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改革派”的崛起及其影响3

金良祥

伊朗“改革派”的崛起及其影响3

金良祥

近年来,伊朗“改革派”日益活跃,2009年大选后发起了以反对选举舞弊为核心的大规模政治抗议活动,在伊朗国内外引起高度关注。“改革派”的崛起是伊朗社会和政治多元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其政治理念来源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民主政治思潮的影响。“改革派”倡导的政治议程改变了由伊斯兰意识形态和革命性言论垄断伊朗国内话语权的格局,并已成为伊朗国内政治思潮的一部分。“改革派”秉持文明对话的理念,主张温和的外交政策,是促进伊朗外交政策温和化的重要力量。但是由于受多种深层次因素的影响,“改革派”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仍难发挥与其实力相称的作用。

伊朗 政治变革 改革派 哈塔米 穆萨维

[作者介绍]金良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伊朗政治与外交研究。

“改革派”①本文为表述之方便,对伊朗国内政治力量的分类借用西方学者的三分法。除了主要论及的改革派外,新保守派是指以内贾德为代表、以城市中下层和边缘地区的居民以及革命卫队为基本群众基础的政治力量;务实保守派或者务实派以资深政治家拉夫桑贾尼为代表,群众基础主要来自商业和企业阶层,其兼顾成本与收益的职业特点亦成为其外交务实主义的主要来源。主要参见Anoushiravan Ehteshami and Mahjoob Zweiri,Iran and the Rise of its Neoconservatives: the Politics of Tehran’s Silent Revolution,I.B.Tauris,London&New York,2007;Anoush Ehteshami,“The Rise and Impact of Iran’s Neo2 cons”,The Stanley Foundation Policy Analysis,April 2008;Ali Gheis2 sari and Kaveh-Cyrus Sanandaji,“New Conservative Politics and Elec2 toral Behavior in Iran”,Ali Gheissaried.,Contemporary Iran:Econo2 my,Society,Politic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p.275-298; Ray Takeyh,“Iran and America:Tehran’s Pragmatists are ready to talk”,New York Times,August 24,2004.崛起是伊斯兰革命之后伊朗政治发展进程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2009年伊朗大选结束后,“改革派”以选举舞弊为由发起了自伊斯兰革命以来最大规模的政治抗议运动,其影响不断上升,引起伊朗国内外高度关注。本文拟分析伊朗“改革派”崛起及其在伊朗内政、外交等方面的影响。

一

伊朗“改革派”是指伊朗政坛上以前总统哈塔米和前总理穆萨维为代表的政治力量,它以城市中产阶层、知识分子、文艺界人士以及妇女和青年等为群众基础,主张在坚持伊斯兰原则的前提下,吸收和借鉴其他地区(主要是西方)的现代文明成果,建设伊斯兰市民社会,包括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权利和言论自由、提高妇女的政治地位等。作为伊朗政治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现象,“改革派”的崛起植根于伊斯兰革命的理念之中,借助了伊朗社会多元化趋势的推力,并或多或少受到21世纪初以“颜色革命”为主要形式的西方民主政治思潮的影响。

伊朗“改革派”的基本理念来自伊斯兰革命。伊斯兰革命是20世纪各种文明相互激荡的产物,既重树伊斯兰价值观在伊朗政治中的主导地位,又主张反对专制王权、确立具有西方民主政治特点的政治制度。在巴列维国王时期,由于全盘西化的现代化战略对伊朗传统的伊斯兰价值观念的漠视,以霍梅尼为代表的宗教界精英发起了伊斯兰革命,开启了以伊斯兰的方法解决伊朗现代化问题的进程。因此,伊斯兰革命及其政治结果——伊斯兰政权具有鲜明的伊斯兰性。同时,虽然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早期领导者强调“不要西方,不要东方,只要伊斯兰”,但这场革命毕竟发生在西方文明占主导地位的全球现代化进程中且以推翻专制王权为基本目标,其过程和产物——伊斯兰政权必然具有相当程度的现代性,汲取了西方元素如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选举政治等,从而引发了伊朗国内关于如何对待伊斯兰体制中西方因素的争论。

