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4-24
包于飞
包启昌是我的父亲,在我的印象中,留下的场景永远是写字台前台灯下,或思索或疾书的侧影和身边高高摞起的书籍。父亲和他周围的这些知识分子,是有知识、有能力、有理想、有情怀的人,是为了民族、国家牺牲小我的人。
包启昌(后排)相约同学去夜校义务授课
出生于1924年的包启昌,幼时在浙江镇海庄市的乡绅叶澄衷创办的叶氏中兴学堂(前身是叶氏义庄)读小学。这所被称为“江南第一学堂”的学校走出了宁波帮的许多著名人士,其中有包玉刚,邵逸夫、叶谋彰、楼志章、赵安中等。叶澄衷曾说过:“中国之积弱,由于积贫;积贫由于无知;无知由于不学;兴天下之利莫大于兴学。”这段话深深地烙在包启昌的脑海中。他从叶氏中兴学堂毕业后,因数学成绩特别优秀考进了上海中学,并一路保送至圣约翰大学土木工程系,当时的包启昌考虑到读土木工程以后必须要出国留学,而他只希望早点毕业早点工作减轻父亲的负担,所以转到经济系,并选修了第二专业历史,为的是尽快修到毕业所需的学分。
1943年,尚在圣约翰大学就读的进步青年潘效良因要回乡结婚,故请求同班同学包启昌代他在此期间,去一个名为“联生义务夜校”的学校为贫苦学生义务上课。
这所夜校1941年由爱国青年翁曙冠、陆成福创办,学生完全免费就读,教师不拿工资而且要一起募捐办学,校址差不多每学期更换。学校搬到哪里,学生跟到哪里。学校也没有财产,只有一只木箱,里面放着粉笔、黑板刷、点名簿、记分簿等,说走就拎着走。包启昌本来只是临时去代课,去了后却被夜校师生的学教热情所感动,情不自禁地加入了进去,因为此时他想起了叶澄衷先生说的“兴天下之利莫大于兴学”。
包启昌代潘效良去联生讲课时,并不认识翁曙冠,只在信中交谈了一下,知道他和陆成福因故去四川了,特请他去帮忙上课。后来没成想一心办教育救国的陆成福,在路过汉江游泳时不慎溺亡,壮志未酬身先死。陆成福的哥哥茶叶商人陆成章为了纪念弟弟,完成弟弟教育救国的遗愿,竭力在经济上支持夜校办下去。因翁曙冠当时不在上海,他要求包启昌负责教学工作。为此包启昌又动员了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来联生夜校义务任教。
当时是日伪时期,实行灯火管制,师生就自制电石灯,坚持学习。有时遇到戒严,只能在教室里捱到天亮。由于教师在课堂上灌输抗日思想,引起当局的注意,开始派特务捣乱。到1944年底,敌伪当局干脆禁止相关的中学再借教室给联生夜校用,导致夜校不得不暂时停办了。
1945年,抗战胜利后,翁曙冠回到了上海。包启昌和他第一次见面,相谈甚欢。他们交流了各自的抱负,表达了要找机会把联生夜校继续办下去的想法。此时,包启昌并不知道翁曙冠中共地下党员的身份。
1946年9月,毕业于圣约翰大学经济系的包启昌考进了交通银行,捧上了“金饭碗”,实现了他想减轻父亲家庭负担的愿望,并且在1947年结了婚,有了温暖的小家庭和稳定的收入,并在不久后升任支行的襄理,过上了小康生活。可是尽管如此,联生夜校的教学经历他一直难以忘却。
1945年,翁曙冠(右)与包启昌初次见面,相互畅谈教育救国的理想与抱负
参加人民保安大队的联生夜校教师,前排中为翁曙冠,右为包启昌
1949年,为了迎接解放,中共地下党组织决定恢复联生夜校。他们在上海南市的露香园路找到一家群安义务补习学校,将联生夜校的原师生召集起来,暗地里复了校,成为地下党碰头的地方。为了避免国民党政府的怀疑,让有交通银行工作背景的包启昌出面对外应付。
地下党通过联生的爱国教师,向学生宣传革命形势和革命理论,为迎接解放、预防国民党最后的疯狂破坏做好准备。上海解放时,联生夜校的师生加入了人民保安大队。地下党的同志告诉他们,解放军将从西面进入市区,并叮嘱一定要等解放军派出岗哨后才能出来。又通知了暗号:“万先生请你去一下。”答:“让我穿件衣服。”
