)等,它们现已逐渐成为日本开展亚太环境外交的轨道。2008年 3月,日本推出“亚洲经济及环境共同体构想”,以亚洲为中心推广日本的环保技术。另外,日本自 2006年以来加强了对太平洋岛国的环境援助,并在 2009年宣布共同构建“太平洋环境共同体”。在此基础上,日本不断拓展环境外交的战略空间。自 2005年以来,日本重视对非洲的环境外交,提高国际影响力。2008年,日本在第四届非洲发展会议上承诺,其对非援助到 2012年将增加一倍,并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达成“非洲应对气候变化伙伴关系联合框架”协议,为 21个非洲国家提供总额为 9210万美元的气候援助。2009年,日本在第 64届联合国大会上表示,5年内向非洲提供 40亿美元的日元贷款。同时,日本关注与拉美地区的环境外交,逐渐将资源进口的重点转向拉美,不断增加对拉美的环境ODA,选定墨西哥和圭亚那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首批“重点支援国”,以加强日本在拉美的影响。

二

日本的环境外交具有鲜明的实用主义特点,突出体现在其以追求国家权力、实现国家利益作为战略目标这一点上。环境外交具有经济、政治、安全等方面的综合功能属性,这正好契合了日本对不同层面国家利益的追求。

首先,保护国家安全是日本环境外交优先考虑的战略目标。环境安全问题的日益凸显,改变着国家的安全理念与安全环境。世界环境安全与日本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全球能源、资源危机直接影响日本的经济安全。日本国土狭小、自然资源匮乏,绝大部分资源、能源和原材料依赖进口。环境外交是日本确保其资源、能源稳定供应,保护本国资源储备、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安全的重要途径。同时,全球气候暖化趋势直接威胁岛国日本的生存。在迄今 100年的时间里,全球平均气温上升 0.68℃①[日]環境省編『環境白書.平成 22年版』、日経印刷、2010年版、21頁。、平均海面水位上升 17厘米②[日]環境省編『環境白書.平成 21年版』、日経印刷、2009年版、116頁。。这期间,日本平均气温上升了1.1℃,东京上升 3℃,大阪、名古屋等大都市上升2℃。③[日]環境省編『環境白書.平成 22年版』、日経印刷、2010年版、21～22頁。随着全球变暖和海岸线的上升,日本国土面临被淹没的威胁,环境危机成了日本国家安全现实和潜在的威胁。保护环境安全是日本综合安全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日本积极投身于国际环保事业、参与缔结国际环境条约、参加国际环境合作、解决环境争端、呼吁世界各国共同应对环境威胁,其根本目的就是要保护自身的生存环境和国家安全。

其次,追逐经济利益是日本环境外交最直接的目标。20世纪 80年代末泡沫经济崩溃使日本陷入长达 10年的萧条,日本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日益下滑。从此,振兴经济、摆脱困境成了日本历届内阁的棘手难题。环境外交由于具有较强的经济功能而迎合了时局的需要。它不仅是日本环境产业抓住全球绿色市场商机的桥梁,也是日本推动经济增长的新路径。日本通过开展环境外交,推进环保国际合作,开拓了国际市场,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从 1996年至 2006年,日本环境商业一直稳居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西欧。①[日]環境省編『環境白書.平成 20年版』、日経印刷、2008年版、11頁。自 2000年以来,日本环境商业市场规模逐渐扩大,成为激发日本经济活力的新引擎。在 2009年的《新成长战略 (基本方针)》中,日本提出到 2020年开拓 50万亿日元环境市场规模,新雇 140万环境领域从业人员。②[日]環境省編『環境白書.平成 22年版』、日経印刷、2010年版、129頁。随着全球性减排框架的不断建构和实践,碳权将成为世界经济新秩序的核心。碳权交易作为最具潜力的世界环境市场产业,成了日本环境外交追逐巨额经济利益的新来源。日本以资金、技术援助为条件,从发展中国家大量购买或换取碳排放权,通过转卖碳排放权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日本借此不断扩大碳权市场规模,从亚太向中东欧、中南美、非洲地区拓展,以“碳权机制”为契机争取世界新秩序的主导地位。

