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家的精神安全及构建安全的国家精神

王志军 陆丕昭 张耀文

随着时代发展,国家安全的内涵日渐丰富,从维护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等传统政治、军事安全拓展到经济、科技、文化等广泛安全领域,维护国家综合安全已经成为普遍共识。但在对日趋多样化的安全领域、多元化的安全要素和多态化的安全形式的研究关注中,对国家精神安全的深入研究尚付之阙如,或者说关注度明显不够,绝大多数国家还没有把它纳入国家战略谋划的议程之中,遑论把它作为独立安全领域进行深入研究。笔者认为,国家精神安全,既渗透在国家安全战略诸要素之中,又统揽国家安全战略的谋划、实施,是一个国家的灵魂之所在,是关系国家长治久安、民族兴衰的大战略问题。因此,准确定位国家精神安全的科学内涵,高度重视国家精神安全问题的特殊重要性,充分认识维护国家精神安全的战略重要性,积极探索维护国家精神安全的有效举措,既是对历史的借鉴,也是顺应时代的要求,对确保民族、国家持久兴盛,世界持久和平、臻于和谐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

一、国家精神安全的内涵

研究国家精神安全问题,首先需要界定什么是精神?什么是安全?国家精神安全的内涵是什么?“精神”是一个耳熟能详、应用广泛、内涵丰富的概念。哲学上把精神看成是以前存在过的物质状态及其变化的记忆,表达为某种现存的物和事,特指人的感觉、知觉和意识。精神并非是内生的,而是由外而内的。外界事物通过人的感觉、知觉和意识进入人的体内,便成了人的精神。《维基百科》指出,精神有着个性、情感、认知、注意力等内容,是相对稳定的。精神在人体中是充满活力的、敏感的和至关重要的原则,类似于灵魂在人的脑力、知识和情感力量中的地位。因此,精神和灵魂时常被交叉使用。①“Spirit”,http://en.wikipedia.org/wiki/W ikipedia.(上网时间:2010年6月29日)《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对精神的定义是:“同物质相对应,和意识相一致的哲学范畴。由社会存在决定的人的意识活动及其内容和成果的总称。……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精神是高度组织起来的物质即人脑的产物,是人们在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活动中通过人脑产生的观念,思想上的成果。人们的社会精神,即社会意识是人们的社会物质生活即社会存在的反映。但是精神又具有极大的能动性,通过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活动,精神的东西可以转化为物质的东西。”①《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年,第379页。唯心主义把精神视为世界的本原。庸俗唯物主义则把精神看成是物质的一种形式。中外由于时代、立场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对“精神”概念的界定存在显著差别,但也有基本一致的地方——精神是指人的意识、思维和心理状态,是物质世界和社会实践的反映;精神具有能动性,通过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

精神既然是能够产生物质力量的、能动性的活动,就存在着安全性问题。所谓安全,通常系指“没有危险;不受威胁;不出事故”。②《现代汉语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第9页。当“精神”与“安全”组合为“精神安全”概念时,有三重指向,一是指某一主体所产生的精神力量对其他主体不构成威胁;二是指主体具有较强精神防范能力,不受其他主体的精神攻击;三是精神主体具有理性思维,健康心态,自身不出现精神问题。精神安全的主体是多元化的,如个人、群体、企业、社区、单位等等,其主体一旦转换为主权国家,就上升为国家的精神安全。

国家安全涉及国内、国际安全两个层次,常被描述为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安全领域。而什么是安全意识?如何维护安全?怎样评估安全?这既是实践问题,更重要的是精神领域问题。有鉴于此,无论是什么领域建设与发展都有精神安全问题,也即国家精神安全问题。具体说,国家精神有三个层次,其一是反映国家整体精神面貌,体现在国家内外总体战略方针之中的精神品质;其二是体现在各个具体部门、领域建设与发展理念及思路之中的精神理念,以及能够对国家精神构建产生决策性影响的精英阶层的精神追求;其三是生活在该国之内,受到国家总体精神建设方略引导,同时又对国家精神构建产生重大影响、并体现国家精神建设成果的每个国民的精神。三者综合所构成的国家精神状态、精神需求、精神消费、精神产品,这一切所产生的能动和动能,对国家安全的目标维护,对社会的建设与发展,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会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二、国家精神安全的重要性

