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中的世界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黎文涛

2010年9月4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以下简称现代院)于建院30周年庆典之际,在北京举办了“转变中的世界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现代院院长崔立如研究员在会上致辞,外交部副部长张志军发表主旨演讲,来自美、俄、日、澳及欧洲、非洲和亚洲等一些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内的数十位著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各时段分别由中国社科院欧洲所所长周弘、南非外交部长特别顾问马洛佳、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执行所长阿比盖尔等主持,议题包括变化中的世界与主要行为体、挑战与应对、中国与变化中的世界等。现将会议主要观点整理如下。

一、变化中的世界与主要行为体

与会者对现有国际体系的特征及其变化趋势、各主要行为体的力量对比和利益诉求进行了讨论,一致认为当前国际体系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多极化,二是国际社会的高度相互依存。同时,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推动着国际体系向多极化方向进一步转型,各大国都在摸索自身在全球大变局中的国际定位。

首先,国际体系发生着渐进式的转型,但固有格局仍将继续存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总裁约翰·哈姆雷认为,近现代世界史经历了三个国际体系。第一个国际体系始于1648年欧洲民族国家体系确立,止于1945年二战结束,该体系很不稳定,均势常被打破并导致冲突,但极具可持续性,时间跨度近300年;第二个国际体系存在于冷战时期(1946-1990年),其间,在核威慑下,美苏极力避免发生直接冲突,该体系基本上是稳定的,但不具有可持续性,因为苏联对内未能维持政权稳定,对外也未能牢牢控制其盟国;目前,世界正处于第三个国际体系,该体系具有内在稳定性,因为各主要行为体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不大,而美国在未来20-30年仍将在“硬实力”和“软实力”方面保持超级大国地位,也使得该体系具有可持续性。因此,一个全球性“超级大国”和多个地区性“超级大国”并存的局面将长期存在。

现代院院长助理傅梦孜研究员认为,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正推动着国际秩序的发展与转变,并已撼动了现有世界经济格局。如果说柏林墙倒塌20年标志着“后冷战时代的结束”,那么美国从伊拉克撤军则标志着“后9·11时代的结束”,世界进入了一个多边主义时代,多边外交成为主流,一两个国家很难支配和决定他国命运,一两种机制也难决定别国的发展战略。

其次,现有国际机制仍需改进和完善以适应当前国际体系的变化。当前的国际结构是二战后大国平衡的反映。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中有3个是欧洲国家,缺乏地区代表性。G20虽有取代G8之势,但更多体现在经济方面,在安全领域仍难以发挥作用。法国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蒂埃里·德蒙布里亚尔提出“新G7”概念,认为美国、中国、印度、日本、俄罗斯、巴西、欧盟所组成的“新G7”集团最能反映出当前国际体系的力量对比,理应取代G8。但他同时也指出,由于旧有机制和行为体的束缚,加之欧盟短期内难以成为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缺少统一的外交政策和军事力量,因此“新G7”不会在短期内变成现实。G20虽然包容性较强,成员多元化,但由于规模过于庞大而效率低下。尤其是G20缺少领导,美国虽为超级大国,但屡屡犯错,愿意追随其政策的国家寥寥无几,欧盟和中国也难以胜任领导者角色。没有领导者的世界,就更需要有效的国际协调机制。

土耳其政治经济社会研究基金会主席塔哈·奥兹汗指出,当前国际政治、经济不平衡源于国际体系内在的秩序问题,二战后成立的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已难以保障当前的全球秩序,但国际社会并未就如何形成新的国际政治秩序达成共识。

第三,各主要行为体都在国际体系转型期内积极寻求自身定位,以保障未来的国际地位。北京大学王缉思教授指出,中国成功应对了国际金融危机挑战,周边动乱和战争危险都在可控范围之内,未来10年仍将是中国的战略机遇期。但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三个反差值得注意:一是中国同外界经济互补性增加,矛盾也随之增加,如人民币汇率问题,购进美元、日元等货币资产问题,以及气候变化、能源及粮食安全等问题;二是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地位与实际外交手段不足之间的反差,中国所掌握的外交手段难以按照GDP增长的比例增加,如何维护中国公民、企业的海外利益仍是中国外交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三是中国外交中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关注间存在反差,经济全球化虽带来更多的相互依存,但并未带来国家间的互信,例如中美在能源、经济等领域合作持续扩大,但战略互信并没有相应增加。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认为,未来10年世界与中国都将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世界应接受一个多元化的中国。他还指出,中国崛起是一个10亿级规模国家的崛起,这是史无前例的。过去英国、荷兰等崛起,不过是千万级人口国家的崛起,美国、苏联崛起也不过是亿级人口规模国家的崛起,都不能与中国崛起相提并论。中国这样一个巨型国家的崛起,对国际体系的冲击前所未有,同时,中国实力和影响的增长,也使其有能力对未来国际秩序转型、调整发挥重大作用。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所长季塔连科认为,中国已成为国际关系中最富有影响力的主体之一,世界未来有可能再现两极格局,而其中的一极可能是中国,也可能是俄罗斯。他还进一步强调,不管今后是两极还是多极,关键是行为主体必须注意其行为方式,要奉行不干涉内政原则,相互尊重。

