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变革:西方学者的视角评析

洪邮生

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变革:西方学者的视角评析

洪邮生

中国崛起对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体系正在产生深远影响,这引起西方学界的高度关注。相对于欧洲学者较为积极的态度,美国学者中的主流观点认为,中国将对现行国际体系发起挑战,但冲突不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亟需通过改善和加强美国与其欧洲盟友的关系来共同维护和巩固该体系,以便将中国纳入该体系,驾驭迅速崛起的中国。本文认为,这是一种极力维护美国霸权的消极态度,而积极的态度应该是有力地推动现行国际体系的变革,以使其更好地适应新兴大国的兴起,满足发展中国家对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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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经济实力的迅速提升和对外关系的空前发展,如何在国际关系和世界事务中维护和增进自己的国家利益成为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和中国学者的重大研究课题,在此语境中探讨中国融入并进而变革现行的国际体系显然具有突出意义。同样毋庸置疑的是,中国变革国际体系的目标设计和行为必然会与现行国际体系的维护者和相关利益方产生互动、摩擦,甚至冲突。中国已经成长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强国,这一点似乎已经成为各国政治精英和战略家的共识,中国与现行国际体系的关系随之成为各国关注的热点问题,其中美国——战后国际体系的设计者和主导者——学术界的讨论尤其值得我们研究。本文旨在考察美国学者如何认知中国的崛起及其对现行国际体系的影响,以及美国学者与欧洲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的认知同异,对美国学者提出的通过加强该体系以应对中国崛起的观点加以分析,并探讨我们应如何看待西方学者的观点以更好地推动国际体系的变革。

一

美国一直密切关注中国崛起对美国全球利益的影响。应该说,美国政府在关于如何适应中国崛起和美中关系重要性等方面,时常有不失正面的认识和表态。晚近在日内瓦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上,美国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 (James Steinberg)申明“没有一对双边关系比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更意义重大了”,美国应与中国建立起“战略信任”以作为相互信任和不同文化相互理解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就像华盛顿与其欧洲盟国的关系那样。①引自 Katrin Bennhold,“Mutual Trust Called Crucial to U.S.-China Relations”,New York Times,September 12,2010.斯坦伯格的言论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美国人看到了世界事务的重心已经从大西洋转移到了太平洋,中国在解决地区乃至全球性问题上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而中美之间建立起某种“持续合作的模式”(基辛格语)以避免冲突也越发重要。令人感兴趣的是,斯坦伯格将美欧之间的互信关系视为美中关系发展的样板,这与美国颇有影响的国际关系学者、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伊肯伯里 (G.John Ikenberry)的观点有着类似的旨趣,不过后者强调的是将中国纳入美欧支配的现行国际体系之中以化解中国对该体系的挑战于无形。

大体上讲,美国学界关于中国崛起对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体系的影响有三种认知和判断: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融入现行国际体系是值得欢迎的,中国应在世界和地区事务中承担更大的责任;另一种观点认为,随着中国实力的进一步增强,它将挑战美国霸权,这最终将导致中美冲突;第三种认知介于以上两种认知之间,认为中国的崛起将不可避免地挑战现行国际体系,但这种挑战是可控的,并不必然导致中美之间的冲突。

第一种认知对中国融入现行国际体系基本持正面态度,并期待中国在其中发挥更大作用。2009年11月美国智库“美国进步中心”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参与国际体系中的新表现”的研究报告,旨在希望中国更多地参与国际体系以增强该体系应对全球性挑战的能力。报告主撰人尼娜·哈齐吉安 (Nina Hachigian)提出,中国现在已经在国际事务中占据了合法的重要地位,“北京已深度加入国际制度和倡议;中国人显示他们是认真的,常常以建设性的姿态对政策讨论作出贡献”,这从中国人关注的四大全球性议题中得以印证:全球气候变化、全球经济、核不扩散和全球传染病防治。值得强调的是,报告认为中国的参与有利于加强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来应对所有这些全球性问题,并建议奥巴马政府在中美双边议程中列入国际制度改革问题,“如果双方能协调行动,美国和中国将是推动改革的强大动力”。报告还“期望中国不断加大处理 (全球性)难题的力度……对制度建构加大投入”。①Nina Hachigian with Winny Chen and Christopher Beddor,“China’sNew Engagement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In the Ring,but punching below its weight”,November 2009,http://www.americanprogress.org/issues/2009/11/pdf/chinas_new_engagement.pdf.(上网时间:2010年 8月 30日)与这篇报告主旨相似的讨论还出现在大量其他论著中,它们尤其希望中国以自己的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在应对全球经济问题的挑战中承担更多责任。在东亚地区层面上,一些美国学者将中国不断融入东亚国际体系视为有助于东亚地区繁荣和稳定的自然现象,尤其是中国越来越受到地区经济安排和安全承诺的约束,而且它并不寻求将美国排除在东亚区域制度之外。②David Shambaugh,“China Engages Asia:Reshaping the Regional Order”,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9,No.3,W inter 2004/2005.以上认知没有将中国参与现行国际体系看成是对其主导者美国的挑战,而是希望通过中国融入加强该体系。

