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施蛰存先生的因缘

曹 旭

我与施蛰存先生认识缘于苏曼殊。

一、苏曼殊是近代著名的“诗僧”和“畸人”

苏曼殊是近代著名的“诗僧”和“畸人”。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风靡一时；当时人对苏曼殊的纪念，热热闹闹的诗文集编纂，以及各种各样有关苏曼殊的逸闻趣事，花边小道消息，形成“苏曼殊热”。

“苏曼殊热”四个字，是鲁迅先生1934年致日本友人增田涉的信中说的。那时曾人头躜涌，盛况空前。1936年，文公直编《曼殊大师全集》，1943年，柳无忌编印《曼殊大师纪念集》，半个世纪以来，喜爱苏曼殊诗歌的人很多。

施先生十几岁学诗时，就非常喜欢苏曼殊。

虽然年长以后，志趣有所变化，加上时事不堪，战火纷乱，离苏曼殊远了，但是，性之所近，情之所钟，一旦有机会再接触，苏曼殊清隽的才情，流美的文字，飘零的身世，仍像一张透明的网，粘住所有为性情痴迷的精灵。

因言得祸，施蛰存先生成为了“右派”。1973年，“文化大革命”中耐不住寂寞的施先生，在整理旧稿时发现了柳亚子辑的《燕子龛遗诗》，后来又得到沈尹默写的苏曼殊诗卷石印本，重新萌发对苏曼殊的热爱，便天天捧着苏曼殊的诗吟诵不辍，开始收集苏曼殊遗诗。现在的青少年，已经没有人知道苏曼殊了，他觉得应该让现在的青少年知道，在世纪之初，曾经有这样一位身世不幸而才情秀逸的诗人。

施先生和苏曼殊结缘在“文革”中；而我与苏曼殊的邂逅则在“文革”以后。

十年“文革”，应该考大学的时候，大学关门。虽无大学可以考，幸有文学可热爱。当了十年工人，劳其筋骨的同时，也在磨我的剑，窥测方向。

工厂十年，我一方面创作诗词、散文；一方面将大学中文系的主干课程自学两遍，没有教材，就手抄。像王力先生的《古代汉语》四厚册、马茂元先生的《唐诗选》《楚辞选》、游国恩等的《中国文学史》、法国丹纳的《艺术哲学》、印度诗人泰戈尔的《飞鸟集》《游思集》《吉檀迦利》《园丁集》等，我都有自己的“手抄本”。所以恢复高考，进了大学，经过测试，不仅免去不少课程，还被吸纳进中文系刚刚组建起来的“近代文学组”，研究“近代诗歌”。

近代有多少诗人？有多少诗集？线装的、旧平装的，我一本一本地看，一本一本地抄，还是在工厂的习惯。因为没有出版，书不流通，只有抄。

晚年的施蛰存先生

不知道为什么，近代诗人中，我喜欢苏曼殊的诗歌，或许是觉得他像我以前喜欢的晚唐诗人杜牧，又或许是苏曼殊擅长七绝，写得清新俊逸、情韵摇荡？性之所近吧！还有就是好奇。苏曼殊落花般飘零的身世，缠绵悱恻的七绝诗，赢得了旷世的同情和隔世的缘分。

但是，“文革”自不必说，“文革”以后，从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研究、讨论、学习苏曼殊的诗仍然是一片禁区。但我那个时候不信邪，以为自己是工人，就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不怕禁区。

临近毕业，我决定以苏曼殊的诗歌为研究对象，收集资料，写我的学士学位论文。

二、我的《苏曼殊诗歌简论》发表引起施先生的注意

我的学士学位论文《苏曼殊诗歌简论》在《上海师范学院学报》上发表，引起了施蛰存先生的注意。毕业的时候，上海市高教局在戏剧学院礼堂举办上海市七七级大学生“新秀论文报告会”。我代表学校在报告会上宣读了这篇关于苏曼殊的论文。

坐在我旁边一位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解放日报》记者，见我宣读论文，问我叫什么名字。

我说：“我叫曹旭。”

