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我的伯父谢天培

谢鸿展

抗日战争初期广东沦陷，经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张厉生和武汉卫戍区司令陈诚研究，并征得蒋介石同意，我的伯父谢天培被派往广东襄助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抗战达七年之久。1945年8月日本宣告投降，蒋介石任命孙连仲为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并兼任河北省政府主席。此时伯父又奉命回到北平，任河北省政府人事处处长兼新闻处处长协助孙连仲主席工作。10月6日伯父以河北省政府新闻处的名义向外界发布了由侵华日军天津司令官内田银之助投降仪式的新闻公报，全市人民闻讯无不欢欣鼓舞。

伯父本以为抗战胜利了，可以看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安居乐业，从此可以平静地工作和生活。伯父说：“抗战期间我曾冒着日军飞机的轰炸和扫射，几度死里逃生毫不畏惧，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眼前闪烁的总是国家前途的光明，岂料蒋介石要打内战让我的希望破灭，顿感失望。”随着国民党的统治逐渐失去民心，伯父的思想产生了变化，并开始和中共的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

掩护中共地下党组织

为了不引起他人的注意，伯父特意避开自己当年熟识的老师和同学中的共产党员，另与中共天津地下党接触。据伯父回忆，当时是与两个系统取得了联系。一是中共天津市工委宣传部副部长娄凝先，中间人为李书香（化名李辛人）。二是中共冀中地下贸易系统的赵友德，中间人为马震华。

几年间，伯父利用自身优势（国民政府文职中将）在掩护中共组织的地下人员，营救为中共做事被捕的同志，以及协助中共地下党组织运往解放区的物资出境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1946年初，天津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娄凝先的下属李书香和纪明因身份暴露，遭到国民党特务的追捕。他们立即逃离天津，去北平请求伯父给予帮助。伯父自知此事非同小可，为了安全起见，伯父将他们二人留在家中，不让外出。不但负责吃住，还拿出自己收藏的进步书籍供他们阅读。为了减少他们的工作风险，伯父还给他们安排职务作为公开身份，同时对他们的工作暗中给予支持，提供方便。尽管做得如此缜密，特务们还是有所察觉。没过多久，伯父在法租界27号路的永安饭店（现和平区新华路新闻图片社）去参加法商学院的校友聚会。当聚会结束后行至附近的明星大戏院（现和平电影院）门前时，伯父的大学同学段鹤延（国民党军统职务很高的特务） 疾步赶了上来，凑近伯父低声耳语道：“我们知道李书香藏匿在你家里，不过我们不愿给你添麻烦。”伯父听后大吃一惊，赶忙频频称谢道：“以后遇事还望老同学多加关照。”不知是因伯父的为人还是看在老同学的面子上，段将此事压了下来，总算是有惊无险。

青年时期的谢天培、罗慕班夫妇

1947年中共天津地下党组织为了向解放区运送购买的物资，赵友德、马震华在北大关的东马路上开了一家“晋泰昌”商铺来作掩护。在出境的时候经常会遇到麻烦，每当遇到困难时马震华就向伯父请求帮助。伯父冒着风险，把他们的物资当成河北省人事处员工消费合作社购买的货物，并开具了加盖公章的证明，请沿途军警予以放行，从而多次使运往解放区的物资顺利抵达。

一次中共天津工委宣传部、统战部副部长娄凝先因有急事要到北平去。当时出入北平的车辆都要检查，特别是西直门、阜成门检查得更加严格。为了娄的安全，避免军警盘查，伯父用自己带有李宗仁签发的特别通行证的专车负责接送。那时马震华等人也经常打电话借用伯父的专车出入北平。