与第一种认知相反,第二种认知把中国崛起视为对美国霸权和现行国际体系构成挑战,进而认为中美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美国有人认为,随着中国力量的增长和美国地位的下降,中国将试图利用其不断增长的影响重新塑造国际体系的规则和制度以更好地服务其利益,而体系中的其他国家,尤其衰落的霸主,将开始视中国为一个不断增长的安全威胁,“其结果是……力量不断增长的中国和衰落的美国将注定为争夺国际体系的规则制定和领导地位大战一场……”③G.John Ikenburry,“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Foreign Affairs,Vol.87,No.1,Jan/Feb 2008,pp.23-24.。这种认知在理论上集中体现在冷战后出现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者的逻辑中。根据这种逻辑,虽然美国因为大洋阻隔不能称得上是一个世界霸主而是一个“海外制衡者”,但得益于强大的同盟体系,它仍然是国际体系的支配者;冷战后美国的这种地位将由于一个实力增强且不满现状的大国的兴起而受到强有力的挑战,伴随着权力转移是两者之间的冲突直至战争。这一观点其实并不新鲜,④可参见奥根斯基《世界政治》(A.F.K.Organski,World Politics,New York:Knopf,1958)一书中有关权力转移的经典阐述。但进攻性现实主义代表人物约翰·米尔斯海默似乎将中国定位为冷战后美国的挑战者,并声称“想办法延缓中国崛起还为时未晚”⑤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 544页。。米氏的观点为“中国威胁论”提供了理论依据,并在一度得势的美国新保守主义决策者那里得到呼应。例如,曾任小布什政府国务卿的康多丽莎·赖斯在 2000年大选期间撰文阐述共和党外交政策主张,其中直指中国“仍然是亚太地区稳定的一个潜在的威胁”,因为它是不满现状的崛起大国,在“台湾和南中国海”的重大利益问题尚未解决,因而是一个想“改变亚洲均势以利于自己”的国家。⑥Condonleeza Rice,“Promp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s”,Foreign Affairs,Vol.79,No.1,2000,pp.56-57.小布什政府后来因反恐战争的需要并未遏制中国,而是实行积极接触政策,但不少美国保守人士和学者仍把中国当作 21世纪美国的最大竞争对手,而不是可以融入现行国际体系的对象,并警觉地注视着中国的一举一动,一有风吹草动便向政府建言“围堵中国”。例如,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研究员谭慎格一向带有意识形态偏见并持强硬对华态度,在晚近的中日钓鱼岛事件期间对美国政府支持其盟友日本的政策大加赞赏,并鼓动奥巴马总统承担起“组织我们在该地区的伙伴以制衡中国正在崛起的力量的任务”。①John J.Tkacik,Jr.,“China Tests U.S.-Japan Alliance”,The Washington Times,October 5,2010.

第三种认知认为中国的崛起将挑战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体系,权力转移已经是不可阻挡的一种历史趋势,但与第二种认为中美冲突不可避免的认知相比,它从国际制度理论出发,强调的是美国霸权的持久性和有效性,并将继续维护现行国际体系作为立论基础;对于中国的崛起,它寻求的应对之策与其说是利用中国融入现行国际体系的意愿,毋宁说是扎好自己的篱笆,迫使中国不得不在现行国际制度和规则的范围内进行其政策目标选择,从而达到控制中国实力发展的方向、维护美国霸权的目的。这种观点正是伊肯伯里在其“中国的崛起和西方的未来:自由制度能够生存下去吗?”一文中所论证的核心,也是当前美国学界带有主流性的看法。

伊肯伯里首先承认美国的“单极时刻”终将结束,但是他提出中国的崛起并没有触发彻底的霸权转移,“因为现存秩序从根本上不同于过去兴起的国家所面对的那些秩序”,②G.John Ikenburry,“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Foreign Affairs,Vol.87,No.1,Jan/Feb 2008,p.24.除了核革命已使大国间的战争成为不可能,从而消除了兴起大国过去用来推翻衰落霸权国家的手段,更重要的是现行国际体系是一种“推翻难而参与易”的秩序。