结果《解放日报》的报道出来了：“上海师院的雷旭宣读了他的论文《苏曼殊诗歌简论》”。我问：“曹旭怎么变成‘雷’旭了？”学校宣传部的人对我说：“曹旭、雷旭一个样，跟雷锋姓有什么不好？”

第二天，《解放日报》在谁也不会注意的报缝里刊登了纠错启事，说“昨日”文中的“雷旭”是“曹旭”之误。所以，毕业的时候，有一个女同学在我的纪念册上写道：“你的一生想必充满传奇色彩，因为被报纸篡改名字的荣誉，并非人人可得。”

施蛰存先生看了我的论文，并且对那次会议很注意，他没有参加会议，但看了《解放日报》和《文汇报》的报道。多少年来，他是第一次在报纸上看到苏曼殊的名字；并且由此了解到，有一位上海师院中文系叫曹旭的学生，写了关于苏曼殊诗歌的论文，并受到与会者的好评，他很高兴。

他说，以前他觉得社会上只有他一个人偷偷地喜欢；现在，有一个大学生的论文就以苏曼殊为对象。而且《解放日报》还登错了名字，很好玩。

这就是施先生知道我的开始，靠的是苏曼殊“中介”。

大学毕业，我想考研究生，看到《解放日报》上刊登华东师大的招生简章：施蛰存教授招近代文学研究生，我觉得机会来了。

我寄去我的《苏曼殊诗歌简论》，静等回音。

过了几天，施先生很高兴地回信了。

他说，他发现我就是那个在“新秀论文报告会”上宣读苏曼殊论文的大学生。但是，他不招近代文学研究生，并且从来没有说过要招近代文学研究生，是招生简章弄错了，《解放日报》登错了。但施先生表扬了我的《苏曼殊诗歌简论》，说，上海的“新秀论文报告会”召开，是苏曼殊的名字“文革”以后第一次正式见报，假如有空，请我到他家谈谈，令我惊喜万分。

我登门拜访，初闻謦欬，并成了施先生的“私淑弟子”。

三、坐在抽水马桶上接待客人的施先生

按他信上的地址，我像寻找春天。

施先生住在愚园路，在一所邮局的楼上，后门乱七八糟地停放着许多自行车，大多是草绿颜色邮局送报纸的公车。从后门上去，旧式的楼梯也还宽敞，不开灯也能摸索上楼，脚试了几步就会相信拐弯抹角也不会遇到什么羁绊。离二楼还有几级楼梯的转弯处就是施先生住的小房间——那时，他房子政策还没有落实。他从大房间搬出，和师母俩人住在一间由“厕所”改装的小屋里。

我去看他，他招呼我坐，自己却抢先坐下来。他为什么要抢先坐？因为他的座位是由一只“抽水马桶”改装的，说改装，只不过是在抽水马桶上横搁一块木板，遮住白色的马桶圈。

因为房间太小，如果他不抢先坐，客人就有可能坐下去。施先生觉得，让客人坐在抽水马桶上不好，于是自己抢先坐下来，坐在马桶上与客人谈话虽然不雅，但客人未必看得出来。

偏偏我看出来了。因为他凳子的后面的水管像头上的辫子似的直通上面的水箱。这根管子就像孙大圣屁股后面的尾巴，夹不了，遮不住，即使变成土地庙，尾巴变成的旗杆竖在后院，也不合体例，令人怀疑，二郎神一看就看得出来。

除了我，施先生“文革”中坐在抽水马桶上接待客人的事情，许多人都知道的，我不过是目击者之一，并在这种方式下受施先生接待过的人。

四、施先生谈他名字“蛰存”的意义

施蛰存先生曾经笑着对我说：他的名字叫“蛰存”，就是秋冬之后，靠蛰伏生存下来的虫豸，惊蛰后冒出来，大难不死。

惊“蛰”过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像屋檐上的冰棱，一点一点化成水滴下来。施先生开始有了读书、吃饭、睡觉合在一起的“多功能间”。

为研究生上课，也在“多功能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施先生的写字台中间放笔砚，左右两边堆的全是书报杂志和各种文稿，身后是藤编的旧书架，前面是客人坐的椅子。

