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元化同志在上海作协的往事

陆行良

上世纪中叶，我和元化同志有幸在上海作协为同事，不只同单位，而且同部门同专业。这样也就与他接触和交流机会甚多，从中自然形成亦师亦友的情谊，前后时间长达15年。这15年可分为两个时间段，即从1961年至“文革”前夕和“文革”初起再到五七干校同吃同住同劳动长达7年后才“毕业”和散伙。在那苦难的岁月里，我俩始终在一起共同经受种种考验和煎熬。

元化同志离开我们已13年，去年就是他的百年诞辰。在这非常的日子里，他留给我的光辉形象在脑子里不断浮现，以致夜不成寐。在这里，我先将“文革”前在作协与他相认相知的一些往事如实记叙，以志纪念。

一个小小的见面会

1960年4月，上海作协在原有文学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了一个新型的文学研究所，所长是大名鼎鼎的郭绍虞先生。所属有若干研究小组。我和戴厚英、陈冀德、高玉蓉分在理论组。办公室在作协大楼二楼朝北中间的一间，不到15平方。四人四张办公桌排列尚有空位。如果再添一张办公桌也不会感到拥挤，反会感到更合适。说来也真巧，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办公室的老杨同志真的搬来一张办公桌，放在靠后的空位上。我们回头发问：要来我们理论组的是谁？老杨笑答：是谁，我怎么知道，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仅隔一天后的星期一上午9时许，我们正在埋头工作，不料孔罗荪同志(时任作协党组成员、秘书长、兼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打开我们理论组的大门，引进来一个陌生男子。他中等个子，年龄看上去约50岁，脸颊消瘦，不苟言笑，身着洁白衬衫，有棱有角，模样端庄。罗荪同志介绍说：“我带来一位老同志，从今天起就是你们理论组的新成员，他姓王，名元化。”仅听此言，我们的心头不禁一愣：噢，原来是他，真要刮目相看。罗荪同志要我们向这位不再陌生的人作自我介绍。当戴、陈、高三位女生讲完，罗荪同志插话：这三位女生在去年作协召开的49天大会期间表现不俗，被称赞为三条小辫子，在作协和上海文学界小有名气。元化同志听到这里，似乎有了兴趣，竟然露出笑容，起身向“三条小辫子”一一握手。我在一旁为这一幕而使劲鼓掌。罗荪同志随后宣布：元化同志身体欠佳，从明天起上午来上班，下午回家休息。今天我和元化同志还有事要办，先走一步。两位长者前脚出门，忘了是谁后脚跟进把大门“嘭”的一声关上。小小的一间办公室顿时像一锅滚开着的水沸腾了起来，“小辫子”加上小伙子七嘴八舌，争先恐后，大发议论：“王元化，久闻其名，未见其人，今日意外相见在此成了同事，不胜感慨!”“王元化，不就是反胡风集团第二批材料中所提到的那个‘方典’吗，还是骨干分子呢。”“骨干，没有真本事怎能当骨干。”“当然有本事，否则还能坐上新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高位吗。”“他当总编辑，怎么能不与胡风分子们打交道呢，编辑与作家交朋友这是工作需要。”“关押审查了那么多年，现在能放出来，看来没有了不起的事。”“有幸有幸！在我们这批小人物中间来了一尊大菩萨。”

回忆那次与元化同志第一次见面的场景及随后的闭门议论，当时大家七嘴八舌，不免有片面之处，因为我们还年轻，但却是我们这一代对元化同志当年所谓胡风问题及其为人的基本观点最直接的如实表达。也可以说，当年我们那个小集体在七嘴八舌中形成了对元化同志的基本观点。

