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陈纮与福建省银行秘密护产起义

陈 健

1949年五六月间，福建省银行香港分行秘密起义。领导这次起义的是该行经理陈纮。当年的亲历者刘朝缙撰写的《参与策划福建省银行香港分行起义的始末》一文（刘朝缙夫人提供）的开场白是这样介绍陈纮的:

他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陈宝琛的孙儿，1935年燕京大学毕业，1944 年入剑桥大学研究生院深造，1948年任福建省银行董事会秘书，1949 年任福建省银行香港分行经理，1950 年即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

上世纪30年代，陈絜（二排右）在燕京求学，夏天回福州螺洲之陈氏祖屋度假时在北望楼与家人合影，前坐者为陈纮，二排左为陈絜之妹陈樨，三排左为陈絜之妹陈稻，右为陈絜之兄陈继

陈纮出身名门望族，却没有纨绔子弟的习气。他是香港资深的银行家，许多外资银行用高薪聘请，他不为所动，不图名利，怀有一颗金融报国的赤子之心，亦曾担任香港地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他的老同事郑必馨这样夸奖他：“作风正派，廉洁奉公，是当今不可多得的好人。”

受堂兄陈絜举荐，加入福建省银行工作，1949年调任香港分行经理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香港龙蛇混杂。1948年国共内战关键时刻，共产党势如破竹，国民党节节败退，共产党将主导中国的命运已是必成的事实。在这非常时期，在弹丸之地的香港，存有不少国有外汇资产，这也自然成为国民党最后掠夺的目标。

陈纮晚年自撰回忆录（未刊稿）有以下记载:

1947年自英回国，1948年加入福建省银行工作，1949年调任该行香港分行经理，目睹国民党贪污腐化，祸国殃民，痛心疾首，一心托望于当时以振兴中华为己任之共产党。 行前与堂兄陈絜（党员）密商如何保护福建留在香港仅存之外汇资产，陈絜认为目前只能静观局势发展，相机行事。

1949年，福建省银行香港分行起义后部分有关人士在宿舍门前合影，摄于香港九龙太子道355号福建省银行香港分行宿舍。第二排左起福建省银行经理陈纮（护产起义核心领导），左四刘朝缙(中共地下党员，组织起义核心领导)，右四陈椿(当年陈纮之未婚妻，护产协调)，右二刘敦平（刘朝缙妻，中共地下党员，组织护产行动骨干成员)。最后一排左四杨大钧（起义成员）

广东省解放初期，资金物资两缺。1949 年地下党组织曾拟在港发行“黄金债券”（“华南解放秘密公债”)。陈絜的友人、中共地下党员刘朝缙向福建省银行推销债券，陈纮认为护产时机已至：“讨论后，认为此项资金，实为国家财产，目前问题是如何做好护产工作。待解放后，全部资产交给新政府，何须购买‘黄金债券’”，经刘朝缙与广东驻港工作组商讨后，认为进行护产工作，即是秘密起义。福建省属于华东局，不属华南局，应归华东局领导，如我同意，可介绍华东局负责人面谈。经各方同意后，与华东局负责人陈明、 张敏思、张锡荣等会商如何进行护产工作，如何互相联系，如何合作，如何对外保密。”

当时，陈絜 （字矩孙）为中共地下党员。日本战败投降后，他回到福州，以“地方绅士”的身份在社会上活动（实为中共闽浙赣省委社会部部长），掩护其地下工作。他设法让友人许显时担任福建省银行总经理。1948年借陈纮回榕探亲之便，陈絜介绍堂弟与许认识。许显时对这位刚从英国归来、温文尔雅的年轻人颇有好感，大家谈得相当投机。许说省行正缺董事会秘书一职，就这样陈纮加入了福建省银行。未几，港分行经理一职有缺，陈纮因精通金融外贸，随即被派往香港接任。赴港前，两堂兄弟都心有默契，认为护产工作是大事，应提前做好员工的思想工作，等待时机。就这样，陈纮踏上了护产之路的第一步。

