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荫桐先生身份之谜

读史老张

2020年2月20日，《解放日报》刊发了我的《他们用学识凝聚复旦的日月光华》一文（该文已收入拙作《相辉：一个人的复旦叙事》一书中），文中记述了周谷城、谭其骧等复旦历史系老先生，其中最后一位提到的是张荫桐先生。

“他参加过民盟吗？”

张荫桐（1917-1998），江苏无锡人，早年就读于北碚复旦史地系，改革开放后曾为我们历史系开过课。我在文中写道：“据说他在北碚读书时，就倾向进步，与诗人邹荻帆、冀汸等进步同学关系密切。……抗战胜利后，张荫桐返沪，负责民盟上海地区工作。”

文章发表后，我的历史系系友、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沈飞德兄致电问我：“张荫桐老师确实参加过民盟工作吗？”我说：“是的。”我曾在一些书刊中零星读到过张荫桐参加民盟工作的点滴，例如，曾任黄炎培先生秘书的尚丁先生就曾回忆，在重庆筹组民盟青年区分部的活动中，“由于刘光（指中共南方局青年委员会书记——引者注）的帮助和不少中共地下党员的支持，活动很快就搞起来了。我们有5个人的核心小组，其中沈野、沈波、张荫桐都是地下党员”（尚丁《加入民盟前后》）。尚丁在另一篇回忆文章中还提到，那时，民盟常常举行“宪政座谈会”，每次座谈会前，“先拟出座谈主题和‘研讨要点’，印发给邀请出席的人士。我和张荫桐担任记录”（尚丁《民主宪政运动的先锋战士张志让与〈宪政〉月刊》）。我按图索骥，据此查到一则史料：1944年5月20日下午，第五次宪政座谈会在重庆打铜街交通银行二楼会议室举行，讨论议题是“民主主义中的保护私人企业问题”，会议主席是黄炎培、张志让，记录者就是张荫桐、尚丁。

年轻时的张荫桐

那么，上述“张荫桐”是不是就是毕业于复旦史地系的张荫桐先生呢？答案也是肯定的，诗人冀汸先生在回忆录《血色年华》（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中就曾提起过。冀汸1941年入读北碚复旦史地系，与张荫桐关系密切：“……开学不久，史地系即将毕业的同学张荫桐、王效仁（解放后改名王城）就到宿舍来找我了。他们是从邹荻帆那里知道我的。”（第52页）张荫桐“在系里威望也最高，受到同学们的尊敬。我进复旦之后，就和他建立了可贵的友谊”。（第132页）1943年底张荫桐从复旦毕业后，到重庆求精商学院任教。1944年9月，冀汸的同班同学张永昌也转到求精商学院。张永昌又名张永昶，后加入中共地下党，重庆解放前牺牲于渣滓洞。1945年张荫桐返沪后，张永昌曾告诉冀汸：“他（指张荫桐——引者注）赶回上海就是为民盟工作的。”（第82页）

史地系学生中的“大哥”

飞德兄遗憾地告诉我，他曾托民盟上海市委的同志查找过张荫桐的民盟履历，据说“查无此人”……这又让我疑惑起来。由此，我对张荫桐先生的生平产生了兴趣，觉得有必要探寻一番。然而，关于张荫桐的史料非常有限（其中他在1957年至1977年这二十年间的一段历史几乎是空白），因多次努力无果，我只能从公开出版物中去梳理一些线索。

在有关出版物中，谈及张荫桐生平较多的，是蒋宪基先生。蒋宪基是无锡士绅蒋哲卿之子，也是著名老报人。他在《我所知道的缪斌生平》一文中，较详细地介绍了张荫桐的早年经历。张荫桐的父亲张卓人曾在上海开过铁厂，是无锡富商，也是大汉奸缪斌的恩人。缪斌家境贫寒，张卓人曾资助他完成了在上海南洋大学（交通大学）的学业。缪斌毕业后，曾担任过江苏省民政厅长，后因贪腐被革职。“七七事变”后，缪斌投敌，先后任伪新民会副会长、汪伪政权考试院副院长等职，抗战胜利后被处决。20世纪30年代，缪斌正在日本游历，其时赴日留学的张荫桐曾和缪斌租屋同住。据蒋宪基回忆，“我是1936年去东京留学的，缪斌和张荫桐已经先去东京了。因张荫桐是我父亲的寄子，所以我常去他家作客，也认识了缪斌的私人秘书佐藤。缪斌在1936年的秋天回国后，我才同张荫桐一起租屋住在东京附近的目白地区” 。1937年6月正值暑假，蒋宪基和张荫桐一起回国。此后由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们就没有再去日本，“寄存在日本的全部衣物行旅因而损失了” 。因此，张荫桐简历上有“日本早稻田大学肄业”一节，似与此有关。

