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安全局势:新形势、新特点与新趋势

朱 锋

东亚安全局势:新形势、新特点与新趋势

朱 锋

2009年以来东亚地区安全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中国崛起带来的“权力变更”效应持续发酵和奥巴马政府“重返亚洲战略”的实施,东亚地区安全格局正经历 20世纪 90年代中期以来最大规模的调整,地区安全进入了新的转型期。地区安全调整的中心议题是区域成员国对美国的安全与战略依赖明显上升,美国对区域事务的介入程度达到了冷战后新高峰。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区域安全环境的实质性倒退,但我们仍需对这一次地区安全格局调整的新形势有准确、客观和清醒的把握与认识。

东亚 中国 美国 地区安全格局

2009年以来,东亚地区安全局势开始进入调整期,整个调整进程在 2010年大大加速。尽管地区安全的权力结构并没有出现显著变化,但接踵而至的一系列政策与结构性因素的作用,例如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后金融危机时代”效应的冲击、中国崛起带来的“权力变迁”(power shift)、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升级以及诸多国内政治因素的变化,促使东亚区域安全局势进入了新的重大战略转型期。未来东亚区域安全究竟向哪个方向发展,目前还很难预料。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地区安全局势所出现的众多新变化,有可能推动地区安全格局呈现出加速调整的新趋势,东亚区域安全构造有可能出现冷战结束以来的又一次重大变化。理解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中有关“把握和用好战略机遇期”的概念,首先需要我们对直接关系到中国周边环境与国家安全的东亚区域安全局势,有清晰、客观和冷静的分析与认识。

东亚地区安全局势出现冷战后第二次重大调整

2010年以来,东亚地区安全局势出现了一系列新形势和新特点。首先,地区安全格局出现了 20世纪 90年代中期以来前所未有的“大调整”,东亚区域安全构造的转型进入了加速期。

1991年前苏联瓦解之后,东亚安全曾经历了一段短暂的过渡期,最终以美国维持“前沿军事化存在”和区域安全义务、美国为重心的军事同盟体系的巩固和发展、台湾海峡问题尖锐化但美国对华实施“接触战略”以及以《美朝日内瓦框架协定》为代表的“冻核”进程为标志,实现了后冷战时代东亚安全架构中强化美国主导地位、兼容中国的和平崛起以及保持地区热点问题现状的发展模式。在这一地区安全架构中,东盟的安全角色开始活跃,“东盟地区安全论坛”(ARF)以及多种形式的“东盟 +1”或者“东盟 +3”、“东盟 +6”的区域外交与经济合作对话机制开始生成,“东盟方式”成为推动区域秩序建设的重要力量。这样的区域安全态势被称为“镶嵌式”或者说是“拼图型”的地区安全架构。①G.John Ikenberry and Michael Mastandono,ed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Asia-Pacific,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3,p.3.其中,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体系与中国日益扩大的地区角色以及多边对话机制并存。区域内主导性的安全关注在于冷战遗留下来的地区热点问题,例如台湾海峡和朝鲜半岛问题,以及如何实现中美关系在后冷战时代超越制度差异和地缘政治竞争而实现稳定。

然而,近 10年来东亚随着全球政治与经济形势的变迁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印度、韩国等国经济持续崛起,全球经济权力重心正在向东亚转移。“亚洲世纪”成为媒体的重要关注,东亚对全球战略秩序的作用日益突出。①有关“亚洲世纪”的讨论,请参见:Kishore Mahbubani,“Ringing in the Asia”,JeffreyD.Sachs,“Welcome to the Asian Century:By 2050 China and maybe India will overtake the U.S.Economy in size”,January 12,2004,http://money.cnn.com/magazines/fortune/fortune_archive/2004/01/12/357912/index.htm(上网时间:2010年12月 10日 );Jum Hoagland,“Whose Asian Century?”Washington Post,June 9,2005.地区安全局势的结构性调整成为大势所趋,其核心是在东亚日益成为全球经济的“权力场”(powerhouse)之后,各主要大国如何重新规划在东亚的战略利益。②Sumit Ganguly,Andrew Scobell and Joseph Chinyong Liow,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Asian Security Studies,London:Routledge Handbook,2010,2000,Preface.与此同时,中国持续崛起所带来的“权力变更”首先产生的不是政策和战略的变化,而是微妙和复杂的心态、知觉和认知上的变化,包括美国在内的区域国家对中国的行为和能力的解读越来越具有争议性。③2004-2009年多次民意调查显示,区域内各国的“中国认知”存在着下滑的趋势。参见:Fergus Hanson and Andrew Shearer,China and theWorld: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Policy,Sydney:Lowy Institute,2009.

