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贤一语三冬暖——我与三位学术大家的书信缘

张昌华

季羡林：信中致歉显谦和

我结识季羡林是北大中文系教授商金林先生介绍的，我为他选编、出版过《季羡林自传》和散文集《清塘荷韵》等。北大朗润园季府我去过多次，他送给我不少大著，为我写过多幅墨宝，然信竟只此一封（1992.7.8）。从这封简短的信中，可以读出季先生的平易谦和。他在《寿作人》一文中，引用了我致他的信，还立马来信作了说明，对未及事先征得我的同意而表歉意。

那是1992年1月，我拜访吴作人先生，同仁请作人先生在纪念册（出书制版用）上签名，他偶见纪念册上季羡林的签名，十分激动。当时他已严重中风，不能言语，思维已不清晰。夫人萧淑芳女士请他写自己的名字，他见到季羡林三个字，非要把名字签在季羡林名字旁，可他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了，签（画）出的只是几根线条，依稀可辨那是一个“林”字。我将这件事写信告诉季羡林先生，季羡林立马写了《寿作人》，发在《光明日报》上，追忆他与吴作人相处的往事。几天后我收到季先生来信。

昌华先生：

惠书并赐寄的《100个人的十年》已收到，谢谢！此书外面传言已遭禁，看来还没有被打入“另册”。无论如何，我得此书，是十分高兴的。我绝非什么书法家。嘉命难违，勉强作被赶上架的鸭子。用毛笔抄录了一段拙作《八十述怀》中的文字，今寄上，请查收。接到你上封谈吴作人先生的情况的信以后，我十分感动，立即拿起笔来，写了一篇《寿作人》，已于昨天（七月七日）见报：《光明日报》，我没有来得及征求你的同意，我擅自从你的信中摘录了一段。务请原谅，想先生已经见到此文。今夏北方酷暑，前日竟达到摄氏37.5度之高度。旱象严重，南方一些地方则又大水。

即祝

撰安！

季羡林

1992年7月8日

1992年7月8日季羡林致作者信

1996年季羡林在书房（张昌华摄）

王世襄：“编者往往比作者更重要”

新千年前后，王世襄先生大名远扬，如雷贯耳，被誉为“京城第一大玩家”，文博界、民俗界的粉丝多得不得了，到他北京芳嘉园拜访者一时如过江之鲫。我虽喜附庸风雅，但不敢贸然访谒。我有缘识荆，是陈小滢介绍的。我为小滢父母陈西滢、凌叔华编散文合集《双佳楼梦影》时，请小滢自题书名。小滢说她自幼在国外生活，汉字写得能吓死人，她推荐王世襄，说王先生与她母亲在英国时有交往，而且还说她母亲去世时，王先生亲自吊唁，还送了一副挽联：“叶落丹枫归故土，谷空兰谢有余馨”。1995年秋，我登门拜访王世襄，请他为陈、凌散文合集题签。先生自谦一番后还是答应了。在1995年10月他给我写的第一封信中说“遵嘱重写书签”，非字写得不好，而是陈小滢对原拟的书名《爱山庐梦影》不满意，要求改为《双佳楼梦影》（她父母居武大时楼名）。迫不得已，请王先生重题。

2000年前后，我在《人物》开了一个专栏，专写文化名人，编辑部点名要我写王世襄。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我不敢造次，写好后，呈请王先生寓目。他把我笔下对他的溢美之词删掉了，另纠正了几个史实上不确切处。我原拟标题是《大家王世襄》，他觉得过誉了，认为不妥，后改为《漫说王世襄》，他认同了，特意来信一封：

昌华先生惠鉴：

大函及文稿收到，揄扬过甚，惭愧惶恐。题目尤为不妥，请勿用。我看用副标题做题目即可。请酌夺。尊文流畅而有文采，只一些不尽符合事实的地方略作修改。北京期刊《人物》若干年前发表过介绍下愚的文字。去年又有人投稿记我和咸宁渔家打鱼的文章，再投可能太多了。《中华英才》（不知名称是否对？）曾两次要采访我，因未找到合适的执笔者而未果。不妨试投，或许比《人物》合适些。《锦灰堆》中的图片您不妨尽管用。草草函复，即颂

文祺！

王世襄2000/12/12

稿子在《人物》刊发后，社会反响不俗，《新华文摘》即时转载了。我将此事告诉了先生，他十分高兴，又写信告诉我说他专门到人民出版社门市部买了一本。

某年，我去他家玩时，请先生为我留墨，他在我册页上题了一句“编者往往比作者更重要”，我无以为报，送了他一函水印木刻《北平笺谱》。王世襄为人特别随和谦恭，质朴得像尊陶俑。先生样子木讷，平时话不多，但出语幽默，其书法也属上品。他的芳嘉园小院名字就有诗意，院内花木扶疏，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宅前有只自制的大信箱，是他自己用几块未经加工的毛糙的木板钉制的，足有小书柜大，他用毛笔自题“王世襄信箱”五个大字。那信箱经风雨侵蚀，斑驳不堪，一如他为人的质朴、实在，有容乃大也。1997年，王世襄迁出生他、育他80年的芳嘉园小院。此前，我听说小院要拆迁，悄悄溜进小院，未敢惊动主人，专门拍了小院风景和那只质朴无华硕大无朋的“王世襄信箱”。

