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烈笔下的葛正慧叔父

葛自清

葛正慧在上海图书馆旧馆工作时留影（葛自清提供）

上海作家协会一级专业作家、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叶永烈先生于2020年5月15日病故。6月1日，作为葛正慧的后人，我怀着崇敬而沉痛的心情参加了“叶永烈追思会”；在送他最后一程的同时，还到休息室探望叶永烈夫人杨惠芬，赠上一册我自编的《徐家汇藏书楼告诉我一个故事》，以示慰问。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世纪》杂志主编沈飞德曾在《编余琐谈》写道：“审视介绍葛正慧先生传奇人生的文章，首功当推叶永烈先生。”此言不虚，叶永烈早在1986年4月就写出《“狄克”公案》（即《张春桥浮沉史》初稿）。叶永烈此后即成了采访葛正慧的第一人。

1990年3月出版的第二期《书林》杂志（双月刊）刊出叶永烈撰文《探索“文革进行曲”》，其中概括地写道：“我寻访了曾被张春桥投入上海西郊秘密监狱、受尽折磨的老人葛正慧先生。他在研究笔名学时，查出狄克是张春桥的笔名。当时，张春桥不过是《解放日报》总编辑而已。在‘文革’中，张春桥成为‘中央文革’副组长，倒行逆施，成了上海的‘太上皇’。在‘炮打张春桥’的怒火爆发之际，葛正慧加入讨张行列，道出了‘狄克攻击鲁迅、狄克便是张春桥’的秘密，为‘炮打张春桥’提供了一发重磅炸弹。张春桥把他投入狱中，盛暑不给蚊帐，使他饱受‘蚊虐’之苦……我走访这位闭户独居的老人，幸亏他的工作单位的党总支书记告诉我，一般地去访问必然会吃‘闭门羹’。我给他去信，诚恳地说明来意。多日不见回函。忽地一天，他寄来一大包剪报给我，都是‘文革材料’，原来，他这些天在找材料给我呢！不过，他的独居的房子，仍旧不许任何人进去。他改为到我家做客，一次次地来，讲述了许多重要情况，并为我提供很多采访线索。”

2010年上海书展期间叶永烈夫妇在签售现场（葛自清摄）

一、叶永烈初访葛正慧：收到两通回信

为编《葛正慧纪念文集》，我曾遍访叔父老同事，其中包括原上海图书馆党总支副书记狄华。她告诉我在1986年5月初的一天，曾向作协的叶永烈提供过葛正慧住址，还特别关照门口要留信条约见，叶才得以收到回信。去年夏天，我陪《世纪》沈主编到叔父旧居处走访，他为我在楼下门口拍了照，留个念想。

叔父平日为人低调，因终生与书相伴，惯于独善其身，竟至在“文革”蒙难之后也从未向家人透露内中详情，直到我读了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年8月版叶永烈著《张春桥浮沉史》一书后才恍然大悟，脑海里闪现出我亲眼所见“上图”门前马路上刷有“打倒张春桥”的石灰大字和叔父家门口“上海市公安局”的封条，事后把这两个看似互不关联的场景串联起来想：叔父果真做了“青史留名”事！

据叶永烈在《张春桥浮沉史》书中“主炮手安在”章节里，记叙葛正慧曾先回他一信：“我因高血压多年，说话时间一长，血压即升高，就头眩。馆内我不常去，现抽暇参加编辑会刊《图书馆杂志》，有时出去组稿、看稿、就诊（坐‘四人帮’黑狱多年的后遗症、病较多），往往不在家。我准备送一些参考资料给你，以便你写作。但我手头的一些剪报已散失了，这几天我到亲友处寻索。”几天后，叶永烈又收到葛正慧挂号寄来的一大包剪报，还附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在波澜壮阔的上海人民反‘四人帮’斗争中有无数同志受到比我更严重的迫害，甚至牺牲生命（这都有待于你向各方面采访）。我在上海人民反‘四人帮’斗争中并无贡献可言（因为不是我把‘四人帮’抓了，而是‘四人帮’把我抓了）。……”

葛正慧在附信中又着重提到：“威廉·夏伊勒（William L.Shirer）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你一定早看过。他曾翻阅了纽伦堡审讯纳粹战犯时所集中的数十万件缴获的德国文件中相当大的部分，才写成此书。书前他引录了桑塔亚那的一句话：‘凡是忘掉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

“由‘四人帮’1976年垮台至今，已十年了，曾为‘四人帮’主巢的上海尚未出版过那样的巨著。倘无文字留鉴，人们是容易‘忘掉过去’的，后代也难吸取教训。此历史著作之所以功德无量也。在党中央明确要求‘彻底否定文革’的今天，我预祝你写作成功。”

“全部剪报和报纸，是我赠送你参考的，不要归还。”

以上葛正慧附信的三个自然段是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7月出版叶永烈新著《“四人帮”兴亡》增订版（全四册）所增补上去的，与原单行本《张春桥浮沉史》仅摘录一段附信相比，较能真实、完整地反映了葛正慧全力协助叶永烈“扬善惩恶、修史明理”的强烈心态。