“精神需求是人类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特征。……在人类历史的萌芽时期,意识同整个精神生活一起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和物质交流交织在一起。”因此黑格尔指出,“总体上说,……世界历史,就是同步精神的出现……”。③[俄]A·X·沙瓦耶夫著,魏世举等译:《国家安全新论》,军事谊文出版社,2002年,第110页。精神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及社会实践交织在一起,相互促进,精神能动作用历来受到高度重视。自古以来,国家不分大小,都很重视精神的特殊作用。柏拉图曾经设想了“善”的“理想国”,认为“这个国家一定是智慧的、勇敢的、节制的和正义的”。④(古希腊)柏拉图著,郭斌和、张竹明等译,《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44页。美国自独立以来,就十分重视美国精神的培养与宣传,也是国家精神培育较为成功的国家,一定意义上说是先有美国精神,后有美国宪法。1917年,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发表感恩节讲话时,呼吁美国建立新的、伟大的国家精神。⑤“President Proclaims Day of Thanksgiving for‘a New and GreaterNational Spirit’”,The New York Times,Nov.7,1917.50多年前,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强调:“精神力量增强,经济力量增强和军事力量增强,对安全基本上同样重要”,“如果这些要素中的一个归零,或者接近于零,导致的结果是其他也是零”。⑥Lawrence Korb and Christopher Preble,“Cut Defense Spending”,June 16,2010,http://www.nationalinterest.org/Advanced-Search.aspx.(上网时间:2010年6月23日)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军事斗争中,人、士兵的精神的重要性被进一步突出。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⑦孟子:《公孙丑下》。,“人和”就是指深得人心、团结一致。孙子精辟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攻心为上”,“上下同欲者胜”。列宁亦曾指出,“战争胜利最终都取决于那些在战场上流血的人的精神状态。”⑧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列宁军事文集》,战士出版社,1981年,第650页。历史雄辩地证明,无论是一个人、一个团体,一支军队,还是一个国家,其成功与失败,往往不是因其物质力量匮乏,而是因其精神状态不佳,精神力量不足。“一个精神颓废的国家必定会成为经济和军事上更强大并渴望得到财富的国家及其联盟的侵略目标。”⑨[俄]A·X·沙瓦耶夫:《国家安全新论》,第116页。

当今世界,“精神领域在社会和个人活动中发挥了并正在继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①[俄]A·X·沙瓦耶夫:《国家安全新论》,第109页。精神的功能与力量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2008版美国《国防战略》报告一再强调,“要取得‘反恐’等‘非正规战争’的胜利,不仅需提高军事实力,更重要的是‘深化国际社会对美国文化和价值观的信任’;为此,要挫败一切抵制‘意识形态、商品和人员流通的行径’”,②倪海宁:“美国2008年版《国防战略》解读”,《外国军事学术》,2008年,第9期,第5-8页。以加强美国精神的输出。奥巴马入主白宫后,针对国力衰退和国家形象受损的现实,非常重视精神与道德问题,强调“巧实力”外交,倡导“无核世界”理念,实际上就是要重振美国精神,重塑美国道德形象,把精神视为力量,以达到维护美国安全之目的。美军也非常重视精神培育的重要性,2009年国防部文件提出加强培养士兵精神,“作为一支军队,通过培养士兵‘使命第一’、‘永不放弃’、‘绝不抛弃掉队同志’等价值,以强化士兵的情感和心理素质”。③Jules Evans,“The Pentagon’s new spiritual fitness programme”,http://www.globaldashboard.org/2009/10/19/the-pentagons-new-spiritual-fitness-programme/.(上网时间:2010年6月23日)2010年美国在压缩国防开支的同时,却强调士兵精神健康是赢得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提出要增加士兵精神、心理训练与培育的经费。④Lawrence Korb and Christopher Preble,“Cut Defense Spending”,June 16,2010,http://www.nationalinterest.org/Advanced-Search.aspx.(上网时间:2010年6月23日)美国军方还形成共识,“心理战是现代军事、政治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实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心理战的最终目标就是使敌对、友好、中立国家及其武装力量相信,美国军队是不可战胜的,抵抗是徒劳的。有效的心理战可以改变人的行为、影响国家意志”。⑤[俄]A·X·沙瓦耶夫:《国家安全新论》,第114页。澳大利亚民众曾在2009年9月的一天在多个城镇集会,呼吁要在国家精神上取得突破。⑥“SpiritualWarfare Operation On Mount Ainslie In Canberra”,http://catchthefire.com.au/blog/wp-content/uploads/2009/09/storming-heaven.jpg.(上网时间:2010年6月23日)菲律宾总统候选人在2010年的总统竞选演说中强调指出,“在这次选举中最重要的是国家精神的强化……。最重要问题是切实加强国家精神,以致于民众不再感到贫困,不再需要采取腐败的行为”。⑦PatricioMangubat,“National Spirit,not poverty or corruption,is the core issue”,February 15,2010,http://filipinovoices.com/national-spirit-not-poverty-or-corruption-is-the-core-issue.(上网时间:2010年6月23日)

