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会亲台议员与日本对华决策＊

王海滨

日本国会亲台议员与日本对华决策＊

王海滨

近年来,为了遏制中国崛起、推动日本“正常国家化”,日本国会亲台议员频频在台湾问题、钓鱼岛争端等涉华问题上挑起事端,恶化中日关系氛围,使中日关系复杂化。日本国会议员虽然不是日本对外政策和对华政策的直接制定者和实施者,但其在日本政治生活中处于基础地位,其中的亲台议员又具有“幕后性”、“跨党派性”、“组织性”、“秘密性”与“两面性”等特点,正是他们常常干扰日本对华理性决策,以至于中日两国在台湾问题、钓鱼岛争端和历史问题上的分歧日益突出。中国必须理性应对日本“正常国家化”进程,警惕日本国会亲台议员及“亲台议联”幕后活动及其不良影响,以便为拓展对日外交、促进日本对华友好创造良好的政治氛围和条件。由此,研究日本国会亲台议员及其与日本对华政策的关系,就有了重大的政策意义。

日本国会 亲台议员 对华决策 中日关系

2010年 9-10月,日本政界连续做出对华不友好的举动。9月 7日,日方在钓鱼岛海域无理扣押中国渔船、渔民及船长,签署扣押命令的时任日本国土交通相、现任外相前原诚司随后又声称中日两国之间“不存在任何领土问题”,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①[日]外務省「外務大臣会見記録」、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kaiken/gaisho/g_1010.html#6-B.(上网时间:2010年10月 31日)10月 7日,日本前首相森喜朗、众议院副议长卫藤征士郎、“日华恳”会长平沼赳夫等 120名日本国会议员公然参加台湾当局在东京举办的“国庆祝贺会”;9日,原口一博等 4名日本国会议员“巡视”钓鱼岛,平沼赳夫又率 17位日本国会议员赴台活动;31日,日本前首相、现众议员安倍晋三访台。有媒体对此评论称,日本政界在中日“撞船”事件后,“开始把友谊之手从北京转向台北”。②陈世昌:“牵制中国日政界拥抱台北”,(台湾)《联合报》,2010年 10月 9日。日本国会的亲台议员直接促成或者亲自组织了日本政界的新一波亲台活动。然而,中国国内对日本国会亲台议员的研究颇为有限。本文从考察日本国会亲台议员的政治特征入手,探讨日本亲台议员在日本对华决策及中日关系中的作用尤其是其不良影响,以鉴于中国的对日外交。

一

日本是“三权分立”的议会内阁制国家,国会、内阁、外务省、政党 (主要指执政党)都拥有一定的外交决策权。国会议员在日本政治生活中占据基础地位,是国会与政党、内阁、省厅之间的“中介者”与“沟通者”。战后《日本国宪法》确立了日本“国会中心主义”的政治体制,明确国会是日本最高权力机关和唯一立法机关。但是,国会“中心”角色作用的具体发挥取决于其众、参两院议员的构成状况。由选举产生的议员代表全体国民的主张和意志,行使国会赋予的权力,并有权组建政党、进而组阁、领导省厅,行使国家行政权力。因此,日本国会中的亲台议员在政府对华决策及中日关系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具有独特的政治色彩。

第一,“幕后性”。这一点在日本对台关系的决策上表现得最为突出。日本内阁及其领导下的省厅部门是行使外交权的直接行政机关,作为立法机关的国会在官方外交中的角色并不突出。但是,当日本政府与某一国家或地区没有正式外交关系,或因故不能与该国或者地区进行正面沟通之时,政府色彩并不浓厚的日本国会议员往往能够发挥日本行政当局外交渠道发挥不了的沟通作用。中日关系正常化之后,日台之间往来不再通过“官方”渠道,改经新设立的日本“财团法人交流协会”与台湾“亚东关系协会”进行,但这两个机构因属“民间机构”而难以在政治敏感度高、时间效力强的问题上发挥及时、有效的沟通作用。因此,拥有所谓“非官方”身份的日本国会亲台议员就成为日本与台湾政界之间信息传递与间接接触的桥梁。这些日本亲台议员一般以“私人”或“非官方”名义访问台湾,或选择在议员办公室会见访问日本的台湾政界人士,以彰显其所谓“非官方”身份。对此,日本前海上自卫队护卫舰队司令官金田秀昭有一个经典说法,他把日台之间这种“幕后”沟通方式称为“介于一轨的纯官方和二轨的纯民间方式”。①杨佩玲:“金田秀昭:日台应发展 1.5轨交流协盟关系”,(台湾)《中国时报 》,2004年 10月 3日。