张荫桐《国立复旦大学应届毕业生毕业资格审查表》，现藏于复旦大学档案馆

张荫桐回国后，曾在缪斌的华北新民会任职。据蒋宪基说：“他不赞成缪斌的这种做法，几次向缪斌提起不满意的看法，缪斌以所谓曲线救国的论调表示要等待机会，劝张荫桐安心现状。张荫桐不满缪斌的论调，终于在1939年离开北京（应为“北平”——引者注）去重庆。这时缪斌正为汪伪政权的开张作准备，张荫桐才能脱身。”

1940年2月，张荫桐进入北碚复旦史地系读书。在史地系，有一个倾向进步的小团体，参加者有张荫桐、郭海长、王效仁、冀汸、金本富、张永昌和林同奇等人（其中不少人后来都加入了共产党），张荫桐和郭海长被尊称为“大哥”。1941年暑假，为了反对校内国民党、三青团主持接待招考新生，张荫桐等进步学生与特务学生发生冲突，遭国民党军警逮捕（后被保释）。据同时被捕的学生董谋先回忆（董谋先《复旦大学学生运动片段》），“他们用长枪、手枪顶着我们的胸背，穷凶极恶地押上大街，押往宪兵队” 。

蒋孔阳与濮之珍结婚照（1948年12月摄于上海）

1943年12月，张荫桐毕业。复旦档案馆所藏的一份《国立复旦大学应届毕业生毕业资格审查表》显示，张荫桐修满8学期，毕业平均成绩85.1分，系主任任美锷先生的批语是：“成绩齐全，准予毕业。”张荫桐毕业后，到重庆求精商学院任教。我在一篇纪念张永昌烈士的文章中读到，当年重庆不少大学生对于时局不满，心灰意冷，张永昌曾“将一些正直的同学领到当时已在求精商学院教商业地理的张荫桐老师家里，和他们一起谈论如何做人、怎样读书等问题”（陈思华主编《闪耀的星群——为中国革命做出突出贡献的达州儿女》）。1945年抗战胜利，张荫桐离开重庆，返回上海。

“阔佬”与研究员

假如张荫桐回沪是“为民盟工作”，那他的公开职业是什么？

冀汸倒是说过，“抗战胜利后，他在复旦历史系（应为史地系——引者注）任讲师……”（《血色年华》第132页）1946年夏，冀汸随复旦由渝复员返沪后，住在江湾学生宿舍德庄（今复旦第三宿舍）。据他回忆，有一天，张荫桐和妻子陈美华到德庄看望他，“他俩乘出租汽车来的，给我带来的‘见面礼’是一瓶威士忌。……他（指张荫桐——引者注）现在是几个公司的董事、董事长，或者经理，头衔很多，并且是民主同盟在上海地区负一定责任的干部，阔得很”（第82页）。但张荫桐究竟在哪“几个公司”任职，冀汸没有点明。

1948年，为了毕业后的出路，冀汸写信向张荫桐求援。“很快得到回信，说：‘一切’他‘包了’。……几天后，又接到他的信，说他已经和一位办私立中学的复旦校友谈妥，可在他当校长的中学里教书”，因为该校没有教员宿舍，“张表示，我可以住在他家里，给我一间房” 。为了保证上课不迟到，“他又表示，可以给我买一辆当时流行于上海的小轮摩托……”（第91页）冀汸最后到南京谋职，没好意思让老同学太破费。但让他始终困惑的是，张荫桐“原是一个穷得当当响的学生，别后不到一年就变成了阔佬，这是一个猜不透的谜”（第82页）。

张荫桐还有什么另外的职业？我一直没有查到。只查到在1948年5月后，他担任了海光图书馆研究员。海光图书馆创办于1948年6月，位于哥伦比亚路（今番禺路）209弄16号，它由银行家陈光甫先生资助、时任复旦大学政治系教授的林同济先生主持。图书馆工作人员中，编辑部主任是图书目录学家汪长炳，文学编辑是蒋孔阳、哲学编辑是林同奇，而史学编辑则是张荫桐。其时，蒋孔阳先生正与濮之珍热恋中。海光图书馆成立前几天，蒋孔阳就给在南京的濮之珍写信说：“图书馆大体有头绪了，今下午，林先生（指林同济——引者注）和我们三位开了一次简单的座谈会，大体拟定了一个今后工作的方向和程序” ，“此地另外两位研究员，一位姓张的，一位是林先生的弟弟，他们都是好人……”（蒋孔阳《真诚的追求》，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版，1948.5.26致濮之珍信）信中的“姓张的”，就是指张荫桐；“林先生的弟弟”则是林同奇。

