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传统安全与中美反扩散博弈——在朝鲜及伊朗核问题上

时殷弘

非传统安全与中美反扩散博弈
——在朝鲜及伊朗核问题上

时殷弘

“非传统安全”这一当代流行的术语或概念既过度宽泛,又过度狭隘。过度宽泛导致安全研究的过大广泛性和难以操作性,过度狭隘则导致忘记或轻视此类安全问题在政治史上历来有的重大地位和政治思想史的相关教益,同时使之难以容纳核武器问题所需的特殊对待。从辨析“非传统安全”概念和界定当前中美关系之中主要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开始,本文集中于防扩散/反扩散问题,将关于朝鲜的有关事态当作在此领域的中美博弈的首要案例,揭示和考察中美各自的政策和被设想的利益的汇合与分离。它们与在伊朗核问题上的中美汇合与分离并存,共同显示中美两国在非传统安全方面的关系已成为一套多层面和多场地的博弈“体系”,并且例解中国在对美关系中的基本行为方式的复杂性或丰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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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传统安全”:概念辨析与问题界定

在当代一般或流行的学术和政治话语中,“非传统安全”是个太需要予以辨析和澄清的术语,因为它既非常宽泛,又非常狭隘。说它非常宽泛,是因为它通常被纳入了太多的东西,以致囊括所有那些不被定义为主权国家之直接军事/领土/战略安全的安全价值。于是我们有几乎数不清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或安全需要,无论是按照主体对象区分还是按照功能领域区分,包括“人的安全”(人类本身当然可以再分为许许多多分支范畴,从个人经过几乎无数群体类别直到全人类)、国内安全、国际安全、区域安全、全球安全、人口安全、资源安全、金融安全、信息安全、交往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生态安全等等。过度宽泛的安全界定必然导致安全研究的泛化和由此而来的难以操作性,同时相应地减小了必须给许多其他问题或许要留下的得到独立对待的余地,这些问题或许要被淹没在“安全”概念之内,但实际上超越了安全范畴,它们或许可以笼统地定义为“发展”问题。

也许更严重的弊端在于“非传统安全”作为术语或概念的狭隘性。在当代政治科学特别是所谓I R(即被IR专业学者或教授们自我界定得异常狭窄的国际关系理论)中,主权国家的直接军事/领土/战略安全以外的安全差不多都被当作全新的存在,或者新近被发现、被谈论和被重视的既有存在。“非传统安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被当作“非传统的”。不仅如此,“非传统安全”概念还与威胁源的界定密切相关,非主权国家行为体——无论是跨国恐怖主义组织还是国内或跨国的族裔、宗教、利益群体——造成的威胁几乎一概被当作“非传统”的,此类威胁针对的价值也被统称为“非传统安全”,其中包括主权国家的直接军事/领土/战略安全。如此,他们必然忘记或轻视这类安全问题在人类政治史上历来一直有的重大地位,忘记或轻视人类思想史(特别是政治思想史)的相关丰富教益。修昔底德绝不可能、也完全没有将伯罗奔尼撒战争第二年爆发并蹂躏雅典的大瘟疫归入“非传统安全”问题,他的史书第三篇第四章以惊心动魄的血腥悲剧方式记述的“科西拉革命(内战)”当然也是如此;①关于修昔底德揭示的雅典大瘟疫非常巨大和深刻的非物质毁损性的安全影响,参见Victor Davis Hanson,A WarLike No Other: How the Athenians and Spartans Fought the Peloponnesian War,New York:Random House Trade Paperbacks,2005,pp.76-85;至于科西拉内战,则被认为给了修昔底德“一个机会去描绘战争期间国内冲突的种种邪恶后果,而他的壮观的史书中极少有几部分如此充满悲暗的和先知般的智慧”。参见Donald Kagan,The Peloponnesian War, New York:Penguin Books,2004,p.117.在黎塞留的心目和国策中,法国国内和全欧的宗教冲突始终与他执政年代最重要的法国“传统安全”休戚相关,他似乎全不需要有安全领域的传统与非传统之分;②在他著名的1624年《政治遗嘱》中,这位伟大的国务家写下了如下纲领性文句而未作任何此类区分:“我曾向陛下您承诺,要运用我的全部精力和您将欣然赋予我的所有权力去击垮胡格诺派,压抑贵族的骄傲,令您的一切臣民都回归他们的职责,并且将您在外国中间的英名提升到它应有的高度。”引自J.H.Robinson,Readings in European History,2 vols.,Boston:Ginn,1906,Vol.2,pp.268-270.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导火线出自一个或可定义为民族主义-恐怖主义的政治组织,历史学家从来没有将它当作一个“非传统安全”威胁。就“非传统安全”的一般机理,我们从历史学家的著述而非IR的种种模式和数据库中可以知道得更多,只要我们有从中“读取”它们的意识。