被邀当《文心雕龙》学习指导老师引出一场风波

我们这个小集体对王元化同志的基本观点付诸实践的突出表现，就是随后敢于邀请这位新同事当我们学习《文心雕龙》的指导老师。对这件事我的印象太深刻了。因为当时周围对此尚不理解的大有人在，由此还引出了一场风波。起因是当时文研所领导向我们提出：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要求我们加强业务学习，提高业务水平。这个领导指示也正切合我们的实际情况。人贵在有自知之明。我们这伙青年男女，名为文学专业大学毕业生，实际上在校期间足足有一半时间投身于各式各样的政治运动，而且越是表现积极，所花时日越多。四年或五年的时间一晃而过，肚子里在专业上的真才实学并不多，对某文学专题花了真功夫学深学透有所专长的更是谈不上。现在来到从事文学事业的新岗位，如果盲目自满，不加紧补课和学习，努力提高自己，要想把文学这碗饭长期吃下去未必靠得住，更不要说对事业有所作为了。我们的小集体经过反复思考后商定：各人根据自己的工作定位和个人爱好，以自学为主，各自安排系统性学习。与此同时，要加强中国古典文艺理论学习，从学习刘勰《文心雕龙》开始。因为古文难读难懂，需要集体讨论，一周一次，时间定在每周六下午，并且希望老王（我们一直是这样称呼元化同志）一起参加，最好请他当辅导老师。这个集体学习计划落实的任务首先落到了我的身上，我作为理论组的临时召集人，也觉得义不容辞，责无旁贷。我就约见老王，要求到他府上拜访，告知有事相求。不出所料，老王满口答应并告诉我住址，并称恭候光临。因为事不宜迟，我立即行动，就在那个星期六的下午，我按图索骥，复兴中路思南路向北到底便是王府所在。这是一座普通的市民住房，老王把我引进他所住三楼的书房，不料刚进门就遇见一位瘦小的老人，只见他衣衫单薄，同样的不苟言笑，一副学者风范。老王给我介绍说，这是他的父亲。我赶快伸手恭称：王老先生，你好。老人也笑着伸手相握。他只说一句话，欢迎我的到来，就转身向朝南房间走去。在以后的几年中我几乎成为王家的常客，但见到老王的亲人却只有这一位王老先生，所以印象也就特别深刻。之后我了解到，王老名为王芳荃，当年是清华大学的一位著名教授。这是题外话。

1987年王元化赠送作者《文心雕龙创作论》一书

老王的书房朝北，也并不大，只有我们办公室一半，肯定不足10平方。设备也极简单，窗口一张长方桌，灰不溜秋的，桌面上玻璃板也没有。桌子的左侧有一张单人木制靠背椅，桌子右侧靠墙安置一个不到一人高的老式书柜，上面放着并不整齐的一堆堆的书籍。老王指定我坐那张靠背椅。因为时间有限且任务在肩，而且与老王做同事也有些时日，我把相求之事，即小组学习《文心雕龙》的计划一一相告。老王听得很认真，他边听，似乎又在思考什么相关问题。接着我向他请教这个学习计划该怎样具体实施。他说一起讨论。在与他的讨论中，我主要是提问，聆听他一次又一次的侃侃而谈，当时他讲得很实际，很具体，很有道理，好像事先就作了准备似的。他所谈的要点为：一、大家要学习的想法很好，先学《文心雕龙》很对，他表示支持，星期六下午他一定加班加点准时参加，共同学习。二、《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总结文学创作经验的第一部理论专著，堪称经典。它是用骈文写成的，的确难懂难理解，要下功夫苦读。建议采用两本参考书：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和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三、《文心雕龙》有很多篇，先选学它八篇十篇，从《神思篇》开始。四、一个星期学一篇，在自学基础上集体讨论，每次讨论要有一个中心发言。每人也要有备而来。五、学习其中任一篇，不能当作文学历史知识，而是要把握其精神实质，将它学“活”，其途径便是联系实际。要开拓视野，可以联系三个实际：古典文艺理论史的实际和当前文艺理论的实际，还有文学创作的实际。那次交谈的最后，我想将邀请老王当学习辅导老师的事情确定下来。对此，老王却半推半就，没有肯定，但也没有拒绝。对此，我感觉他似乎有所顾虑，甚至有难言之隐。我也不再苛求。其实，老王提出上述指导性意见，也就已经步入我们为他设置的高位上了。王府首访，我有求而来，满载而归。