1949年3月到港后，这位三十来岁的年轻经理，办事能干，给业务带来新气息，很快就得到了香港同事的认同。在同仁信任的大环境下，陈纮常与员工分析局势，开展团结护产的准备工作。

福建省银行最年轻的员工崔国枝当年只是一名见习生，他回忆说，当年的省行业务主要是服务福建茶叶出口，死气沉沉。自陈经理接任后，业务就变多元化，员工士气大增，连他这个小职员也可感受到。而且经理为人和善。记得当年，家住调景岭，每日返工交通极为不便。陈经理说太子道355号的宿舍还有一大房间空着，建议他可考虑一家搬去宿舍住，返放工时可集体行动，有个照应。他非常感激当年有这样的主管，连他这最低微的员工都照顾到。这肯定只有共产党人才可以做得到的。

其实陈纮并非共产党员，只不过他的所作所为，使人觉得他是罢了。可以肯定的是，陈纮的群众工作，有了实质的成效。

秘密与中共地下党联络护产起义，说服总经理许显时同意全行起义

话说回头，陈纮来港数月后，陈絜在福州身份暴露，国民党特务欲加逮捕，他连夜出走厦门，转船来港。也就是陈絜的突然到港，造就了刘朝缙与陈纮的认识，及此后与华东局联系有关秘密起义事宜。

回顾历史， 很多事情的发生，真的就是机缘巧合。陈纮曾这样回忆处置福建省政府因提款不成派总稽核林祯来港突击查账的“险情”的大致经过：“香港福建省银行所掌握资金及所管理房地产，较之其他银行，可能为数不多，乃福建省仅存的外汇资金，自成国民党政府窥伺对象。约于1949年五六月之间，福建省政府藉福建缺粮之名，欲提取省行资金，往东南亚购粮，以手续不符，坚拒付款。 掠款不遂，突派总稽核林祯来港查账。连夜与华东局负责人紧急磋商应付林祯之计。然后，召集主要员工郑必馨、林大辟、杨大钧等开会，晓以大义，宣布数月前，已秘密与华东局取得联系，进行护产工作。取得大家一致同意……将库存黄金连夜运往张锡荣掌握之宝生银号。林祯连日查账，赖同仁衷心协作，查无所获。 其后福建局势紧张，林祯不敢返闽，改赴台湾。”

在仲夏时节，也就是林祯查账之前，各方已经同意，护产起义一事暂时保密，等待适当时机再向外公布。陈纮的意见是，福建省银行总经理许显时乃开明进步人士，是团结的对象，望能当面说服他参加福建省银行的起义。全行起义比香港分行起义意义更大。陈明及刘朝缙等人也同意。前述刘朝缙撰文中也提及: “望能把许请到香港，促其一同起义，后通过民革中央委员萧隽英将许显时请到香港，许看大势所趋，在分行经理陈纮同意起义下，他也同意起义……当时福建省属于中共地下党华东局，将许显时介绍给华东局地下党陈明，将陈纮介绍给华南局饶彰风，最后达成协议，在香港金龙酒家吃午饭，在场有陈明、张敏思、饶彰风、刘朝缙、陈纮、许显时共 6 人，福建省银行香港分行外汇资产交给华东局陈明、张敏思具体负责联系。”

陈纮曾回忆：“当进行秘密护产之际，福建省行总行经理许显时，突于福州解放前夕到港，由于陈絜与其有多年之交，乃由陈絜告其最近香港分行工作情况，得其同情，同意参加起义。乃约其与陈明等面谈，使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许显时于7月间与陈絜同船返闽，处理福建省行移交人民政府事宜。 ”

许显时“内录”也有类似记载: “民国三十七年春，任用中共地下党员陈纮为香港分行经理……民国三十八年春，陈纮代表福建省银行与中共华南局建立秘密的正式关系。8月初，陈托人送信请显时赴港商机密要事。（显时）即将总行工作托付刘子崧代行。于10日乘机赴香港，与华南局代表详细洽谈起义事项和应做的工作（在许显时的印象中，一直把陈纮当成了中共地下党员）。”

