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小学老师的反霸凌实验

梁婷 刘奕岐

如果不是这位年轻班主任坚持追问，或许很难会有人发现，一次打架事件背后，是一个五年级男孩，在默默忍受了一年之久被人叫不雅绰号后的情绪爆发。这位老师警觉地意识到，隐匿的霸凌问题比打架更需要重视，于是，她决定用一堂反霸凌课教会学生识别霸凌，学会求助。她信心满满，期待着可以从苗头扼杀可能的校园霸凌。但是，随着越来越多意料之外的问题浮现，她意识到，校园霸凌不是一堂课就可以解决的。

直到决定上反霸凌课的前一天，陈晓雯都没想过，班里可能有人被霸凌。尽管她对此并不陌生。

2020年9月，刚毕业的陈晓雯入职江苏一所国际学校，成为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开学一个多月后，在制止打架時，先出手打人的B同学反倒哭了。原来，B同学误会另一个同学叫他绰号，愤怒、委屈之下，伸出了拳头。

大部分时候，安抚、教育好两个孩子后，老师需要做的便到此为止。但看着眼前“哭得不成样子”的男孩，陈晓雯觉得没那么简单。尤其是，有学生提到，几个初中部的人经常叫B同学绰号。

她又找到B同学单独交流，了解了更多隐藏的心事。四年级转来后，在校车上，男孩就被两个高年级同学起了绰号——因为肤色偏黑，他们把他名字里的一个字改成了“屎”。他不喜欢别人这么称呼自己，以为忍忍就过去了，没想到，绰号逐渐传到了他的年级，班里的同学也开始这么叫。

陈晓雯警觉地意识到，这是言语霸凌。她想起中学时的自己。有个女同学觉得喜欢的男孩子喜欢陈晓雯，开始在贴吧里散播流言，骂她是“婊子”、和别人一起孤立她。她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向谁说出自己的处境。“告老师”是被同学们看不起的。经过几年校园生活，她意识到，比起这样的问题，老师更关心，短发的长度是否符合校规。而妈妈当时也劝她忍一忍。

现在，男孩收到的安慰一样，“作为男孩应该坚强，不要和别人计较……”男孩的家长不理解，“大家都经历过，为什么就你受不了？”

“他只是打了我一下，只是说了我几句，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那我就该干嘛干嘛。问题是，他接下来还是会继续这样对待你的，甚至会升级。”陈晓雯说。

和男孩谈话过后，她找到年级主任，联系初中部老师，希望高年级的男孩可以道歉。

“当年，我周围的大人没有意识，现在我做了老师，我想帮助他。”初中三年的委屈、不知所措真实存在过，陈晓雯说，当时觉得自己一直被伤害，但又做不了什么，她开始不信任女生间的友谊，也害怕和女生玩。直到大学，遇到很多同性的好朋友之后，才慢慢驱散阴影。陈晓雯说，“帮助男孩，可能也在回应当时的自己”。

陈晓雯更担心的是，班里其他人是不是也在忍受着类似的事？

上一节反霸凌课的想法很快出现在她的脑海里，“起码得让孩子知道有霸凌这个词，以及它究竟代表着什么。”

夜里九点，她还坐在电脑前梳理资料，在搜索引擎输入“bullying”后，她也第一次系统地认识霸凌。在这之前，她没有接受过任何关于校园反霸凌课的培训。

她试图尽可能全面地了解关于霸凌的教育。澳大利亚的地方教育局分享了他们应对霸凌的课程，所有文件、视频可以免费下载使用。美国的卫生和公共服务部专门制作了名为“stop bullying”的网站，不仅详细解释了霸凌的成因、种类、预兆、可能发生的场景等各种基础知识，还包括预防、求助的资源和方法指南，仅如何应对网络霸凌的指南，就有26页。除此之外，还有针对年幼儿童、大孩子等不同年龄段的人如何认识霸凌的动画短片……

大约三个小时后，陈晓雯终于将庞杂的资料浓缩成了20页的PPT。PPT制作得很仓促，最简单的白底配字，多余的文本框都没来得及删去。陈晓雯迫切地期待着，自己对霸凌零容忍的坚定态度也能埋在每个学生心里。

“今天，我们要聊比较严肃的话题……”2020年9月17日一早，陈晓雯推迟了语文课，开始了第一堂反霸凌课。她希望给学生留下一种印象——“这件事重要到，我要单独拿一节课讲”。

但把“霸凌”作为一堂课讲并不容易。首要的难题是，如何让小学生理解什么是霸凌？

普遍被大众接受的是挪威学者40年前提出的定义：一个学生长时间并重复地暴露于一个或多个学生主导的负面行为之下。2020年，我国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认为，校园欺凌是发生在学生之间，一方蓄意或者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压、侮辱，造成另一方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或者精神损害的行为。

