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话剧《一代英豪》说起——周恩来在“四一二”政变中的惊魂一刻

吴基民

1981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话剧团排演的九幕话剧《一代英豪》，在北京公演，引起轰动。

这部由王军、向明、苏方学编剧，李吟谱、王寅申执导的话剧，以中国共产党如何创建自己的第一支军队为主线，表现周恩来从指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到依照党中央的指示，赴江西领导“八一”南昌起义，歌颂了周恩来在中国革命处在生死危亡紧要关头，伟大的革命实践与历史功勋。

这部话剧在北京公演时，有关方面曾多次打报告，邀请邓颖超同志到剧场看戏。但考虑到邓颖超年事已高，到剧院有诸多不便，于是便要求话剧团在演出时录一盘带子，送到邓大姐家里，让邓大姐方便时在家里观看。邓颖超在家里与身边的工作人员一道，仔细观看了《一代英豪》。在赞赏了演职人员在演出中的辛劳与努力外，她也对话剧中的一些历史事实，以及时尚风俗等提出了一些意见。这些意见，以一问一答的形式，由她的秘书一一记载了下来，今天看来，还颇有启发。

那邓颖超当时到底说了些什么呢？

其实她的说话都很简单，笔者根据时代背景与相关史实，适当做一些补充与解释（邓颖超的话主要有五点内容，用另一种字体标出）。

一、“四一二”政变时我不在上海

“四一二”政变发生前，邓颖超在广州，由于身体不适，正巧在医院医治休养。

“四一二”政变发生后，周恩来根据他对形势的了解和判断，断定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随即便会发生事变，便急电广州共产党组织的有关人员布置隐蔽与转移，并设法将邓颖超立刻从医院里接出来，秘密地送往上海与他会合。十余年前热播的一部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其中有一段是讲瞿恩的夫人林娥正在医院生产，瞿妈妈匆匆忙忙带着几个人星夜赶到医院，将林娥与孩子从医院里接走。编导们描述了这一段情景，绝非空穴来风，也是有史实依据的。

二、“四一二”当晚恩来被扣，是斯励救了他，斯励是恩来的学生，共产党员

1957年12月22日，周恩来总理到上海视察工作，在这一天接见了参加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老工人，以及部分劳动模范。他回忆了当时的情景，并做了深情的讲话：

“武装起义是成功了，但当时经验不足。我26岁就当上了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那时还是个娃娃。比裔式娟还年轻（裔式娟为纺织女工，全国劳动模范——笔者注）。那时陈毅同志也在黄埔做工作。我们有手提枪、木壳枪等，有8000多个武装的纠察队员（原注：三次武装起义后，应为2700人），蒋介石的军队又不来，我们就不知道如何办，我们就等在那里。而当时租界上还有帝国主义，又不能马上就赶走。当然，我们年轻，青年人又瞧不起他们，认为帝国主义算得了什么？结果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勾结起来搞我们。”

“我们有工人武装，但不懂得与农民结合起来，那时我们做了一些工作，但不深入，最主要的是没有精神准备，没有下一步。结果被敌人骗了。”

“敌人是怎样骗我们的呢？一个驻在闸北的国民党师长叫斯烈，他的弟弟斯理（励）是黄埔军校出来的，是我的学生。斯烈就利用这个关系和我们谈判，我们就迷糊了，认为可以利用他。我们认为他不会对我们动手。

“其实，我们这时重点放错了。重点应放在保持武装。当时斯烈写了一封信给我，要我去谈一谈，我就被骗去了。当时我们的副指挥也去了。（副指挥应该为徐梅坤——笔者注）原来我是住在商务印书馆的，不出去也要失败，但不至于一下子就失败了。结果在他那里搞了半个小时，商务印书馆因为没有人指挥，就松劲了，一下子就被缴枪了。谈了一会儿，我们看着谈得没有结果，就出来，到商务印书馆时已经空了。路上碰到几个人，他们告诉我说，东方图书馆的工人纠察队已经散了。这是一个教训。骗我们的时间是4月11日（原注：应为4月12日）”。（以上引文见上海通志馆，《上海滩》杂志编辑部编，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上海滩》丛书《申江赤魂》中题为《周恩来谈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文章）

上世纪80年代初叶，笔者曾到黄逸峰家里采访过黄老，顺便问起“四一二”政变之事。他回答说，当晚他接到罗亦农的电话，说周恩来被骗到第二师师部去了，让他一定要找到26军党代表赵舒到宝山路天主堂斯烈处，将周恩来接出来。当他找到赵舒，驱车赶到天主堂时，周恩来与徐梅坤已经走出来了……