5月27日,包启昌一早接到通知,立马骑自行车由哈同路去到万竹小学报到,一路上枪声不断,路过静安寺路卡德路(石门一路)口,还遇到少数反动武装的抵抗。翁曙冠是人民保安大队工作委员会总务组的负责人,包启昌则负责会计。经费都是各方凑集的,包启昌也垫上了74个银元。后来是解放军用军米归还的。大家的心情都特别激动,新中国终于要诞生了,他们拍照记录下了当时的兴奋场面。
1949年10月,因为联生夜校业务管理工作的需要,包启昌考虑再三,决定辞去“金饭碗”交行的工作,放弃三百多大洋的工资,投入到更有意义的教育工作中去。
上海解放时,翁曙冠是作为军代表来接管教育局的,此后联生夜校得到了新生,成为一个既有工科、商科,又有普通初中的义务夜校。翁曙冠亲自担任校长,包启昌担任副校长。从此开始了他们两人半个多世纪的紧密合作和真挚的友谊。
包启昌的工作积极性非常高,全身心投入。新中国成立时各种条件都很差,他把家里的四人办公桌、书橱、英文打字机、留声机等都搬到了学校里公用,以校为家。对联生夜校的困难学生极其关爱,有一来自宁波乡下的残疾学生,干脆被他接到家里,供吃住及学杂费直到考入大学。
在教育走上正规,夜校停办后,包启昌于1953年进入上海市最老的名牌中学之一敬业中学,正式成为一名人民教师,虽然最初78元的薪资与银行收入无法相比,但包启昌仍满腔热情地决定将此生奉献给中国的教育事业。
1949年11月21日,联生夜校全体教职员合影,翁曙冠(二排中)、包启昌(二排右三)、杜功乐(前排右二)
他是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
包启昌进敬业中学时,翁曙冠是敬业中学的校长,但包启昌依然坚持从教师做起,除了做班主任,就是教历史。在圣约翰大学读书时,历史是他的第二专业,因为英语底子好,所以对世界史更为熟悉。
1955年开始,全市学校试用人教社的历史新教材,包启昌被指定为试教教师,每节课都是公开课,为全市历史教师示范教学。包启昌作了艰苦的规范而有成效的备课准备。1956年,他在首届上海市优秀教师评选活动中,获得由陈毅市长签发的“上海市优秀教师”的奖状和奖章,并因此被任命为敬业中学的教导主任,又一次成为校长翁曙冠的得力助手。
1956年,包启昌作为第一作者与复兴中学宗震益老师、华师大附中田士道老师编写的《世界近代现代史教学法》(上、下册),共11万字,由新知识出版社出版,全国发行,这是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第一本历史教学法书籍。
有很多敬业毕业学生多年后回忆中学时代说,当年中学里留给他影响最深的是风度翩翩文采斐然的翁校长和什么课都能教的包教导。是呀,那些年师资力量不充沛,一个老师请假,包教导就能无缝对接,顶上代课。因为作为教导主任,他对每门课的进度与教学要求了如指掌,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工作的细腻程度,更何况数理化英语本身就是他自带的强项。包启昌清楚,要领导学校教学,自己的教学能力绝对要强,所以他对历史教学的研究是精益求精的,他深知了解中国历史及世界历史,对学生世界观的形成极其重要。包启昌博览群书,他知道历史教师就是个杂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风俗都要懂一些。因次收集史料不但源于正史,也阅读野史、记事、传记。还利用自己的外语优势阅读外文史料。他提出“一堂课一个中心”的历史教学理论,在全国历史教学中引起极大的反响,被评为全国历史教学论著一等奖,一直到现在,还是全国历史教师津津乐道的经典历史教学范例。
从20世纪50年代包启昌担任上海市世界历史教学研究中心组长,到历任三届上海市历史教学研究会会长及全国历史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他对历史教学的研究是一以贯之的,他始终认为,了解中国历史、了解世界历史,就是了解自己为什么要爱这个国家的前提。
1979年,包启昌成为全国首批特级教师中唯一来自上海的历史教师,与北京的时宗本老师被教育界称为“北时南包”,《人民日报》介绍了他的事迹与教学思想。