由于西方国家长期不公正对待伊朗,对西方国家是应该采取对抗还是对话的政策一直是伊朗政治精英面临的棘手问题。伊朗国内在上述问题上的认识分野很大且争斗不已,形成了两大基本政治派别即“改革派”和“保守派”。自伊斯兰革命以来,西方社会一直将伊朗伊斯兰政权当成主要敌对力量,故而倾向于将伊斯兰革命视为复古运动,以及将伊斯兰政权视为落后的政治制度。为抵制西方意识形态对伊斯兰主导地位的侵蚀,伊朗伊斯兰政权不得不强调政权的伊斯兰性。这一政策取向虽对于伊朗巩固政权有着重要意义,但客观上加重了其政权的伊斯兰色彩,削弱了其现代民主性。

尽管如此,仍不能否定伊朗“改革派”所倡现代民主性作为伊斯兰革命以及伊斯兰共和国基石的客观事实,而这一点正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最大分歧所在。“保守派”将伊斯兰视为至上价值观,主张维护伊斯兰价值观的主导地位,对伊斯兰价值观受西方价值观侵蚀保持高度警惕,外交上则主张对西方强硬。“改革派”主张在伊斯兰框架内开放、辩证地吸收西方价值观中的有益成分,与西方国家缓和关系。1997年获得执政地位以后,“改革派”开始了“将民主理念融合进伊斯兰价值观的创造性尝试”①Ray Takeyh,“God’s will:Iranian democracy and the Islamic context”,Middle East Policy,No.4,2000,p.43.,如提高妇女的政治地位、扩大妇女等广大民众的政治参与权利和言论自由权利等。哈塔米认为,伊斯兰共和国已经停滞而不再能够充分应对民众的政治和社会要求,伊斯兰政治社会应该是“价值观念上的宗教性、思维有理性和言论有活力”②Ray Takeyh,“Godπs will:Iranian democracy and the Islamic context”,Middle East Policy,No.4,2000,p.44.。

“改革派”崛起的重要社会动因是后革命时代的多元化。伊斯兰革命的重要内涵之一是反对独裁和政治腐败、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权利,但伊斯兰政权在革命胜利之后为了巩固革命成果,却立即在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社会生活等领域广泛推行伊斯兰化政策,还清洗了一些曾经与宗教界精英并肩战斗推翻巴列维王权的非宗教人士。这一度使得什叶派伊斯兰意识形态成为单一的执政理念,阻碍了社会发展的多元化趋势。

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随着伊朗伊斯兰政权逐渐稳固、两伊战争结束以及革命领导者霍梅尼去世,伊斯兰政权的任务由革命转向经济重建。伊斯兰政权内部兼具宗教和商人双重身份的前总统拉夫桑贾尼清醒地认识到,没有生产能力,就没有经济独立,也不会有政治独立。③Hamid Zangeneh,ed.,Islam,Iran and World Stability,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4,p.176.拉夫桑贾尼奉行强调效率的自由市场改革路线,虽没有实质性地改善伊朗的经济状况,④林海虹、田文林:“伊朗经济困局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2期,第16页。但推动了国家议程的转变,客观上为一度受到抑制的社会多元化创造了空间。同时,伴随着经济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经济利益以及政治权利等议程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多元化的社会诉求日益取代单一的宗教意识形态。因此,“尽管历经多年的伊斯兰化,但伊朗的年轻人仍然比原来预期的更加难以控制。”⑤Anoushiravan Ehteshami and Mahjoob Zweiri,Iran and the Rise of Neoconservatives,I.B.Tauris,London&New York,2007,p.17.对于他们来说,现实问题如通货膨胀和失业等取代了进军耶路撒冷的热情。⑥See Karim Sadjadpour,“How Relevant is the Iranian Street?”The Washington Quarterly,Winter 2006,p.154.妇女对诸多宗教限制亦日益不满,比如,婚姻方面的不平等,一些妇女甚至冒着被拘捕的风险和她们的男性支持者在重要场所频频举行集会要求具有西方文化特点的两性平等。⑦Shahla Haeri,“Women,Religion,and Political Agency in I2 ran”,in Ali Gheissaried.,Contemporary Iran:Economy,Society,Poli2 tic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pp.125-126.结果,在1997和2001年大选中,大量青年人和妇女将选票投给了“改革派”候选人哈塔米,使他以绝对优势当选总统。哈塔米虽与拉夫桑贾尼一样并没有以其强调效率的自由市场“改革派”路线使伊朗摆脱经济困局,但他所倡导的伊斯兰市民社会建设,包括政治民主化、文化现代化、社会组织和结构的合理化,①蒋真:“从伊朗内外政策看‘哈塔米主义’”,《西亚非洲》, 2005年第3期,第55页。极大地激发了伊朗社会关于现代民主甚至是西方生活方式的意识,加速了伊朗社会的多元化发展。哈塔米之后,“改革派”虽由于经济上的不成功等诸多原因处于劣势,但其伊斯兰市民社会建设的理念依旧在伊朗社会多元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在2009年大选之后的政治运动中得以充分显现。