三、他第二天清晨（指13日）在浦东遇险，也是恩来在黄埔的学生鲍靖中救了他

周恩来4月13日清晨在浦东的遇险，似乎很少有人提及过。其实那一次比在宝山路斯烈师部时更为凶险。

周恩来从宝山路天主堂脱险以后，又得知商务印书馆与东方图书馆等处先后失陷。夜已深，再加上情况不明，他想先到浦东避一避。于是一个人到黄浦江边，雇了一条船，渡江去了浦东……前些日子热播的电视剧《光荣与梦想》，周恩来4月12日坐一老汉的舢板夜渡浦江，编导们就运用了这一段史实。

其实那时的浦东也已在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布控之中。第二天一早周恩来从浦东一个秘密交通站出来，没走多远，就被一队国民党官兵抓住了。随即被押到薛岳所率领的一师七团团部。

团长鲍靖中听说抓了共产党疑犯，亲自出来审问。他一见周恩来，大吃一惊。鲍靖中，广东大埔人，国民党员，黄埔四期生。他在第一次东征时就认识了周恩来。鲍靖中在东征和北伐中屡建战功，被提拔为七团团长，当时便由他的团驻守浦东。

鲍靖中虽为国民党员，但倾向进步，不赞成反共。于是他暗下决心，要冒险救出周恩来。他打发掉了押送周恩来的士兵，在团部找了自己的几个亲信，让周恩来换了一身国民党士兵的军服，准备亲自送他离开浦东。

不料周恩来被捕的消息已经被传到师部，并引起师部军官的争论。当时薛岳因身体不适住在医院里，副师长担心夜长梦多，主张枪毙了事。但参谋长坚决反对，认为该师大多数军官都是黄埔生，周主任在黄埔生中威望极高，草率地将周恩来枪毙，怕引起队伍骚乱，一定要请示了薛岳后再作决定。而师政治部代主任酆悌（黄埔一期生，抗战中因长沙大火被蒋介石枪毙），主张亲赴七团团部，想见一见周恩来，劝说他是否能发表一个“脱离中共”的声明……

最终酆悌的意见占了上风，他匆匆赶到七团团部，只见鲍靖中正带着周恩来一块儿出来……酆悌知道鲍靖中想放了周恩来，同时，他更不愿意让周恩来死在自己手中，便做了一个“顺水人情”，假装什么都不知道，与鲍靖中瞎扯了几句，便匆匆离开。于是鲍靖中一行几人，带着周恩来渡过黄浦江，按照周恩来的意思，在车上换了服装，一直将他送到北火车站附近棚户区，才依依不舍地离别……（本节内容参考了南京大学闻宁《“4·12”政变周恩来是如何被捕》一文——笔者注）

世界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写有《长征·1935》《亚洲的觉醒》《毛泽东传》等著作的英国作家迪克·威尔逊，在《周恩来传》中曾这样描述周恩来在“四一二”政变中脱险的经过：

国民党来后，上海一片白色恐怖……当周被扣留时，他的运气不错。据说黄埔军校一位可敬的军人——周救过他一位兄弟的命——想报答周，当周被扣时，他佯装不认识。另有一种传说，这位师长兄弟曾是周在黄埔时的学生，是他帮助周逃跑的。第三种说法是，周被判死刑后，“某人为周的品行作保”，把他保释了。还有第四种说法，说周被捕后和其他人一齐关押在市政府内，最后成功地越狱。当然，这些传说不可能都是真的。

不管怎么说，周逃脱了……

他经过血与火的反复淬炼，“现在他在党内已经是一个经过风雨的无畏战士了！“（见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周恩来传》第130-131页——笔者注）

下面，顺便说一下在这两节中出现的几个国民党军官最后的结局：

其 一，斯 励：1901年7月出生，浙江诸暨人。1924年10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步科，1926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总政治部秘书。笔者在《生死搏杀》与《上海1931》两书中，根据特科成员洪杨生的回忆，将斯励写为1931年4月末，周恩来在处理顾顺章家属事件中被误杀，这是不准确的， 应向读者和有关人士深为致歉。根据他夫人陈佩英的回忆，斯励应在该年7月24日下午被特科人员骗去，在武定路修德坊6号（今武定路930弄14号——笔者注）被杀。

