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侠公留苏生涯

李 峰

上世纪20年代，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下，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有力地推进国民革命运动和东征、北伐的胜利进军。其间，国共两党分别选派干部、青年学生赴苏联，学习苏俄的革命理论和经验，掀起了一股留苏学习热潮。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及一些军事院校，为国共两党培训了一大批军政人才。在这一时期国共两党的留苏人员中，贵州籍留学生先后有镇远周达文(中共党员，东方大学学员、列宁学院教员)、安顺王若飞(中共党员，东方大学学员)、谷正鼎(国民党员，中山大学学员，其夫人皮以书女士亦为中山大学学员)、谷正纲(国民党员，中山大学学员)、贵阳李侠公(中共党员，东方大学、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学员)五人。

身份意外暴露后赴苏学习

李侠公(1899—1994)，贵州贵筑县(今贵阳市)人。1919年作为官费生东渡日本，到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1924年春毕业回国，在上海与留日好友周逸群(贵州铜仁人，毕业于东京庆应大学)创办《贵州青年》旬刊。同年7月，应广东黄埔军校总教官何应钦(贵州兴义人)之邀离沪赴穗，任黄埔军校特别官佐。1924年11月，经中共黄埔军校特别党部成员周逸群、鲁易介绍，李侠公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两广区委军事部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领导下开展党的军事政治工作。先后担任军校教导团秘书、东征军第一师(师长何应钦)政治部主任。

在东征军驻军汕头时，因交通员不慎遗失李侠公写给“君伟”(中共两广区委军委的隐称)汇报一师官兵情况的信件，被孙文主义学会分子窃取，作为共产党“分裂”“破坏”国民党的“证据”，在各报上影印散布。李侠公的共产党员身份暴露后，受到何应钦身边的孙文主义学会反共分子的寻衅围攻。李侠公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向蒋介石提出辞职，蒋作一番慰留的客套表演后批准李的辞呈。李离开汕头直赴广东，担任中共两广区委军委技术书记(相当于秘书长)，其公开身份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学校政治教官。同熊雄、周逸群、王一飞等中共党员组织和领导“青年军人联合会”，并担任《青年军人》杂志编辑。在广州大佛寺组织召开“西南革命同志会”成立大会时，李侠公作为大会主持人，受到孙文主义学会分子王慧生(贵州贵定人，黄埔一期学生)开枪射击，捣乱会场。所幸会前周逸群等人早有预防，安排专人监视和控制“准备闹事”的王慧生等反共分子的举动，避免了一场流血事件的发生。

在中共两广区委军委机关工作期间，李侠公主要协助军委代理书记张伯简搜集整理新编番号的国民革命军内部的官兵情况，做好调查和分析工作。国民革命军整装待发，中共两广区委的军事工作重心转入北伐军前线。同时，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为维护国共合作局面，将一些成为反共分子“攻击目标”的重要干部选派赴苏联学习，以回避国共两党激烈冲突，极力避免国共分裂。李侠公成为中共中央选派留苏学习人员之一。

1926年8月，共产国际邀请国共两党派代表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扩大会议”，中共代表谭平山、国民党代表邵力子应邀赴苏，途经上海，中共中央还为邵力子召开欢送会，欢送他退出共产党，以纯粹国民党代表身份出席共产国际会议。李侠公亦在上海搭乘国共代表团海轮直渡海参崴，再转乘火车抵达苏联首都莫斯科。

李侠公晚年回忆：“一天，区委书记陈延年同志在听取我工作汇报后，征询我是否愿意去苏联学习，我表示愿去。这样，我就在1926年秋间离粤到沪。到上海后，首先见到王若飞同志，若飞同志是在广州时就会见过的。我还经若飞同志的介绍去会见陈独秀。见陈是我的请求，是出自仰慕我们党的领袖这样的单纯思想。在上海，由于等候谭平山率领中共赴苏代表团的搭船机会，8月间才得启程，到达莫斯科大约是9月间。入东方劳动大学学习时是10月间。”

