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过后，还有一场硬仗要打

| 策划人小语 |

2020年的春天，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笼罩。

党和政府积极有效应对，医护人员舍小家为大家，各行各业捐物捐资，居家防疫的人们也做到了响应号召、守好家园。毫无疑问，这是一场硬仗。

但我们必须要提前知道，等疫情结束后，还将有一场硬仗等着我们，那就是心理创伤修复。对于个人、家庭乃至整个国家来说，这场疫情无疑是一次创伤性事件。有人不幸染病，有人被迫隔离，有人事业重创，有人痛失亲友……这些事件都会给人们的心理带来不同程度的伤害，严重的则需要进行心理修复。

那么，受伤的心灵该如何修复，人们又该如何从灾难的阴影中走出来呢？本期策划，我们将通过探讨疗愈的话题，为这场一定会来的硬仗提前做好准备，守护受伤者的身心健康。

她逃脱了病毒，却陷入了一场心理感染

身处疫情风暴中心，武汉的朱丽不幸和妈妈同时感染了新冠肺炎。

病床难求，两人只能在家隔离，互相打气，彼此照顾。不幸中的万幸，妈妈在隔离7天后康复，而朱丽却高烧不退还伴有持续的肠胃反应。身体极度不适、内心恐惧害怕，朱丽每天备受煎熬。15天后，朱丽终于退烧了。在连续3天体温正常的情况下，她首次出门，去医院做肺部CT—她要确认自己真的康复了。

然而，打败新型冠状病毒的朱丽，却陷入了情绪的黑洞。

同学群里，大家为朱丽的康复欢欣鼓舞，纷纷给她发红包，朱丽没收，回复：“别再发了！生死面前，钱是最没用的东西。大家都散了吧！”

小区群里，有人向她请教在家自我康复的经验，她懒得回复。问的人多了，她回一句：“网上有不少自行隔离康复的案例，你们去看吧。”

一位邻居阿姨加了朱丽的微信，想咨询自己的症状是否疑似感染。这位阿姨跟朱丽妈妈的关系很好，可当她向朱丽询问情况时，朱丽觉得很烦，还将她拉黑了。为此，妈妈很不理解。朱丽却一下子怒了，对妈妈说：“我又不是医生。”

妈妈很快发现，从前那个热情开朗的女儿变得冷漠、易怒。以前天天刷手机的她，现在对手机的兴趣也大大降低，电话也不爱接，好像对什么都打不起精神。

还有很多像朱丽这样的人，他们劫后余生，却性情大变。有人易怒，每天刷新闻，做键盘侠，关于疫情的任何消息都批评谩骂;有的人康复回到家，一天会洗N遍手，甚至使用高浓度酒精，导致双手灼伤;有的人则特别亢奋，每天不怎么睡觉，24小时在线聊天……他们战胜了病毒，却陷入了心理感染。

专家点评：

朱丽所患的是“幸存者综合征”，属于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一种。当事人往往都经历或目睹过巨大的不幸，比如战争、瘟疫、死亡、重病、伤残等。虽然灾难已成过去，他们却开始出现反常的表现，如梦魇、易怒、焦虑、过分敏感、突然失忆、害怕接触和灾难有关的人和环境。而且，长时间没有好转的迹象。

PTSD产生的原因在于当事人的安全感被破坏，所以，他们会一直保持应对灾难的姿态，用“敏感、暴躁、畏缩、逃避”这些“武器”来寻求自保。

就拿朱丽来说，虽然她的病已经治好了，但死亡一度离她很近。由此，朱丽产生了巨大的压力，神经时常紧绷，以致任何关于“不好、不对劲、不健康”的话题都能将她引爆，令她跌入愤怒或冷漠之中。

像朱丽这样被新冠肺炎折磨过的当事人，疗愈的关键在于“重获安全感”。如果困扰比较轻微的话，当事人可以在亲友的陪伴下重新去回忆患病、治疗、挣扎、痊愈的一系列过程，体会当中可怕的感受并把它们倾诉出来，让情绪得到释放，并且在和亲友的反复交谈之中不断接触到“安全的现实”。这样的练习做多了，当事人就能逐渐变得淡定。