施先生不喜欢寒暄，谈话清新俊逸，抖去俗尘，非常直白、简要、精粹、深刻，不绕圈子。

他问：“你爸爸是干什么的？是哪所大学的教授？”

我说：“我爸爸不是教授，是工人。”

“是不是下放的？”

我说：“不是，是产业工人。”他显得很失望，摇摇头不相信。

我与施先生交往，我总显得拘谨，而施先生却很放松。经常是这样开场的。不等我坐定，他总问：

他说：“我么，还是老样子。”

那种随随便便，自由自在的口气，好像我是老先生，他是年轻人。使我的紧张和客套话，像雨天撑过的伞，只能搁在走廊而无法带进他的卧室兼书房。

此后，他经常写信给我，拆开来，有时没有信纸，里面却夹着许多他抄的旧诗，问是不是苏曼殊的佚诗？我见过没有？柳亚子、文公直编的《曼殊大师全集》里收了没有？我尽可能地回答“是”，或者“不是”。

后来，经常去，熟悉了，谈得多了。除了苏曼殊，还有诗律、词牌，各种注释和选本、金石、书法。他知道我写过一本《颜真卿的传记》，便问我颜真卿某个石刻的几块拓片现在哪里等等。

还有一次，施先生问我：“李白的《宣城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中的‘中间小谢又清发’，其中‘小谢’指的是谁？”

我说：“是谢朓。”

他说：“小谢是谢朓，但这首诗里用来赞誉谁？”现在知道，李白非常推崇谢朓，这里自比小谢，流露出对自己才华的自信。但当时我回答不出。原来，施先生想写一本《唐诗百话》，不断在想其中的问题。但不知道为什么，《唐诗百话》出版，却没有收李白的《宣城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这首诗。

施蛰存的“北山楼”，愚园路1018号，楼下为邮局。施先生在里面居住了数十年

五、施先生谈他与鲁迅的关系

除了碑帖、诗词，苏曼殊，现代人物，还谈到鲁迅。

我知道鲁迅骂过他“洋场恶少”，让他背了几十年不公平的债。但一直不敢提到这个话题。有一次，施先生自己说，他与鲁迅交往时，只有24岁，负责“第一线书店”的编辑工作，他们合作，拟定出版一套《马克思主义文艺论丛》。施先生是少年才子，外貌也清隽风华，但做事认真；人很潇洒，却作风踏实，办事简要。1932年11月，施蛰存主编大型文学刊物《现代》，就为鲁迅的“北平五讲”开辟专栏；鲁迅的一些重要文章，譬如《为了忘却的记念》，其他一些刊物不敢发表，施蛰存因“舍不得鲁迅这篇异乎寻常的杰作被扼杀”而发表出来，引起震动。在《现代》时期，施蛰存还经常给鲁迅写信约稿。所以，鲁迅对青年才俊施蛰存很是欣赏。

施先生是少年才子，在当时《文艺报》每隔几天的“名人行踪”栏刊登名作家近况时，总是有施先生的行踪。

但有一次，大概是1933年10月吧！《大晚报》副刊有一个名人荐书栏目，编辑崔万秋也请施蛰存先生为青年人谈谈读书的事情，青年人应该读哪些书？施蛰存那时也只有28岁，本身也是个年轻人。他就推荐了两种书，一是《庄子》，二是《文选》，然后在下方做了一个小注“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施先生的用意是推荐给“文学青年”的，喜欢文学的青年，应该先用传统文学打好基础，《庄子》和《文选》当然很重要。

当时的鲁迅正在批评青年读古书，但我相信，施先生不是故意逆着鲁迅的意见来的。因为施先生不喜欢卷入是非，就像同学、好朋友戴望舒热恋他的妹妹施绛年，生生死死地折腾，我很想知道施先生的态度，但施先生说：“一个是我的大妹妹，一个是我的亲密朋友，闹得不可开交，亦纯属他们自己私人之事，我说什么好呢？当年此事发生时，我就不管此事，一切采取中立态度，不参与也不发表意见，更不从中劝说或劝阻。”