王世襄题赠本文作者墨迹“编者往往比作者更重要”

1996年12月27日王世襄（右）与作者合影（张禺摄）

冯其庸：“如再发表不大合适”

1993年初，某出版社约我为他们编一本《中国近现代名人手迹》，我不知天高地厚接手；然那时资料匮乏，加之我在这方面的知识储备不够，遂向冯其庸先生请教。他复信我：

昌华同志：

来信及寄来冯骥才书均收到，谢谢。上次的名单粗粗看了一下，未及细核，去年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书局收藏现代名人书信手迹》一书，所收极丰，一可补您漏收，二可解决墨迹问题，请速找来一看。又所收清代名人里，记得有李莲英。我查清代七百名人传里也未收此人，我意还是不收为好。此七百名人传也可作为您的参考。如方便，分类以后的名单能寄我一看，这样还可有一得之愚。中华书局务必找来一看。

匆复

冯其庸

三月二十五日

又先师王蘧常先生的墨迹我处有极雅精可供选用

1988年，我社的《东方纪事》创刊，我向先生约稿，先生不计前嫌（前书无果），赐散文新作《绿杨城郭忆扬州》。先生没有卖人情，坦诚相告此稿本为他刊而撰，今易主而已。那时出版业落后，铅排。我接稿后即编发下厂，正在一校时，忽又接先生来函：“……这样，您处的稿就不能发了，只好请您撤下此稿，不知造成了您的困难没有？我定当于近期寄您一稿，以补前失，至请鉴谅。”因为久无音信的那家杂志近期把这篇稿子发了。紧接着6月10日冯先生寄来了新作《大块假我以文章》，云“以补前失”。先生的谨严与自律真是我们的楷模。

此后，我俩的交往日渐多了起来，他途经南京曾多次约我晤叙。我进京公干之余常到他府上请益，有幸目睹他挥毫泼墨的潇洒风采。情动之下，遂起“歹念”，回宁后斗胆写信试向先生求墨，不料先生雅兴大发，同时惠赐我一幅《秋风图》和一幅字。那字写的是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大概是想呼应他赐的《绿杨城郭忆扬州》吧。

新千年，大概是在他楼兰之行后，他途经南京，又邀我去饭店晤叙。我覥颜应召，一见面，我便就“手迹”未能出版的事表示歉意。他见我尴尬的样子，摇摇手，宽慰我：“正常，正常。”告辞时，我已出门，他忽然追了出来叫我：“回来！回来！”我忙折回头，他将一只大信封递给我：“一幅小画，留作纪念。”那一刻，我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只有鞠躬致谢。

我退休后，帮友人操持《百家湖》，试着重拾那段与先生的旧谊，我先寄杂志投石问路，一年后才给他写信。这时先生年已九旬，仍热情回应，但听电话、写信均已不便，多由夫人夏师母转达。我向先生请安并询近况，两个来回后，试请先生赐文稿和画作。师母说，老先生体弱、事多，已写不动了；但她邮来了画册供我选用。在那年岁末与夏师母言谈中，获知冯先生老家无锡为他建了个“冯其庸艺术馆”，先生写了篇《我的根在前洲》，发表在《中国文化报》上，师母建议我有兴趣看看。我忙找来报纸拜读，先生对故土的眷念热爱，对故乡前贤的揄扬尊崇，对晚辈的殷切期望，尽显其中。我一时兴起就擅作主张，对该文中的一些时效性较强的句子做了一点小处理，将题目易为先生文中的诗句《坐对青山忆故人》，凡原稿更动处用红字标出，另打印一份更动后的文本一并奉先生，恳请他同意发表，以光增《百家湖》篇幅。冯先生接到后甚觉不安，立即让夏师母来电话表示感谢，说让我费了那么大劲梳理讲话稿；继而又说先生觉得“如再发表不大合适”。我问为什么。师母说：“老先生觉得不管怎么说仍是旧稿，有一稿两投之嫌。”遂作罢。也在这一年，某出版社邀我为先生编一本自传体散文集，我从《瓜饭楼文丛》中把先生的散文梳理一遍，遴选自传性质的散文30万字，编目并初拟了书名《人生散叶》，呈先生过目，蒙先生不弃，认可了，未做任何增删。可那家出版社奉给先生的合同中，有一条款说：书名最后由出版社确定。先生见了十分恼火，认为自家孩子冠名权怎么也被剥夺了？太不尊重人了，先生拒签。老辈人最讲“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