上述有关精神重要性的论述,并没有直接指向国家安全,只有通过逻辑推演才将精神与安全联系起来,遑论把精神上升到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明确提出“精神安全”的是俄罗斯,它不仅提出了“精神安全”概念,而且把其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高度,并制定官方文件。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痛定思痛,认为“苏联和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体制的全面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精神和思想意识方面引起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俄就提出了重视精神安全的问题。俄著名学者利哈乔夫深刻指出,爱国心的复兴是俄罗斯复兴的第一步。普京出任俄总统后,更加重视国家精神建设,2000年提出了“精神安全”概念,2005年“精神安全”概念进入俄官方文件,成为俄罗斯重要政治词汇。此后,“精神安全是国家安全重要组成部分的理念在俄政治界和主流社会中得以广泛流行。精神安全被列为国家安全的一个部分出现在普京政府发布的一系列官方文件中”。⑧Julie Elkner,“Spiritual security in Putin’s Russia”,January 2005,http://www.historyandpolicy.org/papers/policy-paper-26.html.(上网时间:2010年6月23日)在此基础上,俄构建了较系统的精神安全理论,“旨在平衡个人、社会和国家需求,直接指向个人的精神发展和俄罗斯精神新生”,范围涵盖了俄罗斯文化、传统、道德、宗教、生活方式,以及社区文化等广泛领域。⑨Darrell Jackson,“Russi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and Spiritual Security”,26 June 2010,http://center-religiousfreedom.org/art.php?id=163.(上网时间:2010年6月27日)俄罗斯显然是要通过在诸多领域的精神建设,加强国家精神安全,以保障和促进国家复兴。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国家不分政体、大小、强弱,以及发达程度的差异,无一例外地重视精神和精神安全的重要性,但它们的侧重点还是在国内的精神安全,对涉及到国家安全另一层面的国际安全问题鲜有触及。事实上,国家精神安全中也有其国际性。受信息技术和经济全球化双重影响,一个国家及其国民,如何正确应对全球化“双刃剑”的机遇与挑战?如何正确处理资源有限性与发展无限性之间的关系?如何理性对待不公正、不合理国际秩序与在现存秩序中求发展的关系?如何选择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的路径?如何确立本国发展与人类社会发展进步、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关系?如何看待由于发展不平衡而导致本国国际地位产生变化?如何看待国际格局变动对国家既得利益的重新调整与分配,以及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获得优势的国家如何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这一系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如何在全球化条件下维护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大趋势,确保本国生存与可持续发展,促进世界各国共同繁荣、共同进步的战略性问题。表面上看,这些问题只涉及发展理念、道路、方式、方法,实质上折射的却是国家的精神状态和精神追求。在这些问题上一旦处理不当,就会激化国内和国际矛盾与冲突,甚至酿成危机。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当今世界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排外主义、族群冲突,以及争夺资源造成的局部战争等等现象或事件,本质上就是属于国家精神安全出现了故障。有鉴于此,无论是借鉴国际经验,还是出于民族复兴与国家发展需要,都必须把国家精神安全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