施先生一生于各种事，均持此种态度。但是，读不读古书的争论，鲁迅却很看重，认为是路线问题。遇到推荐读《庄子》和《文选》施蛰存的言论，鲁迅非常生气。

其实在施蛰存眼里，鲁迅是一个前辈大师的存在，他对鲁迅是非常尊敬的。但是，面对鲁迅（用化名丰之余）称他是“遗少群”的“一肢一节”，是“洋场恶少”。施蛰存也年轻气盛，予以回击，说了一些不敬的话。第二年，《申报》杂文专栏“谈言”上发表署名“寒白”的文章，题目是《大众语在中国底重要性》。鲁迅1934年7月17日写信给徐懋庸说：“十之九是施蛰存做的。但他握有编辑两种杂志之权，几曾反对过封建文化，又何曾有谁不准他反对，又怎么能不准他反对。这种文章，造谣撒谎，不过越加暴露了卑怯的叭儿本相而已。”

其实，施蛰存先生说：“那篇文章真不是我写的。”

鲁迅与施蛰存的关系，是作者与杂志编者的关系；并且，不知道在什么问题上，鲁迅心里对施蛰存有一些成见：也许是做文学没有志向，身在洋场，分不清什么是封建文化，对西方文化也毫无选择，行事随便吧！

这些事情发生在往昔，鲁迅已经逝世。鲁迅逝世时，施蛰存还写过悼念文辞。但他对“洋场恶少”四个字仍然很介意，有一次，他对我说：“鲁迅是伟大的，但鲁迅不可学。跟鲁迅的人，像胡风、冯雪峰，以后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每次回来，我都把与施先生的谈话写在当天的“学术日记”里。

六、施先生编的《燕子龛诗》有问题

江西人民出版社请他主编“百花洲文库”，正合他意。于是，他把收集到的苏曼殊诗作为《燕子龛诗》，编入第一辑。

有一次，他住华东医院开刀，我去看他，他将刚出版的《燕子龛诗》送给我。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施先生编校出版的第一本书，也是“文革”以后第一本苏曼殊诗集。

收到书，翻开一看，我却发现了一些疑问。

施先生是用朴素的感情读苏曼殊的，他的《燕子龛诗》与其说是对苏曼殊的研究，不如说是对苏曼殊的纪念。对一些枝节的问题，他并没有考虑周详，而苏曼殊又是一个“畸人”，是复杂的“混合体”。

苏曼殊到底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

中国人把他当作中国人，日本有人把他当作日本人，谁也没有深想，其身世是一个“黑匣子”，甚至，苏曼殊自己也打不开。

柳亚子约在1920年写过一篇《苏玄瑛传》，说苏曼殊的父亲是广东香山人苏杰生，母亲是日本人。但是，他以为自己写错了，到了1928年，他编《苏曼殊全集》，又写了篇《苏玄瑛新传》，更错了。柳亚子想，他是根据苏曼殊自己写的《潮音跋》写的，应该不会错吧！但其实，那是苏曼殊怀疑自己身世以后作的推测，不是什么可靠的“文献资料”，日本僧飞锡是苏曼殊的化名。

时时为自己的身世困惑、痛苦的苏曼殊，曾假日本金阁寺僧人飞锡的名义，写过一篇自传性的《潮音跋》，说自己是日本人；又在自传性的小说《断鸿零雁记》里用小说的笔法重复这个观点，近于自嘲自戕式的发泄，柳亚子信以为真，采用了这一说法，这一错误，使他后悔不已，以后用了很大的力气改正。

就在柳亚子弄错了苏曼殊身世的《曼殊全集》校印时，苏曼殊小时候的同学冯自由著文纠正柳传的错误，并启发柳亚子与苏杰生广东香山沥溪（今属珠海）老家的亲属及早年在横滨的友人联系。经过柳亚子、柳无忌父子的努力，终于证明，苏杰生确是苏曼殊的父亲，苏曼殊是中国人。若干年以后，我也曾经去广东香山沥溪苏曼殊老家考察，结论也是相同的。