但是，以上的定义，对于十岁的孩子来说，晦涩难懂。

陈晓雯更简单地讲起了霸凌的表现形式，“可以是肢体、行动上的，打、做粗鲁的手势、拿走或破坏别人的东西；也可以是，情感方面的中伤、嘲笑别人、传关于别人的谣言，在电脑或手机上传播恶意的信息，想让别人难过……”

讲到这里，新的难题出现。如何让学生对霸凌的行为有具象的认识，但又不能局限他们的认知。比如，言语霸凌。无法在一堂课上穷尽所有带有辱骂、攻击性质的脏话，陈晓雯想，还是得回到“感受”上，她讲道，“要关注自己和别人的感受”。

她特别提到给别人取绰号的行为，“每个人对事情的接受程度不一样。如果对方接受得了，你可以继续叫，如果人家接受不了，你还一直叫的话，就有点霸凌的意思了”。

她一边解释，一边在心里提醒自己“不能贴标签”，“如果他们真的很仔细地检察自己是不是霸凌别人，好像在审判、定罪。这不是我的目的。”

讲到“是不是正在经历霸凌”，也得谨慎。学生之间难免有矛盾，这样会不会把霸凌扩大化讨论？家长知道后又会不会有意见？她决定简单提出一些问题，让学生自己去识别，“你是否害怕来学校？”“是不是常常感到紧张、焦虑，害怕别的学生对自己作出什么事情？”……

“如果你有这种感觉，可以到我这儿来，我很愿意支持你，帮助你。”整节课40分钟，她反复强调“要求助”。

事实上，很多时候，人们都忽略了，“求助”并不是天生的，这是一种后天习得的能力。陈晓雯非常能体会说不出口的难处——当一个人说别人霸凌自己时，他可能也会被对方指责，想太多或者故意搬弄是非。她想，这堂课，我一定要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说出来”是正确的？——对着讲台下二十多个懵懂的小学生，她认真地解释，“因为他不仅会针对你，也有可能针对别人，说出来不仅是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其他人”。

需要“说出来”的也不只是经历霸凌的人，还有旁观者。在陈晓雯的PPT里，这是被加粗、放大，着重强调的——“如果你看到有人被霸凌，请发声！”

平时上课，总有人“叽里呱啦”地插话，这天，教室少有的安静，每个人都听得非常认真。课程进入尾声，陈晓雯把提前打印好的20张“反霸凌契约”发放到每个人手里。

接下來的一幕，是后来回忆起来，最让她动容的时刻。

她念一句，孩子们念一句：“我保证，不做欺凌的旁观者——当我知道有欺凌行为时，我会采取行动，告诉一个大人……我保证，尊重所有其他学生，永远用我希望别人对待我的方式对待别人……我愿意成为一个防止校园霸凌的积极参与者。”然后，所有人签上名字，慎重地立下了约定。

第一堂反霸凌课结束了，联系高年级的班主任之后，B同学也收到了道歉信，这件事做起来好像并不难，陈晓雯信心满满：我的班级里不会再有霸凌出现。她还没意识到，此刻的圆满只是暂时的。

后来，即便陆续在班上讲了很多次关于霸凌的事，但它依然无法被杜绝，而且，她发现，自己想做的越多，阻碍也越多。

现实证明，反校园霸凌只依靠老师的一堂课远远不够。陈晓雯后来回想，阻碍其实在这堂课开始时就已经酝酿着。

因为B同学的事第一次联系年级主任和高年级班主任时，对方的态度就比较含糊。后来她才知道，两个言语霸凌B同学的孩子中，有一个是主任曾带过的学生。

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别扭，让她意识到，有的老师会把学生和自己绑在一起，陈晓雯形容，“那种感觉就是，要护着，我教出来的孩子，他肯定是个好孩子。我不能让别人说他霸凌别人。”

比这更让她有压力的是，她不仅没有得到任何支持，反而让自己陷入了困境。

B同学的事情圆满解决后，她发现，E同学有言语攻击别人的行为，说其他人“长得丑”“太胖了”“不要脸”……

她记不清找男孩谈过多少次话，也强硬过。运动会前，因为男孩又辱骂别人，作为惩罚，陈晓雯没有让他上场踢球。她第一次见到男孩红了眼眶。男孩短暂地收敛了一阵，还写了保证书，但很快又恢复了老样子。不得已，她找到年级主任，对方没有明确答复。按照学校要求，老师有问题要逐级上报，年级主任、教学主管之后才是德育副校长，不能越级，她只能等待。

时间来到第二年夏天，端午节假期，在漫长的搁置中，男孩的行为升级了。从面对面小范围地说，发展到在班级群里，公开地、密集地攻击一个女孩子，不间断地发了几百字的消息：“哎呀，不要face的人又来了”“是金子总会发光，你这玻璃渣子总在反光”“像你这样的人，精神病院都不敢收”“你是猪，永远飞不上蓝天的蠢猪”……