日本《朝日新闻》主笔船桥洋一在谈到日本在未来国际秩序调整中的角色定位时认为,日本将力争在亚太发挥“稳定器”作用,其前提是日美同盟。日美同盟对亚太所起的安全保障作用正得到越来越多亚太国家的理解和重视,它也有效地遏制了朝鲜,其中美国是以军事力量来维持稳定,日本则以非军事力量来发挥作用。

印度《印度快报》编辑阿贾·莫汉则认为印度是世界主要行为体中最弱的一方,但其优势是可以成为各大国力量平衡中的重要筹码。在未来中美力量的全球布局中,印度势必发挥重要作用,将成为东西方世界互动的中枢之地。

现代院院长助理冯仲平研究员发表了对欧洲未来地位的看法,认为未来欧盟能否发挥世界一极的作用将取决于三个方面:一是欧盟能否在重要国际问题上“用一个声音说话”;二是欧盟能否在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保持自身的社会发展模式;三是欧盟能否超脱周边和大西洋两岸的关系,扩大其伙伴关系网络,尤其是同新兴大国的关系。

二、挑战与应对

对于变化中的世界所面临的主要风险挑战及其应对,与会者普遍认为,非传统安全威胁已超越传统安全威胁,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最紧迫威胁,各国须求同存异,进而缔造一个有效的多边机制和环境来加强全球治理,应对各类威胁和挑战。

首先,非传统安全威胁日渐严重,其扩散范围、传播速度以及影响深度已超出人们的预期。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曲星指出,美国为反恐发动了两场战争,恐怖主义活动却有增无减,极端思潮蔓延;近两年来全球极端恶劣天气及大规模自然灾害不断,气候变化正在加速;资源和能源短缺时代已经到来,枯竭速度惊人。凡此种种表明,非传统安全威胁已迫在眉睫。

现代院副院长杨明杰认为,传统安全威胁是一种简单的金字塔型结构,比较固定,但非传统安全威胁却是扁平和分散式的,是非理性和极端的,比如分散在全球的基地组织,虽打着本·拉丹的名号,却各自为政,行为不可掌控,解决难度更大。

现代院俄罗斯所所长冯玉军也认为,从“9·11事件”、非典引发的恐慌以及近期墨西哥漏油事件来看,无论国家实力多么强大,都难以逃避非传统安全威胁,而其解决方式早已超越人类所熟知的传统安全手段。同时新安全威胁呈现出“蝴蝶效应”,全球化的传导机制以及资本的失控,使得灾难以空前的速度和广度在全球蔓延,小事件往往演化为大灾难。

与会者还把安全威胁的讨论范围扩展至虚拟空间和外太空领域。杨明杰将这一领域安全形势特点概括为“三个新、三个非”,即新威胁、新领域、新方式和非国家行为主体、非地表空间、非传统执行方式。他认为,虚拟空间面临两大威胁,一是物理性攻击,另一个则是散布有害信息、窃取机密信息的软性攻击。虽然威胁主体是非国家行为体,但美国等已开始针对此组建攻防一体的信息化作战部队,国家对网络问题的介入,使得网络问题更为复杂。在外太空领域,一些航天大国也开始了实战部署及相应武器研发。罗马尼亚欧洲风险基金会总裁穆列尚则提出以公民安全为核心的“安全3.0版”,以区别于以国家为核心的传统安全概念,并表示未来的“安全4.0版”会将关注重点集中于外太空,如陨石坠落、太阳黑子爆发等可能对人类生存产生的威胁。

其次,核安全问题依然严峻。美国世界安全研究所所长布莱尔认为,当今核扩散已到了一个临界点,如不加以控制最终会有组织或个人使用小型核武器。目前,“零核运动”正督促美国和俄罗斯削减其战略核武库,其计划是到2030年将销毁所有核武器。中国周边有4个拥核国家,是核安全问题最为突出的地区,但其在削减核武上态度并不明确,这可能有四方面因素:一是中国正处于拓展核武能力的关键阶段,其势头难以停止;二是现有国际格局下,难以找到核武的替代品;三是中国把核武作为一流强国的象征;四是台海和平安全问题仍未解决。韩国国家安保战略研究所所长南成旭认为,朝鲜不会放弃核武。上海社科院副院长黄仁伟则指出,“零核世界”理念虽好,却脱离现实,因为多数国家缺少与美国相匹敌的精确军事打击能力,只能选择核武来保障自身安全。

俄罗斯科学院美加所所长罗戈夫也认为,现有国际体系中各大权力中心都拥有核武器,这使得拥核成为加入“大国俱乐部”的通行证。另外,现有国际秩序缺乏公平性,核安全问题上常出现“双重标准”,如被西方认定是“无赖国家”就不能拥核,被认为是“负责任国家”则可以拥核。这种局面应该改变。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沈丁立教授认为,美俄重启核裁军谈判进程值得鼓励,但不值得欢呼,美俄目前拥有和部署的核武器仍占世界绝大部分,即使裁减到1550枚仍然太多,核裁军道路仍很漫长。