张荫桐为什么会到海光图书馆工作？冀汸的《血色流年》透露了一条线索：张荫桐住在杨树浦，他的住房是父亲的遗产，宽敞、舒适，“自己一家三口住在楼上，楼下租给林同济教授和他的美国夫人。林教授已从西南联大转到复旦任教。林教授的弟弟林同奇是我的同班同学，和我与张荫桐都十分要好”（第82、83页）。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林同济早在1942年就与美国夫人黛南·格雷离婚。1948年，黛南以联合国官员身份来华，林同济与她租房同住，张荫桐家的“楼下”，很可能就是他们的租住地。换句话说，当时海光图书馆的主持者林同济租住在张荫桐家里——张荫桐进海光，似乎顺理成章。那么，他做些什么工作呢？按蒋孔阳的说法，是管图书馆的“琐事”，“张先生在此管这些事的时候，不翻译，不必一定弄研究部的工作”（1948年6月18日致濮之珍信）。

但是，张荫桐在海光图书馆的时间不长，一年不到，他就请假离开了。1949年上海解放前一个月，蒋孔阳写信告诉濮之珍：“汪先生回苏州去了，张先生回家去了，林老先生夫妇，躲难去了；同奇先生呢，迎接‘新时代’去了”（1949年4月30日致濮之珍信），“Mr﹒张最近不在，馆里的店务暂时由我代理”（1949年5月3日致濮之珍信）。

张荫桐到哪里去了呢？不得而知。不久前，我从上海市档案馆保存的一张“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支部委员会转移组织关系通知存根”（馆编档号C44-2-201-2）中发现，在1949年的某一天（未署具体日期），张荫桐去了北平。这张“致北平市支部”的通知写道：“兹有张荫桐同志原属上海市支部现往北平，特予证明，希予编组为荷。”从通知中所写地名“北平”和所签年份“卅八年”来看，时间应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因此，当年5月14日，海光图书馆因中共地下党活动被国民党军警侦缉、查抄，林同济、蒋孔阳等因“通匪”罪名被捕，张荫桐似并未在图书馆内。

孙中山孙女绑票案的主谋究竟是谁？

飞德兄之所以迫切希望了解张荫桐情况，与他研究孙中山家族的一段“孙中山孙女绑票案”有关。

1946年夏，孙中山的孙女孙穗芬遭到绑架。孙穗芬是孙科和蓝妮的女儿，时年9岁。当时绑架者索要赎金30万美金，后经讨价还价，以10万美金成交，孙穗芬得以安全回家。关于这桩绑票案的主谋，据原上海美术设计公司经理、离休干部陈明先生披露，主谋是两个民盟成员，一个是吴静之，另一个叫张荫桐。陈明是中共党员，很早就参加民盟，曾任民盟总部组织部干事。1946年，他受党组织派遣到上海工作。据他回忆，当时，中共南方局青委书记刘光介绍他认识民盟成员吴静之、张荫桐，并说：“你初到上海，各方面的关系不熟，吴、张两人在上海各方面关系很熟，可找他们协助工作。”“吴静之、张荫桐绑架孙中山孙女穗芬之事是后来被中共党组织发现的，但他俩推说是为中共地下党筹集活动经费，根本没拿到10万元，只是1万元，最后交给党组织1000多元。那天，吴、张向党组织交钱时，张荫桐还在一旁叹苦经呢，说原来开价多少多少，但最后只拿到一万多元……”“全国解放后，党组织发现吴、张隐瞒事实，但考虑到绑架孙穗芬与民盟、中共无关，纯粹是他俩的个人行为，在社会上也没有造成什么坏的影响，所以没有追究。”（沈飞德《细说孙中山家族》，上海辞书出版社2016年版，第355页）

陈明所述的“张荫桐”，是否就是本文主角张荫桐先生呢？从他曾为民盟工作、并与南方局青委书记刘光熟识这一点来看，非常吻合；惟有陈明记忆的两个细节似有出入：一是“张荫桐是高个子”；二是“直到上海解放后，他（指陈明——引者注）曾碰到吴静之一次。张荫桐据说早已病死了” 。在我的印象中，为我们上过课的张荫桐身材中等，并不算是“高个子”，陈明所述的“高个子”，难道是相对于吴静之而言？另外，张荫桐也并非“早已病死”，他直到1998年才去世。