中国周边大部分中小国家担心中国力量崛起之后会实行扩张性政策,开始转而通过加强与美国的军事与防务合作、增加自身军费和防务开支、发展与同中国有竞争关系的大国合作来牵制和防范中国。这就是所谓的“对中国两面下注战略”(hedging against China)。澳大利亚 2009年 3月通过了新的国防白皮书,宣布将在未来 20年增加军费 760亿美元,采购新的 F35战斗机、大型水面舰只和增购潜艇来应对“中国威胁”。澳大利亚和日本的防务合作也得到了新的提升和增强。2010年 5月 22日,两国签署了《日澳相互使用军事设施的防卫合作协议》,这是继 2007年《日澳加强安全合作协定》签署以来,日本与澳大利亚防卫合作的新高度。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曾主动提出要求美国加强针对中国的“军事准备”④Reuters,“Kevin Rudd Fires Back the U.S.over Wikileaks:It’s Your Fault”,Sydney Morning Herald,December 8,2010.。韩国不仅推迟了原定 2012年转交的美国在战时对美韩同盟的军事指挥权,还正在积极考虑加入美国主导的东亚战区导弹防御系统。⑤有关亚洲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反应的分析,请参见:Sumit Ganguly,Andrew Scobell,and Joseph Chinyong Liow,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Asian Security Studies,London:Routledge,2010;Evan S.Medeiros,etc.,Pacific Currents:The Responses of U.S.Alliance and Security Partners in East Asia to China’s Rise,Santa Monica:Rand Corporation,2008.2010年 3月 26日“天安舰事件”发生之后,日韩防卫合作迅速升温,实现了互派军事人员观察军演的合作步骤。2010年以来,围绕着“南中国海”是否被中国宣布为“核心利益”问题,部分东盟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发生急剧变化。越南正在通过加强美越军事合作、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甚至考虑开放金兰湾军港租借,引进“大国因素”来对抗中国和强化所谓越南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主权争议。新加坡国防部长张志贤在 2010年亚洲安全“香格里拉对话”上,大谈所谓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区域安全不确定因素。新加坡智库人士戴尚志 (Simon Tay)更是公开鼓吹,中国崛起之后东亚安全的基调不应再是“安全合作”,而应该是“制衡中国”。⑥Simon S.C.Tay,Asia Alone:Dangerous Post-Crisis Divide from America,London:Wiley,2010.由于历史、现实、安全等原因,这些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发展壮大并可能主导亚洲感到不安,转而追求大国制衡政策,主动迎合美国,希望借助美国抗衡和制约中国。⑦Peter Drysdale,“United States still the power to reckon with in Asia”,East Asia Forum B logging,July 28,2008.