就当代的所有安全而言,流俗的“非传统安全”概念还有一项狭隘性:被当作“传统的”军事/领土/战略安全领域与其“传统的”政策手段(军备和防务、武力的威胁和使用、战争、军事同盟、“经典”外交等)难以容纳核武器问题所需的特殊对待。核武器及其中远程运载工具不仅在量上(即摧毁力的大小上)也在质上不同于先前任何武器,它们对国际体系、体系成员单位及其相互关系的性质有重大影响。就如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约翰·赫兹提出的那样,从理论上粗略地说,战略核导弹使现代领土国家开始失去其保护功能,犹如火炮的运用导致封建领主的城墙很难保护墙后的臣民及其财产那样。③John Herz,“The Rise and Demise of the Territorial State”, World Politics,Vol.9,1957,pp.473-493.由此而来的是对领土国家存在理由的怀疑,连同对新的安全保障的寻求或设想。其次,核武器技术一方面造成了核国家与无核国家的区分,从而使国际社会变得更不平等,但另一方面它又倾向于减小大国与小国的差别,因为就国家的军事安全而言,它多少使得传统的国力要素,即人口、领土、工业能力等等,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只要小国也拥有足以使大国遭受无法承受的损伤的核打击能力。在这个意义上,核武器可以说是国家间的“大均值器”。不仅如此,虽然无核国家在军事能力方面远不及核国家,但核武器问世迄今的历史表明,只有无核国家才享有至少大致免受核打击甚或核威胁的好处。因此,“最严重地处于毁灭危险之中的,正是那些拥有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国家;因而在某些方面,安全与军事能力成反比,而不是成正比。”④K.J.Holsti,International Politics:A Framework of Analysis, 3rd edition,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1977,p.314.最后,核武器因其极为巨大的摧毁力,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核)战争与政治的关系。难以想象核战争能够达到得大于失的、有意义的政策目的,因而克劳塞维茨的著名原则“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至少不那么适用于核战争,也因此在其实际使用意义上,军事力量的有用性相应地减小。总之,核武器、核战略、核国际政治和防止核扩散问题尽管主要涉及主权国家的军事/领土/战略安全,但它们在所有上述革命性意义上,都可以被认为属于真正的“非传统安全”领域。

假如本文采纳过度宽泛的“非传统安全”概念,那么中美关系中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就会变得几乎极为众多和庞杂,致使中美关系除了安全关系之外所余寥寥。不仅如此,对它们的探究和论说哪怕相当笼统,也会大大超出本文作者(甚而任何一名学者)的智识能力和观察范围所及。然而,基于常识性判断和上面的辨析,晚近和当今中美关系中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它们对中美双边关系已经特别重要,而且在世界政治和世界经济中的意义非常显著)显然主要或者首先是下面三项:防扩散/反扩散;反对跨国恐怖主义;维持贸易和金融领域的中美经济安全。一种颇似有理的方式,是同时也将能源安全、应对气候变化和打击跨国恐怖主义以外的跨国犯罪活动纳入非传统安全的主要问题之列。⑤然而严格地说,在中美当前的非传统安全关系中,这些问题仍然不像上面提到的三项那么突出和重要。

以上各段文字辨析了“非传统安全”概念,而且界定了当前中美关系中主要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在这之后,本文将集中于防扩散/反扩散问题,并把关于朝鲜的相关事态当作在此领域的中美关系或中美博弈的首要案例,意中的主题是它富含特征的复杂性,亦即其中复杂地彼此混合或互相取代的中美合作与不和,或曰中美各自的政策和被设想的利益的汇合与分离。它们与将由本文最后一节予以较短论述的中美在伊朗核问题上的合作与不和(或汇合与分离)并存,构成中美政治关系的实质部分,同时助成这一关系的性质,甚而助成世界当前安全形势的性质。