许关于赴港时间上的记忆与陈纮的回忆略有出入。综合以上资料，笔者认为，林祯来港查账，肯定是在福州解放前。林祯因形势急转直下，没有回闽，转赴台湾。这也间接证明，最大的可能性，查账应该是在8月初，为国民党最后资金转移铺路。 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福建省人民政府于8月24日成立。 许显时赴港日期在福州解放前一周也不合情理。最大的可能性应该是在7月，如7月10日乘机赴香港。 因林桢到港时（8月初）肯定许显时已离去，否则林可当面与许对证有关汇款的疑问。这环节没有发生，也证明许不在场。这也与陈纮的回忆吻合 。陈絜最有可能是1949年五六月间到港，造就了陈纮与地下党联络的契机。许显时7月赴港，8月初林桢突击查账。许显时也是事后才知道当晚香港分行紧急资产转移的护产行动。

关于许显时何时回闽，在其“内录”中有以下记载 : “刘子崧实按照显时的嘱托，团结总行职工、 行警卫护银行，准备迎接解放，使总行的全部财产完整、顺利地移交给人民政府。1949年10月（ 显时）在华南局的安排下回到福州，受到中共福建省委领导人的欢迎和慰问。”刘朝缙回忆是许显时离港是乘船去大连的，而非如陈纮的回忆: “许显时于7月间与陈絜同船返闽， 处理福建省行移交人民政府事宜。”合理的解释是许显时的确没有马上回闽。当时福建的战事还不稳定，极大的可能性是于7月乘船先去大连，等到局面稳定后遥控指示刘子崧维护总行全部财产。这也间接证明为什么许显时要到1949年10月在华南局的安排下才回到福州。

当年游说许显时起义的工作也不是一帆风顺。据陈纮回忆:“由于陈絜与其有多年之交，乃由陈絜告其最近香港分行工作情况，得其同情，同意参加起义。”轻描淡写的几句，背后还有一段故事。陈絜向老朋友分析了当前形势。在许的面前只有两条路: 一是弃暗投明，参加护产起义。 另一条路，就是去台湾。当时福建省行香港分行已经起义，如其两手空空抵台，遭遇如何可想而知。 而如他决定起义，他将是以总经理身份带领福建省银行集体起义而投明立功。陈纮从不为名利，承诺把香港分行资产一并交由许显时报交人民政府。最后许显时才同意参加起义。正如刘朝缙回忆所描述:“许看大势所趋，在分行经理陈纮同意起义下，他也同意起义。”

1949年夏秋局面非常紧张，地下党组织后派刘朝缙负责处理护产起义一事，并搬到福建省银行位于太子道355号的宿舍与陈纮同吃同住。

巧妙转移行产，林桢赴港查账一无所获。10月1日在港升起五星红旗

福建省政府派总稽核林祯来香港查账一事，其具体情形如下：

第一，事有巧合，林祯到港时办公时间已过，当陈纮知悉林祯到港目的后旋即联系陈明（华东局负责人）、张敏思、张锡荣及刘朝缙等人，紧急磋商应对林祯之计。陈纮认为，林祯到港查账，美其名曰例行公事，实是为国民党资金转移铺路，如不加以阻止，到时护产工作就会前功尽弃。现在只有一条路，就是把行产转移。来港数月与员工的沟通，陈纮认为已经具备起义条件。