第二,“跨党派性”。冷战结束前,日本国会亲台议员基本上都来自自民党右翼、保守势力。1993年日本政界“五五体制”解体之后,日本朝野各政党进入分化、改组时期,意识形态分歧日益缩小,保守化倾向不断加强。在此背景下,先驱新党、新生党等政党纷纷加强与台湾当局的联系,就连左翼的社会党、公明党也不例外。目前,亲台议员可以广见于日本主要政党。如自民党主要亲台议员有森喜朗、麻生太郎、卫藤征士郎、小池百合子、安倍晋三等;民主党主要亲台议员则有仙谷由人、枝野幸男、前原诚司、长岛昭久、中津川博乡等;其他党派主要亲台议员还有:龟井久兴 (国民新党)、大江康弘 (幸福实现党)、平沼赳夫 (日本奋起党)、鱼住裕一郎 (公明党)等。

第三,“组织性”。日本国会亲台议员一般借助“亲台议联”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亲台议联”是一批具有亲台政治倾向的国会议员聚集组成的亲台议员组织,是日台之间进行沟通的主渠道和影响日本对华决策的重要政治力量。“亲台议联”一般要求其成员拥有国会议员身份,人数不定,在政治属性上既有单一党派也有跨党派。议员人数众多、跨党派性强的“亲台议联”具有较强的政治影响力,其高层人物往往具有比较深的议员资历,并都曾担任过国会及内阁公职、熟悉政治决策基本流程,因而更容易对日本对华决策施加影响。目前,日本国会中影响力最大、议员人数最多、跨党派性最强的“亲台议联”是“日华议员恳谈会”,其前身是 1973年成立的自民党“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1997年 2月,“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改组为跨党派的亲台议员组织,简称“日华恳”。截至 2009年 11月底,该组织共有 188名会员 (其中自民党 103人,民主党 67人,公明党 7人)。②[日]「親台議連の民主議員、67人に」、『日本経済新聞』2009年 11月 26日。此外,日本比较活跃且拥有一定政治影响力的“亲台议联”还有自民党所属“日本与台湾经济文化交流年轻国会议员促进会”(简称“日台年轻议联”),民主党所属“日台友好议员恳谈会”(简称“日台恳”)、“日本·台湾安保经济研究会”(简称“日台安保经济研究会”)、“日本·台湾交流促进议员之会”(简称“日台交流会”)等。

第四,“秘密性”。除了部分“亲台议联”高层干部之外,日本国会议员基本上不对外公开自己的亲台身份,其所属“亲台议联”更是从不公开其成员名单与运作情形。按照日本政治运作规则,国会议员参加“议联”要缴纳会费,缴纳方式是从其报酬中扣除。照理说,议员报酬来自国民税金,其政治活动理应让国民知晓,“议联”的构成、宗旨及运作因而应当公开,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如,“日华恳”自成立以来从未向外公开过其成员名单,甚至其运作也一直处于“密室政治”状态。其他国会“亲台议联”也都基本秉承“日华恳”的这种“密室”运作机制,使得外界只能从公开报道中了解一些其运作情况的蛛丝马迹。

第五,“两面性”。日本国会亲台议员 20世纪70年代大多坚持泾渭分明的“非中即台”立场,但现在则“脚踩两只船”,其中新生代议员在这方面更加突出。这些“脚踩两只船”的议员既加入“亲台议联”,又属于对华友好“议联”成员,时常在台湾海峡两岸之间搞“平衡外交”,从中渔利。例如,“日华恳”干事长藤井孝男是右翼极端亲台议员,但是竟然加入了“日中友好议联”;菅直人内阁行政刷新大臣莲舫是具有留学中国背景的华裔议员,“日中友好议联”、“日中 21世纪之会”成员,但她曾任“日台恳”副会长,又是“日华恳”成员,亲台色彩更浓。2010年 9月,钓鱼岛海域中日“撞船”事件发生后,莲舫在评论时提及“中日领土争端”,随后则改称“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在国际法上,(钓鱼岛)都是日本的领土”。①[日]『蓮舫氏「尖閣諸島は領土問題」、一転「わが国固有のもの」と発言修正』、http://sankei.jp.msn.com/politics/policy/100914/plc1009141742012-n1.htm.(上网时间:2010年 10月 31日)