三、构建安全的国家精神

精神虽然可以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但毕竟是非物质的,属于意识、情感、心理、思维层面,其功能与作用只有而且必须通过物质层面的建设来体现。因此,国家精神培育、国家精神安全体系的构建与维护,并不是抽象的、纯理论的宣传和说教,国家必须在谋划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的建设与发展时,从战略全局高度统筹国家精神安全体系的建设。既要重视国家的精神安全建设,也要构建安全的国家精神;既要推进国内精神安全建设,也要强化国家的国际精神安全。具体说来,主权国家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构建安全的国家精神。

首先,构建安全的国家精神要求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强化国家意识,夯实构建与维护国家精神安全的坚实思想和民意基础。实现国家精神安全的前提条件,是全体国民必须有强烈的国家意识。需要说明的是,国家意识不同于民族精神和国家主义。国家主义是有特定内涵和历史限定的政治概念,与国家意识的内涵、外延有区别。民族精神与国家意识也是有区别的,一方面,当今世界绝大多数是多民族国家,民族精神既有基于主权国家的民族精神,也有基于本民族的民族精神,甚至是极端民族主义,因此,强调民族精神不仅会引起理解上的分歧,而且会在政策、措施方面引起混乱,难以有效执行;另一方面,即使当“民族”等同于“国家”时,民族精神也不能等同于国家意识和国家精神,后者内涵更加丰富,民族精神只是国家精神的一部分,国家意识包容着民族精神。那么,什么才是国家意识?关键就是使生活在主权国家范围内的所有民众不分民族、族群、阶层、团体、性别地认同这个国家,对这个国家产生由衷的爱,自觉地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主权独立,为国家的正义事业奉献。

任何国家意识都不是自发产生的,它需要全社会的精心培育和正确引导,其中政府扮演着关键角色。其一,政府要在强化国家意识进程中发挥引领、示范作用。榜样就是力量,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既是国家权力的代表,也是国家形象的象征,并具体化到各级政府及其官员的身上。因此,他们的言行必须以不毁伤国家形象为底线,他们制定的各项政策,必须以有效维护国家战略利益、整体利益为基本出发点和归宿点。其二,加强舆论宣传和积极引导。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虽然是时代主题,但国际斗争却更加复杂,综合运用现代网络和传统媒体对别国进行无中生有、小题大做的攻心战、舆论战,混淆视听,解构目标国家民众对本国的忠诚与爱戴,以达到弱化对手的目的,这已经成为国际斗争的重要方式和威胁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因此,每个国家都必须从战略高度加强对媒体的管理与引导,以正视听,确保有利于国家团结统一的思想意识引领媒体。这方面二战期间瑞士在防范德国法西斯主义蛊惑是一个成功范例,值得借鉴。从1933年到1945年,瑞士就通过电台、演讲、展览等诸多措施为本国和欧洲被占区民众防止德国纳粹主义的精神污染,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精神防护。①“History of S witzerland,‘SpiritualDefense’AgainstNazis m 1933–1945”,http://history-s witzerland.geschichte-schweiz.ch/spiritualdefense-world-war-ii.html.(上网时间:2010年6月23日)与此同时,还要清醒地认识到,国家意识是后天形成的,是需要灌输和培育的。必须在民众的世界观、价值观形成之时加强针对性教育。俄罗斯新的普通教育规划就规定“道德和精神提升是现代教育的关键,学校必须被看作是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道德、智力、社会和美学发展的一个最重要机构”。①A.Ia.Daniliuk,A.M.Kondakov,V.A.Tishkov,“The Spiritual andMoral Education of Russia’s School Students”,Russian Education&Society,Volume 52,Number 2,February 2010,pp.3–18.其三,加强对公民现实利益的保护,强化民众的国家意识。对广大民众而言,国家是抽象的概念,而政府却是实在的,他们经常把政府行为视为国家行为。尽管各国对政府的功能要求不一,但“政府的任务是为所有公民提供生存、稳定以及经济的和社会的福利,这是现代世界中绝大多数国家的最高目标”②[美]迈克尔·罗斯金等著,林震等译:《政治科学》(第6版),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39页。。即使认为“国家只需具备能为一切人提供同等保护的功能就可以了”③徐大同编著:《当代西方政治思潮》,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页。的一些西方保守主义学者,实际上也强调国家的保护功能。因此,一个国家能否切实有效地保护本国民众的生存安全、发展安全,显得非常关键。当今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交往与联系日益密切,分歧与矛盾显著增多,各级政府处理这些问题时,如能有理、有利、有节地维护本国人民的利益,既是各级政府执政能力的体现,更是国家意识的示范和彰显,可以增强民众的归宿感,强化国家意识。相反,如果在涉及本国民众的生存、发展和预期利益时,政府不能给以切实保障,特别是损害和牺牲本国民众利益以取悦于外国人,在不同阶层之间采取不公正立场,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奉行不公平政策,其结果必然是任何理论灌输和道德说教都化为乌有。民众会认为国家不是我的国家,进而产生分裂主义、区域主义,国家意识荡然无存,国家精神必然坍塌。

