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外交:当代问题与传统智慧

李永辉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2010年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在国际格局深刻变化,新兴大国迅速崛起,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国际影响力空前增强,外交形势总体向好的背景下,中国外交却在这一年里遭遇了一连串麻烦,甚至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这一现象令人深思。

中国外交面临的新挑战主要来自中美关系及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出现的新变化。就中美关系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作为当今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和潜在的战略竞争对手,中美双方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战略互信下降。其二,在此背景下,美国警惕和制衡中国的一面开始上升,战略重心加速东移。其三,美国对华政策环境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原有的支持美中关系发展的联盟出现分化。具体表现为:传统上在对华关系方面比较理性和积极的精英层对中国的态度趋向消极甚至是情绪化;被称为对华关系压舱石的商界对中国的传统支持正在明显削弱;一直在双方关系中发挥稳定和有效沟通作用,被称作中国人民老朋友的老一代知华和亲华派正在淡出舞台,而可以发挥替代作用的新一代尚未出现。结果是美国的亚洲政策大幅调整,高调重返亚洲,与盟国、除中国外的新兴国家及区域组织的关系都得到了明显的加强。就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而言,由于“天安号”事件和黄海军演问题,中韩关系趋冷,而韩美关系则得到了明显加强;钓鱼岛撞船事件后,中日关系严重恶化,两国民间敌对情绪迅速激化,与此同时,因普天间机场搬迁等问题而饱受困扰的日美关系不仅迅即解困,而且得以全面提升;受南海问题影响,在越南等与中国存在岛礁和领海争端国家的推动下,东盟国家对中国的警惕和防范心理加剧,借美防华成为其外交和安全上的重要选项,这在东盟欢迎美国回归东亚,包括支持美国成为东亚峰会成员国等问题上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面临新的形势和挑战,中国外交如何应对,是一道难题。首先,应该看到,从根本上说,这是中国作为崛起大国在成长道路上难以避免的成长烦恼。因此,要从容应对,不必过于紧张,更不必惊慌失措。其次,应高度重视,认真研究,广开思路,寻求积极稳妥的应对之策。笔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蕴藏着十分丰富的精神资源,其独具特色的东方智慧也许可以为我们解决当代问题提供有益的启示。数千年来,中国一直成功地扮演了东亚国际体系中主导性大国的角色,虽然历史条件不同,但其作为大国与他国的相处与自处之道,对于正成长为世界大国的今日中国来说,仍然不失其借鉴意义。就其荦荦大端者而言,以下三个方面尤显重要。

第一,忧患意识及祸福相倚的辩证法。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老子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空前的经济奇迹。与此同时,我国的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也迅速攀升,已崛起为新兴的世界大国,可谓一帆风顺。这一伟大成就足令我们感到自豪,但也可能助长我们过于乐观甚至是自满情绪,从而增加崛起的风险。今年以来中国外交所遭遇的种种问题,虽有其无法避免的客观原因,但也多少与此有关。在此重大的历史关头,重温古代先贤的教诲,汲取古老的传统智慧,居安思危,处顺忧逆,谨慎低调,方是化解外界疑虑,将崛起风险降到最低限度的应有之道。

第二,宽猛相济,张弛有度的进退辩证法。与经济发展和国力增长相联系,中国外交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促进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维护世界和平,捍卫国家利益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竞争不同,外交是一门讲究利益平衡,以及进退缓急节奏的艺术,讲究一张一弛的文武之道。特别是在风头正劲,高歌猛进的时候,更需要把握好节奏,防止一味勇往直前的冒进倾向,防范可能出现的外交风险。在实践中,对于长期存在的纠纷和问题,也要有足够的耐心,不能指望乘胜追击,毕其功于一役。这才是进退有据,有为无为相辅相成的辩证的艺术。东汉扬雄在《法言·君子》中说:“昔乎颜渊以退为进,天下鲜俪焉。”布袋和尚则以农夫稻田插秧为喻,悟出了富有禅意的哲理:“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心地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古代圣贤和禅僧的思想是否可以为当今中国的大国外交带来某种启示呢?

第三,争与让的得失辩证法。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外交的目的是维护国家利益,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往往需要进行艰苦的斗争,该争的地方,一丝一毫也不能让。但这并不意味着外交工作只讲斗争索取,不讲妥协退让。实际上,争与让是一对充满辩证关系的矛盾。外交的精髓之一是如何理解并处理好这一关系。在此,问题的关键是条件和内容,即在什么情况和背景下,争什么,让什么?国家的核心利益只能争,不能让,非核心利益,包括某些经济利益则可以让。后者的让是为了争取更大的,更加关键的利益。目前,在对外经济工作,包括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存在着某种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重利轻义现象,虽然得到一时一域的小利,却损害了国家的形象和根本利益,与我国大国外交的雄心和抱负背道而驰。历史上,中国作为大国在与他国的交往中,除了政治上的包容外,在经济上一直坚持薄来厚往的让利原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作为世界霸权国和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也是以牺牲其某些局部经济利益来维护其根本的核心利益的。此外,对中国来说,这也是不绝如缕的传统的道义追求。在中国经济上还十分困难的1956年,毛泽东就曾提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1978年6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卢旺达总统哈比亚利马纳时曾说:“衡量我们是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使我们自己发展起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而且要能够随着自己的发展,对人类作更多的贡献。”此后,邓小平反复强调这样两点:一是中国要富强起来,二是中国要“对人类做出比较多的贡献”,这是一种高远的眼光和宽广的胸襟,是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优良传统。今天,尽管我们的人均收入还不高,整体还不富裕,但已初步崛起为世界大国,理应抛弃那种狭隘的市侩意识,承担起历史的责任。特别是在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要提供公共产品。这与什么“中国责任论”无关,更与形形色色的“阴谋论”无关。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只是试图为新形势下的中国外交提供另一种视角和有益的平衡,并非主张无原则的退缩,更不是投降主义。中国传统智慧的精髓之一就是辩证地看问题,兵无常势,贵在因时因地的灵活变通。处弱势要奋发图强,居强势则应低调怀柔;逆境中要乐观,顺利时则要警惕;失则力争,得则思予。中国正在成长为一个世界大国,因此需要大国思维和大国外交,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应该从近代以来世界大国兴衰的历史中汲取教训,也应该从我国古老的传统智慧中得到启发,学习这种辩证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