第三,获取政治权力是日本环境外交的潜在战略目标。日本环境外交服务于日本外交的根本战略目标,即推动日本国家实现政治大国化、获取世界秩序主导权。这是日本环境外交追求政治权力的集中表现。日本环境省文件明确表示,日本必须从战略上考虑以优先把握未来的姿态全力以赴应对环境问题,以确立在国际结构中的主导权。

日本从多层次、多路径争取国际环境领域的主导权和话语权,以推进其政治大国化。一是以“国际贡献”方式确立在国际环境领域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日本对外不断增加环境援助、协力应对全球环境问题、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事业等皆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日本前首相竹下登曾指出:“只有在地球环境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才是日本为国际社会做贡献的主要内容”。③转引自林晓光:“日本政府的环境外交”,《日本学刊》,1994年第 1期,第 22页。二是以“率先垂范”方式争取环境外交平台的主导权,这在后京都时代尤为明显。例如,2008年,为了在 G8峰会中发挥主导作用,日本提前出台《环境立国战略》,提出新的减排框架原则。三是以“先发制人”策略推进“日式国际环境标准规范化”,在国际环境机制建设中谋求主导权。2004年,日本明确提出推进国际环境标准规范化战略,旨在与欧盟争夺主导权,制定符合日本利益的国际环境标准与规范。四是以“桥梁中枢”身份协调南北矛盾、北北矛盾,发挥中介或者主导作用,借以对他国特别是欧美施加影响。五是以“由点到面”的战略布局,从“主导亚太”逐层向世界扩展。日本试图以亚洲环境领导人的身份跻身国际环境领域一极,以更多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主导重建中的世界新秩序。在战后框架下的日本,借助环境外交这一具有道义的国际舞台和路径,掩藏了政治大国化的深层战略目标。环境外交由于意识形态色彩较淡、敏感度较低,可使日本塑造的环保大国形象更容易获得国际社会认同。

第四,发挥软实力是日本环境外交谋求的终极战略目标。日本优秀的环境技术、优美的国家环境、在地球环境问题上积极承担责任的国家形象,成为日本最重要的软实力。④[日]星山隆『2世紀日本外交の課題:対中外交、ァジァ外交、グローバル外交』、創風社、2008年版、290頁。日本具有领先世界的环保技术,如污染防治技术、废弃物处理和再资源化技术、清洁生产技术、节能技术,在国际绿色市场备受青睐;以原子能发电、LED、燃料电池、太阳电池为代表的环境能源技术尤其具有非常强的竞争力。⑤[日]文部科学省編『科学技術白書.平成 21年版』、日経印刷、2009年版、30頁。日本的环境 ODA更是帮助日本塑造了良好的国际形象。日本也主动提出通过有效应对环境问题使自己成为先进环境国家。⑥[日]環境省編『環境白書.平成 17年版』、ぎょうせい、2005年版、15頁。经过多年发展,日本现已建设起一系列享誉世界的环保品牌,包括体现世界先进绿色技术的汽车、家用电器,如丰田、松下、索尼、日立、三洋等。日本还提出了一系列引领世界潮流的环保理念 ,如“3R”(Reduce、Reuse、Recycle)、低碳社会、与自然共生的可持续发展等。日本实效环境法规和政策如《环境基本法案》、《循环经济法》也成为不少国家借鉴的典范。日本吸引世界的环保国家形象在许多国家的民众中留下很深印象。