“改革派”的崛起也部分归因于西方民主政治思潮的影响。西方一些势力将伊朗的伊斯兰政权体制与前苏东地区共产主义体制一同视为异类,他们坚信伊朗现政权必将覆灭,故而寄希望于伊朗发生类似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前苏东地区的政治剧变或者21世纪初期中亚高加索地区的“颜色革命”。在2009年伊朗大选及选后风波中,西方的民间力量如Twitter、YouTube等网站,竭尽所能为“改革派”的反政府运动提供便利、推波助澜;②“‘Twitter革命’不该是‘e时代’的榜样”,http://news.xin2 huanet.com/world/2009-06/26/content_11605491.htm.(上网时间: 2009年6月28日)一些西方国家政府虽一度持谨慎立场,但最后仍然从幕后走到前台,指责伊朗政府镇压“改革派”的抗议运动。据伊朗媒体报道,一些西方国家的官方人员直接参与了伊朗大选风波。③“The sun has set on the British Empire,so stop interfering”, Tehran Times,June 22,2009.

伊朗政权一定程度的革命性并不排斥伊朗社会本质上的开放性。伊朗普通民众可以使用手机、电脑网络等现代通讯工具,还可私自安装卫星电视接收器,观看西方国家的电视节目。西方的民主政治思潮及其21世纪初期的主要体现形式——“颜色革命”,通过先进的现代传播工具唤起了伊朗社会孕育已久的现代民主政治的意识,并对伊朗的街头政治起到了鼓动作用。从大选前期的造势活动开始,“改革派”便将绿色作为其竞选标志,后来西方将“改革派”的抗议活动冠以“绿色运动”之名。就组织形式而言,“改革派”的政治运动无疑受到了“颜色革命”的影响。但是,以颠覆政权为目标的政治运动并不符合哈塔米和穆萨维等“改革派”领导人物的身份。作为伊斯兰政权体制内的领导人物,他们并没有挑战现有体制的动力。更何况,对西方敌对政策的不满是包括“改革派”在内的各种政治力量的共同立场,过于与西方接近并不利于“改革派”的长期发展。正因为如此,哈塔米和穆萨维等“改革派”代表人物在抗议运动中有意识地与敏感分子保持一定距离。④Mehdi Khalaji,“Who’s Really Running Iran’s Green Move2 ment”,Foreign Policy,November 4,2009,http://www.foreignpolicy. com/articles/2009/11/04/whos_really_running_irans_green_movement. (上网时间:2009年11月6日).