然而，长期被困扰的PTSD患者是没那么容易自我疗愈的。他们可能缺少一个有耐性、能包容、善于共情理解的亲友团，或者他们的心灵已经脆弱到难以面对回忆，因此也谈不上吐露和释放了。这时，就需要寻求专业帮助，通过药物和心理治疗来进行调整。

因两次疫情事业遭重创，他彻底崩溃了

这场疫情对林海的打击是巨大的，刚起步的新事业又毀了，而且，他上一次创业失败也和疫情有关。

2002年底，林海和朋友凑钱在珠海开了家童装店。房租、装潢、货品、员工投了近30万元，两人没日没夜地加班宣传搞活动，总算在来年开春开始慢慢回本。可是，非典暴发，中小学逐渐停课，人们外出减少。林海只能苦撑着，他觉得只要扛过一个月，疫情会有所好转，就又续了半年的房租。

然而，非典比他想象中蔓延的时间更长，朋友撤资回了老家，林海瞬间背上了十几万元的债务。一夜之间，他的头发白了一半。

从那之后，林海像变了个人。每顿饭必须配白酒才吃得下去;听不得“创业”“生意”这样的字眼，一听就急眼;别人给他介绍司机、库管员等工作，没干几天就干不下去了。他说，自己受不了那种约束，而且，从当老板到打工，别人都看不起他。

3年之后，林海才迈过那道坎，在当地的农贸市场租了摊位卖熟食。还完了债务，还额外赚了几十万元，这让他重新鼓起勇气，决定再次创业。2019年初，林海带着自创的卤味在武汉开了一家卤味食品店，反响不错。12月中旬，他拿出这一年所有盈余在网红景点—光谷步行街租了一家门店，开始装修。

今年1月初，林海志得意满地备好了年货，买了回家的高铁票。“今年，打算多陪陪家人。结束东奔西跑的日子，2020年，赚它个几百万！”他在朋友圈里写道。没想到，新冠肺炎疫情来了，武汉封城。在给施工队和房东打电话后，林海无力地松开手机：“我到底惹了谁啊我！老天要灭我！”

这一次，林海彻底崩溃了。林海的女儿说，他已经在家“躺尸”快两个月了，整天跟家里人找茬吵架。

专家点评：

受疫情影响，不少企业面临着缩减规模甚至倒闭的风险。一些员工因此失业，一些老板多年心血付之东流，这样的打击既突然又巨大。要帮助他们尽快恢复过来，就需要从多个层面同时发力，给予足够的支持。

首先是现实层面，这也是很多部门和机构正在做的。对于这类事业受到重创的人来说，要多推荐他们看一些政府研究颁布的“暖企”政策，减轻他们的心理负担，增强信心;鼓励并帮助他们尽快找到出路，使那些生计暂时出现问题的人能够顺利过渡。同时让他们了解到，在疫情大规模影响下，受到影响的企业不是一两家，避免他们陷入“就自己倒霉、点儿背”的情绪当中。

其次是家人层面，可以为他们提供帮助。比如在他们苦闷的时候，给予陪伴安慰;能力范围内提供资金支持;在他们重新就业时帮忙多照顾孩子、料理家务等。

以上这些实际的支持能够帮助他们重获安全感，为恢复信心打下基础。

再次是心理层面，我们也可以因人而异，提供个性化的支持，因为每个人的痛点不尽相同。比如，有人萎靡不振，是因为事业受挫经济损失巨大;有人自信心受挫，对自己产生怀疑。

像上文所说的林海，他的烦躁一方面是两次受挫几乎搭进了所有的钱，另一方面也是他看重面子，觉得做生意才“让人看得起”，做司机、库管员则“被人看不起”。他将“自尊和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结果就是生意失败，自尊也随之瓦解。

对于这类人的恢复，我们更应该关注到他们将什么“东西”和事业联系到一起，然后为这些“东西”找一个新的支持。比如自尊受打击的人，可以鼓励他们去帮助他人，在对社会对他人的付出中找回自己的价值;通过奋斗来体会“自身存在感”的人，可以鼓励他们跟亲友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从新的角度体会自己的存在感;对于那些“平时生活很无聊，只能寄情于事业”的人来说，当事业失败时，“重新找到生活的乐趣”就成为当务之急。这个心理重建的过程会带来强大的力量，既有利于他们的个人成长，也能够让他们更快地在这场风波中挺过去。

