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4-24
邓伟志
刊头题词:戴小京(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1969年底,社会上盛传“给出路”。有些自然科学家开始走出“牛棚”,可是社会科学家基本上还在“牛棚”里。我从位于南汇县的华东局“五七”干校到奉贤运建筑材料,见我的老师孙怀仁、雍文远等还在拉直径1米多的压路机压路,因此产生了“自然科学保险,社会科学危险”的想法。正好这时候传出毛主席提出研究天体、地球、生命、人类四大起源,我就去参加了上海市革委会写作组下面成立的自然科学组。就在这么一种气氛中,我开始与自然科学界结缘。
1971年杨振宁回国,先是在华侨饭店隔壁的市体委会议室开会欢迎杨振宁及其夫人杜致礼。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中科院华东分院等单位的学者,大约有七八十甚至上百人参加,会议由韩仰山主持。韩的致词很有分寸,称杨“教授”“博士”,称我们与会者“同道”,后来又请杨振宁在一个学校的教室里作题为《美国物理学的进展》的学术报告。这次去的人不多,约有20来人。教室黑板前放着毛主席塑像。杨振宁在塑像前讲,写字时要绕到塑像后在黑板上写。
杨振宁在上海逗留了近一个月,没发过消息,离开时要发消息,怎么称呼他是个难题,通常称“华裔”什么的。我们去征求杨本人的意见。他提笔写上“美籍中国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回国探视父病”。我们看了格外满意,这意味着不只是有血缘关系,他也是中国的一分子,第二天消息就刊发在《解放日报》头版中左的位置。
不久天体物理学家兼数学家林家翘来上海,在上海天文台讲课,我也去听了。他比较潇洒,请大家提问时,他左手扶着讲台,右手托着下巴,一只脚立地,一只小腿向后翘起。这时称呼他比较容易,因为有了杨振宁的先例,就直截了当地称他“美籍中国数学家”。
再过没几天,建筑学家贝聿铭回国,在同济大学讲学。同济搞建筑史的童教授叫我去听。贝聿铭作自我介绍时,称自己“华裔”“苏州人”。后来大家都称他“美籍中国建筑学家”。他听了很高兴。
后来从美国乃至英法德回来讲学的学者,我们都这样称呼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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