二

2009年,以选举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政治斗争否定了“改革派”的执政机会,但“改革派”是一支有领导核心、有群众基础和完善思想体系的政治力量,它的崛起不可避免地对伊朗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改革派”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伊朗国内政治格局。与“保守派”相比,“改革派”的群众基础在受教育程度、政治表达能力、政治参与热情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他们主要分布在德黑兰等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中心,他们的人口数量构成重要的选举资源,其不满情绪若转化为行动则更是足以干扰伊朗正常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

受体制性因素的约束,“改革派”过去未能、将来也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保守派控制重要国家机器以及宣传机构的格局。然而,得益于妇女和青年的支持,“改革派”代表人物哈塔米于1997和2001年大选之后两度出任总统,直接执掌伊朗的行政权力,改变了“保守派”垄断主要权力机构和职位的状况。期间,哈塔米提出了关于建立伊斯兰市民社会的主张,后虽因重重阻力未能顺利实施,但对此后伊朗政治思潮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2009年大选结束以后,因不满大选可能存在的舞弊行为,“改革派”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并在一些重要的宗教和政治纪念日举行后续活动。这些政治运动虽没有改变选举结果,但高调显示出其作为伊朗政坛一支重要力量的客观存在。

迫于“改革派”的压力,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曾下令调查选举舞弊事件,以缓和“改革派”的对立情绪;不久以后提名现任议长拉里贾尼的兄弟萨迪克·拉里贾尼出任司法部长,以增加拉里贾尼家族的政治影响力,平衡内贾德的政治影响,安抚“改革派”的不满。萨迪克出任司法部长之后,有关部门便对“改革派”关于当局虐待并致死部分被捕抗议运动人士的申诉作出了有利于“改革派”的反应。①“伊朗承认在大选后骚乱中有3名囚犯被殴打致死”,ht2 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12/20/content_12672846. htm.(上网时间:2009年12月24日)“保守派”控制的权力部门也表示出理性和宽容,没有采取逮捕等限制性行动。

其次,“改革派”的崛起打破了伊朗伊斯兰意识形态的垄断地位,提升了妇女等群体的政治地位。随着社会多元化的发展以及“改革派”的崛起,伊朗国内关于市民社会的争论逐渐增多。哈塔米上台后,政府解除了对新闻舆论的限制。“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使(关于市民社会的)争论开始突破小范围的限制,发展为全国范围的政治讨论,参与者既有学者、作家,还有独立研究人士和部分政府官员。”②蒋真:“从伊朗内外政策看‘哈塔米主义’”,《西亚非洲》2005年第3期,第55页。进入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改革派”所倡伊斯兰市民社会的理念,经过长期的萌芽、形成以及对伊朗政治和社会的持续冲击,已经成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主流政治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派”常常使用的政治术语,如“市民社会”、“法制”、“公民”、“多元主义”、“重读伊斯兰”等,已经成为伊朗主流政治话语体系的一部分。“改革派”所提倡的政治理念已经部分地成为不可逆转的政治现实。其中,妇女政治地位的缓慢提升便是直接体现。例如,哈塔米担任总统期间,吸收了多名女性进入政府,并一度任命了一名女性副总统。2009年大选中,“改革派”候选人穆萨维将其夫人、知名女政治家扎赫拉·拉赫纳瓦德带上竞选舞台,并让她在几乎所有的竞选集会上发表开场讲话,在女性选民中引起了较好的反响。迫于“改革派”的压力,总统内贾德也不得不携带家中女眷——母亲、妻子以及姐姐参加竞选。③“伊朗总统大选:伊式民主的美式外衣?”,《人民日报(海外版)》,2009年6月10日。2009年大选结果得到确认以后,内贾德提名三名女性出任卫生、福利与社会安全以及教育部部长。④Thomas Erdbrink,“Cabinet Nominees Criticized in Iran”,The Washington Post,August 23,2009.其中,马兹尔·瓦希德·达斯杰迪(Marzieh Vahid Dastgerdi)最终获得议会批准而出任卫生部长,成为伊朗伊斯兰革命以后第一位女性内阁部长。⑤“18 ministerial nominees approved,3rejected”,Tehran Times,September 5,2009.女性在重要政治活动中频频抛头露面本身虽然尚不具有实质意义,但在客观上对男性主导政治的传统提出了挑战,并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伊朗妇女政治地位提高的大趋势。

