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关系形势与对外政策方向

时殷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中国作为既有漫长的西太平洋海岸、又有众多亚洲陆上邻邦的巨型国家,恒常地面对一种尤为复杂、在现当代可谓尤多困难的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环境。与此同时,中国正在相当急速地经历改变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自身持续崛起,而且就近期而言,这一崛起是在随全球金融危机、经济衰退和初始复苏而来的多有变动的混沌之中。不仅如此,中国的急速崛起出自中国内部同样快速并且广泛深刻的社会转型或机制变迁,它们一定程度上改变着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政策形成方式和内外行为方式。正是关于中国的地缘环境、急速崛起和国内变化这三大类事态作为最基本的“终极”因素,与其他种种重要因素一起,使得2010年成为中国多年来在对外关系中近乎最具新挑战和新问题的一年,同时中国对外政策的适应能力、素质表现乃至基本方向也已承受并将继续承受异常多发的风波检验。

出于世界和中国的当代根本事理,中美关系状况一般必定是中国总的对外关系形势中最重要和最具全局影响的一项内涵。大致从2009年秋至今,短短一年时间里,中美关系竟经历了两轮半可称急上急下的急剧波动,就其频度和幅度综合而言很长时期里绝无仅有。紧随对中国显得异常成功的奥巴马访华之后,中美两国便进入历时约5个月的关系大范围紧张,尖锐对立的问题从美国对台军售、美国总统会见达赖和人民币汇率争端到伊朗问题、气候变化和谷歌风波,差不多涵盖中美关系的所有重大功能领域。经中国同意联合国安理会制定第四轮对伊朗制裁决议和美国政府又一次决定暂不定义中国为汇率操纵国,中美关系重新出现了看似良好甚或热烈的气氛,但时隔一月,随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结束与韩国政府发表关于天安舰沉没的调查报告,首先由于美韩两国在日本海和黄海举行大规模联合军演,加上美国对中国与某些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南海岛屿主权争端发动公然干预和坚持在中国南海专属经济区内的战略侦察“权利”,中美两国间沿着近乎中国近海全线形成异常尖锐的战略性对立。9月初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多尼隆和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萨默斯访华后,中美关系随即显著改善,而且在预定的2011年1月胡锦涛主席对美国事访问结束以前估计能维持较好的状态,但中美贸易/货币争执大风雨目前正处在乌云厚重聚集的阶段,与此同时美国在亚洲和中国在欧洲正分别进行多少以对方为对手的外交影响竞争,这在美国方面还兼为显著的战略挤压。

中美关系的上述重大动态已经并将继续发生在一种环境之中,即两位美国著名的亚洲安全问题研究者近来在一篇文章所说的“美国形象的上扬和中国形象的下落”的背景下。因为在与亚洲邻国之间,中国差不多急剧地、并且(这最重要)大致同时遭遇与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严重牴牾:中日关系高度紧张,中韩和中国-东南亚关系分别经历程度各自不同的深刻麻烦。它们出自“战略性”的争端、对立或猜疑,分别集中在岛屿主权/海洋权益和朝鲜问题上,并且一概发生在美国和不少其他国家密集谈论甚而鼓噪的中国海权威胁论和中国海军扩张论的声浪之中。尽管这些争端、对立或猜疑有其各自不同的具体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但美国显然不同程度地是其推手之一,同时是其主要的战略受惠者,受惠效应借用《纽约时报》9月下旬一篇分析性报道的标题来说,“中国在亚洲的争端加强了美国的影响”。同一天的《华尔街日报》更是夸张并多少幸灾乐祸地说,“亚洲国家在同一时间的群起而攻之说明中国外交出现大范围失败”。此外,还需要更广阔地看,看中国的两个巨型邻国——印度和俄罗斯。中国与同样正在崛起的印度的关系大致继续处于漫长经久的不良状态;中印之间争执、猜疑和竞争甚为多面和复杂,加上美国“重返亚洲”举措有其“印度重点”,致使实质性地改善中印关系分外困难。正式地说,中俄关系依然良好和正确,但由于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主方向近一年来已转变成大为拉近与美欧的距离,因而战略上它大概正潜在地变得不那么如此。与此同时,在中国与巴西、伊朗等发展中大国或次大国的关系中,缘于某些战略或经济性原因,也出现了某些颇为负面或至少增加复杂性的重要事态。

2010年内,中国与世界政治中两个出于相反原因而俱为重要的角色大幅度地改善了关系,那就是朝鲜和欧盟主要国家。中国大力帮助处于严重困难之中的朝鲜,朝鲜则由于如此的困难而相当急剧地改善对华态度,中朝关系得以大致返回同盟性质的(用最近中朝两国政府间的正式用语来说)“亲密无间”。这类帮助符合中国至关紧要的利益,消除了中朝关系有欠良好必然导致的重大麻烦,但其目前程度似乎多少超出了这种利益的起码需要,并且像复杂情势下的战略举措几乎必然所具有的那样在战略上利弊相兼。与欧盟主要国家关系的大幅改善非常必要,非常有益,也非常适时,大概可称中国在2010年最重要的外交成就和可以鼓舞中国对外自信心的杰出举措,尽管这一关系仍有其颇为持久和殊难克服的某些困难,也尽管这大幅度改善的战略裨益只是间接的和比较有限的。

