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历的两次民国史学术盛会

郑会欣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国策，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学术界的思想也日益解放，许多过去不能或不敢接触的禁区也慢慢被打破，其中一个最具标志性的现象，就是民国史研究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然成为目前史学界著述最多的学术领域之一。而在民国史研究的发展历程中，最初在南京召开的两次学术会议，即1984年5月的“全国首届民国史学术讨论会”和1987年10月的“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推动民国史研究深入发展、组织和培养民国史研究队伍逐渐成长等方面，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当年我曾有幸参加过这两次会议，并曾在会议中承担过一些会务工作，事隔30多年，将这两次会议的一些情况作些回忆，以怀念那段逝去的历史。

民国史研究：由“险学”到“显学”

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推翻了延续数千年的专制帝王统治，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也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民国的历史是距今最近的一个历史时段，也是中国历史承上启下的一个重要时代，而中华民国史研究则是近40年来新兴的一门历史学科，就像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建朗所长所说的那样，“民国是个试验场”。如今海峡两岸以及世界各地对于民国史的研究方兴未艾，民国史研究经过几代人的辛苦耕耘，如今已取得丰硕的成果。

然而1949年以后，由于长期以来意识形态的影响，海峡两岸对于民国时期的历史都缺乏科学的态度，因为都将对方视为仇敌，相互攻击，因此杨天石先生将其称为“土匪史观”，其中在大陆，民国史研究更成为禁区，无人敢涉足。虽然国家曾在1956年和1972年两度提出编写民国史的计划，在机构与人事编制方面也作了一些安排，但在当时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环境之下，科学地编撰和研究民国史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真正开展民国史研究还是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国家对外开放，学术界的思想也不断解放，冲破各种禁区，民国史便成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套用前辈学者李新先生的一句话，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民国史研究已逐渐由“险学”转变为“显学”，而最早投入民国史研究这一领域并发挥主力军作用的，正是原先那些从事中共党史和革命史研究的学者，以及那时刚刚走出校门的年轻一代，其中最重要的研究力量，包括以下几个机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应该说是民国史研究队伍中的“中央军”，该所1972年即开始筹建民国史研究小组，亦对民国史的编撰体例、规范及其内容有所设计，虽然当时不可能全面进行民国史研究，但至少在研究队伍的组织与建设方面有所准备，一旦环境发生变化，这支力量便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南京大学历史系可能在全国高校中是最早进行民国史研究的一个系，这不仅是因为南京长期以来是国民政府的首都，留下许多重要遗址和文物，而且典藏民国时期各级政权档案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就位于南京，这就为研究民国史带来极大的方便。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张宪文、姜平、杨振亚和史全生等几位老师比较早投入这个领域的研究，除了个人研究之外，他们还在系里开设《中国现代史料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专题》《中国国民党政治派系》《民国时期的民主党派》《民国时期的经济》等方面的课程，科研与教学相结合，成为国内研究民国史的一个重要单位。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具有多年从事民国档案编辑和民国史研究的传统，史料编辑部和研究室集聚了近30名专业编辑和研究人员。

我在南京大学历史系就学时就已将民国史确定为今后的研究方向，1982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第二历史档案馆，正式从事民国档案与民国史的编辑和研究工作，从此便未曾改变，也因此有幸经历了民国史研究起步的那段历程。

推动新兴民国史研究的“白下会议”

1983年夏秋之际，为了配合及推动刚刚兴起的民国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等多个单位领导经过多次商议，最后决定在南京召开“首届中华民国史研究学术讨论会”，时间就定在1984年的5月。因为会址设在南京市委党校的招待所“白下饭店”，因此后来大家都将这个曾对推动民国史研究发生过重要作用的会议称为“白下会议”。

会议召开的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吸引了全国各高校和研究机构学者的兴趣，纷纷报名，要求参加会议。那时的条件相当简陋，包括会场、住宿、吃饭，特别是学者的往返交通，都是很难解决的问题。这次会议有将近200位学者与会，许多著名的学者，譬如来自北京的李新、李侃、孙思白、彭明、李宗一、王桧林、杨天石，上海的陈旭麓、丁日初、黄美真，天津的魏宏运、来新夏，武汉的章开沅、王宗华，东北的王维礼、解学诗，广东的陈锡琪、张磊等等，当然比较多的还是中年学者，除了南京本地刚刚毕业的几个大学生之外，外地的年轻人很少。

我作为发起单位的成员，又是南京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因此不但向会议提交了一篇论文《试论1935年白银风潮的原因及其后果》，得到陈鸣钟、李宗一、张宪文等老师的好评，会后即刊发在《历史档案》1984年第2期上，其间我还负责会议的会务工作。