苦涩的留苏岁月

李侠公留苏期间(1926年9月至1930年7月)，发生了中共留苏学生与“旅莫支部残余”及校方斗争的“东大学潮”罢课请愿、与陈绍禹“宗派集团”之间的内部斗争。长期以来，由于受苏联“肃托”背景的影响，许多当年参与斗争的当事人对此段苦涩的留苏生活讳莫如深。李侠公在其《简历》中记述：“入校(东方大学)后，中共旅莫支部书记王人达同志指定我作旅支宣传部长，并走出校外作些华侨工人的宣传教育工作。1928年4月间转入列宁格勒军政大学。1930年夏间，中共驻苏代表团决定派我回国，8月间到达上海。”他对留苏生涯中的一些重大事件及敏感人物，简而隐之。80年代后期起，随着马员生《旅苏纪事》（群众出版社1987年10月第一版，内部发行）、陆立之《谁主沉浮——沧桑九十年实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1月版）等史料的公开出版，人们才对这一时期留苏学生纷纭复杂的内部斗争情况有了进一步了解。

莫斯科东方大学(简称东大)，全称为“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是苏联专门培养训练苏俄东部少数民族和东方各殖民地国家革命干部而设立的高等院校。1926年至1929年间，东方大学的校长为共产国际东方部领导人、曾担任过苏联驻波斯大使的舒米亚茨基。东方大学中国班最早的一期学员有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周达文等人，第二期学员有李侠公、朱代杰、鲁易、童庸生、马员生、张际春、李富春、吴季严等中共党员。由于苏联教师不懂中文，且不习惯称呼中国人的姓名，为方便起见，校方要求每一个中国留学生都取一个俄文名字作为代号，周达文取名“丘贡诺夫”，李侠公取名“罗蒙诺索夫”(俄文名：Ломоносов)，童庸生取名“奥斯特洛夫”，马员生名“毕托贺夫”。有的留苏学生的俄文名字沿用了许多年，如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等。

中共旅莫支部先在东大成立，这是从西欧勤工俭学学生中的旅法支部和旅欧支部学来的。李侠公入校时，旅莫支部书记是王人达(湖南浏阳人，留法勤工俭学生，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王调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后，由武胡景(又名武怀让，河南孟县人，中共党员，1924年夏赴苏联东方大学学习)接任支部书记，旋即东大中共旅莫支部解散，学生的管理由东方大学支部局负责，中国班支部委员会书记由东大支部局指派俄人韦尔特纳担任，武胡景仍任支部副书记，支部委员会成员多为没有中国革命经历的留欧学生，拿着高工资养尊处优，工作脱离实际，沿袭前旅莫支部的遗风：一是反对学习俄文和马列主义理论，视要求学习俄文和马列主义理论的学员为“学院派”，进行指责和批判。二是家长制作风和党内生活中不谈政治问题，不谈大事，而只注意生活琐事，提倡党员之间互相“打小报告”、相互揭发，所谓批评与自我批评，全是生活琐事，他们被学员们戏称为“旅莫支部残余”。同时，东大校方教学内客、课程安排及教材的选用，完全脱离中国的教学实际，对学员们提高理论素养、解开大革命失败之迷惑等没有实际帮助。对学员们提出改进教学方法及内容的建议，校方置若罔闻。至1927年10月，有三百余名来自国内斗争第一线的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进入东大学习，这批学员留学的目的希望在苏联学到马列主义理论、革命斗争技能和武装斗争经验，学以致用，实现救国图强之理想。东大校方的教学及中国班支部的所作所为，让这些学员大失所望。作为支部委员的李侠公，决不赞同校方及支部委员会的做法，并站在广大同学一边，对支部委员会提出严厉的批评。1927年暑假期间，在国内资历较深的李侠公、朱代杰、鲁易等人的号召下，一百余名东大学生列队游行，前往共产国际总部请愿，要求东方大学对课程进行修改和对中国班党支部委员会进行改组。这就是震惊苏联最高领导层的“东大学潮”罢课请愿事件。

“东大学潮”中的学生领袖朱代杰，四川成都人，南洋大学毕业，中共党员，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科长；鲁易，江西黎川人，幼年随父移居常德，早年留学日本，后留法勤工俭学。中共党员，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李侠公的入党介绍人；学潮中的积极分子罗汉，湖南浏阳人，留法勤工俭学生，在琼崖经陈公培、鲁易介绍入党，曾担任过《青年军人》发行股长、国民革命军笫四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他们都是在国民革命军中具有较高地位及威望的中共党员，且有与国民党右派及孙文主义学会反共分子斗争的经历。