日本国会亲台议员并非日本对华政策的直接制定者与实施者,但其政治特性决定了其重要的“幕后沟通”角色,从而对日本对华决策及中日关系的走向具有直接的影响力。

二

日本国会亲台议员在日本对华决策及中日关系发展过程中具有明显的消极影响,这主要体现在台湾问题、钓鱼岛争端等安全问题和历史问题上,尤以台湾问题最为突出。中日关系正常化以后,日本政府明确了在对台关系上“非官方”的政治立场,但日本国会亲台议员依然与台湾政界保持密切的往来互动,使中日关系平稳发展的表象之下始终潜伏着汹涌暗流。小泉时期,中日政治关系跌至邦交正常化后的最低点,而日台政治、经济甚至军事关系却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台湾当局一位“国策顾问”曾得意地评价道:“日中虽然在桌面上握手,却在桌面下互相踢打”,“日台虽然表面上无视对方,却在桌面下热情握手”。②[日]若山樹一郎「日台国交なき30年、順調な経済交流、台湾安全保障も視野」、『読売新聞』2002年 9月 29日。在日台关系“提升”过程中,日本国会亲台议员起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首先,日本国会亲台议员及所属“亲台议联”不断促使国会通过亲台议案。《日本国宪法》规定国会为“国家唯一立法机关”,议员有资格提出相关议案、进行国会立法。2005年 9月,日本国会全票通过台湾旅客赴日观光“永久免签”议案之后,亲台议员还游说国会在 2007年 9月通过“日台驾照相互承认”议案、2008年 4月通过日台青少年“假期打工签证”议案、2009年 7月通过拟将在日台湾民众“留卡”国籍一栏由“中国”改为“台湾”的“出入国管理法修正案”。2010年以来,随着“2010年强化日台交流合作备忘录”签订、台北松山机场与东京羽田机场实现对飞直航,日本国会亲台议员积极运作“台湾故宫博物院文物赴日”的立法工作。可以预见,未来日本国会还将陆续通过相关亲台议案,《中日联合声明》宣示的“一个中国”政策将在法理上遭到更加严重的侵蚀甚至被架空。

其次,日本国会亲台议员不断展开游说活动,对日本内阁、外务省等行政机关的政策执行过程施加影响。“亲台议联”高层干部资历较深、亲台色彩浓厚、政界人脉丰富,又担任过政党及内阁职务,熟悉日本外交决策的基本运作程序,所以游说工作一般由他们亲自指挥,并与担任行政公职的亲台议员强化沟通。例如,“日华恳”每年 1-2月间都要召开干部会议,确定本年度的工作任务与目标,然后展开具体游说、组织等工作。2009年 1月底,“日华恳”干部会议曾邀请法务省、厚生劳动省、外务省官员,就日台青少年“假期打工签证”等议题进行磋商;同年 3月,文部科学省政务次官、“日台年轻议联”干事长萩生田光一等人又游说法务省修订“出入国管理法”并在 7月获得国会通过。因此,亲台议员及“亲台议联”的幕后游说活动,已成中日关系不稳定的一个重大诱因。

再次,日本国会亲台议员与台湾政界保持密切沟通。日本国会亲台议员与台湾政界保持密切沟通的首要途径,就是这些议员及所属“亲台议联”高层干部的频繁访台。就亲台组织看,“日华恳”在这方面比较突出,干事长藤井孝男 2009年 12月赴台,会长平沼赳夫次年 10月又率团赴台。就党派看,自民党和民主党在这方面最为活跃。自民党的“日华恳”副会长、众议员麻生太郎于 2010年 4月赴台,从而成为继福田赳夫、森喜朗之后第三位访台的日本前首相;2009年 12月和 2010年 9月,“日华恳 ”干事、自民党青年局长井上信治又两次率青年局议员赴台活动。民主党中有“日台安保经济研究会”顾问、众议员中津川博乡在 2009年 10月、2010年 4月和 8月先后三次率团访台;2010年 1月,“日华恳”干事、“日台安保经济研究会”新任会长铃木克昌也率团赴台活动。

