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4-24
陈 岳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当前,中国外交环境发生了一些变化,如何评判和应对这些问题,不仅是中国的外交战略问题,而且关乎中国的发展,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世界形势。
中国外交环境发生的变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美关系仍旧处于争吵——缓和——再争吵——再缓和的周期性波动状态,但不是死循环,而是在螺旋式上升。美国的战略重心正逐步转向亚太地区,中国的压力明显增大。二是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因为国家利益交锋和摩擦出现了新的紧张,特别是钓鱼岛附近海域撞船事件之后两国矛盾和冲突升温。三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更加复杂化。在南海问题上中国与越南、菲律宾等国有争议,中国与印度的关系也频频出现不和谐音。
中国外交环境的上述变化是否说明:我们的外交环境正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或者说比前一时期更糟糕了?中国外交正面临着近30年来最紧张的时期?我认为并非如此。
中美之间的问题基本上是老问题,售台武器、贸易与汇率、涉藏涉疆及海洋权益等问题长期存在,并未比以前更加恶化。至于美国战略重点的调整也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日之间的变化主要是在钓鱼岛问题上出现了中国渔船被撞和船员被扣事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对抗行为。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基本上仍然是延续以往的基本态势,没有出现根本性恶化局面。
可见,中国与部分西方大国和少数周边国家的双边关系确实出现了新情况和新困难,但中国外交的基本态势仍然得到维持,局部地区还有所突破,如中欧关系等。正确的判断是:我们的外交环境是有变化,但没有更加恶化。我们仍处于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战略机遇期本来就不是只有机遇,而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危机与希望同在。关键是我们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化解危机,赢得希望。
那么,中国外交环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国际体系和国际制度出现了新的调整和变化。一是国际体系在世界性金融危机之后发生变化。在这场金融风暴引发的经济危机冲击下,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发展受到重挫,相对优势进一步缩小,美国领导世界的信心和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削弱;中国与新兴发展中大国群体崛起,中国和平崛起的速度不断加快,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各种力量正在加速分化组合,大国关系正在经历不同以往的大幅度调整。多极化趋势和轮廓更加明显和清晰。二是国际制度出现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伴随着国际体系结构性权力的变化而出现的,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旧的国际制度安排进行调整,如联合国体制内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得到重视,联合国自身在进行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增资扩股,新兴大国的发言权和投票权增大。另一方面是以新的国际制度来替代或补充旧的国际制度。G7发展到G20,金砖四国、基础四国、亚欧首脑会议各显神通,新的地区合作机制如10+3和10+N、上海合作组织等日益活跃在国际舞台上。在新的安排中,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作用日益增强。
第二,国际体系和国际制度的变化必然引起一些国家的强烈反应。上述国际体系和国际制度出现的新变化对传统大国的现有权势产生冲击,同时体制内的中小国家也有一个如何适应的调整期。传统大国担心既有地位的丧失,总是想方设法延缓或阻止新兴大国的崛起;一些新兴大国也有意取而代之,竞争心态复杂;一般中小国家担心原有平衡被打破、在新平衡建立过程中会付出更大的代价,等等。
出于这样的考虑,在中国迅速崛起的过程中,与中国利益相关的世界各国不得不做出相对仓促和自然反应式的应对,其中不可避免地出现许多与中国和平发展进程相悖的政策和行为。我们对此应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换句话说,在中国崛起和国际体系变化的过程中,中国对外关系不可避免地将要面临新一轮的震荡期和摩擦期,这是不以中国的意愿为转移的。与其躲躲闪闪,不如勇敢面对、妥善解决。
因此,当前中国外交的首要课题是回答如何应对上述变化和挑战的问题。从历史事实出发,基于中国和平发展的根本目标,面对上述外交环境变化和挑战,中国尤其要做好以下方面的工作。
首先,在大的原则上要继续坚持韬光养晦战略思维。这里有一个如何看待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的关系问题。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并不是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并不会因为强调某一方面而导致否定另一方面。韬光养晦并不是某种对外政策的具体内容,而是在制定对外政策时表现出的一种内敛、低调、务实、谨慎的基本态度和原则立场。有所作为是对外交政策和外交行为的成效进行评判的要求,也是外交工作的总体要求。韬光养晦的核心就是做事低调,不要锋芒毕露。韬光养晦是一种文化,一种心态,一种处事原则,一种战略指导思想。因此,韬光养晦并不意味着无所作为、一事无成。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完全可以相辅相成。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还是要坚持韬光养晦,在战略机遇期要这么做,即使过了这一时期还是要坚持这么做,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国家特性所决定的。
其次,不宜将核心利益具体化而使自己处于被动局面。核心利益就是国家的根本利益。按摩根索的说法,国家利益包含两个要素,一个是逻辑上要求的,即在逻辑意义上必不可少的;另外一个要素是由环境决定的,是可变的。因此,前者具有相对永恒的存在必然性,后者则依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相对永恒的利益是国家利益的“内核”,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国家的生存。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其生存的内涵应当包括国家领土、政治制度和文化的完整性。
2009年7月,戴秉国国务委员曾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概括了中国的三个核心利益:一是维护基本制度和国家安全;二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
可见,核心利益是国家生存的底线,核心利益本身是逻辑规定的,永恒不变的,由此决定了它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具体的利益则表现为依环境而变化的那些具体的国家权益。核心利益具体化既不符合逻辑,在实践中也经常会导致自相矛盾,使自己处于被动。第三,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要做到有底线、有原则、看大局、看长远。这也是韬光养晦原则的具体体现和要求。在国际体系和国际制度调整变化的关键时期,中国与世界其他大国及周边国家的利益关系将变得更加复杂和敏感。可以说,战略机遇期的后半段将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利益交错的摩擦期和震荡期。当然,这种利益的摩擦和碰撞不一定会否定相互间的合作,而更多的是竞争中的合作或合作中的竞争。因此,处理这些日益增多的利益摩擦必须从大局出发,从长远着眼,不为一时一事而丢掉既定原则,更不能以感情替代理智而意气用事、忙乱应对,要有定力,要自信。惟有如此,才能化解危机,抓住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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