关于朝鲜的浮现中的分离:空前合作之后

当前在安全范畴内的非传统全球性挑战主要是核扩散、跨国恐怖主义以及包括大规模屠杀和种族清洗在内的严重的人为性人道灾难。必须明白,这些是“大有争辩的全球性挑战”。也就是说,与现在主要由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构成的经济挑战相比,在范围和烈度方面,核扩散、跨国恐怖主义和人为性人道灾难是否足以构成真正的全球性安全挑战远不那么确定,亦即就此有潜在或实在(或曰未经公开表达和已经公开表达)的广泛争议,缺乏无可置疑的全球共识。在对其原因的理解、甚而对其大概后果的预计方面,情况更是如此。人们只要一般地观察或精细地透视各国政府围绕如下重大问题和事件的政策或心态,连同各国公众的相关看法和倾向,就可以明白这一点:朝鲜核问题、伊朗核问题、印度和巴基斯坦核试验、以色列核武力、真主党和哈马斯甚或塔利班问题、恐怖主义定义争论①参见:“Definition of terrorism”,Wikipedia,the free encyclo2 pedia,http://en.wikipedia.org/wiki/Terrorism_(definitions_of)(上网时间:2009年4月20日)。争论的原因最简洁地说,在于“‘恐怖主义’一词充满政治和情感内涵”。、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苏丹达尔富尔事态、海牙国际刑事法庭争议及米洛舍维奇审判争议等。安全全球性挑战问题上有着种种歧异和分离,自然导致或加剧了有关反应的不当、不足和低效。②例如,北约发动的科索沃战争是对科索沃事态的非常不当的反应。严重“不足”的例子之一是关于海牙国际刑事法庭,中国、美国、俄罗斯和印度四大国对它持抵制和批评态度。显著“低效”的例子之一是关于核不扩散体制,它完全未能阻止印度、巴基斯坦和朝鲜拥有核武装置,同时从未在任何程度上试图将以色列非核化。

在极为困难的朝鲜核问题上,中国对国际防扩散/反扩散事业大有贡献。自2003年以来,中国政府为朝鲜和平地非核化做了经久、艰巨和有时部分和暂时有效的努力,它们显著地增进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安全作用和政治影响。由于这些努力而最为得益的,是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和中国在国际安全领域的负责任声誉。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对朝鲜第一次核试验的1718号制裁决议之后三天,美国助理国务卿、六方会谈美国代表团团长克里斯托弗·希尔公开表示:“对那些紧密跟踪美中关系的人来说,我们当今正在与中国一起就中国的一个邻国做的事情进行史无前例的……因此,或许某一天在史书上……(朝鲜领导人)……将因为导致美国与中国更紧密地靠拢而被认为大有功劳。”③P.Parameswaran,“Upturn in US-China Ties Seen Amid North Korea Nuclear Turmoil”,Agence France Presse,Oct.18,2006.

然而,自从主要基于美国让步的美朝双边谈判在2007年1月开始往后,总的来说,与朝鲜非核化这一“普遍主义”事业相比,所有有关方的“特殊主义”倾向都大为增强。中国似乎愈益决心避免因为旨在非核化的努力而严重疏离朝鲜,非常耐心地忍受平壤方面的轻慢和其他对华不友善态度,与此同时以愈益增大的规模操作对朝贸易和直接投资。先前,差不多在克里斯托弗·希尔发出上述伴随着对朝挖苦的非常乐观的言辞的同时,这种趋势就已浮现出来(或者严格地说又一次浮现)。《纽约时报》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1718号决议后不久便不无理由地说:“关于安理会因其宣称核试验而对朝鲜的惩罚性制裁有多大效能,出现了种种疑问……因为韩国和中国——朝鲜的两个最重要贸易伙伴——示意生意和经济关系将大致不受影响。”或者用著名的朝鲜和东亚问题专家、美国海战学院教授乔纳森·波拉克的话说,“我们处于这么一种形势,其中每一方都在说他们不会做什么,但是没有哪一方已经说他们究竟会做什么。”④Norimitsu Onishi,“Questions Grow over U.N.Curbs on North Korea”,The New York Times,October 16,2006.