日本国会亲台议员的频繁访台既是日台关系升温的表现,更会在一定层面上加强日台关系,因而不可避免地对中日关系及台海两岸关系产生较大的消极影响。其中,特别需要警惕的是,日本国会亲台议员还与岛内分裂势力相勾结,多方阻挠马英九当局在两岸关系上走得“过快”、“过近”。2009年 12月,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赴日与平沼赳夫、铃木克昌等“亲台议联”高层人物举行会晤,极力鼓吹“台独”和“中国威胁论”,并希望能够“联日抗中”,保障其在2012年岛内“大选”中夺回“执政权”。马英九在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之时,曾经就两岸关系的未来提出“终极统一”、共建两岸“共同市场”等设想,但遭到平沼赳夫、大江康弘为首之日本亲台议员的强烈反对。后两人指称“马‘总统’亲中政策是危险的,台湾应该坚守自主性与独立主权”。①陈世昌:“马政府善意 日政界肯定”,(台湾)《联合报》,2009年 3月 12日。其后,马英九不得不频频亲自接见到访的日本访问团,同时一再强调自己不仅是“知日派”,更会是“友日派”。日本国会亲台议员的此类对华不友好举动使台湾岛内分裂势力更加有恃无恐,也对两岸关系的改善与中国统一的进程造成干扰。

此外,日本国会亲台议员与日本财界、军工产业界联系密切,使得中日经济关系呈现出“两面性”。日本政坛长期存在政党、官僚、财界“铁三角”特殊权力结构,国会亲台议员深受其影响。许多日本亲台议员既与日本财界如“经团联”保持密切联系,也与三菱、三井、川崎等军工产业界往来较多,颇受其游说的影响,其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台湾高速铁路建设采用日本新干线技术的决定过程。台湾高铁开工前,以平沼赳夫为代表的日本国会亲台议员对台湾当局与日本行政机关大力游说,使三井、三菱、东芝等三十多家日本大型企业自 1972年以来首次介入台湾高铁建设工程。②李中邦:《日本如何做两岸间的第三者》,(台湾)海峡学术出版社,2006年,第 163-166页。该工程使日本财、军工产业界收益丰厚,也使日本国会亲台议员及其亲台活动获取了高额政治资金赞助。基于日本政坛长期存在的“铁三角”权力结构,中日经济关系不时受到日本财界、军工产业界的掣肘。

日本国会亲台议员不仅对日本政府对华政策和中日关系造成了消极影响,而且直接影响日本安全政策,“国防族”亲台议员尤其如此。这批亲台议员中的许多人出自人称“保守政治家摇篮”的松下政经塾,信奉传统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理念,谙熟日本安全、防卫政策,也与本党国防部会、安全防卫“议联”、军工产业界有密切的联系。他们往往视台湾为“日本的战略生命线”,对中国崛起持强烈警惕、抵触情绪,主张日本采取强硬的国防与安全政策。菅直人内阁外相前原诚司、鸠山由纪夫内阁防卫政务官长岛昭久 (“日台安保经济研究会”发起人之一)就是其代表人物。这些“国防族”亲台议员在拉拢台湾当局、对华大打“台湾牌”之外,还不断要求加强日美军事同盟,修改“和平宪法”,强化军事力量,努力实现“正常国家化”。因此,他们一旦执掌行政机关外交、防卫公职,就会千方百计地实践其价值理念与政治主张,这是日本对华政策常常出现剧烈波动的重要原因之一。如现任外相前原诚司是日本民主党“亲台议联”“日台恳”及“日台安保经济研究会”的活跃成员,曾就读于国际政治学专业,后经松下政经塾学习而从政,谙熟日本安保、防卫政策,与长岛昭久同为民主党外交、安保政策的关键制订人。民主党上台之前,他就多次访台,并公开主张修改“和平宪法”,要求允许自卫队派兵海外、行使“集体自卫权”。中日“撞船”事件就是他一手策划的。正是由于这些人的作用,民主党执政以来日本对外战略更显进攻性,在领土争端等问题上的立场转趋强硬,以致日本与其周边国家的关系趋于紧张。

除对台湾问题、安全问题的影响之外,日本国会亲台议员也时不时地在历史问题上发出刺耳的论调。他们要么极力美化日本殖民台湾、侵略中国的历史,要么大肆否认日本侵略者在中国领土上所犯下的罪行,并极力鼓吹参拜靖国神社,要求实现靖国神社“国家化”。自己参拜并鼓动其他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已经成为这些日本亲台议员的惯常行动。