伊肯伯里认为,多种因素决定权力转移发生的方式。崛起国家政权的性质和它对旧秩序不满意的程度至关重要,但更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则是国际体系本身的特点,正是国际秩序的性质决定了兴起国家对挑战秩序或融入其中的选择。在伊肯伯里看来,现行国际体系具有三个特点:(1)不像过去的帝国体系,西方秩序基于非歧视和市场开放,创造了新兴国家在其中推进它们的扩张经济和政治目标的条件。(2)它的领导地位具有基于联合的特点。典型的权力转移在两个国家之间发生,一个是兴起国家,另一个是衰落国家,随着力量平衡的变化秩序瓦解。但在现存秩序中,大量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及其地缘政治力量的聚集使平衡有利于这种秩序。(3)战后西方秩序是一种不同寻常的严格、全面并受到广泛支持的规则和制度体系。简言之,伊肯伯里认为,现行国际体系具有开放性、合作性和制度性。开放性决定了该体系的“参与易”,中国可以加入它并从中获得利益:“中国已经发现运行在这种开放市场体系中巨大的经济回报是可能的”;③G.John Ikenburry,“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Foreign Affairs,Vol.87,No.1,Jan/Feb 2008,p.29.规则性说明了它具有广泛的合法性基础;而合作性则体现了该体系的凝聚力,是其能够持久存续和“推翻难”的必要条件。因此,崛起的中国不仅面对着美国,它面对的是一个西方中心的体系,这是一个开放、团结和以规则为基础的体系,有着广泛和深厚的政治基础:“如果中美在 21世纪发生斗争,中国将有优势;而中国与一个复兴的西方体系斗争,西方将胜利。”④G.John Ikenburry,“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Foreign Affairs,Vol.87,No.1,Jan/Feb 2008,p.25.

在“体系之争”中,伊肯伯里固然对美国抱有信心,但他对小布什政府推行单边主义政策而导致西方阵营的松懈颇为忧虑,而西方的团结正是其立论的关键。“这种秩序越是能够以深深植根的制度团结起资本主义民主国家,越是开放、具有共识和以规则为基础,越是能够更广泛地扩散其利益,那么越是可能使兴起的国家能够并将通过整合和适应而不是通过战争来保证其利益。”⑤G.John Ikenburry,“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Foreign Affairs,Vol.87,No.1,Jan/Feb 2008,p.34.因此,他提出美国必须对西方秩序再投资,加强这种秩序鼓励接触、整合和制约的特点:“美国的第一要务是重新将自己打造为作为世界秩序基础的全球治理体系的最重要的支持者,这将首先有利于使所有国家获利的集体问题的解决。同时,当其他国家看到美国利用自己的权力来加强现存的规则和制度,这种权力将被赋予更大的合法性,从而美国的权威就将得到加强,西方国家越是倾向于与美国共事而不是反对美国的权力,这就加强了西方本身的中心性和支配性。”①G.John Ikenburry,“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Foreign Affairs,Vol.87,No.1,Jan/Feb 2008,p.34.伊肯伯里看到,西方的安全合作今天依然是广泛的,但由于安全威胁没有冷战时期明显,大西洋两岸国家对于它们的联盟的目的和责任便发生了争执。因此,美国需要重新肯定这些联盟的政治价值,即承认它们是西方制度建构中的一部分。

总之,伊肯伯里认为,只要加强西方联盟,巩固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体系,就能迫使中国除了成为其中全方位的成员外别无其他选择。“美国不能阻止中国崛起,但它能保证中国的权力在美国及其伙伴上世纪缔造的规则和制度之中施展,它们能够保护所有国家的利益。美国的全球地位可能下降,但美国领导的国际体系将依然是 21世纪的支配性秩序。”②G.John Ikenburry,“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Foreign Affairs,Vol.87,No.1,Jan/Feb 2008,p.37.

伊肯伯里的观点在美国得到很大程度的回应。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学者在 2009年 5/6月号《国际事务》杂志上刊文声称,由于中美之间存在着“利益、价值和能力”的分歧,通过加强两国关系来处理全球问题是不现实的,因此他们向奥巴马政府进言,要采取“远为灵活的、多边的对华方式”,“与日本、欧盟和其他主要盟国坐下来协调对华政策”。③Elizabeth C.Economy and Adam Segal,“The G-2 Mirage:Why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Not Ready to Upgrade Ties”,Foreign Affairs,May/June 2009,Vol.88,No.3,pp.15,20.“两国论”一词的发明者、哈佛大学教授弗格森 (Niall Furguson)在其 2010年 3月发表的“中美国的终结:友好离婚还是货币战?”一文中坚持认为人民币被低估,但他反对美国单方面向中国施压迫其重新定值。弗格森认为“中美国”概念应该放弃了,“美国应该追求重建多边而不是仅在双边基础上的货币统一战线,利用 20国集团而不仅是中美‘两国集团’作为合适的论坛。”④Niall Ferguson,“The End of Chimerica:Amicable Divorce or Currency War?”http://belfercenter.ksg.harvard.edu/publication/20029/end_of_chimerica.html.(上网时间:2010年 8月 20日)这些观点反映了美国人在不愿与中国对抗的同时,希望借助多边制度向中国施压,以将中国纳入美国政策轨道,这与伊肯伯里的设想异曲同工。基辛格博士则以史为鉴,一再呼吁中美要避免英德争霸的历史轮回,“当时支配性国际强权不列颠没有能力融合德国最终导致两次灾难性的世界大战”。⑤引自 Katrin Bennhold,“Mutual Trust Called Crucial to U.S.-China Relations”,New York Times,September 12,2010.显然,大多数美国人不愿看到中美冲突的局面,于是将崛起的中国纳入由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体系就不失为一种理智的选择。