怀疑和否定性预言不久似乎得到了颇大程度的证实。中国对朝鲜核试验的空前愤怒和强烈反应可以说是个相当短暂的“偏离”,大致只延续了10天,到2006年10月19日为止,其时金正日委员长在平壤会见了中国国务委员唐家璇,称他没有计划进行第二次核试验,①参见Robert Marquand,“Outrage over North Korean Dissi2 pates”,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October 25,2006;Jim Yardley,“China’s Korean Border Stays Open”,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Oc2 tober 26,2006.尽管此后朝鲜对中国的不友善态度还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有关各方对朝基本方略之间的分离迅速重现:美国和日本是态度强硬,政策逼人;中国和韩国则是态度温和,政策弛缓。粗略地说,一种历时四年的根本战略“错配”(mis match)模式变得更加明晰:美国和日本期间有着本质上清晰的战略目标,那就是强压朝鲜要么放弃核武项目,要么经历政权崩溃。然而,它们缺乏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低限度手段,因为它们完全不具有控制朝鲜的燃油和粮食供应的能力。另一方面,中国以及(在小得多的程度上)韩国很可能有大致足够的手段促使朝鲜放弃核武项目,但是缺乏清晰的战略目标,或者更准确地说,不能(首先因为很难)在互相抵牾的诸种不同战略目标之间确定一个明确的轻重缓急次序。②Shi Yinhong,“China and North Korea Nuclear Issue:Compe2 ting Interests and Persistent Policy Dilemma”,The Korea Journal of De2 fense Analysis,Vol.21,No.1,March 2009,pp.39-40.

然后就是华盛顿从2007年1月美朝双边谈判开始大转圜,连同由此减小中国的作用,从而确立了朝鲜核问题史上的另一个基本模式,大致直到比尔·克林顿2009年8月突然访问平壤或四个月后美国特使斯蒂芬·博斯沃思全然未果的赴平壤使命为止,经历了布什和奥巴马两个政府。在这一相当长的时期里,解决朝核问题的模式从本质上的多边博弈转变为本质上的美朝双边博弈,中国的中心地位——作为看来不可或缺的调停者、谈判组织者和解决的首要推动者——被美国和朝鲜刻意取代,这后两国成了仅有的主要博弈者和仅有的真正决定者。在朝鲜核问题上,中国的作用与先前相比显著减小,同时六方会谈越来越近似“橡皮图章”,一次又一次地被视同当然地认可美国与朝鲜经双边谈判达成的交易,仅在实质规定上略作修改,同时赋予它们多边性的“格式制定”,这种状况直到朝鲜2009年4月宣布退出六方会谈为止。

中国在与朝鲜的双边关系中保持耐力和毅力。即使认同联合国安理会针对朝鲜2009年5月第二次核试验的更严厉的1874号制裁决议,中国也完全没有减损等待朝鲜和缓对华态度和争取伺机改善中朝关系的耐心。中朝关系从2008年初往后似有明显改善,然后度过了伴随以下两项事态的两度必然的走低,即中国支持安理会主席谴责朝鲜2009年4月发射大推力火箭的声明和支持安理会1874号制裁决议。

此后,从2008年秋季开始,国际上传言朝鲜最高领导人的健康发生问题,同时传言朝鲜准备不足的接班过程似乎仓促启动(这两者在西方、韩国和日本引起了巨量猜测);不仅如此,朝鲜货币改革被这些国家判断为灾难性的失败。伴随这些传言和猜测,朝鲜的据称很可能出现的灾变性未来,甚而连同与此相关的国际政治变化,抓住了关于朝鲜的西方舆论的主要注意力,大概还有华盛顿和首尔的朝鲜政策规划的主要注意力。它们的设想脚本(scenar2 io)是朝鲜急剧地变为极难持续,朝鲜政权骤然失稳甚而崩溃。还有,在缺乏任何集体应对这种可能灾变的战略性预备这一现存情况下,朝鲜半岛北部的单边“自由放任”权势政治很可能成为现实,如果有关大国没有做出共同决定和协调行动(即基于它们在难以预见之事发生之前拟订共同“战略规划”)的话。③就此,最近和大概最详细的已发表的研究报告也许是“North Korea Under Tightening Sanctions”,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Asian Briefing,No.101,March 15,2010.又见Paul B.Stares and Joel S.Wit,Preparing for Sudden Change in North Korea,Councilon Foreign Relations,Center for Preventive Action,Council Special Report,No.42, January 2009.