有一项性质敏感、图景模糊但至关重要的问题需要予以讨论,它一定程度上参与导致了如上所述困难居多的局面,那就是近一年来中国对外政策的某些分支之间有时看来缺乏协调,以致自相矛盾和波动过多。这样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国外的中国对外政策观察界的广泛注意和议论,其中虽有过度猜测和夸张曲解之弊,但也不无道理。例如《华盛顿邮报》9月下旬的一篇分析性评论就断言,中国对外政策决策的愈益分散化,加上不同的利益和权力部门往往互相抵触的影响,是解释中国近来对外政策的一个关键。从最大最基本的国内原因来说,它出自如上所述中国内部快速并且广泛深刻的社会转型或机制变迁,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中国的政策形成和内外行为方式。与此同时,它也反映了快速崛起的中国外部环境的变化——政治、经济、战略和心理等多方面的深刻甚或迅速的变化,体现出中国相应的不定感和困惑,连同就应对这些变化而言思想准备、政策预想和经验积累的显著不足。

考察中国2010年对外关系基本形势,加上深入思考这一形势的诸种形成原因,大有助于明确提出一些至关紧要的问题,并尽可能合适地解答它们。特别根本的一个问题是崛起的中国在深刻变化着的世界上应当有怎样的对外政策方向?和平发展是其中一大必不可少的要素,但远非全部。和平发展的中国自邓小平发动改革开放以来,有其足以被称为当代传统的对外政策方向,那就是通过和平发展、包括战略上的审慎细致和外交上的善于妥协,最终要成为不仅政治独立、而且精神独立的世界强国。邓小平强调国际格局“多极化”和“中国……怎么样也算一极”,正是用他的语言表述了这个最终目标。

为此,中国需要尽可能“柔和”和低代价地、但大体持续或曰坚忍不拔地制约美国的霸权权势。这其中意味着中国要具有并坚持内在合理平衡的全方位外交,并且要一方面特别重视美国,争取良好和对华有利的对美关系,一方面坚持将自己的对外关注重心和战略/外交操作重心尽可能置于亚洲,置于周边,同时努力在一种整体性的战略大框架内对待和处理与亚洲邻国的关系,特别是与它们的领土主权争端。除非有损中国的根本利益和根本尊严,在周边要侧重于保持老朋友,结交新朋友,减抑旧怨恨,避免新敌意。要念念不忘亚洲(首先是广义的东亚)是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独立自主的世界强国所必需的首要平台,为此需要持之以恒和审慎恰当地争取逐渐分解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同盟、准同盟和战略伙伴体系。与此同时,同样除非有损中国根本利益和根本尊严,还要大力与美国以外世界所有其他大国和次大国生成、保持和发展友善合作。这么一种对外政策方向还有其至关紧要的中国国内要求或国内条件,首先是通过坚决有力、不失审慎的改革和发展模式转换使国家和社会变得较为健康,包括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显著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或曰中美互相依赖),其次要勇于和善于引导对其亚洲邻国已变得较少耐心、较易愤怒或较常蔑视的颇大部分公众舆论。

为了维护符合中国应有的伟大抱负的当代对外政策方向传统,并且在多有困难和多有诱惑的国际环境中保持关于中国基本利益的清醒头脑和坚强意志,需要防范和消减多半是不自觉的“G-2中国版”即“美国中心主义”意念,不抱一种不切实际的期望,即通过某些“格外通融”可以大大消减来自这唯一超级大国的“超级麻烦”,并且可以从它获得成为世界强国的真正允准。最近有一位著名的美国大战略理论家非正式地提出中美之间应有一种“大成交”,即“美国通过向一个崛起的中国提议给予其在区域秩序中的地位和位置来容纳之,换取北京接受和容纳华盛顿的核心战略利益,包括继续是东亚之内的一个支配性的安全提供者。”对于此类提议,中国应当问自己和问美国:(1)美国为自己的给予索要的代价意味着什么?(2)什么是它愿予之物的限度?或者说,中国在战略和自身核心利益意义上最要求美国的是什么?美国是否可能将这些给予中国?很明显,中国最要求美国的是落实至今已问世28年的关于美国对台军售的中美“八·一七”联合公报、美国总统不会见达赖、尊重中国在南海的战略安全、确保中国在美的近万亿美元资产不严重缩水。美国是否可能将这些给予中国?认真思考和回答这些问题,大有助于中国的正确的对外政策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