伯父对遭到逮捕的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爱国青年也是尽自己的所能去解救。1995年天津无线电联合公司的王良讷在《团结与民主》上刊发的文章中回忆道：他因无线电技术的水平较高，和朋友在和平区丹东路开了一家“合记无线电行”。1947年冬季的一天，冀中军区采购员朱深来到“合记无线电行”准备购买一批通信器材，并要求将货物送到解放区，当时有些通信器材是受警察局电检科控制的。王是个爱国的热血青年，他深知一个没有无线电通信设备的军队犹如盲人骑瞎马，在战争中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他不顾个人安危，毅然答应了朱深的要求。前两批都很顺利，第三批在运输过程中出现了意外。结果王良讷被国民党保安团抓走，关押在和平区河北路38号。过了几天又把他押解到北平第十一战区军法处。正巧王的父亲和我爷爷是昔日同窗，于是全家便把搭救王良讷的希望寄托在伯父身上。翌日，王的爱人带着爷爷写的信函前往北平去找伯父。恰逢伯父正在保定办公（1946年6月河北省政府由北平迁到保定），王妻便向伯母述说了事件的原委。伯母听后深知这类案件一旦被军统接手就很麻烦了。她立即拨打电话给第十一战区副官处处长隋瑞正，请军法处徐维烈处长先将此案暂缓处理，待谢天培回来后再做决定。两日后，伯父到孙连仲家中陈述此事，并劝说孙不要多伤无辜，请准予保释。孙稍加考虑，表示同意。王被释放后，亲自到伯父在东单的住处面谢。伯父说：“这本是我应该做的爱国正义的事情，并不是因为我两家是世交而义不容辞。”

其实伯父受亲朋好友之托，利用个人关系曾向天津县长刘桐山及驻塘沽河北省保安司令高松元指名保释过好几个人。伯母在北平任李宗仁夫人郭德洁的秘书时，也乘机营救了不少我党地下工作人员。譬如郭德洁在北平办了一个“德智幼儿园”，国民党特务曾找到郭说该幼儿园中有共产党人混入。郭问及伯母的意见，伯母说：只要能把幼儿园办好就行了，其他不必多疑。他们知道这个幼儿园是谁办的，谅他们也不敢如何。最后军统还是逮捕了中共地下党骨干、幼儿园的女主任。后经伯母据理力争，李宗仁又碍于宋庆龄的情面（伯母曾任宋先生的秘书，二人私谊很深），最后强令军统释放了这位幼儿园主任。

陈布雷之女被捕，伯父提高了警觉

1947年9月27日凌晨，伯父家的电话铃声不断。电话的对方几乎都是找伯母询问家里是否出事？伯父意识到事态不妙，马上派汽车将长期匿居家中的地下党李书香和纪明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并且约定好了联系方式。随即又设法通知另一位中共地下党员马震华，告诉他由于突发事件形势紧张，暂时先不要到家里来，要时刻注意自身安全。一切安置妥当后，伯父便驱车前往第一个打来电话的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主任委员吴铸人家了解情况。

吴见到伯父的到来，松了一口气。他说昨夜军统特务在北平进行了大搜查，逮捕了不少人。因为当夜就听说孙连仲的谢处长被捕，心里感到不安。于是赶紧打电话向谢夫人求得证实，现在见到你总算放心啦！接着吴讲述了军统进行大搜捕的情况：因为在六七月间，军统从无线电波里发现了一个陌生的电台呼号，经过多日的探测搜寻，确认是中共设在北平的秘密电台，而电台就设在蒋介石亲信陈布雷的女儿陈琏和女婿袁永熙的家中。由于考虑到陈布雷与蒋介石的关系，没敢轻易实施抓捕。经军统特务头子们的研究，先对陈琏、袁永熙的住宅实施秘密监视，盯梢经常往来的人员，同时向南京保密局通报情况，并由局长毛人凤亲自向蒋介石报告案情。蒋听后指示立即抓捕所有涉案人员。接到命令，9月24日特务们实施了抓捕行动。当突然闯进陈琏、袁永熙的住宅时，恰逢电台正在工作，特务们遂将收发报机、密电码本及一些电报稿件等一举查获，并逮捕了在现场的所有人员。

从吴铸人家里出来，伯父直奔北平市副市长张伯谨办公室。因为以前伯父和张一起到过陈布雷的办公室，也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件事一定会让张感到很棘手。张向伯父倾诉苦衷，并拿出布雷先生的来信给伯父看。二人分析了事件经过，伯父对张进行了劝慰。离开后伯父下午又到省政府和长官部去了解情况。经过了解得知指挥这次行动的是军统河北省警务处处长杨清值和长官部调查统计室主任王耀先。根据陈琏家现场查获的文件、叛变人员提供的线索及家中佣人的供词，军统立即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抓捕行动。由孙连仲直接领导的长官部和省政府的好几个人在这次行动中遭到逮捕，其中就有长官部的参谋处处长谢士炎。而伯父是省政府的人事处处长兼新闻处处长，外界知道的人较多。谢士炎处长主管作战方案，对外接触较少，很少有人知道。这才导致9月26日夜间传出孙连仲的谢处长被逮捕的消息时，很多人都以为是谢天培，至此伯父才弄清了事情的原委。据伯父回忆说，这次行动逮捕了百余人，包括谢士炎在内的很多中共地下党员惨遭杀害。