分离完成: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博弈转变

正是在所有这些背景之下,发生了自2003年以来中国对朝政策史上的一件头等大事,它对绝大多数观察家和政府来说很可能是突如其来。此乃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09年10月初对平壤的访问。温家宝访朝导致中国对朝经济援助大为增加,无论是眼前必需品援助还是中长期发展援助。与此同时,中国并未(也无意作为一个条件要求)从平壤方面得到哪怕是对非核化的应酬或单纯口惠。《纽约时报》的即时反应证明是对的:“朝鲜领袖金正日与温家宝总理达成的协议更多地关系到两国的共同目标——朝鲜的稳定。”①Choe Sang-hun,“China Aims to Steady North Korea”,The New York Times,October 6,2009.这篇文章援引了下述饶有说服力的分析:“‘温家宝访问的结果表明,中国的头号关切是保证朝鲜的稳定’,在首尔的延世大学国际问题研究生院的中朝关系专家韩锡熙(译音)说。‘他们签署的协议旨在保证朝鲜甚至在金正日离去后的稳定。中国实际上宣告它在对朝制裁问题上不同意美韩两国。’”这一事件令韩国政界甚至公开表达了它的神经紧张,比如,韩国外交部长柳明桓在温家宝结束访朝当天对一群韩国媒体编辑说:“我们正在期望中国说明它与朝鲜的经济合作计划的详情,说明它们是否违背了安理会决议。”②参见:Choe Sang-hun,“China Aims to Steady North Korea”, The New York Times,October 6,2009.考虑到此前两年半——2007年1月美朝柏林会谈到2009年8月克林顿突然抵达平壤——期间美国对朝政策的大致主线,有讽刺意味的结论当是美国在“绥靖”方向上的“率先”,可能刺激甚或迫使中国在这场远非不自觉的争取平壤好感的外交竞争中,采取华盛顿担忧的某种“单边”行动。③出自华盛顿和首尔的对中国的抱怨和指责不胜枚举,而抱怨和指责者经常很方便地忘记了他们自己国家的表现。例如,韩国最大一家报纸在2010年2月发表了一篇文章,作者是杰克-普里查德(Jack Pritchard)——美国一位著名和饶有影响的东北亚和美韩关系问题专家,该文宣称,正是由于温家宝总理的访问和他带到平壤的“慷慨礼物”,朝鲜政权才返回到它对非核化和对美韩两国的极端强硬态势。“希望中国对北施压,只不过是我们的幻想”;因为“对中国来说,北韩核武器是‘二级威胁’,但因北韩政权崩溃而引发的地区局势动荡才是‘一级威胁’。”杰克-普里查德:“两个月前后的北韩判若两人”(中文),《朝鲜日报》(Chosun Ilbo),2010年2月5日,见于该报中文网(http://chn.chosun.com)。按照该报东亚研究所所长池海范的说法,中国新近发布的对朝长期投资项目——“长吉图(长春-延吉-图门)开发开放先导区”计划,加上温家宝总理的访问,显示中朝关系可能发生了重大转变,从“正常的”国家关系“升级为(或曰返回到)血盟关系”。池海范:“中国‘东进’的目的”(中文),《朝鲜日报》,2010年3月27日,见于该报中文网。