1932年9月，柳亚子第三次重写《苏曼殊传略》。柳无忌也写过新传，纠正错误，但这段是非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的。施先生没有看过1933年柳亚子编开华书局出版的《苏曼殊全集》，便沿用了柳亚子错误的《曼殊新传》（《苏玄瑛新传》）。柳亚子上了苏曼殊的当，施先生上了柳亚子的当。我收到施先生的书以后，对施先生说明了这个问题，施先生也认识到了。

七、施先生与苏曼殊身世的公案

但是，有点晚了。《文学遗产》1983年第一期发表林辰的文章《评新编两种苏曼殊诗集》，其中第一部分论“施蛰存辑录《燕子龛诗》”。文中批评了施先生的疏漏，因为文章发表在《文学遗产》上，所以在当时引起很大的震动。

施先生问我：“你认识不认识叫‘林辰’的人？他的文章写得很好。”我说：“不认识，估计是社科院文学所的某位同志写的。” 我以为施先生多少会有点不高兴，没想到他还说林辰文章写得很好，这种对待学问的态度，让我心生敬意。

事实上，林辰的观点也不完全正确。1981年以后，对苏曼殊身世的研究又有新进展。除了肯定苏曼殊的父亲是苏杰生以外，对苏曼殊的亲生母是谁，目前有三说：

一为女佣说。这是柳亚子调查苏曼殊的堂弟苏维绿得出的。二为河合仙的亲戚说。这是苏曼殊就读的日本大同学校的前后同学陈国权口述的。陈国权的身世与苏曼殊有类似的地方，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日本人。苏曼殊1908年秋赴日看望河合仙时，陈国权是当时苏曼殊的日语传译者，与苏曼殊颇为友善，苏曼殊很相信他，他也知道苏曼殊的底细。三为河合仙的妹妹说。这一说法，来源于苏曼殊的小妹苏惠珊。苏惠珊是苏杰生、大陈氏的女儿，在家乡知道有关长兄的身世。

三种说法，可以统一起来。“妹妹”与“亲戚”是大小概念，亲戚是泛指，妹妹是特指，妹妹是亲戚，亲戚也可能是妹妹。

女佣（或下女）说与上两种说法也不对立，请妹妹来帮忙料理家务，妹妹就是帮佣。这由工作性质产生的歧义，甚至是一种蔑视苏曼殊生母的说法。苏曼殊的生母，应是河合仙的妹妹河合若。当时是很难弄清的公案，现在已告一段落。厘清此事，对公正评价施先生在苏曼殊研究上的成绩，是有一定意义的。

八、九十岁是施先生最出成果的年龄

还有令你想不到的是，90岁是施先生最出成果的年龄。

有一次，在施先生家，施先生拿出南京大学程千帆先生刚送给他的《古诗考索》摩挲良久，说：“老朋友都出不少成果了。”后来，他的《唐诗百话》出版，他很高兴，多年来的研究心得和教学中积累的体会有了刊布的机会，而且其淹博和贯通中外古今，成为唐诗研究和唐诗解读中重要的著作，他马上回赠程先生。

施先生说过几次，他到90岁的时候封笔，不再写作。但事实上，90岁的时候，是他成果出得最多；也是送我签名本最多的时期。

他曾经对我说，他一生别无所成，仅为读书界打开了东、南、西、北四扇窗。

“东窗”，指东方文化，即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他的词籍词牌研究，如《词学论稿》《历代词籍序跋萃编》《词学名词释义》，主编的《词学》，以及《唐诗百话》《文艺百话》《宋元词话》《北山谈艺录》《北山谈艺录续编》等都是标志性的著作；

“南窗”，指他的文学创作。如小说集：《江干集》《上元灯》《李师师》《将军底头》《梅雨之夕》《善女人行品》《小珍集》《四喜子的生意》；散文集：如《灯下集》《待旦录》《枕戈录》《卖糖书话》《沙上的脚迹》《散文丙选》《云间语小录》《北山散文集》，另有《北山楼诗》等；