三

2010年 9月发生的中日“撞船”事件使中日关系遭遇日本民主党执政以来最严重的冲击。中国在该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并且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并未充分认识到中日冲突背后日本国会亲台议员的作用。随着日本向“正常国家”转型步伐的加快,日本国会亲台议员为遏制中国的崛起,在台湾问题、钓鱼岛争端等问题上的挑衅将会进一步增多,在短时间内可能导致双边关系的倒退。因此,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对日外交的重要课题之一,就是要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准确认识日本国会亲台议员的角色及其作用,削弱甚至消除日本国会亲台议员的消极影响。

第一,要大力加强中日两国政府之间、政党之间的互动,警惕和防范日本国会亲台议员特别是其“国防族”、“新生代”亲台议员的亲台活动。进入新世纪以来,中日两国政府、政党之间的沟通不断加强,双方建立了首脑热线联系,并进一步完善了政党定期会晤机制。2009年 2月,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家瑞率团访日,参加与日本自民党、公明党共同举行的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第四次会议。2009年 11月 10日,王家瑞又率团访日参加与日民主党“定期交流机制”第三次会议;12月 10日,日民主党干事长小泽一郎率领 143名议员组成的庞大代表团访华。中国应充分利用这种交流机制,继续加强与日本朝野诸党的往来,深入研究各党的理论政纲、意识形态、党内派阀、经济诉求以及外交政策主张,以提高相互交流的效率,最终服务于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大局。

与此同时,对日本国会亲台议员的幕后活动需要予以密切关注。日本众议院 2009年 8月大选之后,日本国会右翼亲台势力大为削弱。“日华恳”副会长玉泽德一郎、爱知和男、龟井久兴等人竞选失利,随后玉泽、爱知宣布引退;10月“日华恳”代理干事长中川昭一去世。但是,“日华恳”组织章程明确表示“赞同本会宗旨之众、参两院议员及前众、参两院议员组成”,这意味着“右翼亲台派”仍会在幕后兴风作浪。而且,国会亲台议员还有“子承父业”的传统,如爱知和男次子爱知治郎、龟井久兴之女龟井亚纪子都已经是“日华恳”成员,他们活动频繁且数次随其父访台。再者,“国防族”、“新生代”亲台议员深受西方新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影响,秉持“实力可以解决一切”的理念,并有“脱亚入美”的政治追求。以前原诚司为代表的“国防族”亲台议员更为激进,必须予以密切关注。另外,根据日本政界规定,当选三次以上的国会议员才有资格当选政务次官,当选四次以上才有资格担任委员会的委员长。①刘迪瑞:“‘族议员’的出现和‘党高政低’局面的形成”,《历史教学》,2004年,第 2期,第 22页。因此,资历尚浅的“新生代”亲台议员如“日台年轻议联”会长岸信夫、干事长萩生田光一、自民党青年局长井上信治、“日台安保经济研究会”顾问中津川博乡、会长铃木克昌、事务局长北神圭朗等,短时间内难以直接干预日本对华政策制订和中日关系,但从长远看肯定会产生消极影响。

第二,要警惕日本国会“亲台议联”的状况及幕后活动,重视日本对华友好“议联”及省厅“中国学派”的积极作用。“日华恳”仍然是日本国会中势力最大的“亲台议联”,并在日本对华决策及中日关系中具有最坏的影响。特别是,日本国会“亲台议联”可能进一步整合。“日华恳”与其他“亲台议联”的联系正在加强,如与民主党“日台安保经济研究会”的联系日趋密切。“日台安保经济研究会”会长铃木克昌、事务局长北神圭朗分别为“日华恳”干事、成员,自民党青年局长井上信治则是“日华恳”干事、“日台年轻议联”成员。2010年 10月平沼赳夫率“日华恳”亲台议员访台之时,“日台安保经济研究会”许多成员也随行。随着“日台恳”的衰落,日本民主党内又出现了新的亲台议员组织。2010年 9月 15日,“日台安保经济研究会”原会长、顾问中津川博乡拉拢 21位日本议员成立“日台交流会”,并当选首任会长。众议员若泉征三则为该会干事长。①张茂森:“日民主党议员组‘日台交流会’”,(台湾)《自由时报》,2010年 9月 16日。该组织是日本民主党执政以来首次成立的日本国会亲台议员组织,其政治主张与活动应是考察新近时期日本国会亲台议员角色和作用的重要参照系。