非常显著的分道扬镳:这就是当前朝鲜问题、包括朝鲜核问题上的中美关系图景。它大概来自中国在2009年某个时候(肯定在是年5月朝鲜第二次核试验之后不久)比较决绝地做出的一个截然区分:将核问题与维持和发展中朝关系明确区分开来,使后者自2003年以来首次获得了在中国对朝政策体系中的明白无误和不容争辩的优先地位。伴随朝鲜最高领导人的几乎突然来临和少有的对华热情态度——这反映在他近来以例外的频度亲自会见近乎所有中国高级访问者以及亲自参加在平壤的有关中国的公开活动,④这一情况的起点是他“突然”在2009年9月18日接见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参见崔有植:“金正日突然转变态度转向对话为哪般”(中文),《朝鲜日报》,2009年9月19日,见于该报中文网。伴随中国经济援助和直接投资的急剧增加,冷了数年的中朝关系进入了它自2005年往后的最暖热阶段。从而,中国看来在一个引人注目的程度上“解脱”了自己在朝鲜问题上的困境,即出于自己“互相竞争的利益”的“持久的政策两难”。⑤参见Shi Yinhong,“China and North Korea Nuclear Issue: Competing Interests and Persistent Policy Dilemma”,The Korea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Vol.21,No.1,March 2009,pp.33-47.中国由此虽然尚未在非核化和朝鲜改革方面取得任何明显进展,但是大增了“对朝‘限制损害’战略”的分量,或许还有其效能,以便减抑“一场严重的(朝鲜)内部危机的可能性”。⑥乔纳森·波拉克教授语,引自Jonathan D.Pollack,“The Major Powers and the Two Koreas:An Uneasy Transition”,The Korea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Vol.21,No.1,March 2009,p.4.

中美在朝鲜问题上的分道扬镳或分离因为美国当前的对朝态势而给人印象更为强烈。在博斯沃思平壤之行过后还不到一个月,奥巴马政府就公开彻底驳回朝鲜的和约谈判建议,称只有在朝鲜返回六方会谈和开始拆弃它的核武器项目之后,美国才会与朝鲜讨论一项和约。与此同时,美国还拒绝了平壤关于返回六方会谈以前必须解除联合国对朝制裁的要求。美国国务院发言人P.J.克劳利公开说:“我们不打算为其返回六方(会谈)进程而给朝鲜付酬。”⑦Choe Sang-hun,“S.Korea and U.S.Dismiss N.Korea’s Peace Talks Proposal”,The New York Times,January 12,2010.更晚近、更具鹰派色彩和来自高得多的层级的政策表示出于奥巴马总统本人。他在就其一大新政策——减小核武器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作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他将对美国不对无核国家进行核攻击这一规定例外,该规定将不适用于“伊朗和朝鲜之类列入另册者(outliers)”。这意味着对朝鲜的核攻击依然是美国在其自认为的“极端情况”下可能采纳的一项选择。⑧“Obama Calls for Limiting Role of US Nuclear Weapons”, Agence France Presse,April 6,2010.奥巴马还说:“我确实认为,当你在看伊朗和朝鲜之类列入另册者时,它们应当明白在过去一年半期间,我们一直在实施一种政策,那将越来越孤立它们,只要它们在公认的国际规范之外行事。”就美对朝鲜政策而言,这与其说是他入主白宫以来一贯的政策,不如说是他自博斯沃思赴朝后的政策。

不仅如此,在中国无疑朝着增强朝鲜政权的生存能力(主要为防止朝日益见长的不稳定严重损害中国紧要利益)方向调整对朝政策时,美国和(在更大程度上)韩国的对外政策精英们却执迷于在朝政权崩溃后接管朝鲜的前景,这一前景的可能性自朝最高领导人的健康被传出问题以来被设想为急剧地增大了。在这方面,本文作者对他们中间某些人最近相当自信的看法有特别深刻的印象。那是在2010年4月初在首尔举行的一次国际研讨会上,它由韩国韩尚基金会(Hansun Foundation)、韩国最大报纸《朝鲜日报》和位于华盛顿的饶有影响力的战略和国际问题中心(CSIS)联合举办,得到韩国外交部和统一部的官方支持,其主题为“朝鲜半岛的整合”。美韩两国与会者的一致看法是,朝鲜半岛在自由市场经济、自由民主制和“韩国指导”下重新统一(按会议主题用语是“整合”)。一位美国前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班子高级成员强调奥巴马总统近来的一项申明,即此种性质的半岛重新统一一向是美国的重大利益。一位美国前内阁副部长级高官和若干韩国与会者则强调,在半岛重新统一或接管后,仍须保持美国在半岛的驻军,照样保持美韩军事同盟。中国与朝鲜的现有关系被明确视为最大障碍之一,要通过“战略对话”和其他外交手段予以克服。①Papers presented to the Conference on“Integration of the Kore2 an Peninsular:Framework for a Positive Future in the Era of the EastA2 sia”,held on April8-9,2010 in Seoul.美国和韩国的与会者几乎都不怀疑一个大前提,即朝鲜政权很可能在可预见的将来崩溃,而且他们中无人提到在所设想的“整合”过程中半岛北方人民的自决权问题。