造访王府后的星期一上班时，我就把老王对这次学习的五条建议如实汇报。大家感到很好，无需再议。年轻人有热情，有共同要求，说干就干。首学《神思篇》从本周开始，周末集体讨论。这样的业务学习，我们自作主张，自力更生，不求他人，进行得相当顺利，大家沾沾自喜，感到满足，大有长期坚持的干劲和趋势。然而好景不长，不到两个月，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王元化当理论组业务学习辅导老师之风传出去了。这竟然成了一个政治性的问题还引出了一场风波。支部书记找我谈话，说老王的胡风问题还没有解决，来到我们这里工作，只是试探性的，有别于正式的干部分配工作。他点出我们现在这样搞是否妥当，还要我从政治上考虑问题。他没有明指我犯了错误，只是一个郑重的提醒。无独有偶，记得是同一天，党组成员、大家敬重的革命诗人，又意外地找我个别谈话。地点在作协大楼二楼通道之东端窗口处。他很热情地关心我，并没有提及我们业务学习的事，只是孤立地对我讲了王元化在隔离审查期间踢破地板的神奇故事。他讲的大意是：王元化对被关押审查很不满意，也很不甘心，有一肚子怨气，又无从发泄，但又不能不表现出来。他采取了谁也想不到的方式，就是用脚使劲踢地板，他先把地板油漆踢光，再一次次一层层地不断向下踢，地板凹塘越踢越深，越踢越大。几年下来，把地板踢成一大片凹塘。他又告诉我王元化个性倔强，提醒我跟这种人打交道要多加注意。我在作协工作多年，党组成员找我个别谈话，仅有这一次，我很珍惜。他所讲王元化踢破地板的故事我也是信以为真。我相信那位老革命老共产党员，响当当的革命诗人，决不会无缘无故地编造故事伤害他人，对此，我坚信不疑。我担心的是对我所敬重的师友有所伤害，这是我所不能忍受的。为此我把这个故事深藏于我的心灵最底处，封闭起来，六十多年来，我从未向任何人透露。直至今天，我才把这个故事从思想深处挖出，在世人面前和盘托出。我坚信，时代不同了，对同一件事，不同时代可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老王当年踢破地板不正是充分彰显对强加于他的政治迫害的强烈反抗精神吗。同时也充分显现他坚守自己的信念，不畏强暴决不妥协的顽强而坚毅可贵品格和思想光辉。元化同志在1989年《思辨短简》一书的后记中曾回忆当年说，“在一九五五年隔离时期”，“我曾濒临思想崩溃的边缘，发生了精神危机”。老王的这段话，与传说中的踢破地板的故事联系起来，比较对照、相互印证，可以这样吗？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我们那次业务学习，在这种无形的压力下，难以为继，不到两个月，就中断了，夭折了。对于这次终告失败的学习，我对元化同志从未再提，以免对他，老伤未愈又添新伤。其实，老王也许已经心中有数，甚至早有预料，否则，当时我在他家请他当辅导老师时何以含糊其辞呢。

所幸的是，老王当辅导老师的业务学习之失败并没有影响我俩亦师亦友的关系，相反地在又一种新形式中使之得以延续和深化。所谓新形式，其实也简单，就是我登门拜访。那时，约每隔一两周，我就要在周末下午3时后去王家拜访一次。一个愿意跑腿，一个并不嫌弃，两人一拍即合。在他那里见面就是聊天，漫无边际的自由谈，在办公室里不便讲的话，在他那里可以乱发一通。一时之间老王书房成了我俩拥有的一个“沙龙”。当然，也有不少交谈业务正题的。值得记忆的是有一次，约在中断集体业务学习后不久，那次我刚到王家还没有坐下，老王就在他办公桌上拿起一个灰色的硬面夹交给我，打开来只见里面夹着老王写就不久的一篇大作，他要我坐下细读。天啊，我从未见过那样的文稿，稿纸是一张张的宣纸，比一般的十六开还要大些，上面没有一个个方格子，而是一条条从上到下的红线条，上面用毛笔书写着工工整整的繁体字。乍一看就有古色古香的味道。文章标题是《释〈物色篇〉心物交融说》，原来写的是《文心雕龙》。而这一篇正是我们理论组不久前集体学习过的，而且我作过中心发言呢，所以并不陌生。即使如此，我因时间关系不便字字句句细读，只是囫囵吞枣般地通读一遍。我的兴趣不在文章内容如何，而是问他文章写好找何处发表。不料，老王胸有成竹地告诉我说，他准备把文章先寄给周扬一阅，他可能会作适当处理。他提到周扬，实在叫我大吃一惊。老王似乎看透我的心头疑问。他告知，他与周扬虽然长期以来没有联系，但却是老相识，30年代在上海文委共过事。噢，原来如此，我对老王又要刮目相看了。时隔不久，老王这篇文章在《文艺报》一字不删一句不改地全文发表了。至此，老王才坦然地告诉我：一段时间以来他在研究《文心雕龙》，写《物色篇》是他第一篇文章，还将继续写下去，到时间就结集一本书出版。这就是“文革”以后很快得以出版的传世之作《文心雕龙创作论》。该书广受欢迎，一版再版。老王名声鹊起，人们把他与北京的大学者钱锺书相提并论，世称“北钱南王”。由此也奠定了他在学界的高位。在这里，我要感谢这位师友给我一个机会，我可能成了这部标志性巨著首篇文稿第一读者，不胜荣幸。

最后，有一个小问题，有必要加以澄清。有文章说，元化同志结束隔离审查后“被安置在上海作协文学研究所，管理图书资料”。后一句话纯为误传。老王在上海作协那几年名义上一直是文研所理论组成员，没有调离至其他部门。从1964年后我被调至作协图书资料室作负责人，同时调往的还有研究所同仁吴长华同志。我们可以负责任地说王元化在作协“管理图书资料”一说，决无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