其次,构建安全的国家精神要求以国家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点,各领域共同构建维护国家精神安全的安全体系。国家安全是一个关系到各部门、各阶层的系统工程。国家精神安全渗透其中,又统揽并引领甚至是决定安全战略谋划、选择和实施,国家精神需要全社会共同铸造,国家精神安全需要全社会共同维护。

一方面,战略决策部门必须把维护国家精神安全放在特殊重要的战略地位。历史证明,“精神的颓丧、社会文化产品质量的下降,常常会成为文明国家和社会群体毁灭的原因”。④[俄]A·X·沙瓦耶夫:《国家安全新论》,第109页。因此,国家战略决策部门在筹划国家大战略时,必须高度重视精神安全的重要性。一方面,要把国家精神安全作为特殊客体纳入战略统筹之中,并制定专门针对国家精神安全的具体发展战略;另一方面,在总体大战略和具体战略谋划与实施过程中必须坚持一条原则,即不以政党利益、局部利益、短期利益、集团利益损害国家精神。中外历史上因政府腐败无能,战略失当,导致民心、军心涣散,最终引起王朝更迭、国破家亡、甚至亡国灭种的例子不胜枚举。前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指导下的改革,迷茫了整个苏联人的精神,误导了民众的思想,瓦解了国家意识,甚至军队对国家的解体都保持中立,成为苏联解体的重要诱因。叶利钦执政初期,怀着对西方的幻想,采取“一边倒”战略,致使俄罗斯国家利益严重受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严重受挫。俄罗斯在反思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时,深切体会到精神的重要性,把精神安全写入国家安全战略文件。国家在战略谋划中,不但要思考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安全与发展,还要高度重视国家的精神安全。一方面要切实注意引领、弘扬、振奋一个国家的精神状态、境界,增强国家精神安全的防护力,另一方面在各种战略、政策制定过程必须充分考虑应该贯彻积极、进取的精神理念、精神需求,提升国家软实力,增强国家综合竞争力,进而反补国家的精神力量,强化国家安全。

另一方面,智库和社会精英应自觉承担起铸造国家精神,维护国家精神安全的责任。智库和社会精英在一个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据着极其特殊的地位。随着社会发展的复杂化、多元化,管理决策的专业化、科学化要求日益提高,任何国家决策层都不可能乾纲独断,对智库的依赖度因而大幅增高。智库群体的价值观、意识形态、理论水平、思维能力,特别是精神品质,将对他们所提出的政策建议产生决定性影响,对决策者战略判断和政策选择的影响也举足轻重。战后世界许多国家发展史表明,不少国家就是因为有一大批深受西方发达国家价值观和发展理念影响的人围聚在决策者身边,简单、机械地搬抄别国发展模式,结果导致本国发展遭遇严重挫折,教训非常深刻。有鉴于此,智库必须深入研究本国的国情,着眼放眼全局、立足长远,提出符合本国民众物质和精神需求的建设性建议和政策咨询。社会精英既可能是智库群体的一员,也是社会风尚和主流价值的引领者,社会精神的推动者。如果社会精英异化为物欲的“奴仆”,贪图享乐,崇尚奢糜,急功近利,坐而论道,不思进取,低级媚俗,自私自利,以邻为壑,必然产生恶劣的社会效应,导致社会风气败坏,精神萎靡,成为民族、国家衰亡的前兆和根源。基于此,社会精英必须承担起构建社会主流价值、引领主流价值的责任,挑起凝聚国家精神的重任,并身体力行,示范社会。