1928年1月20日，共产国际组成东大冲突调解委员会，由联共中央宣传部委派施坦作为工作组长，到东大进行调查，召开三次全体学生(三百多人)大会，听取留学生们的诉求，并提出处理意见。第一次学生大会由李侠公、童庸生、马员生等人进行现场发言，朱代杰到中山大学请人将学生们的意见译成俄文交给工作组。第二次学生大会，由施坦主持，宣读解决东大学潮方案及措施。工作组认为中国班党支部在东大党委(支部局)的领导下，执行的路线是正确的，但在工作中有许多错误和缺点，因而会后应当改进。施坦宣读后让学生们对工作组提出的方案进行举手表决，全场哗然。李侠公从座位上站起来对大家说：“大家不同意工作组的方案，表决时可以表示，但工作组是中央派来的，不能反对，否则就是反中央。因此，不赞成时，只能投怀疑或不同意”。会场安静下来后，施坦宣布表决，先问赞成的，举手的东一个，西一个，不过二三十人。次问反对的，因李侠公有言在先，举手的只有几人，但马上又放了下来。最后问怀疑的，全场几乎都把手举了起来。学生大会否决了工作组的方案，工作组吃惊地匆匆宣布散会。2月27日，联共中央组织局听取施坦工作组的汇报，并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建议：一、解除东方大学党支部书记韦尔特纳的职务，将支部主要负责人武胡景、黄士嘉、宗锡钧、竺廷章开除，将示威活动的主要组织者鲁易、李侠公、朱代杰、贺声洋、马员生开除。二、批评舒米亚茨基的失职错误，责成中央宣传鼓动部和组织分配处加强东方大学中国班的管理。第三次学生大会先后分别在东大中国本班及军事班召开，仍由施坦主持。在东大本班只是增加说明中国班支部的缺点和错误；在军事班的会上才宣布了开除李侠公、朱代杰、鲁易、马员生、贺声洋(马员生之说为童庸生)五人的决定。

1927年末，向忠发率中国工农代表团访问苏联，并出席共产国际会议。李侠公、朱代杰、鲁易、马员生等被东大开除的五名学生在莫斯科找到中共代表团的向忠发、李震灜，说明东大学潮的起因及其处理结果，要求代表团为其办理回国手续，回国后在白色恐怖中参加革命工作。李侠公、朱代杰在国内就与向忠发熟识，向忠发、李震灜亦通过其他渠道了解东大学潮的具体情况。1928年1月23日，向忠发致信共产国际执委会，要求马上改革东方大学的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加强党的领导、改组东大军事班。这封信与李侠公、朱代杰等东大学生的请愿诉求相一致。向忠发与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协商，将东大开除的五名学生领袖继续留在苏联，转入其他学校学习。不久，朱代杰、马员生转入列宁学院。3月，李侠公、鲁易等转入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实际上取消了对李侠公等人的“处分”。随后，联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将东方大学中国部并入中山大学，并将中山大学更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1930年2月停办)。“东大学潮”事件，为留学生中的陈绍禹(王明)宗派集团被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发现、扶植、重用创造了条件。学潮中的李侠公等几位学生领袖及部分积极分子，亦为后来陈绍禹宗派集团所排挤和打击，在苏联“肃托”、“清党”系列运动中受到不同程度的审察，马员生甚至受到关押审讯。

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又称军政大学)，全称为“列宁格勒托尔马乔夫军事政治学院”。1927年设立中国班，第一期学员有朱务善、蒋经国、傅钟、肖劲光、李特等，分别由中山大学、东方大学、基辅军官学校、红军军事学校转入。1928年3月，李侠公进入列宁格勒军政学院中国班第二期学习，与鲁易、孔祥鲁、董良史、李秋萍等成为同期同学。因学校教学全用俄文，李侠公转入时曾得到同学蒋经国的辅导，并结下了私人情谊。1929年6月，转入列宁学院的朱代杰、马员生到列宁格勒参观、实习和工业考察，曾到军政学院看望李侠公、鲁易等被东大排挤出来的同学，带去中共六大文件，转达共产国际及苏共中央精神，并交换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些看法和意见。李侠公离开中国留学生聚集、政治风波迭起的莫斯科，到列宁格勒后，谨言慎行，专心学习苏联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为日后翻译罗忍格尔伯《政治经济学史》打下坚实的基础，也从而免去卷入留学生中的“托派”风波和苏联“肃托”灾难。但在苏联1930年的“肃托”运动中，马员生因“交代思想”而被认定为“托派”分子遭受“格伯乌”(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秘密审问和关押。在苏方人员的审讯当中，让其交待与李侠公的接触情况，试图将李侠公列入“托派”嫌疑之列。朱代杰就是因“托派”嫌疑被开除党籍而遣送回国的。