长期以来,如何借鉴西方文明中某些先进和现代性因素,一直是伊斯兰世界政治精英们面临的严峻挑战。在民族独立和国家建构的过程中,几乎所有伊斯兰国家均按照西方模式设计了本国的政治制度,比如,大多数伊斯兰国家都设立了类似于西方的行政、立法以及司法三权机构,即使是海湾地区君主制国家也不例外。然而,在哈塔米当选总统之前,“伊斯兰民主潜力仍旧停留在理论层面而非实际层面”。⑥Ray Takeyh,“Godπs will:Iranian democracy and the Islamic context”,Middle East Policy,No.4,2000,p.42.伊朗“改革派”的一些政治实践和诉求则是将西方因素融入伊斯兰的一次重要探索。

第三,“改革派”的崛起促进了伊朗外交政策的温和化。1997年大选前后,哈塔米提出了“文明对话”的倡议,体现了以伊朗“改革派”为代表的伊斯兰政治精英的文化包容性。“文明对话”倡议提出后立即得到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随后联合国将2001年确定为“文明对话年”。伊朗“改革派”秉持文明对话的理念,主张实行温和、灵活的外交政策。这根源于伊朗“改革派”对西方国家以及国际政治现实比较客观的认识,它与以内贾德为首的“新保守派”有着鲜明的区别,与以拉夫桑贾尼为首的“务实保守派”也有着本质的不同。“新保守派”主张实施强硬的外交政策,并以激进的方式维护伊朗的国家利益。“务实保守派”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有其坚定性,但坚持成本与收益平衡原则,不主张为了某项具体利益而付出过高的代价。相似的对外政策主张促成了“改革派”与“务实保守派”之间在2009年的选举联盟,但两者思想根源大相径庭,前者的温和政策源于对西方社会以及不同文化之间关系比较客观的认知,后者则基于实用主义原则。

在哈塔米总统任职的1997-2005年间,由于受保守派的牵制,伊朗外交政策的强硬基调并未改变,但伊朗外交政策明显转趋温和,从而使伊美关系处于稳定和可控状态。在中东和平进程等重大地区性问题上,伊朗“改革派”也与其他政治力量一样将维护巴勒斯坦民族权利视为重要的伊斯兰义务和国家责任,但主张巴勒斯坦事务应主要由该地区人民决定,事实上认可了巴参与和平进程的自主权利,明显有别于“保守派”拒绝和平进程的立场,①Elaine Sciolino,“Iran Chief Rejects Bin Laden Message”,The New York Times,November 10,2001.因而受到美等西方国家的欢迎。“9·11事件”后,哈塔米政府及时表达了对美遭受袭击的同情之意,而且积极配合美国在伊朗邻国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以期缓和与美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即使是在美国将伊朗列入“邪恶轴心国”名单之后,哈塔米也没有放弃缓和与西方关系的努力。他曾经于2003年初主动致信美国,倡议与美国就包括巴勒斯坦问题的“两国原则”等重大地区问题进行会谈。

在伊朗核问题上,“改革派”主张不应放弃伊朗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应该拥有的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但不主张发展核武器,②See Nasser Hadian-Jazy,“Iran’s Probable Attitude to a Gulf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Free Zone”,Security and Terrorism Re2 search Bulletin,Gulf Research Center,2005,p.11.也不以激进的方式谋求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伊核问题成为国际热点之后,哈塔米政府曾于2003年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查;2004年与欧洲国家达成“巴黎协定”,暂停铀浓缩活动,一度使伊核问题出现短暂的缓和。哈塔米与其后任内贾德不惜高昂的外交和经济代价恢复相关研发活动的强硬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