吴哥城的空间以不可思议的力量产生在那些伟大的建筑里。在通往宫殿的长长通道上，在神秘有些昏暗的回廊里，在那贴着身才能往上攀爬的陡峭的台阶上，在巴扬寺那些巨大的雕像前，不同空间的视觉体验都能在你的心理上产生不同的感受。这些空间让身临其境的人实现了穿越时间的旅行，观光变成了朝圣。那神秘莫测的王国曾经是一个现实的存在。而今天它的幻影在残缺的外表下依然以不同的空间距离触及灵魂。

对于上述美国学者对中国崛起与现行国际体系的关系的不同观点,笔者认为,第二种认知以“中国威胁论”为基础,将进攻性现实主义逻辑与冷战思维结合起来,不利于中美在全球和地区问题上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关系的发展。就其他两种认知而言,如果说第一种以相对比较积极的态度看待中国崛起并在现行国际体系中扮演更为重要角色的话,那么第三种则具有较浓的以进为退、未雨绸缪的防范色彩,积极应对中国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可能挑战,维护美国霸权的长盛不衰。这种认知认为中美冲突并非不可避免,其学理基础也是现实主义理论范式,但它维护的是一种制度霸权。制度霸权是通过创建和运行多边国际制度和机制维护霸权的一种表述。20世纪 70年代美国实力下降后以罗伯特·基欧汉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发展起“霸权后合作”理论,它以维护原有的“公共物品”(国际经济、政治和安全制度、规则等)的成本低于创建新的公共物品的成本为依据,呼吁美国的西欧和日本盟友与其合作,共同维护美国建立起来并由其支配的战后西方国际体系。⑥参见Robert 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World Political Econom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今天伊肯伯里也同样敦促美国政府改善和加强与其西方盟国的关系,这不禁使人想到美国是不是欲再一次利用“霸权后合作”来维护现行国际体系和美国霸权,只不过这次不是针对因美国的盟国离心离德 (或“无票乘车”)而致使美国霸权的衰落,而是针对中国的崛起和潜在挑战,号召西方盟国与其同心同德。因此,这里的问题是,欧洲对于中国的崛起及其对现行国际体系的影响是否有着与美国一致的认知呢?在伊肯伯里看来,这可是美国能否成功地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现存国际秩序的关键。

二

欧洲主要国家对中国的崛起和参与国际体系持正面和乐观的态度。1975年欧共体与中国建交,到90年代后期欧洲对华关系出现了快速发展势头。1995年欧盟委员会在其“中欧关系长期政策”文件中写道,中国通过参加多边国际组织寻求融入国际结构,并正在成为“世界安全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中国的崛起表现出对国际体系的巨大机遇和挑战”。①Communication of the Commission,“A Long Term Policy for China-Europe Relations”,COM(1995)279/final,http://www.eeas.europa.eu/china/docs/com95_279_en.pdf.(上网时间:2010年 6月 25日)1998年欧盟提出建立与中国的“全面伙伴关系”,2003年欧盟称中欧关系已是“走向成熟的伙伴关系”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随着“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中欧关系进入“蜜月”期,欧洲学术界对中国的和平崛起和能够融入国际体系相应地也抱有信心。欧洲学者对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有着深刻印象,对于中国积极加入多边国际组织并发挥重要作用也普遍持欢迎态度,将此视为中国愿意融入现行国际体系并发挥建设性作用的具体体现。在此基础上,他们比较能够以客观务实的眼光看待中国崛起。如德国国际和安全事务研究所专家范·舍尔平贝格 (Jens van Scherpenberg)认为,对中国的崛起无非可以采取两种政策,即接触或遏制,但无论是接触中国还是遏制中国,都必须通过对外经济政策来实施,而“遏制与经济事实背道而驰”,因为中国是今天世界上进出口贸易大国之一,在东亚区域占有中心地位,GDP在世界主要国家中也是名列前茅。因此“中国再也不能被遏制了,相反,必须在一个强化了的全球经济治理体制中加以接触”。换言之,遏制中国的崛起已经不仅是一个主观上是否希望的问题,更是一个客观上是否能够做到的问题。所以,作为“至少是欧洲人看待中国崛起的支配性观点”,他们认为,由于中国正在向一个国际经济和政治多边制度体制中负责任的角色转变,为“仁慈霸主”美国所创立并得到欧盟国家支持的全球经济机制更要善待这位新来者。②Jens van Scherpenberg,“Coping with China as an Economic Power—European versus American Approaches”,in Bares Gill&GudrunWacker,eds.,China’s Rise:Diverging US-EU Perceptions and Approaches,S WP(Stiftung Wissenschaftund Politik,Germ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Security Affairs),August,2005,pp.16,21,http://www.swp-berlin.org/common/get_document.php?asset_id=2402.(上网时间:2010年 8月 29日)