留苏期间，李侠公与孙冶方(中山大学翻译)、罗汉(东方大学学员)等同学友善，以至后来成为密友，与贵州籍学员周达文、王若飞有所接触或交往，而与谷正鼎、谷正纲兄弟(二人1927年8月回国)的交往未见任何记载。直至晚年，李侠公还有嗜好俄式黄油、烤面包，喜唱俄罗斯民歌等，尚留有苏俄生活之依恋情怀。

回国后几经辗转，成为杰出的党外民主人士

1927年4月16日，已到苏联留学的李侠公，作为“共产党首要”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通缉(即国民政府秘字第一号令)。1930年8月，李侠公由苏联回到上海，由党组织安排住在四马路的一家旅馆，学习党内的一些文件，等待分配工作。因在旅馆迎面碰上国民党特务王慧生，李急由后门避走，不能再回旅馆居住，而当时又没有准备失去联系后新的联络方式，因此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1977年春李侠公(右)与留苏同学孙冶方(左)摄于贵阳花溪

约两月之后，李侠公在大马路碰上当年的黄埔学生、中共秘密交通员陈赓，告知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及化名和居住地。3天后，陈赓派人与之接头，自称是江苏省委的人送来20元生活费后，竟未再来，联系再次中断。李侠公因通缉在案，不能在公众场所露面求生，以免被国民党特务及中共叛徒认出。李侠公在流浪上海街头时，曾与一家书店发生“窃书”纠纷，被英国租界巡捕房拘押，因其真实身份尚未暴露，旋被释放。在身患重病，身无分文，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李侠公只有向其在上海兼任招商局总办的兄长李仲公(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处处长、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时任交通部政务次长)求助，得到其兄资助而住进医院治疗。在医院又遇上同样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孙冶方，病愈后同孙一道去孙的家乡无锡教书求生，后曾匿居于李仲公在苏州的家中。

经与孙冶方相商，李侠公将译著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观与我们的驳议》一书，交由其兄李仲公修改审订后，以李仲公的名义公开出版发行，该书成为国民党政坛及广大爱国知识分子率先发出的抗日先声。李侠公与中山文化教育馆签约，同孙治方一道赴日本东京，闭门译著苏联红色教授学院教本——罗忍格尔伯《政治经济学史》(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公开出版发行)，以著述为生。1935年，李侠公由日本回国，在无锡、苏州之间过着流亡的“打单”生活，后经孙冶方三嫂介绍，与上海道南小学教师姜曼薇相识相爱，于1936年3月在上海结为夫妻，相伴终身，白头偕老。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侠公在上海遇见留苏同学罗汉，两人结伴到南京，找到中共南京办事处的叶剑英、李克农，要求恢复中共党籍及安排工作，1937年8月与罗汉一道赴延安，行至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得到林伯渠、王若飞的热情接待，因大雨路阻未能成行。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经周恩来推荐，李侠公担任政治部设计委员、陆军大学政治部主任(中将)，后任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为郭沫若)。留苏同学朱代杰，回国后参加邓演达创建的第三党(即后来的农工民主党)活动，由政治部长陈诚推荐，亦担任政治部设计委员、总务厅长。李侠公在周恩来、王若飞的领导下，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曾担任谭平山等人领导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央干事，成为一名杰出的党外“布尔什维克”、民主人士。

主要参考资料：

1.李杰群、李杰明《朱代杰传》(九州出版社2012年10月第一版)。

2.张泽宇《留学与革命——20世纪20年代留学苏联热潮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第一版)。

3.孙冶方《关于中共旅莫支部》(《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一辑，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

4.彭军荣编著《红场记忆——中共早期留苏档案解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5月第一版)。

5.李侠公《入党申请书》《简历》(1983年手稿本)。

6.笔者对李侠公子女李平贞、李姜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