新冠病毒夺走父亲后，她至今无法释怀

春节期间疫情暴发，张娟不得不放弃回武汉老家的计划，留在了广州的家里。不久，老家传来消息，父亲张庆生疑似感染了新冠病毒，但一时无法确诊，医院床位紧张也住不了院。

没办法，张娟只能每天通过电话关注父亲的病情。每次通电话，父亲都说挺好的，张娟也觉得父亲肯定可以挺过这一关。大年初四那天，父女俩照常微信聊天。父亲告诉她今天状态还不错，不用担心。张娟则发了几个居家隔离并且康复的案例为父亲打气，一切如常。

然而，大年初五凌晨3点，张娟却收到了姐姐打来的电话：“爸爸走了。”

疫情之下，不能按照老家的习俗停灵三日再火化，张娟不能奔丧，亲朋也不能告别，只有张娟的姐姐、姐夫将父亲安葬。

很多同学同事朋友知道后，纷纷来安慰张娟。但是，张娟什么也听不进去。她只是自说自话，跟每一个安慰她的人诉说父亲生前对自己的关爱，诸如母亲因病去世早，自己的两个孩子都是父亲来广州照料的;每当她工作与生活无法兼顾时，父亲就从老家赶来为她“救火”;等等。讲完之后，她还会一遍遍地自责：“我应该回武汉的，这样就能在他最需要我的时候陪在他身边。”

父亲走后的那几天，张娟一口饭都不肯吃，每天哭个不停。看着新闻报道中每天在增加的确诊病例数字，她说父亲在家里去世，到死都没有确诊，甚至连国家疫情通报中一个冰冷的数字都不是。她还说如果自己赶回武汉，找人想办法让父亲入院，他没准儿就康复了;如果护理得当，方法得当，就算在家隔离，他也会康复的……

如今，张娟仍在不停地追悔中。她觉得父亲的死是自己的失误，追悔就像一个情绪黑洞，让张娟越陷越深，无力自拔。

专家点评：

新冠肺炎的特点之一是病程进展迅速。不少人开始还好好的，甚至有病情转好的迹象，却突然间说没就没了。这会让亲友难以接受，因为根本就没有来得及告别。

这时，亲友往往会下意识“拉住”死者，抵制那种“被突然夺走”的失控感：有些人会像张娟那样不断追悔，就好像她能够对抗死神一样;有些人则会责怪医生没尽力，试图用“指责”来控制局面。但显然，这些做法都徒劳无功，只会给当事人增添困扰。

随着死亡人数的上升，类似有张娟这样想法的家属也会不断增加。所以，有人建议在疫情缓解时举办追悼会，哀悼那些被病魔夺走生命的靈魂。这个提议是相当靠谱的，因为追悼仪式是人类发展多年的、用来应对丧失的有效方法。在仪式中，家属可以尽情释放悲伤，把未尽之言说个痛快;也可以制作照片、竖立纪念碑，努力为死者尽点心意，抵消“你走了，我居然还活着”的内疚感;更可以由此和死者建立象征性的关系，平衡一部分丧失带来的无力感……所以，哀悼对于未亡人来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当然，举办追悼会不等于心理上的哀悼能顺利进行。我们见过很多家属参加完追悼会之后很长时间依然无法走出来。这样的人很可能就是被痛苦困住了，无法在心理上完成哀悼和告别。因此，他们像PTSD患者一样，需要寻求专业人士帮助，陪伴他们放下过去，继续前行。

被隔离和排挤后，孩子们不再相信任何人了

李国靖说，他从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会因为身份证上是武汉籍而被嫌弃。

2020年1月16日，李国靖请年假带着妻子和一双儿女从武汉飞深圳，然后前往马来西亚、泰国及新加坡进行为期15天的跟团游。开始几天，全团36人有说有笑。然而，随着国内疫情不断发展，李国靖一家的遭遇每况愈下。