范·舍尔平贝格认为,这一时期欧洲学者对中国崛起的主流认知是“有趣和机遇”(amusement and opportunity)。③Jens van Scherpenberg,“Coping with China as an Economic Power—European versus American Approaches”,in Bares Gill&GudrunWacker,eds.,China’s Rise:Diverging US-EU Perceptions and Approaches,p.16.如果说中国的崛起是欧洲的一种机遇,这完全可以理解,但范·舍尔平贝格还提出“有趣”,并作为欧洲学者主流认知的主要成分之一,这就耐人寻味了。它至少透露出两点信息:欧洲人对中国崛起的态度是轻松的、积极的,没有视其为威胁;他们的观察还带有一点居高临下的味道。欧洲学者的上述认知是有着如下的欧洲特定背景的,这些特定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认知与美国学者认知的差异:

其一,欧洲学者认为,在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中,新兴经济强国的崛起并改变世界经济结构是一种正常现象。在世界经济史中,人们见证了一些后来居上的经济强国快速发展,他们通过掌握新技术和技术创新在全球制造业中脱颖而出,从而改变了国际分工格局,一战前的德国和二战后的日本即是如此,当今中国的崛起只不过是一个最新的例证。在欧洲学者看来,在中国愿意融入现行国际经济体系和秩序的条件下,它的崛起将有利于欧洲国家的发展并可以促进世界经济的良性发展,因此全球经济机制接纳中国是一种“良机”。另一方面。作为衰落中的体系支配者,美国却倾向于“对一个正在兴起的潜在竞争者保持猜疑的眼光”,其政策摇摆于遏制战略对手、阻止它获取新技术来挑战美霸主地位和与其合作而将其纳入自己主导的国际体系之间。④Jens van Scherpenberg,“Coping with China as an Economic Power—European versus American Approaches”,in Bares Gill&Gudrun Wacker,eds.,China’s Rise:Diverging US-EU Perceptions and Approaches,p.16.

其二,中欧之间不存在重要的安全和战略分歧,因而不存在根本性的利益冲突。欧洲人认为,对其安全的主要威胁来自各种跨国安全问题,而与正在兴起的中国的合作能够有助于应对欧洲的安全威胁。同时,由于地缘和自身的实力,欧盟和欧洲国家对华关系的重点集中在经贸领域,而对中国崛起的潜在地缘政治意义远不如美国那么敏感。如在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问题上,有些欧洲大国便持有积极态度,做出了推动解禁的努力。而美国学者则十分关注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及其对美国在东亚安全利益的影响,尽管他们也不满意中国崛起对美国经济和贸易的影响。例如,即使美国知华派代表人物之一沈大伟也认为,中国军队硬实力的增长“是中国亚洲邻国最严重的战略梦魇之一,因为它将大大改变东亚安全环境并使之不稳定。这也是美国所深深关注的,半个世纪来它毕竟一直是东亚安全和稳定的保护者。”①David Shambaugh,“Lifting the EU Arms Embargo on China:An American Perspective”,in Bares Gill&Gudrun Wacker,eds.,China’s Rise:Diverging US-EU Perceptions and Approaches,p.28.在他看来,“如果欧洲在东亚有任何重要战略兴趣或军事存在,或对台湾安全做出承诺,欧洲领导人可能就远不会受到取消武器禁运的诱惑。”②David Shambaugh,“TheNew Strategic Triangle:US and European Reactions to China’s Rise”,The Washington Quartwely,Vol.28,No.3,Summer,2005,p.8.甚至一些欧洲人也在抱怨在安全和政治领域欧洲领导人对中国的“漠视”态度,说晚近在欧盟一个研究小组有关北约新安全概念报告书中中国仅被3次不疼不痒地提及,“美国关注作为一个潜在安全竞争者的中国的崛起与更为温和 (更为漠视?)的(欧洲)观点之间的差距在报告中暴露无遗。”③Greg Austin,“European Security:Take China Seriously”,New Europe,July 26,2010.

