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战略:新问题、新任务、新思路

林利民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在判断今后5-10年的中国国际战略环境时,离不开世界与中国两大要素及二者的互动关系。

就世界而言,今后5-10年是21世纪世界转型的关键时期。这种世界转型包括:国际力量对比图谱中西方失去历时数百年的传统优势、非西方普遍崛起并冲击西方的传统主宰地位;世界地缘政治中心从欧洲大西洋地区加速向亚洲-太平洋地区转移;由西方主导,以西方价值取向、话语体系和实力优势为基础的旧有国际体系解体并向一种新的体系过渡,世界不仅向多极化发展,而且在向多元化和多样化发展,支配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数百年、甚至数千年之久的现实主义逻辑不再处处行之有效,畅行无阻。在发展问题上,美欧日等西方国家的发展已经基本“封顶”,深受“发展极限论”甚至“增长终结论”困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也不是无限的。环境问题、资源问题日益突出,地球资源、环境和人文承载力有限性与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将长期困扰人类。此外,在此过程中,人们的国际观,包括有关利益、发展、秩序、战争与和平等重大问题的观念也将全面转型。任何国家,不论大小强弱,抑不论是西方、非西方,在认识国际战略环境时都不能脱离世界转型这个大背景。评估中国战略环境也是如此。

就中国而言,今后5-10年是中国能否闯过“赶超”的最后一道“杏帘”、超过跑在前面的“最后一辆车”、顺利实现和平崛起、成长为何种类型大国的关键时期。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正式成长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向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迈进。由于今后5-10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中国仍能保持8%左右甚至更高的经济增速,并比美国经济增速继续高5-6个百分点以上,今后5-10年中国与美国的实力差距将进一步大幅缩小。考虑到长期增速差距及汇率变化因素,中国经济总量在2025年追平甚至超过美国并非不可预期。这势必引起国际战略态势的进一步变化和新的巨大震荡。

在世界转型大潮中加速崛起的中国,占位相对有利。历史一再表明,世界转型通常有利于后发国家。但是,在世界转型大潮中崛起也将使中国面临的问题更富于挑战性,其中最大的挑战就是崛起的中国与转型的世界如何相互适应问题。中国如何定位自己的新身份、世界如何适应崛起的中国及其利益诉求等问题,已经全面提出,并在可预见的未来一段时间,很难无声无息地顺利解决。2010年以来,“中国威胁论”和“中国责任论”升温、尤其是“中国傲慢论”的出台,是这种挑战的最新反映。中美在汇率问题上斗法、南海问题复杂化、日本挑动中日“撞船”事件、美国在“华盛顿号”进出黄海参加军演问题上反反复复,以及美日印加强对越关系、美国高调“重返”亚洲,等等,则是这种挑战在操作层面的具体反映。

面对这种全局性、战略性和长期性挑战,中国在战略上要超前“庙算”。所谓“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讲的就是这种“庙算”,也就是超前布局、超前筹划的重要性。

在外交哲学层面,中国要明确自己的和平大国身份,以“仁”立世,继续坚持并准确理解、贯彻“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原则及“和谐世界”理念,与国际社会长期合作、融合,坦坦荡荡、堂堂正正地准备承担与世界大国身份相适应的国际责任与义务,不回避、不争抢、不唯利是图、也不做“冤大头”,一切顺其自然,逐步积累国际威望,取信于国际社会。

在政策思路方面,要依中美关系、周边关系等层次,解决好各种战略两难。

首先,在未来5-10年,中美关系的“重中之重”地位只会进一步加重而不是减弱,其原因不仅在于美国依然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中美经济关系进一步密切,相互依存进一步增大,而且在于美国继续承担“国际责任”、提供“公共产品”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还在于美国依然是世界“超级大国”。即使中国在今后10-20年的某一个时间点上经济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经济“老大”,美国依然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保持世界唯一“超级军事大国”地位,是唯一有能力以武力毁掉中国和平崛起进程的世界大国。奥巴马宣称美国决不做世界“老二”,搞出口“倍增”计划,甚至搞“重返”亚洲,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对中国施压,都反映出一种对其可能失去“世界老大”地位及失去其亚洲主导地位的战略焦虑,是对中国崛起的“不适应症”。而在今后5-10年,随着中国追赶美国速度加快,经济上步步紧逼美国的“世界老大”地位,美国的战略焦虑和对中国崛起的“不适应症”还会加剧。美国已有要员表态愿意接受中国和平崛起,甚至准备接受中国在经济总量上“有一天”超过美国,中国今后对美战略、也是对外战略一个“重中之重”的任务就是通过积极的对美外交,通过推进与美战略合作、互信,在中国经济总量即将突破“音障”、超过美国之际,促使美国在战略上、心理上不会过份“反弹”,不会让米尔斯海默之流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占上风。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在坚持与美合作的同时,也不能没有合理“冲撞”,不能不准备对美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其次,要致力于营建周边依托带,准备为此付出合理成本而不是光得净收益,并准备承担合理的周边“责任”。纵观历史,任何大国崛起,都有一个可资依赖的周边依托带,如,美国崛起依托南北美,苏联崛起依托东欧、巴尔干和中亚,等等。中国要实现崛起也需要这样的周边依托带。近来中国周边麻烦迭起,从黄海到东海再到南海的东南濒海带尤其麻烦多多,应能引起战略警觉。从周边力量结构看,中国处于“一大对众小”的地位,所有周边国家对中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合作与猜忌并存心态。中国周边的战略安全要防止出现三种情况,一是周边两个以上的国家同时与中国对立,二是周边国家建立某种程度的对华“联合阵线”,三是美国利用中国与周边某些国家的利益冲突并与之共同对抗中国。最近中国周边固然有事,所幸这三种情况都没有出现。今后中国要继续贯彻“和谐周边”外交,推进与周边国家的经贸、金融、货币合作和安全合作,加强战略互信。对存在的争议,尤其是领海主权问题,仍要秉持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搁置”原则,在解决条件不成熟时,继续使之搁置化、模糊化而不是“霸王硬上弓”,使之“放大”,激化矛盾,恶化氛围。对某些国家的寻衅活动,要沉住气,一个有远大志向的大国不应被小石头绊住前进的脚步。还要相信中国实力和威望的积累有利于这些问题的最终合理解决。

在其他重要领域,也要有通盘“庙算”。如经济上,要继续坚持“咬住发展不放松”,在注意发展速度的同时,也要兼顾发展质量和经济平衡。在国际制度建设方面,要有自己的声音。在前一阶段积极参与、融入国际体系的基础上,要根据自己的利益需求与实力和影响,准备积极参与国际体系的“塑造”活动,而不仅仅像二三十年前那样只顾发展经济、只顾“赶超”。在军事安全上,要密切关注世界军事转型新动向。目前看,军队建设传统的“重”“大”“多”原则开始让路,精兵主义愈益盛行。欧洲普遍裁减军费、英法合用航母并不完全基于财政困难,而是更多地反映其军事思想与军事战略的转型。今后军事力量建设和竞争的重心将日益转向空-天和网络等高技术领域。中国要适应这些新变化、新趋势,早做准备,尽可能突破旧观念,瞄准军事转型前沿,以便为中国和平崛起提供更可靠、成本较低的军事安全保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