目前,伊朗“改革派”并不掌握行政权力,在议会中的影响力也非常有限,更未能控制宪法监护委员会和司法部门等重要权力机构,但其对政府的外交决策仍有一定的影响力。正是由于“改革派”牵制等因素的作用,内贾德第二任期开始以后在伊核问题上的政策趋于温和、灵活。2009年9月,内贾德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主动提出关于购买医用核燃料的设想;③Interview with Iranian President Mahmoud Ahmadinejad,The Washington Post,September 23,2009.2009年10月关于伊核问题的日内瓦会谈和维也纳会谈相继召开,伊朗代表改变了拒绝讨论实质问题的谈判风格,对国际原子能机构主席巴拉迪提出的核燃料的外加工方案④所谓外加工方案,是指将部分伊朗库存中的低纯度浓缩铀提交给第三国,并在第三国加工成纯度为19.75%的浓缩铀之后由伊朗购回的方案。以及落实外加工方案的倡议做出了比较积极的回应。⑤Steven Erlanger and Mark Landler,“Iran Meets U.S.and Al2 lies for Nuclear Talks in Geneva”,New York Times,October 2,2009; Andrew Lee Butters,“Iran’s Nuclear Response Creates a Quandary”, http://www.time.com/time/world/article/0,8599,1933498,00.html. (上网时间:2009年10月31日)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内贾德政府意在通过核问题上的对话平息国内批评。⑥Ray Takeyh,“Iran’s nuclear diversion”,The Washington Post,November 5,2009.这从反面印证了伊朗国内其他政治力量对于内贾德政府外交决策温和化的影响。

后大选时期,伊朗的核政策朝着在野势力的立场调整,但大选失利之后的“改革派”似乎并“不领情”。在内贾德政府积极参与国际谈判并表示将对巴拉迪的倡议进行考虑时,“改革派”等国内反对力量非但没有给予支持,反而猛烈抨击巴拉迪提出的有关方案和倡议。⑦“Iran’s first priority is buying uranium for Tehran reactor”, Tehran Times,November 9,2009.美国卡耐基基金会专家乔治·佩克维奇(George R.Perkovich)就此指出,“解决核问题以及处理与西方的关系虽然重要,但对于伊朗的政客来说,其重要性比不上在德黑兰争夺权力和影响”。⑧“Nuclear Quagmire with Iran”,http://www.cfr.org/publica2 tion/20831/.(上网时间:2009年11月30日)这也就是说,从长期来看,伊朗“改革派”在伊对外决策中的作用很大程度上要受国内政治斗争走向的影响。

三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随着融入国际社会进程的加速,伊朗国内多元化趋势不断发展,“改革派”在伊朗政治中的影响亦将必然上升。然而,在伊朗,传统势力非常强大,改革的体制条件和社会心理条件并不充分,“改革派”不可避免要面临重重阻力,“改革派”的崛起必然是一个曲折的过程。

第一,随着伊朗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尤其是经济往来日益加强,“改革派”的力量将日益壮大。与世界上其他革命性国家不同,伊朗虽仍然有着诸多革命特征,但又具有高度的开放性。总统、议长、外交部长等决策者常常穿梭于各种国际场合,普通民众亦能紧随世界潮流。伊朗的电影导演等文艺界人士是各种类型的国际展演活动的常客;伊朗的足球队经常参加重要的国际赛事,阿里·代伊、马达维基亚等著名球员,曾先后活跃于欧洲多家俱乐部。正如一位伊朗学者指出,“伊朗是一个有活力的民族……”。①Mahmood Sariolghalam,“Understanding Iran:Getting Past Stereotypes and Mythology”,The Washington Quarterly,Autumn 2003, p.76.伊朗民族这种对外开放、交流、学习的传统是”改革派”不断崛起的社会基础。

伊朗“改革派”的崛起亦有其经济基础。伊朗与欧洲、俄罗斯、中国、日本以及南美、非洲等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经济往来,经济合作项目涉及工业生产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广泛领域。即使是在遭受国际制裁以及美伊关系恶化的情况下,美伊之间的经济关系也未完全断绝。据报道,美伊贸易额2008年达到7.873亿美元,2009年因受金融危机影响而降至3.845亿美元,但增长潜力依然可观。②“Iran-U.S.Trade Doubles in Jan”,Tehran Times,March 14,2010.而且,由于其境内油气资源丰富,伊朗与其他产油国一起组成了全球商品生产链上的重要一环。另外,伊朗已将加入国际贸易组织作为其重要外交目标之一。③“Iran’s WTO Membership”,Tehran Times,November 4, 2009.虽然鉴于美伊关系的复杂性,其“入世”进程不会顺利,但其相应的国内政策变化无疑有助于伊朗经济进一步融入世界。