总之,中美在就朝鲜问题空前合作之后出现的分离现在看似臻于完全。它迟早会给中美两国在传统/非传统安全领域甚而其外的关系带来严重烦恼。

结语:完成的分离vs.初萌的汇合

归因于近乎急剧扩大和深化的中美交往,中美两国在非传统安全方面的关系已经成为一套多层面和多场地的博弈“体系”,不同的时候在不同的问题上有颇为不同的局势并存,外加它们之间特有的隐含纠缠性联系。这种情况目前正非凡地显见于朝鲜核问题和伊朗核问题上——中美安全关系中防扩散/反扩散领域内的两大主要事项。与上面谈论的在朝鲜问题上的分离局势相反,中美关系在伊朗核问题上最近表现为一种初萌的汇合:中国的政策态势在长达6年与美国的不和之后,最近开始倾向于同美国汇合,尽管关于中国从现在起究竟可能就伊朗核问题做什么仍然有重大不确定性和难预料性。

2004年11月初,在德黑兰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中国外长李肇星宣告中国政府反对将伊朗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讨论,那是西方大国当时着力推动的。②Kasra Naji,“China,Don’t Refer Iran to U.N.”,CNN,No2 vember 6,2004.当时,中国恰与伊朗签署了一项为期25年、价值1000亿美元的巨额长期合同,以开发和进口伊朗天然气。见Kaveh Afrasiabi,“China Rocks the Geopolitical Boat”,Asia Times,November 6,2004.中国与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的这一不和很快又因美国的一项对华粗暴行动而加剧:李肇星外长的上述申明后两个月,美国布什政府宣布对8个中国国有大公司施加惩罚,据称理由是这些公司帮助了伊朗改善其弹道导弹的努力。③David E.Sanger,“U.S.Is Punishing 8 Chinese Firms forAi2 ding Iran”,The New York Times,January 18,2005.中国显然一直处于重大两难:一方面,中国有愈益巨大的能源需求、重大的外交利害关系、与伊斯兰世界相关的特殊安全利益和对伊朗核问题的一种独立理解,这要求中国维持甚至发展与伊朗的良好关系,尽管伊朗在核问题上与西方发生对抗;另一方面,出于国际防扩散原则以及为避免因伊朗问题而使中国与西方关系遭受太大损害,中国不能不朝接近西方对伊立场方向迈步。2006年2月初,中国最终同意西方大国以及俄罗斯的要求,让伊朗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④“在过去两年里,中国一直试图阻止它的盟友——伊朗和朝鲜——被提到安理会,然而它正在发觉这越来越难,因为世界上所有(其他)大国现在都认为并大声表示伊朗有可能制造核武器。”Antoa2 neta Bezlova,“China’s Veto Power Weighs Heavy”,Asia Times,Febru2 ary 2,2006.

此后直到前不久,中国在伊朗核问题上的行为一直显示了一种简直恒常的模式,即以与美国和欧洲主要国家的不和为首要特征。中国一方面总是以有限方式,既在多边构造(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伊朗的六国[即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再加德国]会商和联合国国际原子能署)之中,也在与所有主要方面的双边外交之中,为伊朗非核化事业做些贡献,另一方面总是维持甚至进一步发展与伊朗的关系,同时坚定地保持中国对整个伊朗核问题的有原则的、独立的“中国理解”。①有如本文作者曾概述的,“中国尽可能与美国部分地协调,同时保护自己的利益……中国可以试图软化(决议)言辞,或者——当涉及(对伊)制裁时——限制制裁。然而中国也明白,投票否决一项(安理会对伊)决议将非常严重地损害与美国的关系。”引自Chris Buckley,“China Unbending on Iran”,Reuter,April 27,2006.