与之相应的是,日本对华友好“议联”及省厅“中国学派”的作用亟待提升。中日关系正常化以后,中日政府、政党之间关系长期充当两国沟通的主渠道,日本对华友好“议联”影响力日趋削弱。例如,“日中友好议联”是日本国会中最大的跨党派对华友好“议联”,但其政治影响力已经远逊于“日华恳”,甚至被本泽二郎定位为“开门休业”状态。另一方面,省厅“中国学派”的积极作用日渐弱化。“中国学派”一般指在日本内阁省厅部门主持日常对华政策领域工作的事务次官及属下公务员,既不属于任何党派,也不获允参加任何党派活动。中日关系正常化以来,日本省厅部门曾涌现一大批对华友好的公务员,他们的行政运作保证了中日双边关系的稳定发展。然而,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日本“省厅改革”与政界“保守化”,“中国学派”不断受到打压,其缓和、斡旋中日关系的作用日益削弱,中日关系因此受到干扰。

第三,要密切关注日本国会亲台议员亲台活动的外部诱因,特别是台湾当局游说及美国对华战略的幕后影响。台湾当局始终没有放弃对日本国会亲台势力的借重。中日关系正常化以后,台湾当局为继续与日本政界保持政治沟通,重点开展对日本国会的工作,进而推动亲台议员及“亲台议联”成为双方沟通的主渠道。2002年,台湾“立法院”组建与“日华恳”进行对等交流的跨党派组织“台日交流联谊会”,作为与日本国会议员进行定期交流的主渠道。此外,台湾“立法院”还组建了“台日国会议员友好联盟”、“台日国会议员交流促进会”等组织与日本国会议员进行沟通,推动日台关系不断提升。对此,中国应予以警惕,同时应借鉴其中对日交往工作的合理成分,以拓展日本对华友好力量的政治空间,推动中日关系的良性发展。

美国对华“遏制战略”是日本国会亲台议员活动日趋猖獗的重要外部诱因之一。随着中国的加速崛起,许多日本亲台议员对中国持强烈警惕和敌对的态度,并企望借助美国之力遏制中国、阻止两岸统一。这批日本亲台议员具有较强的“亲美性”,要求日本政府加强日美同盟,借此推动日本自卫队走向海外,实现日本军事大国化。日本现任外相前原诚司即被视为民主党内少有的“亲美派”,2005年 12月作为日本民主党首访美时,就公开宣扬“中国威胁论”,并要求美国在东亚安全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美国从其东亚大战略的全盘考虑着眼,对此也予以积极回应。2010年 10月 27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与到访的前原诚司 (此时已任日本外相)会晤之后公然声称,钓鱼岛“属于规定美国对日防卫义务的《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款的适用对象”。②“Joint Press Availability with Japanese Foreign Minister Seiji Maehara”,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0/10/150110.htm.(上网时间:2010年 10月 31日)美国高层类似的言行旨在巩固日美同盟,但客观上等于鼓动日本对华交恶。

总之,日本国会亲台议员的消极影响是日本对华决策及中日关系始终具有复杂性与两重性的基本原因之一,两者之间的关联性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而日益突出。虽然日本政界主流观点认为,中国崛起有助于日本走出政治、经济与安全困境,双方敌对以及对抗均不符合彼此国家利益,但以日本国会亲台议员为代表的政治势力却对中国崛起抱有强烈警惕、抗拒的态度,中日“撞船”事件就反映了其对中国崛起抱持焦虑的不成熟政治心态。也是基于此,“撞船”事件后,日本一方面派民主党最高顾问、菅直人密友江田五月等人访华以修补双边关系,另一方面却仍在钓鱼岛争端等问题上坚持强硬态度,并拉拢美国继续对华“施压”。因此,近期中日关系的发展仍不容乐观。中国对中日关系大局应有清醒认识和理性掌控,对日本政界亲台势力的无理挑衅应予以坚决回击。对日本政治家而言,正确认识中国崛起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对日本的积极意义,理性缓和并寻求逐步解决中日间的分歧、争端,才是符合日本国家利益的根本战略选择,也是时代赋予他们的责任和使命。○

(责任编辑:黄昭宇)

[作者介绍]王海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日本外交、中日关系等问题。

＊ 本文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创新团队资助项目”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11工程’三期建设项目”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