与此同时,社会各行业、各部门必须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高度统一。社会行业既是物质产品、也是精神产品的提供者。它们有自己的行业、部门利益需求,这无可厚非,但不要忘记,它们也是社会精神的重要塑造者。它们的发展思路、发展模式、创新能力、经营理念、产品的品位、企业文化等等,都凝聚着每一个行业、每一个部门的精神状态与精神追求。仅以生产企业为例,是否存在恶意竞争,是否存在短期行为,诚信度高低,品牌意识强弱,自主创新能力,以及社会责任感、人文关怀等这一切都折射着企业的精神。所有行业、部门精神建设水平的高低,基本能够反映一个国家国民的精神状态与素质。因此,每一个行业、部门在追求各自合法利益的同时,也要重视社会效益,必须牢记自己也肩负着精神建设的责任和维护国家利益的使命。

此外,全体国民都应为建立国家精神安全体系尽责尽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家精神安全需要全社会的共同维护。一方面,国家精神建设水平关系到每一个国民的精神和物质生活质量和水平,另一方面,国家精神建设并不是抽象的,而是需要每一个国民共同建设与维护,并体现在每个细节与具体行动当中。这方面需要关注几个问题。一是随着社会发展多元化、利益多样化及全球化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多地生活在一个没有边界的世界里,“人们经常通过复兴地方认同来做出反应,以此在一个迅速变化的世界中获得安全”,①[英]安东尼·吉登斯著,赵旭东等译:《社会学》(第4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25页。社群主义、区域主义、极端主义等一系列解构国家的思潮和现象出现,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减弱。针对上述错误思潮,国家和主流媒体必须加强教育和正面引导,让民众知道,“今天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是民族国家或渴望成为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政治形式”。②[英]安东尼·吉登斯著,赵旭东等译:《社会学》(第4版),第425页。主权国家是民众生存与发展的根本保障,民众应该具有强烈的归属意识。二是每一个国家在改革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利益调整和重新分配,势必对每个具体的个人、集团、地区带来不同的影响。对此,国家和政府一方面要加强科学统筹和制度、机制设计,尽可能减少剧烈变动,同时积极为利益暂时受损者创造条件和机会,让他们充满希望。但民众也要对此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和积极态度,不能偏激,尤其不能走向极端,报复社会。三是随着时代发展进步,跨国交往与交流日益频繁,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国民都应清醒认识到,自己的言行往往就代表国家的形象,代表着整个国家的精神面貌,因此,要在对外交往中保持良好的精神风貌和文明素质。四是精神安全是建立在个人精神单元细胞和家庭、社区精神单位基础之上的,每个国民都必须从自身做起,培育良好的精神状态,并致力于构建和谐家庭、和谐邻里、和谐社区,从而确保和谐社会良性运转。总之,只有全社会共同努力,一个国家才能构建起牢不可破的国家精神安全体系。

再次,构建安全的国家精神要求顺应时代发展和进步的历史潮流。我们在强调国家精神建设、维护国家精神安全的同时,必须警惕国家精神安全建设的极端化,即片面强化本国精神,并利用这种国家精神动员本国民众侵犯别国利益,为祸世界,最终也殃及自身,“精神方面的改变、社会文化领域的恶化会破坏国家军事安全体系,而且经常成为大规模战争爆发的原因”。③[俄]A·X·沙瓦耶夫:《国家安全新论》,第116页。“世界上正在继续出现这样的力量,他们的目的就是破坏人的精神价值观,改变整个民族和国家的精神理想、价值取向”,①[俄]A·X·沙瓦耶夫:《国家安全新论》,第115页。这方面既有深刻的历史教训,也有严峻的现实危险。