区域政治中的对华战略疏离感,在很大程度上是区域中经济成功的国家,纷纷表现出对美国主导下的全球和区域秩序的依恋,以及对中国崛起是否将导致现有区域秩序退化的疑虑。导致这一局势出现的原因是多样的。但至少一个新的原因是,很多国家担心美国实力相对下降,因而削弱对东亚的战略义务。⑧Paul Evans,“Singapore Debates America”,CSIS Pacific Forum:Pac Net Newsletter,No.39,August 31,2010.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东亚地区的中小国家希望巩固在中美两大国之间谋求最大战略空间的现实主义战略选择,即利用美国的前沿驻军来牵制中国赢得地区局势的稳定与和平;与此同时,在经济上利用中国的市场、贸易和投资来获取中国崛起的“红利”。其核心是要在东亚较为稳定的中美“两强结构”中最大限度地利用中美矛盾,让中美相互制衡,为中小国家赢得最大的战略收益。

东亚地区主要成员加大对美国的战略依赖,明显提升在战略导向上的对美协调,公开叫板中国在安全议题和争议问题上的立场,防止和遏制中国在争议领土、海洋实力和地区影响力上的“扩张性发展”,成为区域安全努力的新趋势。东盟国家则纷纷在中美之间采取“两面讨好、相互牵制”的策略。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因素”反而在心理和观念上更容易接受,“中国因素”却常常因缺乏“亲近感”和“不确定性”而在后冷战时代上升为地区安全最主要的防范对象。①Malcolm Cook,etc.,Power and Choices:Asian Security Future,Sydney:Lowy Institute,June 2010.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公开呼吁,亚洲大国中印度、日本和东盟加在一起都无法制衡中国。“亚洲唯一能够制衡中国的力量,是美国在亚洲坚定的战略存在。”②Speech By Mr.Lee Kuan Yew,Minister Mentor,at USASEAN Business Council’s 25th Anniversary Gala Dinner,October 27,2009.虽然“睦邻、善邻和富邻”是中国外交的一贯方针,但中国的区域安全环境已经发生显著的调整。区域安全结构出现了向“板块化”移动的趋势。

其次,区域内的大国关系在合作、竞争、冲突中起伏不定,大国关系的传统政策框架似乎已经难以应对区域力量变更和政策更新带来的震荡。区域内主要国家间的关系正在进入寻求新的稳定和建设性发展的“磨合期”。

中国和主要大国的战略竞争开始超越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结构性矛盾,例如台湾、西藏、人权和领土争议等问题,开始明显扩展到海军力量、海洋影响力以及海洋势力范围等一系列新领域。海洋安全问题前所未有地成为了中国周边安全的新热点。无论是南中国海问题、黄海军演争议还是中日东海及钓鱼岛冲突,海洋问题争议背后的实质性关注点不仅是领土、资源竞争,更是对未来海上实力、海洋权利、海军建设为代表的远距离力量投送能力的关注。中国的海军力量建设和战略走向问题成为大国竞争的重要因素之一。③Brian Spegele,“A Sea Change in U.S.-China Naval Relations?”W all Street Journal,July 27,2010;Brian Spegele,“U.S.Concerned about China Buildup”,W all Street Journal,July 22,2010;Michael J Green,“America’s Grand Strategy in Asia:What Would Mahan Do?”Lowy Institute:Snapshot 2,2010.甚至有人危言耸听地指出,东亚已经开始进入新的海上势力范围划分的地缘战略竞争时代。④RobertD.Kaplan,“The Geography of Chinese Power”,Foreign Affairs,May/June,2010,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66205/robert-d-kaplan/the-geography-of-chinese-power.(上网时间:2010年 12月 10日)黄海军演受媒体与舆论解读的情绪化影响,政策反应戏剧性地不断地向对抗性发展。中国认为,美国航母进入黄海是对中国核心利益的威胁。美国则认为,如果美国因中国反对就不派遣航母进入黄海,即等同于承认黄海是中国的“势力范围”,未来美国在东亚的航行自由将由中国来“划定”,所以五角大楼的鹰派强调在黄海军演上决不妥协。⑤Michael Richardson,“Will Intimidation Win China the Yellow Sea?”Japan Times,August 26,2010.中国海军通过宫古海峡的远洋拉练在日本被大肆炒作成为中国“突破岛链”的军事预演。2010年 9月7日发生的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不仅是因为日本民主党政府更迭所造成的外交政策处理上的“不成熟”,也是日本政策精英在海洋安全问题上的“中国焦虑症”深化的体现,更反映了日本民主党政府内部鹰派势力利用该事件测试中国政策底线的图谋。