三

进入 21世纪,日本已将环境、开发、和平三方面的国际协作作为其全球外交的核心。①[日]星山隆『21世紀日本外交の課題 :対中外交、ァジァ外交、グローバル外交』、創風社、2008年版、287頁。近几年,日本政局动荡,首相更迭频繁,但历届政府的环境外交总体目标是一致的。2010年,日本政局依旧动荡。民主党的鸠山首相在环境外交上态度更为积极,但执政仅 8个月就于 2010年 6月辞职。菅直人继任,但在环境外交上比其前任显得积极性不够。菅直人首相在施政演说中表示,关于气候变化问题,期待坎昆会议构建所有主要国家参加的公平、实效的框架,形成美国、欧盟及联合国共同主导的国际谈判框架。②[日]「第 174回国会における菅内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平成 22年 6月 11日、http://www.kantei.go.jp/jp/kan/statement/201006//11syosin.html.(上网时间:2010年 10月 20日)这位日本新首相一改以往日本主张在应对气候变暖中发挥领导作用的基调,强调欧美的主导作用。菅直人新政权于 9月成功连任后仍未将环境、气候、能源等全球性民生问题作为其主导或参与国际事务的切入点。③姜红、吕耀东:“菅直人“新政”缺乏建设性亲韩疏华凸显短视”,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0-09/18/c_12583109.htm.(上网时间:2010年 10月 20日)由此看来,日本历届政府一贯重视推进环境外交战略、使之为实现日本国家利益服务,但日本新政府必将不断对其环境外交战略做出适当的调整。今后,日本的环境外交战略很可能在以下几个方面发生变化,有所进退。

一是推进落实《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前期减排义务。根据《京都议定书》规定,日本 2008-2012年的减排目标是在 1990年基础上减少 6%。但日本减排效果不明显。2005-2007年,日本温室气体排出总量比基准年 1990年分别增加 7.8%、6.2%、9.0%。④[日]環境省編『環境白書.平成 19年版』、ぎょうせい、2007年版,111頁;環境省編『環境白書.平成 20年版』、日経印刷、2008年版,117頁;環境省編『環境白書.平成 21年版』、日経印刷、2009年版、111頁。在《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年期间,如2008年,日本温室气体排出总量有所下降,比 1990年增加 1.6%⑤[日]環境省編『環境白書.平成 22年版』、日経印刷、2010年版、54頁。;但是,2009年,日本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年平均值创下观测开始以来的最高纪录。今后,如何落实《京都议定书》前期减排目标将是日本需要下大力气应对的课题。

为了兑现减排承诺,日本政府甚至考虑对石化燃料征收环境税,以经济手段强制减排,但因国内产业界的反对而难以付诸实施。2010年 5月 14日,日本众议院通过《全球变暖对策基本法案》,提出建立碳排放交易机制以实现减排目标的具体措施。这是日本追求经济收益、实施减排义务的双赢举措。购买“碳排放权”有助于日本降低减排成本,改变无法独自完成减排承诺的困境。因此,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合作以促进碳排放交易,将是日本环境外交战略发展的趋势之一。在 2010年底坎昆世界气候大会之前,日本政府承诺要完成碳排放交易提案,其目的就是想在新的国际气候谈判中发挥作用。

二是构建后京都时代日本主导的减排新秩序。日本在兑现《京都议定书》减排承诺方面差强人意,与欧盟在完成减排承诺的积极表现形成鲜明对比。日本将其归咎于现有减排秩序的不公平。可以预知,日本环境外交战略的走向之一必将是摆脱原减排框架的束缚、构建体现日本主导权的后京都时代减排框架。具体地说,日本将会采取以下几方面的措施。一方面,脱离《京都议定书》。自福田内阁以来,日本政府已流露出脱离《京都议定书》的倾向,如提出后京都时代按行业划分减排目标的计算方法,以及不再把 1990年作为减排基准年,甚至建议为不同国家设立不同减排基准年的提案。福田首相提出的长期减排目标以及后任麻生首相提出的中期减排目标,都脱离了《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基准年1990年。2010年 10月 8日,在联合国气候谈判天津会议上,日本明确表示放弃《京都议定书》,并寻求建立一个包括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单轨新框架。日本脱离《京都议定书》谈判轨道,很显然是要建立以其为主导的新谈判平台,以新的减排方案来减轻甚至逃避减排义务。在 2010年底的坎昆世界气候大会上,日本态度强硬,拒绝承诺《京都议定书》第二阶段的任何减排目标,给坎昆会议达成新减排协议的前景蒙上了阴影。日本政府这种“脱轨”倾向今后还会继续。