这是国内首次正式以民国史研究名义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人民日报》为此还专门发布了消息，因此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虽然受到当时的条件限制，会议并没有邀请外国学者参加，但还是有几位正在南京大学留学的外国学生前来旁听。会议中还有几件小事值得一提，也可以说是民国史研究中的一些花絮。

我作为会务人员，负责到车站接送一些著名学者，其中就包括华东师范大学的陈旭麓教授。

陈先生在“文革”前就非常有名，他与李新、彭明、孙思白、蔡尚思等学者共同编撰的那套《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是我们上大学时必读的教科书。然而“文革”中就因为当时的上海市写作班子“罗思鼎”曾请他审阅一些文章，据说是上面曾要求，凡是历史类的文章都要先请陈教授看看，以免发生历史常识方面的错误。“文革”结束后，这件事被一些人抓住不放，就是不给他评教授，甚至有人还讽刺地说：“陈旭麓还要评什么教授呀，‘四人帮’不是早就封他是教授了吗？”

我因为以前没见过陈先生，就在车站外面举着“陈旭麓教授”的牌子迎接。陈先生几人看见牌子就向我走来，同行的还有安徽大学历史系的陈善学、《文汇报》的记者施宣圆、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崔美明等几个人，他们见到牌子都大声说道：“陈老师您看，大家都公认您是教授！”陈先生甚么话也没说，只是微笑着坐上了车。我不知道我这一无心之举，是不是会对他有所宽慰。

当时会议的经费很少，就是几个发起单位各自拨款，但很有限，因此只能住在市委招待所，都是两人一间。

陈旭麓先生和孙思白先生是老朋友，他们就被安排住在一个房间。中午吃过饭大家都回房间午休，等到下午开会之前，陈先生突然发现自己的长裤找不到了，孙先生也帮着找，惊动了会务组和招待所的负责人，有人说已经报警。然而房间就这么大，就是找不到，真是怪事，小偷来偷东西也不至于看中一条裤子吧。结果是孙先生午睡后先起床，穿上了陈先生的裤子，然后再在外面套上自己的长裤，难怪怎么找都找不到呢！这件事传出后引起与会学者的笑谈，一直到现在，只要当年参加过“白下会议”的人聚在一起，这都是个必谈的话题。

促进民国史研究国际化的“金陵饭店会议”

自1984年首届民国史学术研讨会召开之后，国内研究民国史已成为一大显学，《人民日报》为此还专门开辟了一个“学点民国史”的专栏，普及一些民国史的知识。

由于民国时期距离现实生活最近，因此社会上对民国时期的历史更是充满了好奇。与此同时，国内学者与国际间的交往日益广泛，先后有许多国外著名学者到内地访问，而到南京的第二历史档案馆来查阅档案更是他们访问中国的一个重要内容。

为了加强和促进国内外民国史研究的发展，1986年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发起，联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南京大学、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等多个单位，决定第二年在南京召开一次关于“民国档案与民国史”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主题就定为“抗战时期的中国”。

此时二档馆主管业务的施宣岑副馆长刚刚离休，他的职务由研究室主任万仁元接任，鉴于施馆长在档案界与史学界享有崇高的地位，发起单位代表一致推举由他担任筹备委员会的主任。会前的具体准备工作很繁重，由谁负责呢？

我当时担任二档馆史料编辑部副主任，也参加了筹备会议，施馆长在会上点名说：“就让小郑干，他年轻，让他锻炼锻炼。”于是我就负责了会议的具体筹备工作，包括与各筹备单位的沟通、与内地学者的联络（外国学者的邀请名单由近代史所副所长李宗一和南京大学张宪文等老师负责拟定）、论文的收集以及会议的安排等具体工作。由于会议的规格很高，全国各地希望参会的学者更多，筹委会决定组织一个审稿委员会，对所有参会学者提交的论文先进行学术评审，通过者方寄发正式邀请函，这个评审论文的制度可能在全国还是首创。

我与一位年轻的同事合作撰写了一篇论述国民政府抗战初期财政政策的论文，提交大会。由我拟定题目和写作大纲，标明重点，布置和提供需要查询的参考书籍和档案资料，最后再由我修改统稿。