第三,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洲战略”高调宣示美军事力量优势和军事同盟的首要地位,为“打压”中国和确保美区域领袖地位,过多地使用了联合军演、提升军力部署和扩展军事与防卫合作等强势做法。这不仅加大了区域紧张气氛,同时也抬升了东亚安全环境中的对抗因素。但美国尤为注重所谓防止东亚出现“芬兰化”趋势,加强了针对中国的“战略看管”和“战略防范”。⑥Michael Green,“A Teachable Moment for Pyongyang and Beijing?”Shadow Government/Foreign Policy,July 15,2010.其目的还是在继续强化地区战略架构中美国的霸权地位,宣示美国维护霸权战略的决心,明确地向中国宣告“我依然是老大”的信息。此外,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第一年美中关系“高开高走”,被认为是对中国过分采取“妥协立场”,引起了印度、日本、新加坡等国的不满。⑦Joshua Kurlantzick,“How Obama Lost His Asian Friends”,Newsweek,July 20,2010,pp.4-7.2010年以来,美国在南海、东海、黄海军演、人民币汇率、诺贝尔和平奖以及朝鲜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对华强硬姿态,既是对华政策整体趋向强硬的结果,也是民主党政府国内政治失利的结果。①Fareed Zakaria,“Is This the Future:American Power and Its Limits”,Newsweek,June 7,2010,pp.22-23.然而,正如戴秉国国务委员所指出的,“那种要拉帮结派对付中国、遏制中国的图谋,那种在地区国家间挑拨离间及在中国近海搞联合军演的做法,更是典型的冷战思维,既不合时宜,又阻挡不了中国的发展,更会失去同中国发展合作关系的历史性机遇,注定是行不通的”。②戴秉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载《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2010年 12月 6日。http://roll.sohu.com/20101206/n300921703.shtml.(上网时间:2010年 12月 6日)

第四,围绕着“天安舰事件”和 2010年 11月 23日延坪岛炮击事件所发生的朝韩对峙已经使得半岛局势急剧恶化,迟迟无法得以解决的朝核危机再度爆发,解决朝核问题的多边外交进程空前低迷。如果半岛局势无法得到有效控制,不仅朝韩将开启战端,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围绕半岛局势问题甚至可能出现新的分裂。

“天安舰事件”使得半岛局势下降到了冷战结束以来的最低点。朝鲜宣布取消 1991年北南双方正式接触以来所签署的所有协议,李明博政府则在2010年 5月 24日宣布对朝制裁措施,第一次切断了除开城工业园区之外过去近 20年积累起来的双方人员与经济接触。延坪岛炮击事件更是让两国走到了战争的边缘。事件发生后,韩国防长金泰荣迅速提出将修改交战准则,确保军队在今后冲突时能予以军事打击。同时,韩国军方将向争议海域附近“西海五岛”,即白翎岛、延坪岛、大青岛、小青岛和隅岛增派部队。美韩同盟从 11月 28日 -12月 1日在黄海举行了包括“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参加的联合军演。韩国各级部队获得授权,今后面临朝鲜挑衅可立即予以回击。③Arshad Mohammed and Michael Martina,“U.S.and Allies Urge China to Rein in North Korea”,AP,December 6,2010,http://news.yahoo.com/s/nm/20101206/wl_nm/us_korea_north/print.(上网时间:2010年 12月 6日)12月 6日开始,韩方在全国 29个地点实施实弹射击。这两个事件,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急剧改变了韩国自 1953年停战协定以来的对朝防务态势和力量使用原则。