通过这件事，伯父看清了蒋介石的独裁野心，对国民党的统治越来越不满，感到国家的前途没有了希望，同时也提高了警觉，对帮助我地下党工作一定要制定好周密的计划和随时应对的准备，必须做到万无一失，否则一切都会前功尽弃。

提供便利，义助中共打入金融界

1947年底，国民党统治下的经济濒于崩溃。为了挽救局面，全国按区域设立了金融管理局，华北区局设在天津。关于华北的人事安排，蒋介石一向听取张厉生的意见。当时伯父打算逐渐脱离国民党，已经辞去所有职务正在天津家中休养。张欲让伯父出任华北金融管理局局长，伯父此时已经不再想担任什么要职，便建议由他的老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施奎龄来担任局长，施虽出任局长，却不能留驻天津，对一些具体工作无法处理。因私谊难却伯父只好答应可以暂时代理局务，以便随时脱身，留有退路。

中共地下党组织得知了这一消息，便想借助伯父的便利条件打入金融界。由中共冀中贸易系统的赵友德和马震华在天津东马路开了一家“同增益”银号。当时全市的银行、银号多达上百家，而“同增益”银号从资金实力到市场信用度都处于劣势。若想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站住脚，没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是达不到的。为了使“同增益”银号尽快增强实力，伯父总是在暗地里用手中的权力给以扶助，同时让几家实力雄厚的同行们给予关照，当遇到困难时请他们给以支援。这样“同增益”银号在天津市的金融界总算是占有一席之地。

不到一年的时间，由于业务上的往来和蛛丝马迹，特务们对“同增益”银号的行为有所察觉。1948年10月北京剿总司令部认定天津“同增益”银号为中共地下党开设，并命令天津市警察局刑警总队立即对“同增益”银号进行查封，抓捕负责人。但是要想查封银号必须提前和金融管理局打招呼，以免引起金融市场的混乱。伯父接到通知一面向对方提出此事要慎重考虑，不要操之过急，以免引发金融动乱，一面让跟随自己多年的老司机王忠师傅立即赶往姨夫郑鹤年家，由姨夫转告马震华等地下工作人员立即转移。是日深夜，当刑警队到达“同增益”银号时地下党人已安全转移，只剩下雇佣的经理刘希贤和几个柜台上的伙计们。因为他们并不知道内情，所以敌人一无所获。而马震华则藏匿在伯父的姨夫郑鹤年家，半个月后，乔装前往解放区。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没过几日马震华便来到慧丰里家中看望伯父，一是对伯父留下来参加革命表示热烈欢迎，二是感谢伯父的搭救之恩。

保住财富，支援新天津建设

1948年8月，国民政府为挽救濒临崩溃的经济危机，发行了金圆券。凡属民间的外币、外汇、黄金、白银等一律由中央银行进行兑收，并运往上海待集中转运台湾。对于私自买卖及走私出境者，一经查获即予没收。当时伯父正担任华北金融管理局局务，凡是没收上来的资金一概交由该局经管。国民党中央派出大员来督导此项工作，华南是宋子文，华中是俞鸿钧和蒋经国，华北是张厉生。

同年9月，张厉生最后一次北上，秘密来到上海道慧丰里伯父家中，与伯父、伯母长谈了五个多小时。告知华北已不再坚守，让他们离开天津先到香港，陈诚另有任命。因为伯父、伯母自少受惠于张厉生，平日言听计从、私谊颇深，对此已无拒绝余地。伯父、伯母经过反复考虑决定，香港对他们来说人地熟悉，到时可以留在香港教书（1944年伯父曾兼任中山大学政治系教授）或移居美国。这也是摆脱国民党的一个好办法。于是他们将家中贵重物品装满七大箱，交于英商太古轮船公司运往香港。