其三,对于冷战后国际秩序,欧洲与中国有着类似的“世界观”。出于自身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与二战后一体化的实践,冷战结束后欧洲积极倡导建立多级的世界和推行多边主义政策,主张加强包括联合国等多边国际制度的作用,利用软权力塑造规范性行为并通过谈判达成共识来解决国际争端。而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一超多强的国际力量格局并没有影响美国利用自己超强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主宰世界事务的倾向,这尤其表现在小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单边主义行为上。美国的这种战略思想和政策引起欧洲人的强烈不满,他们与主张建立多极化的世界秩序、反对霸权主义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有着共识。欧洲人认为,支配性强权应受到制衡,多极世界比霸权或无政府秩序更为稳定;国家应恪守制度化的行为规范;国际制度应该加强并能够主导全球治理;主权有其限度,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共享,软实力比硬实力更有影响。“这些欧洲世界观的核心成分都被运用于欧洲人对中国及其在国际体系中作用的思维方式上”,④David Shambaugh,“TheNew Strategic Triangle:US and European Reactions to China’s Rise”,The Washington Quartwely,Vol.28,No.3,Summer,2005,p.9.并成为他们应对中国崛起和使其融入国际体系的利器:“基于强大的多边协定和制度联系建立一个强大的经济和政治依存网络,其他万事都能得到解决,最终包括最敏感的台湾问题。”⑤Jens van Scherpenberg,“Coping with China as an Economic Power—European versus American Approaches”,in Bares Gill&Gudrun Wacker,eds.,China’s Rise:Diverging US-EU Perceptions and Approaches,p.21.

其四,欧洲人认为,欧洲拥有强大的规范性力量,它能够帮助中国进行国内改革和社会转型,进而将其纳入西方的价值体系之中,就像冷战后西欧国家成功地对东欧国家所做的那样。二战后欧洲国家通过一体化实现了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欧洲学者认为欧洲已经逐渐积聚起自己的力量,最重要的就是以价值观和规则为内容的规范性力量,这是欧洲特有的并有着优势的软实力,这种规范性具有普世性的特征。在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中,不少欧洲学者认为欧洲规范性价值体系应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样板,因此“接触中国被认为是将中国融入世界共同体因而帮助它成功地进行经济改革和发展、促进其法律和政治现代化的最佳战略”。⑥Jean-Pierre Cabestan,“European Union-China Relations and the United States”,Asian Perspective,Vol.30,No.4,2006,p.13.这种认知反映了欧洲学者对自己经验普世性的信心。从政策层面来看,与美国关注中国崛起的对外安全和地缘影响相比,欧盟更关注中国国内的转型,包括社会转型、改善人权状况和民主法治改革等:“欧盟更愿意看到一个现在的中国,帮助它应对国内挑战;相应地欧盟和欧洲国家相信它们能够大量地提供建议和资源,依据是自己的经验和处理东欧的经验”,而不希望中国成为一个失败的国家。①David Shambaugh,“TheNew Strategic Triangle:US and European Reactions to China’s Rise”,The Washington Quartwely,Vol.28,No.3,Summer,2005,p.14.

三

美国学者对中国崛起与现行国际体系关系的认知以及欧洲学者的相关认知及其近年出现的变化已如上述,那么我们又如何看待美欧学者的观点和看法呢?

笔者认为,中国融入现行国际体系具有必要性和可能性,不能因为该体系现由西方主导而退避三舍,甚或不必要地轻言与之对抗。现行国际体系建立在战后形成的西方多边国际制度和机制的基础之上,在美国主导下经历了冷战期间与东方集团的对抗,并成为冷战后世界秩序的基石。必须指出,这一体系的结构和功能主要反映了西方国家的意志、维护的是它们的既得利益,而不是像伊肯伯里所说的那样可以“有利于所有国家”。另一方面,开放的世界经济秩序和多边主义国际制度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有利于接纳新的成员,通过竞争和合作,新兴国家可以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现行国际体系在战后经历了自身不断改革的过程,从 20世纪 70年代以后西欧、日本的兴起和多极化格局的出现、冷战结束后俄罗斯东欧国家的参与和中国的改革开放,直到进入 21世纪后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的崛起都有力地推动国际制度和机制向着更为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只要做出合理正确的战略选择,它们是能够从融入该体系中获取利益、促进本国经济的繁荣和发展的。这些因素为中国融入现行国际体系提供了必要条件和经验。同时,从美欧学者对中国崛起的主流认知来看,西方国家是有着接纳一个兴起的中国的政治意愿的,正如沈大伟所说,美欧欢迎中国“建设性地”融入国际体系,加强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作用,其目的是“都希望中国是一个维持现状而不是修正主义强国,相信让中国最大程度地参与国际制度将保证把中国纳入国际行为规范之中。”④David Shambaugh,“The New Strategic Triangle:US and European Reactions to China’s Rise”,The Washington Quartwely,Vol.28,No.3,Summer,2005,p.9.尽管具有明显地驾驭崛起的中国的意味,美欧的态度客观上为中国加入国际体系提供了可能性。