自“天安舰事件”以来,面对两度出现的人员伤亡惨剧,李明博政府的心理承受力已变得十分脆弱。韩国舆论则称朝鲜这次炮击犯下“战争罪行”,认为韩国政府不该犹豫不决,应该立刻还击,以牙还牙。11月 23日当晚,韩国总统表示,如果再度出现朝鲜挑衅,韩国将“全力还击”。对李明博这一声明不能轻视。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当时曾考虑过对朝导弹基地发动袭击以作为报复。如果朝韩军事冲突升级,很可能将半岛拖入新的战争状态。从当前局势看,延坪岛炮击事件已经急剧提升了美韩联合军事应对准备程度,包括日本在内的美韩联合应对朝鲜危机局势的“5029方案”将借此次事件进一步走向实质化。④Arshad Mohammed and Michael Martina,“Korea Tension may go out of control,Hu tells Obama”,AP,December 6,2010,http://news.yahoo.com/s/nm/20101206/w1_nm/us_korea_north/print.(上网时间:2010年 12月 6日)特别是在朝主动泄露包括 2000个离心分离器在内的铀浓缩计划后,“朝核威胁”在美国心目中的地位急速上升。未来如果出现新的朝鲜军事挑衅行动,或者韩朝之间出现新的大规模军事摩擦,就很可能导致半岛局势向战争态势转移。一旦朝鲜半岛再度出现局部军事摩擦,即便不是全面战争,日本也很可能借机大规模重振军备,美日韩军事同盟甚至将迅速出现“多边化”的发展趋势。

目前,美韩日三国已经拒绝了中国迅速启动六方会谈团长紧急磋商的要求,强调朝鲜必须放弃军事挑衅、改善南北关系和显示弃核决心才能重新启动六方会谈。⑤有关 2010年 12月 6日美日韩三国外长会议所发表的“联合声明 ”,请参见:http://news.sina.com.cn/w/2010-12-07/070321593725.shtm1.(上网时间:2010年 12月 7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 2010年 12月 7-10日访问韩日两国,指责朝鲜是“急剧升级的军事威胁”,美日韩对朝军事准备在加速进行。⑥Mark McDonald,“Mullen Criticizes China over N.Korea,”New York Times,December 8,2010.美国“卡尔·文森号”航母也即将进驻西太平洋。如果朝鲜半岛出现全面战争,整个东北亚安全局势将出现颠覆性变化。

东亚安全局势变化的原因

2010年东亚安全局势出现战略性、甚至历史性变化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客观原因来说,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地区权力和财富结构的变化,即“权力变更”是最主要的原因。地区中小国家对中国政策动向的防范和警惕确实在明显提高,对中国崛起的地区安全反应的消极因素在明显上升。这不仅为美国咄咄逼人的“重返亚洲战略”提供了外交和战略空间,也为区域内部分国家针对中国的防务与安全政策调整带来了需求。不单单是美国在渲染中美有可能出现军事冲突的危机信息,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甚至俄罗斯,都在针对中国崛起加强防卫政策与战略调整。韩国李明博政府上台以来,已经全面推进美韩军事同盟。新加坡国防部长更是在 2010年 6月的香格里拉亚洲安全对话上大谈区域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是“新崛起国家带来的不确定因素”①“Asian Security Co-operation:Lost Horizon,A Chill in the Air at a Regional Forum”,The Economist,June 10,2010,p.11.。延坪岛炮击事件之后,美日韩三国军事合作发展进一步增强。东亚军事东盟体系的“多边化”似乎正在启动。②Patrick M.Cronin,“Testing Trilaterism”,CSIS Pacific-forum:PacNet,No.59,December 7,2010.