天津地下党组织得知后，伯父的大学同学、中共天津工委书记吴砚农指派李书香到伯父家中恳请挽留，希望能把扣压的金银外币留下来，待天津解放交给人民政府。伯父深知这一任务的重大和所承担的风险，随后李又送来了加盖中共华北城工部大印的一封函件，表示希望并欢迎他们夫妇留下参加革命。伯父说，看了信函的内容使人感到振奋。李说：这几年你们二人为我党做了那么多工作，留下来还有什么可顾虑的呢？李与伯父是总角之交，视伯父为救命恩人，推心置腹的一番话让伯父非常感动。后来伯父对我说，当时要是考虑个人利益当然走是上策，继续自己的高官厚禄，更何况自己的行李都已经运走了。若留下参加革命，把这批黄金外汇交给天津人民政府，所冒风险的后果不堪设想。几年来，张厉生对伯父伯母总是关怀备至，伯父、伯母则尊他为师长。在大是大非面前，伯父伯母经过深思熟虑，毅然选择留在大陆参加革命，伯父深知要想建设一个崭新的天津，没有黄金外汇是不行的，一定设法将这批财物留住，交给人民政府。伯父利用其表哥华北剿总秘书长、全国美援运用委员会秘书长、中央银行华北区行主任郑道儒的关系，又秘密征得旧日同僚好友中央银行经理的同意，尽量拖延要求随身带走的黄金外币的时间。

在此期间，张厉生在南京曾两次打来电话催促伯父伯母赶快动身，并嘱咐要随身将那批黄金外币一起带走。因伯父伯母是国民党中央指定要撤走的人员，而辖区北平和天津中央银行金库的黄金外币外汇已经运抵南方，唯独由伯父亲自带走的部分迟迟未动。这一切引起了国民党军统部门的怀疑。

慧丰里2号小楼（局部）

1948年11月初的一个深夜，约11点多，国民党军队突然包围了慧丰里2号小楼。窗外的杂乱声引起了伯父的警觉，伯父意识到要出事，赶紧将城工部送来让他们留下参加革命的函件撕得粉碎扔到马桶用水冲走，还没来得及回到卧室，特务们就破门而入。经过对各个房间的仔细搜查，一直到凌晨4点也没有找到他们所想要的证据，特务们才怏怏离去。在此后的日子里伯父伯母想尽办法一拖再拖，生怕节外生枝，期盼着天津解放。

1949年1月14日凌晨解放天津的战斗刚刚打响，新任天津市委委员、伯父的大学同学吴砚农率先进入本市，进驻当时的市训练团（今天津20中学）。首先向地下党打听伯父、伯母走没走的消息，吴以伯父与张厉生的关系推断想必已离津无疑。当得知伯父、伯母留了下来，吴砚农喜出望外，马上找到一个经常联系的同学先去向伯父、伯母转达他的问候并嘱约会面的时间。

经过了29个小时的激烈战斗，15日下午3时天津宣告解放。被伯父扣留的黄金外币保住了，而自己运往香港的七大箱行李却被国民党政府以投共之名强加处理，对个人来说损失极大。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为此举行了隆重的接收大会，副行长尚明对伯父倍加赞扬，他说：谢天培是一个好人，他扣留的这笔黄金外汇解决了天津解放初期必须用外汇向国外购买物资的困难，他为我们建设新天津做了一件大好事。据伯父回忆说：由他随身带走的这笔黄金、白银、外汇、外币的数目虽然比不上统一运走的巨大，但也是相当可观的，具体数额虽然记不清楚了，但是在银行的档案中是有据可查的。在娄凝先首次与伯父晤谈时，感谢伯父对他们地下党的工作一直的大力支持并说：当时我们已经决定让你直接参加我们的行列。伯父说：过去地下党的同志曾对我试探过，我想凭着我的身份从旁保护你们还有回旋余地，因为国民党特务们还不敢不给张厉生和陈诚面子，否则反而不利。后来伯父的友人在台湾著名刊物《传记文学》中看到载有陈诚的文章中提到“陈、张对伯父如此信任，责备伯父不该有投共之意”。

解放以后，由于遭人诬陷，伯父伯母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尽管如此，他们对自己当年的抉择无怨无悔，始终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肝胆相照。直到耄耋之年他们还在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发挥自己的余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