然而,当西方国家认为中国的政策或行为突破了现存秩序、威胁到它们的既得利益时,仍然把中国当作国际体系中的合作对象与视其为竞争对手之间的界限有时就变得模糊起来。例如,在近期中日钓鱼岛事件的背景下,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2010年 10月 28日在夏威夷发表讲话,一方面申明中国不是美国的竞争对手,“在 21世纪美国和中国相互视为对手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因此尽管与中国关系复杂,美国不会遏制中国;另一方面宣布要在东亚推行“前沿部署外交”(“for ward-deployed diplomacy”),即对冷战时期形成的与日本和韩国的同盟关系注入新的活力,对亚洲安全施加更大的影响,以此对中国施加压力。希拉里·克林顿自我辩解说,美国在东亚强化同盟的做法不等于遏制中国。①Mark Landler,“Leaving for Asia,Clinton Says China is Not an Adversary”,The New York Times,October 28,2010.可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理查德·贝茨(Richard Betts)认为 ,“遏制 ”是一种战略选择 ,“如果像美国这样的强国想阻止越来越富裕的中国提升自身在东亚的战略地位,其实就是‘遏制’”。②Eric Baculinao,“China seeks out European friends while Obama goes to Asia”,http://forums.narutofan.com/showthread.php?p=35751835.(上网时间:2010年 11月 7日)笔者认为,虽然如一些分析家所认为的那样,晚近美国东亚政策不寻常的示强并不表明中美关系基本性质的改变,但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例证,即美国接受中国加入现行国际体系的前提是中国崛起带来的相关影响是可以控制的;当它感到有可能超出自己的控制能力时,联合盟友施压以迫使中国就范就将成为其主要的选择。这正是伊肯伯里们所建议的,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现行国际体系的变革是大势所趋,而在国际事务中美国联手欧洲结成统一战线应对中国的崛起和变革要求并不容易。二战后形成的国际制度和机制对稳定国际秩序、促进世界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国际格局的嬗变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大国的崛起,国际体系的变革越来越重要,西方有识之士也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然而对于美国来说,无论国际体系如何变革,维持美国的霸权乃当务之急,如哈佛大学学者塞瓦尔 (Sarah Sewall)所直言不讳的那样,“作为稳定的国际体系的主要获益者和它的突出力量,为了在 21世纪提供更大的稳定和安全,美国必须领导和塑造调适国际体系的过程。”③Sarah Se wall,“A Strategy of Conservation:American Power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Harvard Kennedy School Faculty Research Working Paper,Series 08-028,http://web.hks.harvard.edu/publications/getFile.aspx?Id=307.(上网时间:2010年 8月 29日)鉴于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美国学者认识到,只有与美国的盟国紧密合作,才能够有效地继续维持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体系,以应对中国等新兴大国崛起的挑战,因此奥巴马政府上台后致力于修补与欧洲的关系。但是,在国际体系的改革和安全战略等重大问题上,由于不同的利益偏好和价值取向,美欧的分歧并不容易弥合,以至有英国学者认为“在安全事务上似乎没有理由庆贺一个新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出现”。④Felix Berenskoetter,“Mapping the Mind Gap:A Comparison of US and EU Security Strategies”,http://www.fornet.info/documents/Working%20Paper%20no.%203%20Berenskoetter.pdf.(上网时间:2010年 8月 29日)在对华战略上,尽管有些美国学者极力证明美欧的一致性,但是美欧的分歧仍然是明显的,突出表现在美国以其霸权受到挑战的心态强调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安全政治利益的影响,而欧洲更为看重中欧经贸关系以及双方的价值观分歧。