关于如何应对当前世界面临的种种安全挑战,学者们认为最重要的是提升全球治理能力。当今国际政治多极但并不多边,国际社会难以推动有效的全球治理。欧盟安全研究所所长瓦斯冈萨雷斯认为,全球治理和缔造多边主义的国际机制应相辅相成,仅依靠西方难以应对新的安全威胁,现在缔结多边主义全球体系的历史机遇正在出现: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外交由单边走向多边;同时国际社会各成员、各国人民、各种国际组织至少在反恐、气候变化、平民保护、金融危机等重大原则性问题上已达成共识,认识到全球治理的必要性,只是在具体实践中存有争议。

罗戈夫认为,造成全球治理无法推进的根本原因,是现有国际机制和游戏规则已难以适应多极化国际格局,如之前的军控条约是建立在分裂、两极对抗的冷战体系框架基础上的,只反映美苏两家的利益,而如今国际社会有八九个大国,在固有游戏规则下进行军控和谈将难以成功。塔哈·奥兹汗认为,目前的多边主义是一种大国主导的多边主义,土耳其、巴西最近积极参与解决伊朗核问题,则提供了建立多边机制的新尝试。

外交学院副院长秦亚青等学者还提出,应对安全威胁的理念和机制至关重要。一是要摒弃传统安全观中的零和思维,不能单纯地依赖威慑、军备竞赛确保安全,这反而会导致国际社会安全感的下降。二是不能在安全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不应把世界分为“负责任”和“无赖”国家,更不能以此来决定哪些国家可以拥核,哪些不能拥核。三是在气候和能源问题上应进行全球协调,共担责任,避免让节能减排成为空谈。

三、中国与变化中的世界

与会者还就中国模式、中国的国际角色定位以及中国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多数与会者认同中国模式的存在,并肯定其具有一定的可借鉴性。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中国模式不应被称为“北京共识”,更不应将其与“华盛顿共识”相提并论。“华盛顿共识”是西方国家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的一种援助或发展模式,而中国模式是一种“学习型”模式,不但供别国学习借鉴,同时也是中国在学习别国发展经验和总结自身经验教训中形成的。中国模式从经济上看,是不同所有制并存的“混合经济”,政府作为“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在政治上中国采取了渐进式改革道路,实施的是“选贤”式而非“选举”式的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

现代院美国所所长袁鹏指出,中国模式被热议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西方对中国模式的概括和分析不够准确,引起中国学者的反弹,开始修正西方语境下的中国模式,并对其进行新的阐述;二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也让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的某些发展经验值得同别国分享。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所所长张宇燕认为,中国模式的最大特色在于中国政府的作用,中国经济的好坏取决于政治权力的正确使用,其核心是尊重产权和契约,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理清了发展思路和发展步骤,为经济腾飞做足了准备。此外,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是GDP增长的1.5-2倍,这使得政府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

在中国国际角色定位问题上,巴基斯坦政治研究所所长拉赫曼认为,中国作为现有国际秩序的受益者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对现有秩序持默认或保护的态度,要么积极寻求改变现有秩序。但无论做何种选择,中国都应在四个方面发挥作用:一是对不合理的国际秩序起到制衡作用;二是维护国际法和联合国的权威;三是在全球治理上动员国际舆论,提出替代性方案;四是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发展经验。日本冈本咨询公司总裁纲本行夫认为,中国最大的变化是越来越开明和开放,但其仍难以平衡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之间的关系,中国应以更加积极的姿态与国际社会合作,放弃在某些问题上的零和思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所所长陈凤英认为,中国的发展速度虽快,但仍面临很多“头疼的”问题,并不具备承接全球“重心”的能力和条件,对中国提出种种过高的要求是不切实际的。

关于中国未来面临的主要挑战与机遇,中国学者认为,中国面临的国内挑战大于国际挑战。清华大学教授阎学通认为,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外交资源难以满足经济发展速度,国内和国外对中国的认知产生了较大偏差,外界从经济角度看待中国,认为中国应承担更多国际义务,而国内则从综合国力角度看待自己,把“责任论”看成“阴谋论”。而中国未来10年将有三个机遇:一是下一次金融危机,在1998年和2008年两场金融危机中,中国都是“相对受益方”,在中国保持增速的同时,他国发生衰退,全球实力对比将倾向于中国;二是中国已在新能源领域占有先机;三是未来出现两极化和多极化概率同等,如果出现两极化,那么中国可能成为另一个超级大国。

美国卡内基基金会副总裁包道格则注意到近期中国的新变化,认为中国内部声音趋于多元化,政府和媒体在关于中国外交利益等问题上出现了不一致的表述和看法。郑永年等人建议,中国需要改变“国进民退”现状,更要“藏富于民”,地方政府不能与民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