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霸权焦虑”与中国的应对方略

宫 力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教授)

2010年以来,美国有步骤地“重返亚洲”引发了地缘政治震动。中美在谷歌事件、对台军售、会见达赖、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上接连出现摩擦,关系趋紧。随后,美国又利用“天安舰事件”拉近美日同盟、美韩同盟,同时介入南海争端。有观点认为,中美关系进入最严峻时期,美国正在采取“代理人遏制”的策略,拉拢与中国有矛盾冲突的中国周边国家出头代替其遏制中国,以形成一个“C型包围圈”。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美国在亚洲的战略意图是什么?现在是否存在美国围堵中国的客观现实?

这一看法似乎“有些渲染”。事实上,美国在亚洲有危机感,更有一种“霸权焦虑”。近10年来,美国忙于“反恐”、“防扩”以及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无暇东顾,导致其在亚洲影响力下降。此期,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已经启动,双方共同利益扩大;中日、中韩的贸易规模和经济合作不断扩大;印度与中国在应对气候、金融危机等问题上合作良好。这些都深深刺激了美国,使其有一种“大权旁落”和操控能力下降的感觉,由此产生“霸权焦虑”,并力图以攻为守,避免出局,重新主导亚洲。

美国在亚洲的一些连串动作有其针对中国的一面,但主要还是以牵制、防范为主,很难与冷战时期的围堵相提并论。毕竟时代不同了,美国要经营这样一个反华包围圈,似乎不太可能成为现实。就拿印度来说,即使在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交恶时,印度也没有跑到美国战车上,更何况现在。此外,东盟一些国家虽然愿意借助美国力量在东南亚实现大国平衡,但其经济上高度依赖中国,不会跟随美国与中国为敌。因此,对大局面的战略判断一定要保持清醒,避免冷战思维。

实际上,就是在美国“重返亚洲”的大背景下,中美关系仍有很大转圜余地。由于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美之间的相互依存度已经越来越高。就目前而言,美国有求于中国的地方多于中国有求于美国。美国现在可谓问题缠身,国内高失业率、高赤字、低增长等经济难题待解,国际领域仍深陷阿富汗战争泥潭,反恐进展不顺,伊拉克善后工作艰巨,在朝核、伊核等问题上也陷入僵局,需要中国配合。美面临的问题大得很、多得很。这些问题不解决,美国很难与中国全面对抗。美国政府也不会这么愚蠢。

事实上,中美双方在争拗时均有所节制。中美关系虽有深层次的矛盾和各种问题,但大的战略碰撞和战略冲突是可以也应当避免。因为中美利益相互交织的格局不会改变。中美在反恐、气候变化、防止核扩散、应对金融危机等一系列问题上仍然需要合作。美国政界主张与中国全面对抗的人少,奥巴马决策团队中有不少“中国通”,这对美国客观判断中国有好处。即便在负面声音最多的美国国会,对中国持客观认识的议员人数也在逐渐增多。因此,美国方面目前不存在与中国全面对抗的驱动力。中美关系发展的基础仍然存在,困难是暂时的。关键是两国的政治家、战略家应从大局出发,加强沟通,避免误判,同时要减少麻烦,不搞对抗。

就中国而言,作为一个后起的大国,面对美国的“霸权焦虑”更要讲究策略,不要反应过度,更不能逞匹夫之勇。这主要是出于三方面考虑:第一,中国不是一个在全球范围内能摆平任何事的超级大国;第二,美国的优势地位犹存,“西强东弱”的战略态势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第三,任何后起大国的崛起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要经历一个高度敏感时期。在此期间,后起大国如果过于高调和张扬,崛起阻力就会变大,障碍就会增多。中国就属于处在高度敏感期的后起大国,因此应该保持低调,避免张扬,避免将锋芒引向自己,尤其要避免由于中美两个大国对抗而导致和平发展中断的不利局面出现。

从总体上讲,中国在相当长时期内仍应坚持“韬光养晦”,同时要积极“有所作为”。邓小平当年提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实际上是一整套应对方针。其中包括“不扛旗、不当头、不打头阵”、“不锋芒毕露,不引火烧身”、“过头的话不说,过头的事不做”、“朋友要交,心中有数”、“我们谁也不怕,但谁都不得罪”,在此基础上争取“有所作为”等。这些仍然是中国外交应对当下复杂局面的法宝,仍有重要现实意义。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中国崛起所面对的国际环境更为复杂,更为多变。为减少前进阻力,实现更远大的发展目标,中国需要高超的外交智慧来处理中美关系,应对美国的“霸权焦虑”,仔细区分中国的核心利益、重要利益、一般利益以及微小利益,并由此做出不同的反应。这对于中国来说无疑是一个重要课题。这里格外需要注意的是,在处理敏感的中美关系时,不要把核心利益、重要利益的范围任意扩大,不要把一般利益以及微小利益升格为核心利益和重要利益,从而做出过度反应,影响大局。

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保持低调,并不意味着无所作为,而是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把有限的战略资源投入到关键问题上。在关乎国家核心价值,在涉及台湾、新疆、西藏等关乎主权领土完整的问题上,中国应该针锋相对,寸土不让,不但要有所为,而且要积极有所作为。在关乎国家重要利益方面,如涉及中国的战略通道、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重要问题上,中国也要沉着应对,据理力争,坚决维护中国的安全利益和发展权益。在一些涉及一般利益或者微小利益问题上,中国应顺势而为,量力而行,不要太较真。有些事情,在不应当出手的时候出手,就容易出问题。

应当看到,一个时期以来,美国在一些问题上对华姿态强硬,既有中美结构性矛盾因素,也有因应美国中期选举、安抚国内的考虑。中国既要看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也要看到美国政策的既有惯性和国内政治因素。期望这些问题在短期内都得到解决不太现实,中国应分出轻重缓急次序,并要有长期应对的心理准备。同时要看到,美国在对台军售、贸易摩擦、会见达赖、黄海军演、介入南海争端等这些与华争拗中,也在付出代价。随着国力的增强,中国的反制能力和力度也会越来越大,美国也会仔细掂量一番。中美汇率之争,几个回合下来,美国也没有占到便宜。美国方面也会盘点利弊得失,美国外交的修补机制也是有的,如果得不偿失,损人不利己,美国也会反思修正。

为了应对美国的“霸权焦虑”,中国应当广交朋友,尽量避免同两个以上的大国同时对抗。对一些跟着美国跑的国家也要尽可能地做好转化工作。中国作为后起大国崛起肯定会有阻力,会付出一些代价,会冲击别人的利益,让有些国家不舒服。现在一些国家找中国的麻烦,世界上一出问题,就拿中国说事,渲染“中国威胁论”,这对中国构成很大压力。中国对这些国际上的杂音不必太在意,不要太过较真、与其纠缠,中国要有大国的从容心态,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同时,中国要有意识地去引导国际舆论。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中国担负起大国责任。在五大常任理事国中,中国出动维和人员最多,也做出了牺牲;在应对世界金融危机方面,中国对世界做出的贡献最大,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复苏。在这些方面,中国站在道义制高点上,因此要掌握国际舆论的主动权,发出中国的声音,正面宣传中国的贡献,改善中国的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