东亚地区的中小国家希望利用大国竞争来制造对自己有利的战略环境,竭力拉拢美国、稳住中国、谋求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东亚安全局势的一个非常突出的变化是,10年以前,绝大多数亚洲国家都不希望看到美国“遏制中国”,更希望看到中美分裂,但 10年后的今天,相当一部分亚洲国家甚至期待美国能够有效地“牵制”和“阻遏”中国迅速崛起的势头。③Yoichi Funabashi,“Interview with Lee Kuan Yew:Balance of power in Asia requires U.S.engagement”,Ashahi Shimbun,May 15,2010,http://www.asahi.com/english/TKY201005140485.html.(上网时间:2010年 12月 10日))我们必须正视这一局势的变化。

与此同时,美国正处在特殊的战略敏感期。美国担心自己力量相对下降和战略能力的削弱,有可能开启所谓地区与全球局势的“机会窗口”,导致地区局势出现美国不愿看到的变化。这一特点决定了美国对于保持区域霸权地位的战略冲动更强烈。

此外,国内因素对区域安全合作和安全互动的复杂性影响持续升温,干预和影响达到了新的高度。大国彼此之间的政策和外交战略并没有出现实质性变化,但国内因素的作用,对政策意图和目标解读的国内影响却越来越大。国内因素甚至在“挟持”一系列具体问题上的外交反应。美国 2010年的中期选举、政党候选人纷纷炒作“中国因素”,毒化了奥巴马政府奉行相对温和的中国政策的国内政治空间。朝鲜 2010年 9月 28日的劳动党代表大会确立了金正恩为接班人,朝鲜国内的权力过渡体制对延坪岛朝韩炮击事件及紧张局势升级有一定影响。

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我们不断上升的利益集团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国内强势部门争夺外交与舆论话语权,客观上对加剧 2010年中美关系的紧张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主观上看,中国自身缺乏客观、清晰与连贯的外交战略,是导致中国当前在区域安全格局中面临被动局面的根本原因。之所以缺乏这样的战略,最重要原因还是我们对不断变化的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智力储备不足、心态准备不足、政策更新不足。其次,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上升,在中国学术界和政策界都滋生和助长了盲目乐观主义。尤其是目前相当有市场的“GDP中心主义”,简单地认为中国 GDP第二,就是中国在世界权力结构中的地位“第二”、影响力第二和大国地位第二。甚至有不少人公开提出,中国外交要走出“邓小平时代”,即“继续韬光养晦、积极有所作为”的原则应该抛弃了。这种罔顾中国实力地位上升并不等于国际权力结构开始实质转型的简单认识,既误导公共舆论、更误导政策辩论。再次,对于中国周边安全局势的微妙变化与动态发展,缺乏及时和敏锐的跟踪与反应,缺乏对中国周边外交在长远与短期、整体与局部之间的综合考虑。中国外交常常缺乏谋略、应变和创新的羁绊,不是中国外交执行部门可以单独解决的。

把握好东亚安全局势的未来趋势、化解这一波东亚区域安全格局重组进程中的被动局面,说到底,是要继续重视、稳定和推进中美关系的积极、合作和建设性发展。东亚区域安全出现新形势和新特点的关键,是奥巴马政府的战略调整以及中美两国在区域层次上的政策互动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卡壳”。2010年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洲战略”基本成型,其核心既是为了从军事、政治、社会和经济等多方面利用地区政治中的“中国因素”,巩固美国在亚洲政治和经济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又是“探寻”有效的新方法来对付中国经济影响力的扩大,避免所谓中国利用美国力量的相对下降来“排挤”美国。维基泄密网站公布的文件表明,希拉里国务卿曾询问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如何更强硬地同中国打交道 ”①“US Embassy Cable:Hillary Clinton Pundits the Relationship with Its Chinese Banker”,Guardian,December 4,2010,http://www.guardian.co.uk/world/us-embassy-cables-documents/199393(上网时间:2010年 12月 5日);Ewen Mac Askill,“Wiki Leaks:Hillary Clinton’s Question:How Can We Stand Up to Beijing?”,http://www.guardian.co.uk/world/2010/dec/04/wikileaks-cables-hillary-clinton-beijing(上网时间:2010年 12月 5日).。