1983年11月,在全国历史教学研究会第二届年会上,包启昌的论文《谈谈爱国教育在历史教学中的落实》得到很好的反响,上海的《历史教学问题》杂志刊登了这篇文章,提醒历史教学中突出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性。
1980年,教育部副部长董纯才(左)接见全国首批特级教师之一的包启昌
整个80年代,是包启昌最忙碌的时刻。他被选为南市区人大代表和常委,并于1983年入党,之前他一直是民盟会员,担任民盟市委教育委员会副主任。1983年6月2日的《解放日报》刊登了包启昌入党的消息。党报刊登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入党的消息,这种荣誉包启昌是“文革”后的第二个,第一个是演员乔奇。内容是这样的:“早在五十年代初,包启昌就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三十年来,他虽经坎坷,但对共产主义坚信不渝,即使身处逆境,也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5月19日,敬业中学党支部召开支部大会,一致通过了他的入党申请。”
1983年,因为包启昌在学校管理工作和历史教学上的杰出贡献,他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1985年开始,包启昌连续7年成为上海高考命题小组成员;1987年,他被聘为上海首届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1988年,上海师范大学商调包启昌未成,而将他聘为第一批外聘教授:1989年他被聘为上海中小学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此后连续八年担任国家教科书审定委员会委员,2003年,国家教育部给他颁发奖牌,感谢他为中小学教材建设作出的贡献。
1984年,世界船王包玉刚回故乡探亲,访问了当年在叶氏中兴学堂读书时班主任的遗孀,答应回港后与邵逸夫、包从兴等当年叶氏中兴学堂的校友商量,为中兴复校出力。而故乡宁波镇海的区政府领导则联络中兴校友会副会长包启昌一起协调。包玉刚、邵逸夫、包从兴、赵安中等香港校友对此事都非常赞同,包玉刚出资650万、邵逸夫、包从兴、赵安中等各出100万、叶氏后裔叶庚年出50万凑足了1000万。一所设备现代化的中兴中学拔地而起,包启昌被任命为首届名誉校长。虽然包启昌本身为上海敬业中学的领导,还为全国各地的历史教师培训,工作已非常繁忙,可是他还是挤出时间,联络了上海各大名校的十几位退休的高级教师,去中兴中学“传帮带”,带出一批优秀的年轻教师。
上海教育电视台介绍包启昌《一堂课一个中心》
领导加挚友的翁曙冠,即使后来当了上海市教育局副局长,当了民盟中央常委、民盟上海副主委,依然兼任敬业中学名誉校长。教育成了他们终生的职业和信仰。2012年4月,包启昌因脑梗去世,已被医生叮嘱绝不可参加任何活动的翁曙冠闻讯由家属护送,偷偷溜出华东医院,坐轮椅参加了追悼会,他对包启昌的夫人说:“我无论如何也要送启昌最后一程!”2015年,翁曙冠逝世。
包启昌用自己一生对教育事业的坚守来诠释:家国情怀是中华民族深深根植于灵魂和血液里的一种集体人格。爱这个国家就是要有信仰,对这个民族、这个社会有责任心、有担当,无论你在什么岗位。爱国并不是叫口号,而是真真切切地用一生去践行。
他们所代表的一批当年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就是这样抒发爱国情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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