伊斯兰革命及政权巩固时期,伊朗的社会活力一度受到抑制,但随着与外部世界经济互动的增加,伊朗社会多元化趋势将进一步发展,成长中的青年以及城市中产阶层将成为“改革派”的新生力量,而且来自商业阶层的“务实保守派”亦可能支持“改革派”,甚至转变为“改革派”的有生力量。事实上,“务实保守派”不仅在2009年大选中与“改革派”结成了竞选联盟,而且在大选后对“改革派”发起的群众运动给予了同情和支持。

随着“改革派”实力的增强和社会影响的扩大,“保守派”及其掌控的伊斯兰体制将不得不继续对“改革派”的诉求做出妥协,以适应新的社会和政治现实,否则,“改革派”及其支持群体的持续性抗议运动必然会影响到现存政治体制的效率,甚至在一定范围内削弱该政治体制的合法性。

第二,约束性的体制性因素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存在,伊朗“改革派”仍将难以发挥与其实力相当的作用。伊朗政治体制虽具有传统与现代双重特性,但其重“伊斯兰”轻“共和国”的保守倾向十分明显。1989年霍梅尼在逝世之前做出了一项不同寻常的举措,即废除具有一定现代民主主义思想倾向的宗教学者蒙塔泽里的最高宗教领袖继承人地位,转而选择哈梅内伊继承其衣钵,将维护伊斯兰的主导地位、防止西方价值观念的侵蚀当成伊斯兰政权的首要任务。蒙塔泽里虽亦为宗教界人士,但主张“公民言论和行动自由以及妇女权利”④Robert Worth,“Huge Turnout Reported for Cleric’s Funeral”, The New York Times,December 22,2009.,而哈梅内伊是坚定的伊斯兰主义者。由于最高领袖在政权结构中的至上地位,伊斯兰体制内的重要权力机构包括宪法监护委员会、司法部门、议会等,均随着哈梅内伊出任最高领袖而呈现出保守倾向,“保守派”对“改革派”的牵制由此上升为体制性的约束。议会是体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现代性的重要机构之一,也是不同政治力量表达政治诉求的重要平台。然而,伊朗宪法监护委员会⑤宪法监护委员会是确保伊斯兰价值观念主导地位的机构,其半数成员由最高领袖——伊斯兰价值观念最高权威和最高代表直接任命,有权审查总统和议员候选人的资格,监督总统选举、议会选举和公民投票,审查议会通过的一切决议和提案,并有权宣布任何不符合伊斯兰教义的法律无效。常常以是否忠于1979年“伊斯兰革命原则”为标准否决“改革派”候选人的资格,大量“改革派”政治精英被阻挡在议会之外,“改革派”在议会中的代表性大大缩水,其表达诉求和扩大影响力的机会严重受限。⑥2008年的议会大选中,宪监会否决1700名候选人的参选资格,其中绝大部分为改革派候选人。在伊朗,总统掌握行政权力,地位仅次于最高领袖。然而,兼具合法性和道德权威的最高领袖不仅可以通过发表讲话干预民意,使选举更有利于与其政治观点接近的保守派政治精英,不利于“改革派”,而且还有权确认总统选举结果,甚至罢免总统。哈塔米掌握行政权力时期,“改革派”改造伊朗社会、使国家“正常化”的政策进展并不顺利。哈塔米之后,“改革派”候选人在2005和2009年两次总统选举中第一轮便被淘汰,其政治议程处于边缘化地位。“改革派”自身还犯有策略性失误,如过早和过于强调政治和社会变革问题,轻视和忽视民生改善和财富分配等。显然,“改革派”的政治驾驭能力还较弱。