2009年夏秋两季以来,德黑兰几度反复,但最终拒绝了联合国国际原子能署主持建议的解决办法,即将伊朗的浓缩铀储存和生产转移到伊朗境外。其间,伊朗核问题已经迅速演化到一个新的和更严重的紧张阶段,美国和欧洲大国已经提出了新的安理会制裁草案,它比前三个安理会制裁决议远为广泛、严厉。然而,直到前不久,中国的质疑或反对态度比2006年2月往后任何时候都更坚定,甚至比英国《卫报》2009年9月援引本文作者所言更坚定:“中国想见到一种外交解决,而非匆忙制裁”;“中国愿意给予欧洲和美国有选择的合作,但它是保守的”,中国可能最终赞同“很有限的”新制裁,但将大不乐意这么做,而且可能决然反对新制裁。②Tania Branigan,“Can China Help to Defuse the Nuclear Threat from Iran?”The Guardian,September 27,2009.伊朗对中国来说是个意义颇为重要的国家:急剧增长的能源联结,还有非同小可的外交利益和特殊安全关切。这使得中国外长杨洁篪在2010年3月7日仍公开强调对伊新制裁不能解决伊朗核僵局。③Chris Buckley and Ben Blanchard,“China Says Iran Sanctions No Cure”,Reuter,March 7,2010.

然后,中国态度开始有变,朝着美国强劲推压几个月但一直徒劳的方向。在2010年3月27日结束的那周,“来了……突破……;中国结束了几个月来的拖延,同意与世界其他五个大国认真讨论如何起草一项新的对伊制裁决议案,它要被提交到15国组成的联合国安理会。”④Louis Charbonneau,“New Iran Sanctions:A Question of When,No If”,Reuter,March 27,2010.此后,事情似乎行进得很快。按照《纽约时报》4月12日的不无可疑之处的报道,奥巴马总统与几小时前为参加全球核安全峰会而抵达华盛顿的胡锦涛主席会谈,两位元首同意推进对伊制裁事务;就对伊制裁“他们(中国人)准备和我们共事”,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杰弗里·贝德说。“两位元首同意两国代表团应当就制裁一起工作。”⑤Mark Landler,Elisabeth Bumiller and Brian Knowlton,“U.S. Says China Will Push Sanctions against Iran”,The New York Times,A2 pril 12,2010.虽然人们广泛估计,因为中国以及俄罗斯必然渴望淡化制裁措施,谈判很可能会拖上几个月,可是与中国先前坚决拒绝哪怕是讨论任何新制裁相比,中国态度的变化确实构成一项重要更动,它可能对中国在较长未来的选择余地上有经久的影响。如此便是“初萌的汇合”。它因何而来?除了广为人知的美国重压、俄罗斯新近的对美靠拢、伊朗的惹人不快甚而令人气恼的顽硬和张扬外,标准的解释是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著名研究机构“国际危机集团”(I CG)最近一项研究报告所说:“北京不会以损害它与美国的关系为代价站在伊朗一边。尽管中美关系近来有麻烦,但中国仍然更珍视这些关系,甚于珍视它与伊朗的纽带。”⑥Louis Charbonneau,“New Iran Sanctions:A Question of When,No If”,Reuter,March 27,2010.或者更准确地说,正是中美两国间这三个月的关系紧张使“美国优先”突出起来,导致在伊朗核问题上让步成为中国改善对美关系的主要手段。与先前相比,当今中国大概较少耐心和镇定去与这样的暂时严重紧张暂时共处。美国人的愉悦、自赞和得意显而易见。“此乃格外灵巧地驾驭中国人,此乃经过筹划的外交局面”,一位非常活跃、任职于饶有影响的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的中国问题专家典型地总结道。“美国官方认识到,中国已随时准备重新交好,可是需要帮助,以便解脱他们自设的困境。”⑦引自John Pomfret,“Private Help Resolve Public Tensions be2 tween U.S.and China”,The Washington Post,April 10,2010.

然而,绝不应忘记或忽视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对美国的大致完成了的分离,以便认识当前中国对外政策中的战略决心和高度独立精神。两幅图景——完成的分离与初萌的汇合——都是真实的,显示了中国在对美关系中的基本行为方式的复杂性或丰富性。不仅如此,在中国领导人心里,朝鲜问题肯定比伊朗问题有更大的战略重要性,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地缘结构和距离。从这个角度看,是否存在美国与其精明的总统奥巴马之“灵巧地驾驭中国人”就成了一个大疑问,它绝不能像上面援引的那样简单化地给予回答。

○(责任编辑:张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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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国际关系理论思想、国际关系史、战略和当前国际政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