1959年，林同济（左）、林同奇（右）与母亲一起在北京

那么，本文主角张荫桐是否就是那个绑票案主谋之一呢？我没能查到一手资料。

“他是一个神秘人物”

上海解放后，张荫桐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联络员。据《复旦大学百年纪事》记载：1949年8月11日，“校委会召开常委会议。确定学校行政各组主任的名单：教务处注册组孙绳曾（后为张荫桐）……”

张荫桐究竟是哪一天任教务处注册主任的呢？没有记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有一个时期似乎并不在校。2020年9月4日晚，我曾与金冲及先生通电话，谈到过张荫桐。金先生说：“张荫桐是一个神秘人物……他曾任注册主任，教过胡绳武同志，有一个时期忽然不见了。我当时任教务部总支委员，觉得很奇怪，怎么不见了呢？……后来，他又回来了。”1955年，冀汸因胡风案被捕，有人曾拿出一封张荫桐妻子陈美华给冀汸的信逼其交代，信中称，张荫桐“往来于日本、香港和台湾地区之间”，“他自己是不愿意去的，但不能不服从组织的决定”。据冀汸回忆，这封信是他将自己的长篇小说《走夜路的人们》寄给张荫桐后收到的，“怎么也没想到写回信的是他的妻子陈美华”，张荫桐“何时离开复旦又怎么出国的，我一点消息也不知道”（第132页）。《走夜路的人们》由上海作家书屋出版于1950年——也就是说，此书出版后的一段时间，张荫桐并不在上海。

张荫桐任注册主任的同时，也在历史系任教。1955年9月考进历史系的李孔怀先生告诉我：“他为我们上过课，上课时风度翩翩。”其时，张荫桐还经常以历史学者和专家的身份出席各种会议。如，1955年4月10日，他和周谷城、胡厚宣、周予同、吴杰、徐德嶙、魏建猷、束世澂、赵景深等专家出席了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读者座谈会；1956年12月30日，他又出席了中国史学会上海分会举行的第四次学术讨论会，讨论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束世澂的论文《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占有形态初论》，出席会议的还有周谷城、吴泽、周予同、杨宽、舒新城、束世澂、苏渊雷等数十人。

1957年反右斗争后，张荫桐被划为右派。据李孔怀先生回忆：“……后来他就不见了。我们是学生，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而1957年9月入学的姜义华先生则说：“我们那一届学生，一进来就遇到反右斗争。那时，高潮虽然已经过去，但还没有结束，还在继续。历史系是重点。我进校时，王造时、陈仁炳、张荫桐等教授已经是右派，被打倒了。”（《姜义华口述历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

复旦中共地下党员、上海解放后曾任校务委员会委员的张薰华先生则回忆：“当时教务长周谷城将工作放手由讲师张荫桐代理……他们对复旦作出重大贡献，也都被诬为右派。”（张薰华《复旦烟云》）

有意思的是，我在1957年6月的报纸上，还读到过张荫桐批判右派的言论。《新民报·晚刊》6月28日以《声讨陈仁炳王造时》为题、《解放日报》6月29日以《王造时是个十足的小人》为题，分别报道了复旦历史系举行的反右斗争会。会上，张荫桐做了发言，对王造时、陈仁炳的“右派言论”进行了批判。此后，张荫桐的名字就突然在报刊上消失了。我在上海市档案馆只查到一张1960年《上海历史学会申请入会登记表》（馆编档号C43-2-295-28），从笔迹来看，仅有姓名一栏由张荫桐本人填写，其余栏目均为空白。

张荫桐复出，是在二十年后。1980年，他为我们历史系开设了“南亚史”“东南亚史”课程，成为我在本文开头记述的“历史系老先生”之一。听说他在“文革”中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狱，1977年提前释放。直到1997年4月，他才被改判无罪。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没能查到更多相关资料。我听历史系教授金光耀兄告诉我，几年前，张荫桐的儿子还曾来系里开证明，希望查找他父亲的资料，不知后来结果如何。

不管怎样，这位为我们上过课的张荫桐先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历史人物。2020年12月26日，在复旦历史系《曦园星光 史苑流芳》新书发布会上，姜义华教授在发言中忽然提及张荫桐先生，说当年周谷城先生很器重他，但对后者我们了解得并不多。确实，张荫桐先生生活在风云变幻的时代，他的生平应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缩影。1998年他去世后，也同时带走了一段扑朔迷离的历史。期待有一天，我们能看到更多资料，张荫桐生平中的隐秘故事也能水落石出。

写于2020年8月，修改于2021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