此外,保守势力及其控制的权力机构必将继续抵制现代性的改革努力。为了防止青年人对西方文化的追捧,“保守派”控制的国家机器采取了系列措施,包括关闭“改革派”的报纸、加强互联网和卫星电视的审查、镇压学生运动等。“保守派”甚至逮捕了在议会中与他们发生冲突的哈塔米政府内政部长阿卜杜拉·努里(Abdullah Nouri),并通过宗教法庭对他提出了多达15项指控,判处其5年徒刑;倾向“保守派”的准军事组织巴斯基成员袭击了哈塔米的顾问赛义德·哈贾里安(Said Hajarian),造成了比较严重的人身伤害。①Anoushiravan Ehteshami and Mahjoob Zweiri,Iran and the Rise of Neoconservatives,I.B.Tauris,London&New York,2007,p.12.这一切今后还将不同程度地以不同形式继续上演,从而严重抑制“改革派”的政治和社会动员能力②刘振堂著:《伊朗零距离》,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277页。。

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伊朗“保守派”的抵制、体制性因素的约束仍将妨碍“改革派”发挥与其实力相当的作用。哈梅内伊继承霍梅尼的衣钵,既是伊斯兰体制与生俱来的保守倾向使然,也是伊斯兰政权抵制西方颠覆企图的必然结果。年逾古稀的哈梅内伊仍有可能确立具有保守倾向的继承人,以确保伊斯兰政权的生存和安全,谋求实现其个人政治理念,并以之应对复杂的国际形势。

第三,在伊朗特殊的历史和文化环境中,“改革派”将长期面临一定的国内信任危机。伊朗国民的主体波斯民族有过辉煌的历史,其先祖居鲁士和大流士等人曾经缔造了世界上最早的伟大帝国之一——波斯帝国,这至今仍是伊朗人民族自豪感的重要来源。与民族自尊相对应的则是衰落时期所形成的受害者心态。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前,“伊朗民族饱受屈辱,其命运受他人摆布”③CNN’s Interview with Iranian President Khatami,January 7, 1998,http://www.cnn.com/WORLD/9801/07/iran/interview.html. (上网时间:2010年4月6日)。伊朗是一个什叶派占主导地位的政教合一国家,在伊斯兰教的早期历史中,什叶派曾长期遭到逊尼派的不公正对待;之后,伊朗先后遭到蒙古、土耳其人的入侵,近代又沦为沙皇俄国和英国的殖民地,当代则多次受到强权政治的伤害。④[伊朗]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著,刘津坤、黄晓健译:《对历史的回答》,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6年,第29-41页;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著,元文琪译:《我对祖国的职责》,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67-96页。漫长的受害经历塑造了伊朗人对外部世界异常敏感和多疑的心态。受此影响,伊朗普通民众特别是草根阶层更容易接受激进的观点,以致“打倒撒旦美国”等简单的政治口号在伊朗能够持续30多年。这种历史和文化环境不利于“改革派”等温和政治力量的成长和发展。

自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伊朗实施外交孤立、经济制裁和军事威胁的政策,构成了伤害伊朗民族自尊和刺激其受害者心态的新的历史记忆,使主张认识西方、缓和与西方关系的“改革派”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政治境地。20世纪90年代后期和21世纪初期,哈塔米推行与西方缓和的政策,并没有收到“投桃报李”的效果,却遭到了“恩将仇报”的结局。“9·11事件”以后,美国没有对伊朗支持其打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行为予以积极回应,反而将其列入“邪恶轴心”国家名单。与西方改善关系的挫折再度引起了伊朗国内对美国非理性强权政治的反感,导致伊朗民众在2005年将选票投给激进的内贾德;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剥夺伊朗合法核权利”的企图,又促使伊朗选民于2009年支持以强硬姿态维护伊朗核权利的内贾德连任。

“改革派”主张合理地将体现现代性的西方因素融入伊朗伊斯兰体系、奉行温和的对外政策,理所当然地成为西方乐意接受的力量。然而,西方国家对包括伊朗在内的非西方国家长期实行的是不平等政策。在西方国家主导国际格局、国际关系民主化仍未能实现的当今时代,伊朗在国际上遭受不平等待遇的局面短期内难以根本扭转,这又会反过来制约伊朗”改革派”在国内的崛起。○

(责任编辑:黄昭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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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文是2009年度上海市社科规划一般课题“双层博弈下的两核危机:现状、前景及我对策”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 2009JG501-BGJ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