二、葛正慧三访叶永烈：指点“文”“献”二字诀

早在十年前的2010年上海书展期间，我曾专候叶永烈签售新书现场面交一信，向他简述我为筹编《葛正慧纪念文集》期盼赐稿云云；次年书展我再给他递上“求援信”时附加电邮地址，果然隔了一个礼拜不到就在我邮箱里收到叶永烈的电脑版大作《炮打张春桥的主炮手——葛正慧》，正文前还特别写明：“2000年7月24日，一位76岁的孤独老人在上海寓中安详地离开了人世。他没有子女，养女万建恒为他举丧。为了永久纪念他，侄子葛自清为他编辑文集。”

在此文的第一章节“寻找‘炮打张春桥’主炮手”中，叶永烈增补如下：“在信中，葛正慧还写明了他准备到我家长谈的时间。看了他的信，我的目光投向案头的三厚册蓝色封面的《第三帝国的兴亡》。我也早已读了这部巨著，引为写作《“四人帮”兴亡》的借镜。我们的见解，竟如此不谋而合！”

下文就是叶永烈初识葛正慧时的印象，写得形神兼备：“我期待看见这位劫后余生、外冷内热的老人。暮霭降临，我徜徉在我家附近的公共汽车站，注视着每一个从眼前走过的行人。一个头已谢顶、戴着眼镜的老人，双脚边走边拖走来。尽管我从未见过葛正慧，但是根据邻居们所说的特征，我猜想是他，上前问道：‘您姓葛？’果真是他！我领着他，来到我家。他前庭开阔，头发灰白，热忱而健谈。他生于1924年，屈指数来已是六十有二。浓重的浙江宁波口音。葛正慧一口气谈到将近深夜十二时。未能谈完，过一星期他又来了两次。他花费很多时间向我介绍上海人民反‘四人帮’的斗争。经我再三恳求，他才谈及了自己所遭受的迫害，他对‘狄克’的研究……”

叶永烈应我信中的要求，在上文这一章节结束时特别注明：“在1986年5月11日、16日、23日，葛正慧先生三次来访。我用录音机录下他20盒谈话磁带。至今，我仍完好地保存着这批珍贵的录音磁带。”叶永烈在增订版《“四人帮”兴亡》“他查出‘狄克’是谁”一节中也注明“1986年5月11日、16日、23日，叶永烈三度采访葛正慧。”

2019年夏作者在叔父葛正慧位于复兴中路583弄的旧居前留影（沈飞德摄）

那么葛正慧叔父三次光临叶家长谈，其中对叶永烈写作说了哪些有助于拓展其思路之类的话呢？由于我未能及时复制叔父的访谈磁带，只能现在从叶永烈著《姚氏父子》（大连出版社1988年7月版）和增订版《“四人帮”兴亡》两书的“后记” “序言”中综录如下：“就在我大量查阅‘文革’档案、资料之际，曾经深受‘四人帮’迫害、以致被投入秘密监狱多年的葛正慧先生的一席话，给了我莫大的启示。他指点道：文献是由文与献组成的，文即档案、史书；献即口碑，是活的材料。《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有很大缺陷，即作者重文不重献。你要从两个方面着手。特别要注意‘献’，因为‘文’总在那里，一两百年以后的作家要写，也可以利用‘文’。如同姚雪垠写《李自成》那样。‘献’却要抓紧。一旦重要的当事人死了，‘献’也就没有了。”叶永烈在文中说，“我听从他的指点，从‘文’、‘献’两个方面开始采访。”

三、欲知葛正慧余事如何，且到上图“叶永烈专藏”

2014年4月29日叶永烈将采访档案、口述录音带连同手稿笔记和图书资料悉数捐赠给上海图书馆。他在捐赠仪式的发言中动情地指出：“我在创作中，当年曾经得到上海图书馆党总支书记陈雷、副书记狄华诸多帮助。尤其是深受‘四人帮’迫害的上海图书馆书目参考部副主任葛正慧老先生，多次到我家长谈，给予指点，对于我完成长卷《‘四人帮’兴亡》贡献良多。”上海图书馆以此特辟“叶永烈专藏”，自此以后叶永烈“开讲啦”：“我本来想，去世之后，在我的墓碑上写一句话——对不起，我不能再为你回答为什么。后来我想想，觉得应该改成——请到上海图书馆来找我。”

“凡作传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传世之心。”（清·李渔《闲情偶寄》）叶永烈当年在荧屏前观看特别法庭审判“四人帮”时“萌发了写作反映‘文革’长篇纪实文学的念头”，葛正慧也在内部版《历史的审判》书中批注“万恶‘文革’而无正史记叙，忍使此辈逍遥史外以欺天下后世耶！？”真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叶永烈以传世之心始，终以一部200万字煌煌巨著《“四人帮”兴亡》而传世，告白后人牢记共和国史上惨痛一页！

二十年前我送别正慧叔时作挽联：“正气敢斗人间鬼，慧眼博览天下书”；在此我撰一联拜挽叶永烈先生：“海上文坛一叶永失传世杰作，科普纪实两翼难续烈士宏篇。” （2020年6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