1950年1月11日《文汇报》关于福建省银行起义相关报道

第二，由于事态紧急，大家认为最安全的办法就是将资金转移到由张锡荣掌握的宝生银号，转移行产的实质安排是福建省银行香港分行将所有库存黄金寄存宝生银号。

第三，按计划分头行动: 其一是陈明、张锡荣及刘朝缙等安排向宝生转移的具体细节，其二是陈纮马上召集主要员工郑必馨、林大辟、杨大钧等开会。正如所料，员工一致同意转移行产秘密起义。陈纮叮嘱各人，此事事关重大，绝要守密。各人点头同意，郑必馨乃香港分行会计，在林大辟、杨大钧协助下，随即回行分头行动，以备林祯次日查账。一切交代妥当后，陈纮旋即回林祯旅馆带其往石塘咀为其接风洗尘，安顿林后马上折回省行。此时相关备查工作已大致完成。未几，宝生银号张锡荣派遣的赵诚安赶到，虽然天气已热，但赵却穿着一件类似干湿褛的大褛，感觉有点儿怪怪的。交收文件签妥后，陈纮打开库房，赵将一条条的金条插入干湿褛内的口袋，原来这干湿褛内有乾坤，是为携带金条特别设计的。褛内设有一排排的小口袋，每个口袋正好放置一条金条，而且插放时也有技巧，要小心平衡左右前后地放置，否则没走几步就会腰酸背痛。 赵办妥后，即慢慢赶往上环宝生银号方向（其实他身上带上了这么多的黄金，也真的只可慢慢行）。 此时，宁静的中环街道上已晨光初显。次日林祯查账，遍询各同事有关业务情况，一无所获。

福建省行员工及家人后来不时还会聚会，在2013年11月的一次同仁聚会中，郑必馨太太说，当年陈经理真是非常勇敢，在兵荒马乱的年代能挺身而出，为国家不顾个人安全。记得当年有一晚，老郑（郑必馨）上楼上（陈纮宿舍）开会，会后面色凝重地与林大辟、杨大钧一起出去，直到快天亮才回家。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守口如瓶。十多年后才知道，那天晚上就是回银行准备秘密护产起义的。阿崔（崔国枝）也爆料说，在福建省行挂起的五星红旗是他一手经办的。当年他只是一名见习生，陈经理给他一个任务，给了他一张国旗图样的油印纸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即，你是否有相熟的可制面国旗？”有任务就得完成，阿崔找了上环街市旁相熟卖布的，就这样把差事完成了。10月1日还是他在福建省行升起五星红旗的。

打发了林祯后，同仁都心情兴奋期待新中国的诞生。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福建省银行在港升起了五星红旗。当时的福建省银行位于现今中环文华酒店旁圣佐治大厦的位置。

1949年12月香港分行致电福建省人民政府张鼎丞主席及叶飞、方毅副主席，报告秘密起义经过，1949年12月16日得覆电嘉勉。1950年1月6日，英国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950年1月9日，周恩来总理对中国驻香港机构发布要求 “各守岗位，保护国家财产、档案，听候接收” 的命令。福建省银行也于次日正式向外公布了1949年秘密起义的来龙去脉。香港分行电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及副行长胡景沄，报告秘密起义经过。

至此，秘密起义的历史任务圆满结束。陈纮的机智和当机立断，与港行同事及地下组织的联合行动，保护了福建省全部外汇储备的安全。想当年，如赵诚安稍有私心，把身上的黄金据为己有，就够他几生几世之用了。所以那个年代的人，不论是否党员，都有崇高的操守，当时为国家只有出钱出力，而无私心杂念。

陈纮曾经说过，在他的人生中，最值得怀念的就是在这段时间，为国家、为人民所做的点滴。那时的国家，一穷二白，靠的是一颗颗热血之心，不为名，不为利，无私奉献。陈纮也只不过是成千上万无名英雄代表中的一个。但他们为祖国和人民所作的贡献，必将青史永记。2009年6月29日陈纮先生与世长辞，也正是六十年前，1949年的仲夏，他带领福建省银行护产起义。72年后，特以此回忆铭记当年的参与者。

（2021年6月）

注释

1.陈长歌:《我所知道的陈矩孙同志》，福州党史通讯，1991年第3期，第34页

2.作为紧急买粮用，要拿出这笔钱必须许显时与陈纮二人同意签署才行

3.刘朝缙: 《参与策划福建省银行香港分行起义的始未》

4.详见1950年1月11日《文汇报》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