施蛰存邀作者编校的《宋诗精华录》，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窗”，指他对西方文学的翻译和研究；施先生从事文学翻译历时五十余年，翻译出版各国的小说、诗歌、散文、剧本，如《匈牙利短篇小说集》《波兰短篇小说集》《劫后英雄》《丈夫与情人》《妇心三部曲》《荣誉》《轭下》《征服者贝莱》《恋爱三味》《外国文人日记抄》等；

“北窗”，指他对金石文物和碑版的整理研究。《水经注碑录》《北山集古录》《金石丛话》《金石百咏》《十一史征碑录》《唐碑百选》《汉碑叙录》等；

天地有东、南、西、北、中，其实，我想说的是，施先生开辟的，不仅有前面的“四窗”，还有贯穿他文化生命始终的——最大的一扇“中窗”——编辑和出版——受惠的人更多——从鲁迅，到我们。

九、施先生约我校编《宋诗精华录》，是我生平出的第一本书

施先生把我找去，约我校编一本《宋诗精华录》，放在江西人民出版社的“百花洲文库”第二辑中。他告诉我，图书馆可以借到民国二十六年商务印书馆的线装排印本。

他编书的习气，约稿的习气，好事的习气，从开始约鲁迅到现在约我，想到这一点，我都开心得想笑，简直有点奇妙。施先生的秉性，真的六十年不变。

《宋诗精华录》完成了，施先生对我写的前言，反复推敲修改。我结束时有两句“书中一定存在不足之处，敬请高明不吝指正”。

他大笔一挥，全部删去，一边删一边说：“这些都是废话，你知道有不足，应该自己先检查。”

又说：“最近华东师大某先生评教授，只有一篇报纸上一千字的小文章，当然不行。你们要趁年轻的时候多写。”“趁年轻的时候多写”，从此成了我的座右铭。虽然我现在不年轻了，但这句话至今仍激励我前进。并且，创造机会，让我的博士生、硕士生写文章，为他们修改发表，多情好事的“习气”，就是从施先生那里学来的。

我刚毕业留校，书就出版了——《宋诗精华录》是我所有著作中的第一本。

1984年，我越过硕士生阶段，直接以本科生身份考取复旦大学由郭绍虞、王运熙老师招收的博士生。在博士论文选题的时候，我去请教施先生。

施先生说：“你就做锺嵘《诗品》好唻。”我就把施蛰存先生的话说给王运熙老师听，王老师也同意，锺嵘《诗品》，我一做就做了三十年。

现在知道了，施蛰存先生睿智的眼光，清俊简要的风格和飘逸的才调，正与《诗品》中的“流风回雪”“落花依草”是同一种品牌。

十、施先生指导我怎样写文章

既然是“私淑弟子”，他对我的要求也高起来。有一次，我给他寄了一封信被他退回来。一看，施先生用“红笔”在信上改了许多地方，在称呼、内容，到落款，写了许多批语。批语如：以我们的关系，你这样称呼我不妥。结尾你的落款也不妥。等等，令我脸红了大半天，这些小学就应该学的东西，我们的教科书上一直不教，好像不用学似的；而学的东西又没有用，弄得我们像没有爹妈教育的孩子。

从此记住，想做大事情，必须从小事情开始，写信，怎么称呼人，也是一种基本功。

后来，我把这件事讲给施先生的研究生赵昌平和陈文华听，他们都说：“你还算好的。”

赵昌平说：“我做施先生的学生时，把文章拿给他看；施先生看也不看，说，“你先把文章删掉一半再拿给我。”

赵昌平的文章在我们这一辈人中是冠绝一时的，施先生叫他先删去一半再给他看，也许有张华对陆机批评的意思：别人写文章，是怕文采太少；你写文章，是怕文采太多吧。

陈文华说：“我做学生的时候是经常挨骂的，不过，后来也习惯了。”她补充说：“其实，他越是骂你，越是喜欢你。”我知道，施先生不骂我，不是我比赵昌平、陈文华高明。而是我不像赵昌平、陈文华是他“嫡亲”的学生；施先生是客气才不骂我的。

不过，“改信”一事，足使我满足一辈子，记住一辈子，并成为我人生的财富。

2021年11月30日 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