另一方面,设置“有前提”的中期减排目标。2010年 1月 26日,日本政府以书面形式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其中期减排目标:到 2020年在 1990年的排放基础上减排 25%。这一中期减排目标的兑现是以所有主要排放国都要减排为前提,而且把本不具有减排义务的发展中国家纳入减排范围,与《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也有悖于日本坚持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之立场。日本欲以所谓的“前提”来牵制他国,敦促它们参与到日本提倡的减排框架之中,模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责任;同时在《京都议定书》前期减排承诺难以兑现的情况下,为其将来不能完成中期减排义务提前寻找借口。

再一方面,以环境援助牵制他国。近来,日本在环境援助上的政治战略色彩日益浓厚。在哥本哈根大会上,日本发表“鸠山倡议”,提出 150亿美元“有条件”的环境援助,其“条件”就是会议制订出世界大国均参与的公平有效的框架,就大幅减排目标达成一致。这是日本试图以环境援助牵制他国参与日式后京都减排框架的重要举措。这种设置前提的环境援助成为体现日本价值标准和战略意图的附属物。同时,日本还利用环境援助干涉、制裁发展中国家,将日本意志强加给受援国。2010年 10月 13日,日本经济产业省环境事务官员指责中印等发展中国家偏离哥本哈根协议,并以此为借口减少气候变化援助基金。①路透社:“日本指责中印偏离哥本哈根协议”,http://cn.reuters.com/article/CNEnvNews/idCNCHINA-3157220101014.(上网时间:2010年 10月 15日)为了构建日本主导的后京都减排秩序,日本肯定会继续借助环境援助等政策工具,“敲打”不符合其意愿的国家。

三是寻找新的切入点以图在国际环境领域发挥主导作用。随着美国日益回归国际气候谈判轨道,中国等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环境问题上日益采取积极姿态,日本的“中介主导作用”逐渐弱化。而美国对国际环境领域主导权的争夺,以及欧盟对全球环境领导角色的积极扮演,使日本环境外交战略空间受到挤压。日本将会继续寻找新的切入点,以图发挥主导作用。非洲作为日本选择的平台将日益具有重要地位。近两年,日本在经济不景气、对外援助总额下降的前提下,仍继续增加对非援助,并在2010年 5月日本与联合国等共同举办的非洲发展会议 (TI CAD)部长级会议上再次表态援助,安抚非洲国家对日本减少援助的疑虑。而且,日本积极推动 TICAD系列会议,收集非洲国家关于环境问题的意见和要求,并在之后的 G8峰会和金融会议上扮演非洲“代言人”的角色,传递非洲诸国的意见和要求。日本如此关注非洲,不只因为非洲是世界能源资源重地和联合国大票仓,更因为非洲作为全球环境问题重地,可助日本提高国际话语权。与此同时,欧美仍将是日本借重的主要力量。欧美是国际环境领域的重要力量,特别是欧盟在应对气候温暖化方面占据着主导地位。日本通过加强与欧美的双边环境合作,形成对全球环境问题的某些共识,共同应对全球环境危机,易于成为全球环境问题议程的主导者。日本曾与欧盟以克服全球变暖的领导者自居,发表携手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在国际气候大会上发挥主导作用的共同声明。美国在全球环境问题上的话语权及重要地位,更是日本建构主导权的重要依赖。而以日美基轴为基础的日本外交自然不忘搭美国的便车。在日本建构其环境领域主导权的过程中,全球生态危机的国际应对无疑将是日本关注和利用的重点议题。2010年,日本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姿态积极,除设立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外,还于 3月通过了《生物多样性国家战略 2010》,设定 2050年长期目标和 2020年短期目标。同时,日本以主办《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10次缔约方大会为契机推进国际合作,发挥领导作用。在 2010年 10月召开的名古屋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国会议上,日本向世界推广《里山 (SAT OY AMA)倡议》,承诺提供生态援助,并提出成立多方支持和参加的国际协调框架,以促成《名古屋协定》的签署。今后,日本将会进一步加大在全球生态危机上的关注度和应对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