奥巴马政府“重返亚洲战略”的目标,是巩固以美国地区军事存在、安全义务和东亚领导权为核心的东亚安全架构。美国 2010年 5月 17日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强调了美国海外军事行动的原则,表明美国防卫政策的轴心已经从反恐拉回到应对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的战略性挑战。报告提出美国海外用兵的两大原则:一是美国受到直接威胁;二是美国的盟国受到直接军事威胁。报告在对美国实力和影响力构成要素进行解释时,列在第一位的也是美国为中心的同盟体系,随后才是“美国超强的军事实力、世界第一的经济规模和充满活力的美国民众”。与 2010年 4月公布的《美国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核态势评估报告》、《导弹防御计划报告》等美国防务与安全政策的其他重要文件联系起来看,美国这一威胁评估和应对的战略性转型则更为清晰。

美国这一战略转型的关键不仅是中国的崛起,更重要的是,美国担心世界其他国家因为忧虑美国实力相对下降和美国海外安全战略的“内向化”而降低对美国的战略依赖和战略信心,因而出现美国受到“排挤”,或者美国的战略资源流失等不利状况。为此,这些防卫政策文件将美国军事力量结构和使用原则,重点调整为增强美国的太空、网络空间、海 -空一体战及远程打击和力量投送能力建设,侧重防范“反军事介入”和“区域拒止”等性质的军事威胁。这些调整,说到底都是冲着中国来的,其目的是为了维持和巩固美国在东亚的霸权地位,在安全和经济两条战线上把握东亚区域政治发展的主导权,避免区域内任何国家出现对美国的战略疑虑并因而削弱对美国的战略信心和同盟依赖,全力释放和扩大美国决心牵制中国崛起的战略信息,以显示美不会让强大的中国“欺负”地区成员。这些内容已经逐步构成了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核心。2010年 6月 5日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在香格里拉亚洲安全对话上发表讲话,强调美国不会允许在南中国海领土争议上使用武力的任何威胁。同年 7月河内ARF会议上美国国务卿希拉里高调表示南中国海“有美国利益”。这是美国南中国海政策上出现重大战略转变的标志,其含义已经非常清晰:美国将全力应对中国崛起之后的东亚地缘战略变局。

目前东亚安全局势最为棘手的不仅仅是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更重要的是,这一战略与区域内国家纷纷进行的防卫与外交政策调整“高度共鸣”。这一趋势不仅为美国插手提供了机会,更为美国在未来区域层次上的“中国对策”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而奥巴马政府这种以巩固美国在东亚区域战略存在和影响力为导向的区域安全政策选择,其重点必然是为了更多地迎合其他国家的“欢心”,而变得对中国越来越“不讲情面”。②Minxin Pei,“Obama is right to be hard-nosed on China”,Financial Times,August 30,2010.2010年中美关系的诸多紧张局势与美国东亚外交“侧重区域”而非“侧重中国”的姿态调整有着重要联系。这一结果也必然给中美关系带来新的挑战。

如何适应东亚安全局势的新变化?

中国是东亚国家,2010年东亚安全局势的明显变化值得中国深思。首先,不管 2010年东亚局势和大国关系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中国的国家安全和战略环境并没有出现实质性改变,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面”依然是健康的。只要中国继续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方针,中国的国家安全与战略环境在今后数年之内也不会出现实质性退化,中国与东亚国家关系的总体基调就会是积极的。中国在半岛局势紧张期间的一系列政策主张,对于降低对抗局势发挥了积极作用。正如胡锦涛主席 2010年 12月 5日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电话中所强调的,“要缓和、不要紧张,要对话、不要对抗,要和平、不要战争,这是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人民和国际社会的强烈愿望和呼声。”①新华社,“胡锦涛应邀同奥巴马就半岛局势通电话”,2010年12月 6日,http://news.sina.com.cn/c/2010-12-06/150321590327.shtml.(上网时间:2010年 12月 6日)