这次会议是民国史研究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此刻国内的民国史研究已经走向国际化，同时此时召开这个会议还配合国家准备对台湾实施“一国两制”的国策，因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会前施馆长曾以个人的名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代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向台北的“国史馆”黄季陆馆长喊话，提出两岸共同开放民国档案的建议，更希望求同存异，与台湾的同行共同研究民国史。国家对这次会议的召开十分重视，财政上特别专项拨款20万元人民币，这在当时可是个天文数字，而且会议地点定在当时南京(甚至在全国)最豪华的金陵饭店举行，这与三年前“白下会议”的规格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为了让大会开得更加圆满，会前我曾向各与会单位和学者提出赠书的建议，很快便得到各个单位的积极响应：近代史研究所将刚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民国史》第一辑上、下两卷送给与会学者，河南人民出版社赠送的是张宪文等老师的新著《中华民国史纲》，复旦大学提供了多部有关汪伪政权的研究著作，南开大学出版社赠送的是刚翻译出版的美国学者小科布尔的《江浙财团与国民党政府》，武汉大学赠送《武汉国民政府史》，西南财大也将他们最新的研究成果《国民政府大后方财政经济措施》提交大会，全国政协文史办则赠送了多套国民党军事将领回忆抗战期间各大战役的亲历记。

我们作为主办方，更要落实这一提议，因此除了馆里赠送一套刚出版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简明指南》外，我们史料编辑部也组织人手，部主任老方和我带着几个刚分配来的大学生，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战史档案中突击选编档案，最后因时间太紧，干脆就带着人住在扬州的出版社附近，边排版、边校对、边印刷，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编辑完成150多万字、两本大部头的档案资料汇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将抗战期间22个重大战役的原始史料首次予以全文公布。这套资料的出版，特别得到与会学者的称赞，这也被视为民国史和抗战史研究中的一项重大突破。

1987年10月，来自国内外100多位知名学者相聚金陵饭店，会议讨论的主题是“抗战时期的中国”。

会议开得非常成功，不仅来自国内的学术大家如李新、李侃、金冲及、陈旭麓、孙思白、王桧林、蔡德金、章开沅、魏宏运、来新夏、彭明、丁日初、茅家琦、李宗一、张宪文、杨天石、王学庄、王维礼、金普森、孔庆松、杨光彦等亲临会议并发表论文，还有来自世界各地20多位著名学者，如美国的易劳逸、于子桥、柯伟林、李又宁、麦金农、陆培涌，加拿大的陈志让、巴雷特，日本的卫藤渖吉、山田辰雄、姬田光一、石岛纪之、久保亨，法国的毕仰高、白吉尔，澳大利亚的费约翰等等齐聚一堂，真是民国史研究的一次盛会。

这次会议还有两个小插曲值得一提。

当时开会按照规矩国内学者两人共住一间，虽然经费比较宽裕，但规矩却不能破。筹备委员会当时决定，几位副部级别的学者住单间，包括李新(原中共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王明哲(中央档案馆馆长)、金冲及(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等，其他学者都是两人一间。我还建议发邀请信时，在回执上请大家注明抽烟与否、睡觉打呼与否等问题，以便可以安排得更好一点。

那天金冲及老师报到时是我接待的，我将他带到房间，他一看就说：“怎么我是一个人住呀？”我说：“这是筹委会安排的，您是副部长呀！”他说：“这绝对不行，我的老师辈他们都两人一间，我怎么能一人住呢！”说着就把行李拿出来，随便走到一个房间，说我就住在这里，你们可以随便安排什么人与我同住。我当时很感动，而且这段记忆也一直埋藏在心中。

在“白下饭店”会议时发生过找裤子趣事的孙思白和陈旭麓两位先生，这次会议又住在一起，不过这次不是找裤子，而是陈先生感冒了。问陈先生怎么回事，他开始一直不肯说，后来才透露，原来是孙先生打呼实在太厉害，他睡不着，只好将被子搬到洗澡间去睡，结果受凉感冒了。

会议成功召开，美中不足的是港台学者未能与会

总之，这次会议召开得非常成功，与会学者都十分满意，不仅提交会议的论文内容精彩(会后这些论文经审核后由张宪文、陈兴唐和我3人担任主编，由档案出版社公开出版，并请孙思白先生题写书名)，而且每个与会者都获得10多种近20册民国史的最新著作，我们还特地安排邮局到饭店服务，为外地学者解决邮递的问题。

然而美中不足的是，这次会议未能邀请到港台学者与会。那时国际交流虽然已经开展，但大陆对港、台地区的情形却并不是太了解，筹委会只是邀请了香港大学校长王赓武教授和浸会学院历史系高级讲师刘家驹先生参加会议，但他们后来均因故未能出席；而由于当时台湾当局尚未解除赴大陆探亲的禁令，虽然筹委会的各位老师已从不同途径了解到众多台湾学者的研究领域，但却无法邀请他们与会，这也成为会议的一个遗憾。

“白下会议”和“金陵饭店会议”的召开距今已经过去了30多年，许多参加会议的学者亦已离开人世，但他们对民国史研究所作出的贡献却应永远值得后人怀念和敬仰。如今写下这篇我所亲历的短文，虽是片断，更非全貌，只是想唤起对往事的一段追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