世界历史上曾经发生了无数次战争,探索战争根源,其中重要的一条根源是,一些国家存在强烈的民族优越论,视本民族统治其他民族、掠夺、奴役其他民族为天经地义,并对这种战争取得胜利充满了乐观主义,而悍然发动侵略战争。美国学者分析战争的原因时指出:当国家对战争的结果持有错误的乐观主义时,战争有可能爆发。造成错误乐观主义的原因之一就是根植于民族主义者头脑中的沙文主义神话,会助长傲慢和藐视心态,“经常夸张性地宣传自己民族的勇猛,并贬低对手的韧性和品质”。②[美]斯蒂芬·范·埃弗拉著,何曜译:《战争的原因》,上海世纪集团出版社,2007年,第27页。魏玛帝国时期德国人就宣称,德国人是“已知历史中最伟大的文明民族”,“法国军队缺乏……体现在德国军队中的团结一致的精神,德国种族的顽强力量,以及政府官员的团体精神”;而“法国人同样声称‘我们法国人具有勇士、士兵的品质,在种族的品质、行为、智力、精神、崇高性、奉献性和爱国性上,比起孚日山脉那边的种族来说具有无可辩驳的优越性’”。③[美]斯蒂芬·范·埃弗拉著,何曜译:《战争的原因》,第25页。这是由极端民族主义产生的不安全的国家精神。除此之外,极端国家主义是国家精神不安全的另一种表现。德国纳粹政权就是利用所谓国家主义动员德国人民充当炮灰,“希特勒不厌其烦地重复,怀有挚爱祖国崇高情感和狂热民族情绪的男女之躯所铸成的铜墙铁壁要比武器和堡垒更为坚固。因此,为了复兴伟大的德国,需要重塑个人。为达此目标,他们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宣传机器”,④[俄]A·X·沙瓦耶夫:《国家安全新论》,第113-114页。从而在德国播撒了充满毒汁的种子,使德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策源地。在二战前和二战期间,交战双方都对敌国的精神领域施加了很大的影响,英国克利夫就强调,“对德国人意识的轰炸几乎与对他们的炮火轰击同样重要”,⑤[俄]A·X·沙瓦耶夫:《国家安全新论》,第113页。并在战争中进行了实践。

当今世界,国家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利用国家精神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但有些国家的不安全精神还是存在的,并有相当的危险性。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少数传统大国、强国无视世界多极化趋势和文明多样性的规律,自视甚高,总觉得本国价值观、理念、制度优于其他国家,具有普世价值,不遗余力向世界推广,甚至不惜动用武力,成为世界不安宁的重要根源。这种霸权主义行径实际上表明,这些国家的精神不能充分反映世界形势的新变化、国际社会的新实践,是一种病态的、不安全的国家精神。二是一些国家是在新一轮的国际战略格局与国家利益调整进程中的失利者,或者说它们的既得利益和地位受到挑战。面对这种形势,这些国家采取的政策中存在着不安全的精神。一些国家一方面仍然固守传统安全理念、冷战思维,仍然倾向于运用军事手段保护和攫取利益;一些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排外事件时有发生,甚至出现极端主义;一些国家还对发展进步较快的国家进行断章取义、无中生有的污蔑、攻击,以达到迟滞、阻挠该国发展的目的,甚至操纵、支持相关国家的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呈现出国家精神的变态。三是个别在国际竞争中发展较快,取得不俗成绩的国家,也会存在不安全的国家精神。这些国家民族自信心、自豪感上升,这是伴随着国家实力增强的自然现象。但也出现了对本国实力估计过高,对本国国际影响力过于自信,对本国未来发展前景过于乐观的现象,甚至提出超出本国能力所及的战略构想,急于打破现行国际秩序,急于当头。这些现象体现了国家精神的激进冒险主义,同样不利于国家的安全与发展。

因此,每个国家在加强国家精神安全建设的同时,也要警惕不安全的国家精神,从而确保本国始终在健康、理性、积极、进取的国家精神指导下谋发展。要在重视国家经济、军事、政治、文化实力发展的同时,重视国家精神建设,增强国家综合防护能力,实现安全与发展的相互促进,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