近年来欧洲对中国崛起的认知有所变化,欧盟与中国的贸易摩擦在增加,欧洲人更加关注中欧之间的价值观分歧,这反映了他们对中国的快速发展及影响力的提升心理上准备不足以及对中国没有按照欧洲所设想的方向发展的失望。然而,笔者认为,欧洲认知的基本倾向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中欧之间的经济纽带是牢固的。此外,一方面欧洲各国政府重视与中国的互利关系,当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时它们十分担心自己被“边缘化”,如中美“两国论”流行时欧洲人的复杂反应;⑤“US-China relationship marginalises Europe”,Telegraph News,23,Sep.2009,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europe/6219907/US-China-relationship-marginalises-Europe.html.(上网时间:2010年 8月 28日)另一方面欧洲人更大的忧虑在于,由于利益差异,务实主义的主要成员国往往制定和实施自己的对华方针,结果欧盟很难形成一个真正的共同对华战略。⑥Peter Foster,“US-China Relationship Marginalises Europe”;Gudrun Wacker,“‘Same Same,Only Difference.’Chinese-European Relations since 2009”,http://www.swp-berlin.org/common/get_document.php?asset_id=7332.(上网时间:2010年 9月 5日)因此,即使美国贸然实行遏制中国崛起的政策,很难想象欧洲国家会与其步调一致。晚近的一个例证是美国欲拉欧洲一起逼迫人民币升值,而欧洲的看法却耐人寻味地不同:一方面英国发出了“如何在货币战争中战胜顽固的中国”的声音,另一方面法国有舆论认为在欧元区对中国资本需求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尽管不满中国的汇率政策,但欧盟各国很难下决心与中国打货币战争。法国总统萨科齐则更多是大谈“国际金融新秩序”,而避免直接、具体地谈及人民币汇率问题。①“‘货币战争’论吓不住中国”,《环球时报》,2010年 10月 8日。对于中国来说,处理好中国与美国、欧洲之间的三边关系将有利于推动现行国际体系的变革。

四

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体系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支持国际体系的各种国际制度和机制既相互交叉、相互影响,又属于不同领域。构成现行国际体系的领域主要包括安全、政治、经济等,而这些领域的国际制度和机制又是以一定的价值观为基础的。当中国提出变革国际体系诉求时,首先要厘清需要变革什么、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变革可能性的问题。

现行国际体系的多领域性给中国带来不同的挑战,同时也为中国的战略选择提供了很大空间。首先,现行国际安全体系是美国最为敏感的领域。战后美国通过安全同盟条约建立了以北约和美日安保条约为核心、包括与中国周边其他国家结盟的国际安全网络,它是维护美国全球霸权的基石,尽管冷战后欧洲国家和日本都试图改变与美国同盟关系的结构,基于美国超强的军事实力它迄今仍然得到维持。中国的崛起令美国感到不安,尤其对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十分戒备,这在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问题上充分表现出来。对于中国来说,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维护国家主权和核心利益的意志不会动摇,但谨慎对待现行美国支配的国际安全结构应是一种理智的选择。

其次,联合国与其他多边和区域组织体系在当今的国际政治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多边主义是中国、欧洲以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共识,中国已经并将继续成为推动国际政治体系改革的重要力量。在这方面中国可以加强与欧盟和欧洲国家的协调和合作,谨慎维护中欧战略伙伴关系的大局,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共同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发展。

第三,中国崛起的过程也是越来越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过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实力的空前增长,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为中国推动国际经济体系变革、建立更为合理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提供了有利条件。说到底,经济和市场的力量是建构和调整国际体系的基本动力,任何一个国家和政府都不会忽视它的存在,务实主义的欧洲国家领导人更是如此。因此,在国际经济体系变革领域,中国应该有更大的作为,这不仅是维护国家利益的需要,也是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期望。

第四,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体系很大程度上以西方价值观为基础,中国认同一些普世价值,如民主、自由、人权、市场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等,但普世价值并不同于价值观,中国的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之间客观上存在分歧,这正是中国崛起与现行国际体系关系中一个深层次的矛盾。价值观分歧不仅会引起中国与西方之间的误解,当它与利益纠缠在一起时,便往往会导致摩擦、冲突的非理性升级。我们应当看到,在价值观问题上美国和欧洲之间、不同欧洲国家之间对中国的态度和处理方式上并不完全一致,这就给中国很大回旋空间;就自身而言,中国需要更多地与西方、尤其与欧洲国家进行交流,通过对话来减少、消除误解,这将有利于中国参与现行国际体系的变革。

总之,美国学者认为,通过改善和加强美国与欧洲盟友关系可以维护和巩固现行国际体系,以便将中国纳入这样的国际体系、驾驭快速崛起的中国,这是一种极力维护美国霸权的消极态度。积极的态度应该是有力地推动现行国际体系的变革,以使其更好地适应新兴大国的兴起和发展中国家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要求。当然,这种变革必然会触及体系霸主国的利益。合作、竞争还是冲突?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个需要运用卓越智慧和谋略来应对的挑战。○

(责任编辑:张浩)

[作者介绍]洪邮生,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大国外交、欧洲国际关系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