然而,对于已经出现的变化切不可掉以轻心。东亚国家经济上更多地靠近中国、战略和防务上依靠美国的“二元结构”未来将持续很长时间。中国冷静观察、从容应对的关键,是自己必须看清问题、因势利导、主动求变。“变化”的关键,不是简单的对策,而是我们的心态、眼光和行为方式。对于美国的战略动向不应该过度解读,对于美国地区霸权地位的现实不应该过急地挑战。只有中美关系稳定,才能稳定东亚局势,才能稳定中国周边,才不会给地区内国家更多利用中美对立“渔利”的空间。过去30年中美是全球最成功的商业伙伴,合作共赢在中美之间是可以实现的。继续保持合理、自信和建设性的对美关系,重要的是扩大共同利益与合作领域,首先需要我们在心态上要能“软得下去”,在可以达到的政策目标上能“硬得起来”。那种把东亚及中国周边出现的各种问题都简单地归咎于“美国阴谋”的观点更是十分不可取的。

其次,2010年中国外交和周边安全局势问题多、不确定性上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打了太多的“遭遇战”,在不同的、众多的问题上做出单纯反应和临时应对太多、危机反应性的政策措施太多以及被国内一些部门和媒体的反应牵着走的太多。

200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持续稳定的发展成为拉动许多东亚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上升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中国提升和扩大的地位、实力和影响力,并未有效地转化为中国在地区安全与地区经济中的战略性收益,相反却正在成为推动其他国家防范和牵制中国的外交和政治动力。事实上,这一矛盾的显现,正在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国际利益。现在,该是到我们重新评估、审视中国国际影响力和追求中国国际影响有效方式的时候了。很显然,大国影响力的关键,不是无处不在,不是简单地别人必须来多听听中国的看法,而是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按照我们的意志和利益去影响和改变其他国家的行为和主张。这其中最大的不同,不是简单地“勇于斗争”、或者盲目迷信“经济外交”,而是如何施行理性、务实、着眼于长久的外交谋略。马凯硕提出,东亚安全的重要特征是“实用主义”,换句话说,就是在各种势力之间寻求平衡。②Kishore Mahbubani,“Results Matters:Pragmatism Prevails in Asia”,Global Asia,Vol.5,No.1(Spring 2010),pp.37-42.那么,中国究竟应该如何定位我们能够担当和行之有效的“亚洲势力”?

第三,延坪岛炮击事件不仅给中国外交造成新的被动,也出了一道大难题。“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的国际冲击波已经超越朝鲜核试验,国际刑事法院甚至开始着手调查朝鲜是否犯有“战争罪”。③John W.Miller,“International Court Probes North Korea”,W all Street Journal,December 6,2010.如何平衡对朝、对韩关系,如何避免半岛局势的对抗升级拖累中国,如何评估该事件发生后美韩黄海联合军演的影响与今后中国的半岛政策,延坪岛事件给中国的睦邻政策、半岛无核化既定目标以及维护周边稳定与和平的战略目标这些深层问题都带来了新变数。

目前,全球主流媒体形成了一种非常消极的“思维定势”,那就是每次朝鲜半岛出现新的紧张局势、每次朝鲜主动采取挑衅政策,各种分析和评论就找中国出气,指责中国在对朝政策上“偏袒”朝鲜。结果是,“朝鲜闹事、中国挨骂”。朝鲜闹得越凶,中国的角色在国际舆论看来就越成“问题”,中国如何决定自身政策就越“尴尬”。问题是,为什么我们总是替朝鲜挨骂?如何化解和摆脱这些被动局面,需要方方面面的深入思考。在中国外交中,还没有哪个问题像朝鲜问题一样让中国人的认识如此分裂和具有争议性。中国的朝鲜政策是历史、传统和利益三者结合的结果,珍惜和发展中朝友谊是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基本方针。然而,中国的朝鲜政策如何降低目前的诸多外交与安全困境,是我们必须解决的一个难题。○

(责任编辑:黄丽梅)

[作者介绍]朱锋,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国际安全与东亚地区安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