1月22日上午，在新加坡，当大巴拉着一车游客前往景点时，有人意外得知李国靖一家是武汉人后，群情激愤，逼着导游要求李国靖一家立马下车，而且扬言如果他们一家不退团，大家就退团。无奈之下，导游只好跟李国靖协商，让他们一家回宾馆暂时休整一下。李国靖只好同意。

很快，新加坡政府也对疫情加紧了防控。有机构找到李国靖一家，进行医学检测，并要求他们配合进行为期7天的隔离观察。好在，一家四口并没有染病，在隔离期满后，带着新加坡医院开具的医学证明，他们登上了回国的飞机。

飞机上，不知是谁泄露了李国靖一家是武汉人的消息，先是有乘客要求调到远离他们一家的舱位，再后来有人开始谩骂，说他们一家无良，是祸害，甚至有人拿起矿泉水瓶砸他们。

李国靖不停向大家道歉，拿出医学证明，一再声明全家人并没有染病，机组人员也尽力平复，但都无济于事。他的两个孩子吓得哇哇大哭。3个小时后，飞机终于降落，等待他们的是继续隔离。可是两个孩子不再配合了，哭喊着：“我要回家！”

隔离期间，李国靖发现，两个孩子不太对劲。除了爸爸妈妈，他们不信任任何人。6岁的儿子问他：“爸爸，他们给我们的饭不会有毒吧？”而11岁的女儿总是做噩梦。

专家点评：

在恐慌情绪的笼罩下，个别地方出现了“歧视湖北武汉籍同胞”的现象。有孩子因此受到惊吓，也有大人因此难以再相信他人。

相比之下，孩子的心灵冲击相对好处理。因为孩子的安全感和对世界的认知主要来自父母。如果父母能及时安慰他们，陪伴他们，慢慢告诉他们：“有人排斥我们，但也有人帮助我们，更有不少的同胞愿意为我们挺身而出。所以，这个世界还是值得信赖的。”看到父母能保持淡定，那么孩子就能变得淡定。

但如果大人都很崩溃，觉得整个世界都在害自己，那么局面就比较复杂了。这时候，大人需要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然后才能帮助孩子。他们要回到安全的环境中，重新获得一个客观的认知;他们需要详细地回溯事件，看到嫌弃和排斥，同时也要看到接纳和关怀。比如李国靖一家就需要看到：在新加坡的时候，有医生为他们做检测;在飞机上，机组人员试图阻止别人攻击他们;等等。

当他们真正体会到人们的善意，就有机会从被害、多疑、不信任的负面情绪中恢复平衡，用一种理性的眼光去看待这段经历。

内外兼修，疗愈创伤

看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同样受到冲击，为什么有人留下了难以恢复的创伤，有人却可以慢慢收拾心情重新出发呢？

其实，这涉及一个流行病学的名词，叫“易感人群”，也就是“遇到打击特别容易生病的人”。在灾难发生之前，这些人往往在两个方面就已经出现了问题。

首先是心理基础，包括一系列的能力，比如表达、抚慰、尊重、激励等。这些功能越完善丰富，面对风波时就越皮实，越容易消化情绪，扛得过去。相反，如果这些功能严重缺失，或者从小基础没打牢，那么心灵就会变得很脆弱，就算一点儿小事都能让这颗玻璃心破碎，更别提疫情这样的大麻烦了。

另一个因素是人际关系，也就是社会支持系统，包括亲朋好友、老板同事、心理咨询师等。这些人会构成一张关系网，不但可以提供援助，还能在危难时把他们稳稳托住，为他们撑腰打气，输送力量。

所以，要避免成为心理創伤的易感人群，就需要内外兼修，保证自己拥有坚实的心理基础和完善的人际关系。只有这样，才能直面人生无数的风波，一路昂首阔步，笑看风云。

本刊观点

身心健康是幸福和快乐的前提。我们既要做好身体防疫，也要做好心病防控。这不仅需要个人的努力，更需要社会的支持;这不仅是当前疫情的需要，也是日常生活的必需。让我们一起努力，春暖花开，一切终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