看到这些消息，已经是夜里11点。陈晓雯决定不等了。正在休假的她，写了一封“很长很长”的邮件，详细罗列了男孩反复不定的表现，当晚就发给了德育副校长。

她很懊恼，自己的努力没能改变男孩。那堂反霸凌课后，她不止一次地强化过对霸凌的认识。有一节课，她剪了个小人，让学生们说一些不好听的话。学生每讲一句，她就写在小人身上。等到所有人说完，她把小人揉成一团，“这代表着，小人听完这些话后，受到伤害的样子”。然后，她一边把皱巴巴的小人展开，一边给学生们解释，“原本白净的小人，皱了之后，你再想让他回到原本平整的样子是不可能的”。她以为这种直观的感受可以触达每个人。

很显然，在E同学身上，反霸凌课能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这一度让陈晓雯很怀疑自己上这节课的意义。

不过，当时，她终于第一次等到领导“主动”回应。假期结束，副校长找到她，态度却让陈晓雯感到意外——“稍微处理一下，有个交代就好”。对方解释，考虑到男孩马上要升六年级，去初中部，跟小学部的关系也不大了。按照校规，男孩累计故意多次辱骂他人，应该回家停课一天，但男孩只被要求在学校停课一天。

按照规定，校领导要出面对家长解释，为什么让孩子停课，以示重视。但放学后，副校长却让她去面对家长。得知事情经过后，男孩的妈妈埋怨“太过了”。她不认为这是霸凌。她理解的霸凌是，把别人堵到墙角，故意踹、踢。“学校的做法会让自己孩子幼小的心灵受到伤害，留下阴影”。

看着眼前家长的反应，陈晓雯觉得“很荒谬”，“你的小孩被停课就会受到伤害，别的小孩被骂，就不会了么？”

陈晓雯说，更让她意外的是，学校领导认为，“你提出这些，说明你的班级管理有问题，是你班主任没有做好，为什么别人的班上就没有呢？”

之后，再遇到类似的事情，她也开始纠结，“要不要跟领导讲？讲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是不是他又会觉得我管不好班级。那我该怎么面对……”

每一年，都有很多关于校园霸凌的视频在网上传播，有的严重到作为成年人都无法想象。在刚刚过去的6月，山西一所中学的一个女孩被多人围在厕所掌掴。只因为对方怀疑她传闲话。而在被打的过程中，她一直赔着笑脸。还有一个男孩，被几个人强迫吃粪便，精神受到刺激，在接受心理治疗。

2019-2020年，华中师范大学教育治理现代化课题组在我国山东、广东、湖南、湖北、广西、四川等六省进行实地调研，分别对省会城市、地级市及县级市的中小学进行抽样调查，样本涵盖东中西部地区130余所中小学的1万余名学生，问卷中对校园霸凌有关内容进行了专项调查。调查数据显示，校园霸凌的发生率为32.4%。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一组数据，暴露出更沉重的问题，2015年到2017年间，有88.74%的校园霸凌案件受害人存在不同程度的伤亡情况。

这些数据或许意味着，校园霸凌从来不是偶发事件。

我随机询问了几个生活在一线城市的中小学生以及他们的家长，学校是否有应对校园霸凌的机制。一名初中生说，老师讲过校园反霸凌课，但那是“为了应对上级检查的一次摆拍”。他理解的霸凌是肢体上的一群人欺负一个人，强者欺负弱者。如果自己遇到了，就“打回去，打服对方为止”。一位从事法律工作的家长，在自己孩子三年级时，曾建议班主任讲一讲，但被否决了。老师的理由是，“班里的孩子挺好的，不能给他们灌输这种意识”。

事实上，防范霸凌的行动在几年前就已提上日程。教育部等十一部门在2017年就出台过《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四年后的2021年，教育部又发布了《防范中小学生欺凌专项治理行动工作方案》，通知提到，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要建立健全学生欺凌报告制度。教师、员工一旦发现学生遭受欺凌，都应主动制止，并及时向学校报告。此外，通知还提出，要强化预防机制，制订学校或年（班）级反欺凌公约，建立师生联系、同学互助、紧急求救制度。

遗憾的是，很多时候，对校园霸凌的重视往往始于它已经产生严重的、甚至不可挽回的后果之后。像陈晓雯这样想要从苗头显露时就解决问题的人，可能会被学校认为是在“添麻烦”。从《防范中小学生欺凌专项治理行动工作方案》中可以看出，学生欺凌问题突出的地区和单位会被督导检查、通报约谈，还会向社会通报恶性欺凌事件的处置情况。因此，从学校层面来说，有些时候，它并不愿意主动承认并接受校园霸凌的存在。

