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须谨防大战略失误

袁 鹏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研究员)

冷战后,相较美、俄、日、欧,中国是唯一没有出现重大战略失误的大国。这正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政治社会总体稳定、国际环境明显改观的重要“法宝”,是中国从“发展中大国”跃升为“崛起中大国”的重要条件,也是中国成功抓住21世纪第一个10年战略机遇期的重要前提。

然而,在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开年,中国外交与国家安全形势却骤然遭遇挫折,主要表现为:中美关系与中邻(周边)关系同时趋紧,不仅中美、中邻关系转圜艰难,而且美、邻联手压中一面十分突出;内外两个大局的联系更加密不可分,维护国内稳定与国际稳定的双重任务同时考验执政者的智慧与意志;国际局势瞬息万变,涉华“不可测事件”频频干扰甚至冲击既有外交布局;对外政策精英之间、精英与民意之间在重大涉外问题上立场差异明显,使对外科学决策的难度明显增大。

一路高奏凯歌的中国外交为何在2010年出现问题?是偶然的,还是有必然性?各方显然认知不一。美国及中国周边一些国家认为主要问题出在中方自己,认定是中国外交突然表现出的“强硬”、“傲慢”、“僵化”导致中美关系重现紧张,导致中韩、中日、中越、中菲、中印关系普遍倒退,“不是别国在遏制中国,是中国自己在遏制自己”。而中方则倾向认为,是美国的战略调整尤其是战略重心东移使然。美国战略调整打乱亚太既有格局,挑动相关国家对华用强,牵引中国周边国家对华作乱。一些学者甚至认为,美国正在用外交、军事、金融、政治等综合手段全方位遏制中国,对华构筑战略包围圈。还有人认为,美欧等“西方阵营”再次祭出冷战时期惯用的意识形态手法(如刘晓波事件),对华启动新一轮打压。原因无他,无非是中国已在经济上跻身“第二”,外交上更加自信,军事现代化明显加速,美国及西方又开始有了战略紧迫感。

于是,如何判断形势就成为下阶段对外战略规划的关键。以错误的形势判断为基础去勾画战略,只能犯战略错误。而从国内媒体、民意及某些精英的言论看,对当前形势的判断真的存在将中国引向大战略失误的风险。那么,当前中国外交面临的主要矛盾究竟是什么?从排除法看,中西矛盾显然不是主要矛盾。从温家宝总理的德国之行到胡锦涛主席的法国之行,再到英国首相卡梅伦访华,中国与英、法、德等欧洲三个大国关系同时向好,中欧关系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显然,现在并未形成所谓一致遏制中国的“西方阵线”。中美矛盾也尚未上升为主要矛盾。虽然两国在经贸、台藏、海洋、人权、网络等几乎所有领域都呈现竞争或博弈一面,但彼此在地区安全、全球金融、经济发展等重大领域仍互有需求,因此恪守斗而不破底线,互相留有余地。美政要反复强调将胡主席访美视作2011年开年最重要外事活动,仍坚持发展积极合作全面关系,显然不只是策略的考虑。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矛盾也不是主要矛盾。以越南为例,越虽有拉美抑中一面,但对美也并非完全不设防。越深知中国对其政治稳定、国家安全、经济发展更具利害攸关性,期望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其他周边国家莫不是此种在中美两强中左右逢源、相互借重的心态。随着中国强大,中国主导同周边国家关系的能力明显加强,所出现的问题是因为中国强大所致。

冷静思考可以发现,今日中国外交面临的主要矛盾其实是中国地位上升与四个方面的落差、不适应或滞后之间的矛盾。一是地位与实力之间的差距。中国经济崛起与政治影响上升,充分显示中国的国际地位已跃升到一个新的层次,进入到世界级大国俱乐部的中心位置。但中国的真实实力却与国际社会感知的中国国际地位不成正比。比如,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城市与农村、东部与西部、繁荣与环境、经济力与军事力之间,存在极大的不均衡性;中国总体而言,还是个十分贫困的大国;中国的外部光环并未完全投射到广大的民众日常生活中。这些使得中国在昂首迈进世界级大国舞台中央的同时,不得不依然将主要资源和精力倾注于内部事务,从而无法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外部世界所期望发挥的作用。这给国际社会留下中国“逃避责任”、“哭穷”、“自私”的骂名。

二是地位与认知之间的落差。集中体现在关于“中国是谁”这个老话题,在经过过去几年大讨论之后,居然重新回到原点,即坚定不移坚持中国仍然是个“发展中大国”。这一立场原本没有问题,但却忽视了当前中国身份的多重属性。比如,至少中国也是典型的“崛起中大国”。“发展中”与“崛起中”虽只程度区别,却包含着两种不同的认识论和战略观:前者意味着我们依然可以继续沿用过去30年的战略方针而不做大的调整,后者则要求我们必须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适时调整不合时宜的战略与策略。对自身实力地位缺乏全面、客观、准确的认知,或者自我认知同国际社会的普遍认知脱节,就会出现两套话语体系不兼容甚至矛盾对立的局面。

三是地位与心态的不协调。中国目前所处的多重而复杂的地位,原本需要我们格外谦虚谨慎、韬光养晦、低调做人,但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广州亚运、抵御金融危机等连番成就,不自觉搅动13亿中国人五千年文明的自豪感、百年受害的屈辱感与30年改革开放的成就感同时发酵,呈现出一种既敏感又脆弱、既自信又自豪的混合心态,导致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出现主观认识偏差。

四是地位上升与战略滞后的矛盾。也即,崛起中大国的地位,却是发展中国家的战略;世界级大国的地位,却是区域性大国的战略;异常复杂的国际环境、周边环境与国内环境,却是异常分散且零散的战略。这种局面带来的后果,多少有些对未来大战略目标的迷失,对国家利益界定的泛化,以及对国际大势判断的粗线条。

目前,那些曾经犯过大战略失误的大国一个个变得聪明起来,美国玩起“巧实力”,俄罗斯集中搞“现代化”,欧盟联合自强同时均衡发展对外关系。对此,中国只能变得更加聪明,而决不能犯大战略失误。而要避免这一结局,首先需要做的,是全面反思2010年中国外交的经验教训和得失,从中汲取营养,对既有战略进行调整、充实、升级。包括:坚定不移地进行内部实力基础的再造,包括金融基础、社会基础、政治基础,将西部大开发落到实处,弥补国富民穷的差距,根据自己节拍提升与经济实力相称的军事实力。只有做到实力与地位的真正吻合,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其次,调整我们的认知和心态,戒除盲动与虚骄,培植理性、健康的大国胸襟,继承祖辈谦逊、中庸、韬晦的文化精髓,以适应地位和角色变动。再次,加速新时期大战略的谋划。这是历史的呼唤,已由不得我们以各种借口拖延或阻滞。毕竟,我们有过成功指导中国30年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大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