其二，斯烈：“四一二”政变时，为26军第二师师长。他较早从部队中退出，赋闲在家。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周恩来曾派人请斯烈赴京议政，并希望他能在民革中央任职，斯以年事已高推脱。1952年周恩来托陈毅代为探望病中的斯烈，斯烈于1953年去世。

其三，鲍靖中：抗战中鲍靖中曾任国民党某部副师长，后因负伤辞去军职。抗战后闲居南京。1950年夏，周恩来视察南京，即委托刘伯承和张霖之代为打听鲍靖中下落。1956年，周恩来陪同印尼总统苏加诺到南京参观，如愿以偿与鲍靖中取得联系，并致信表示感谢与问候。第二年周恩来再次来到南京，特地看望了鲍靖中。后鲍靖中病逝于南京。

四、根据党组织的安排，我来上海以后在礼查饭店311房间住了两个月

邓颖超对这一段经历，应该是印象深刻，终身难忘。

1973年9月17日，周恩来与邓颖超陪法国总统到上海参观，他们在登临上海大厦，俯瞰上海时，周恩来曾回忆说：当时形势很紧急，根据党组织的决定，他和邓颖超住进了黄浦路上的礼查饭店311室。

第二天，即9月18日，邓颖超向上海的陪同人员详细补充了这一段尘封多年的往事：“礼查饭店是一家高级饭店，当时住的多是外国人和高等华人。我们住进去后也要充阔佬，恩来穿的是西装革履，我身着旗袍，脚上穿高跟鞋，冒充阔太太。我们在礼查饭店足足住了两个多月，不能出门，靠地下党组织派人联系。真把我们憋死了。”（邓颖超的记忆稍稍有误。她可能住了两个多月，但周恩来4月20日左右入住，5月下旬赴武汉，应该是一个月多一点——笔者注）

周恩来由鲍靖中亲自护送，从浦东回浦西，脱险以后，4月14日，转移到徐家宅一处工人居住的小阁楼里继续工作。这里远离市区，偏僻荒凉，附近居住的大多数是工人，是一个较为安全的秘密据点。4月14日下午，罗亦农等在北京路泥城桥边的平桥旅社，召开上海各区委、支部负责人紧急会议，分析了当前形势，鼓励大家要树立信心，坚持战斗，并将一部分“目标太大”的同志派赴农村工作。此刻，在武汉的中共中央急派陈延年、李立三、聂荣臻等赴上海了解情况，指导工作。随即任命陈延年接替罗亦农为江浙区委书记。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记载：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4月16日从上海致电中共中央，建议武汉国民政府乘蒋介石在沪宁地区立足未稳之际，迅速出兵东征讨蒋。电报指出：”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再不前进，则彼进我退，我方将亦为所动摇，政治领导权将尽归之右派，是不仅使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见该书207页）然而，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并未采取他们的正确意见。根据党组织的意见，罗亦农等赴武汉，准备参加中共五大。

1927年4月17日，蒋介石在南京发出秘字一号命令，通缉共产党的首要分子197人，其中有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邓颖超等。邓颖超差不多也在这几日赶到上海，与周恩来会合。于是根据党组织的安排，住进了礼查饭店。

五、5月下旬，恩来由交通员保护，从礼查饭店不远的黄浦码头出发，奉中央的命令去武汉，我根本就没有下楼

1981年，邓颖超在寓所观看话剧《一代英豪》录像时，意见最大的应该是这一段：周恩来离开上海去武汉，邓颖超陪同他到江边依依惜别。面对白色恐怖与漫漫长夜，他们俩情长话长，恋恋不舍……

邓颖超指出：“当时我党在上海完全转入了地下，我实际上连楼梯都没敢下，周恩来走时也是躲躲藏藏，极为隐秘的。”邓颖超讲：“写历史的作品，一定要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要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浪漫主义是可以的，但脱离了基础搞会浪漫无边了。“

1927年5月下旬一个夜晚，周恩来化装后在一位交通员的陪同下，离开礼查饭店，稍稍朝东走了近千米，即到黄浦码头，登上了一艘开往武汉的英国轮船。整整两天两夜，周恩来待在轮船三等舱的舱位上，没有出来。等轮船过了九江，他才走出舱房，在甲板上透了透气……据《聂荣臻传》记载，聂荣臻是和周恩来乘坐同一艘轮船赶赴武汉的。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随后举行的一中全会上，周恩来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后曾代理过中央政治局常委。1927年8月1日凌晨，在以周恩来为首的前委领导下，南昌起义爆发了。中国共产党就此走上了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