而学校也确实拥有界定霸凌与否的权利，2017年发布的《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中曾提到，学生欺凌事件的处置以学校为主，由学校学生欺凌治理委员会来认定是否属于欺凌行为。

2023年6月，接受采访时，陈晓雯已经去了新的学校。两年合同到期时，学校以她教学没有进步为由，不再续约。她也觉得自己无法和这个体制相处，决定离开。

虽然遭遇种种阻碍，但陈晓雯“没有遗憾”，因为她收到过回响。

被E同学言语霸凌的女孩是主动写邮件求助的，还附上了男孩辱骂她的文字截图，明确提出，希望老师帮忙处理。这让她很欣慰——学生信任自己，那堂仓促的反霸凌课是有意义的。当晚，陈晓雯第一时间给女孩回了邮件，告诉她，不要相信男孩说的话，他攻击你，不是你身上有哪些让他攻击的点，你要相信你自己……

自己经历校园霸凌的时候，陈晓雯完全不相信老师，也不会想到要求助。她记得，最难过的时候，老师一句普通的批评都会被放大。初三时，她物理不好，老师会当着全班同学批评，你的作业太差了。陈晓雯理解老师没有恶意，但真正无法排解的焦虑是，她会忍不住想，“那些人又多了可以背后议论我的事情，她们肯定会说，你看她，物理学成那个样子”。每一次，她只能躲在洗手间里哭，擦干眼泪之后再出去。

她庆幸，自己一直陪着女孩，“她至少不会觉得，别人骂我这么多，没有人帮我，我什么都做不了”。

一位同樣在中学时经历过校园霸凌的女生告诉我，她第一次产生不再默默忍受的勇气，就是因为有位老师看到她被欺负时，帮助了她。

初三转学到县城之后，有一次，她的鞋子开胶了，粘过之后，胶水痕迹很重，同学们开始议论她、欺负她。同桌尤其过分，会拆开打火机的气门电她的手，还破坏她的书。有一次上课，同桌又拿牙签扎她时，正在上课的男老师拿着一本书冲了下来想打那个男生时，失手没打到，手肘反而碰到了她。即便这样，她仍然很高兴，“我也不是没人管的，老师上课看到了还是会帮我的”。又一次被嘲笑时，她突然就鼓起勇气，拿起了教室后面的扫把，打了回去。那些男孩再也没有欺负过她。

对陈晓雯来说，更大的回响来自离开这所学校之后。她应聘了上海的一所国际学校，担任六年级的带班老师。她发现，原来，真的有学校在认真地抵抗校园霸凌，她看到了一套相对完备的体系是怎样在发挥作用。

入职之初，学校给所有新老师培训社会情感课程。这套课希望可以教会个体认识、控制管理自己情绪，识别他人的情绪，获得解决问题的技能……以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

其实以前那所学校也有过这套资源，但只是放在那里。新的学校强制要求每周一的班会都要上这套课程。最先要学的就是关于霸凌。高中部还成立了反霸凌社团，欢迎老师和学生加入。

最让陈晓雯感受到力量的是，学校可以直面校园霸凌。在学校里，只要老师看见校园霸凌的苗头，随时可以向德育副校长反映，调查和处理都无需带班老师负责，副校长会亲自进行。

开学初，校长还专门发了关于校园霸凌的“家长信”，邮件发一遍，又打印一遍，让家长签字。信中明确，绝对不允许任何形式的校园霸凌存在。特别强调，语言霸凌、社交、网络霸凌的处理方式是等同的。

这封“家长信”详细写明了校园霸凌的处置方案。第一次参与霸凌的所有学生，和他们的家长，都要入校和副校长、校长面谈。参与霸凌的学生会被停学一周、留校察看，处理结果也会记在学生档案里。霸凌需要付出的代价还包括，本学期会被退出校队以及各类学生俱乐部，所有的社会实践活动都不允许参加。如果发生第二次，参与霸凌的学生将直接被开除。

也正是因为这样严苛明确，家长和学生都很清楚，“这是一条很严重的红线”。陈晓雯来到学校一年多时间，还没有处理过校园霸凌问题。

她也终于从前一所学校那种充满了不安感的自我消耗中走了出来。“当时其实挺郁闷，但没有后悔，没做，可能才会后悔”。

我问她，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让学生知道霸凌这个词，知道的意义是什么？

她想了想说，“这是人对自我的了解和重视，我们要看见自己正在经历什么，这是对自己负责的表现。一旦有话语去认识、表达，人的意识可能就会发生转变，你会知道，原来一些习以为常的事是不应该发生的。你才会想到要保护自己。而当你拥有了保护自己的意识和能力之后，你才会看见别人、保护别人”。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陈晓雯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