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鸡娃”：“要赢”如何成为童年生活的核心

翁榕榕

“我没有孩子。”

当周围人得知美国社会学家希拉里·弗里德曼正在研究竞争性课外活动时，总会好奇她的孩子参加了哪些活动。她通常会用这个回答来回避他们的好奇。

直至有了孩子，她意识到这个问题正切实地摆在自己面前，回避不了——她也需要考虑如何为自己的孩子选择竞争性活动，以积累童年竞争资本。

近些年，在高养育成本和生活成本的压力下，世界各国人们的生育意愿普遍下降。在国内，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2022年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出生率为6.77‰，自然增长率为-0.60‰。在越来越高的生活压力下，国内“躺平”“反内卷”口号盛行。即便这样，对于承受着巨大育儿压力的父母来说，他们仍竭力在孩子的教育上投入尽可能多的金钱和时间，比如让孩子参加补习班或各种课外活动，进行“鸡娃”，以便孩子能在未来的竞争中占据优势。“这是上层家庭继续脱颖而出的一种方式，”希拉里·弗里德曼对记者说，同时它也反映出家长们的焦虑，“当一次考试就决定了你能上哪所大学，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又决定了你未来的成功，那么存在焦虑也在情理之中。”

在美国，“鸡娃”现象同样普遍，孩子们从小就在“为赢而战”。希拉里·弗里德曼用了16个月时间，访谈了美国东北部主要大都市地区的95个中产阶级家庭，包括对父母、孩子、老师和教练的172次单独采访，探究中产阶级父母如何为自己的孩子培养童年竞争资本，孩子们又是如何“为赢而战”。

2023年，基于该项田野调查而写就的书《一激到底：在竞争环境中抚养孩子》中文版在国内出版。此时，距这本书的首次出版已经过去十年。希拉里·弗里德曼也跟记者分享了当年这些“为赢而战”的孩子们的近况：几乎所有人都已完成大学学业，其中许多人还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包括法学院和医学院的，有的如今在从事专业舞蹈工作和数据科学工作。

当17岁的希拉里·弗里德曼被哈佛大学录取，第一次来到这个离家千里的学术殿堂时，她觉得自己有无限可能。几个星期过去，她意识到自己有很多东西不懂。她没上过全美闻名的高中，不知道“赛艇”运动，自己的家庭在本校或常春藤盟校中也没有任何人脉关系。

跟如今的孩子相比，她的成长路径也不同。她没参加过任何运动队，没学过国际象棋，甚至在中学之前没有参加过任何有组织的课外活动竞赛。而这些，恰恰都是大学招生时会看重的条件。一位常春藤盟校的招生官向她解释课外活动如此重要的原因：他们想要的是聪明且有野心的学生，但一个人的野心很难衡量，学生参与的活动以及获得的奖项和领导力可以代表他的野心和抱负。

“父母对于孩子获取文凭的需求驅动了整个家庭向竞赛投入大量时间，在他们心目中，这是进入中产阶级上层和随之而来的‘美好生活’的充分且必要条件。”希拉里·弗里德曼在书中写道，这解释了“要赢”是如何成为美国童年生活的核心。

“在高中成为（美国）强制性的义务教育后，上大学成为焦点。随着资金和交通条件的改善，上大学变得更加容易。人们所就读的学校以及学校的类别，其重要性也增加了。因此，高等教育中的竞争开始向越来越小的年龄群体推进。”希拉里·弗里德曼告诉记者。

在她的田野访谈中，希拉里·弗里德曼明确了家长们希望孩子通过参与竞争性活动而获取的五种技能，分别是：内化获胜的重要性；学会走出失败，赢在未来；学会在有限时间内完成任务；学会在高压环境下获得成功；坦然地在公共场合接受他人的评判。这也是构成孩子们童年竞争资本的基础。

通过与父母们的交流，她发现，为了让孩子获得构成童年竞争资本的五项技能，最大化地帮助孩子在当下及未来都能有所成就，父母们通常有培养专才和培养通才这两条途径。通才主要是让孩子接触各种各样的竞争性活动，把孩子培养成具备“不同能力”的综合性人才，专才则主要让孩子专攻某一项竞争性活动。“这些选择与孩子是否有特定的兴趣或能力，以及孩子的年龄有关。”希拉里·弗里德曼告诉记者。

“早期阶段，它与接触各类活动相关，而不是家长给孩子关上某一扇门。”她说。许多家长向她解释，参加多项活动可以给孩子提供“备选项”，以防某项活动出现问题，一位家长担心“在这个年龄就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通过对各项活动的接触，家长希望孩子们能过上全面发展的成年生活，一位母亲便希望自己五年级的女儿将来能“成为一位见过世面的女性”。

一些专才赛道的家长可能是由通才开始的。“随着各项活动时间需求的增加，专业化自然会出现。”希拉里·弗里德曼告诉记者。这些家长最初可能也会让孩子接触各项活动，但他们很早就意识到最好只让孩子专攻某一项竞争性活动。除了时间和精力的分配问题，有些家长也会认为专攻是一件好事，他们告诉希拉里·弗里德曼，“一以贯之地专注于一件事，大学申请顾问说这会让你获得大量的奖学金和学校的认可”。

尽管有时家长也会怀疑自己是否从孩子身上剥夺某些东西，比如单纯的玩乐，但通常最后还是会考虑到长期影响而强调竞争性活动。“父母最终看重的，是为孩子保留一个未来的选择。”希拉里·弗里德曼告诉记者。

而对于孩子来说，通过竞争性活动，“他们确实掌握了其中的一些技能，而且他们还发展了社会关系，”希拉里·弗里德曼告诉记者，“竞争当然会影响人际关系，但我从未见过孩子们为了维护友谊而故意不在竞争中取得好成绩。”

在田野调查中，她观察到，尽管有压力，但孩子们明白自己需要获胜，他们也能在竞争性活动的参与中发现乐趣，比如和朋友待在一起、参与活动本身、赢得奖杯——“尽管他们绝对明白什么是‘参与性奖项’，他们可以从奖项的大小或字面上的排名来判断。当然，获奖总比不获奖好。”希拉里·弗里德曼告诉记者。

在希拉里·弗里德曼的研究中，许多儿童的竞争性活动与性别特征息息相关，家长为孩子（特别是女孩）选择的竞争性活动反映了他们对孩子未来的期待。“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父母为女儿设想的教育经历和职业类型有关。这也极大地影响了父母在孩子，尤其是女孩，年幼时为她们做出的选择。”希拉里·弗里德曼告诉记者。

在希拉里·弗里德曼的访谈中，一位父亲让自己7岁的女儿学足球，因他担心自己的女儿太过女孩子气而不够积极主动，将来可能从事传统上被认为是女性化的职业，比如秘书。这位父亲将“在绿茵场上试试身手”的画面同“成为一家公司的高管”联系起来谈论，他觉得运动可以帮助他的女儿走上一条竞争激烈的、过去由男性主导的职业道路。

许多让女孩学足球的家长告诉希拉里·弗里德曼，他们希望自己的女儿更有攻击性，而不是纠结于自己的外表。这些女孩在生活的各个方面被教导要有进取心，她们也在被培养成这样的女性：在一生中都要应对充满困难和挑战的环境。希拉里·弗里德曼将这些女孩的性别脚本归为“进取女孩”。她们的家长将她们定义为那些学跳舞的“女孩子气的女生”的反面。

当希拉里·弗里德曼在访谈中询问舞蹈对女孩们的好处时，为孩子选择舞蹈活动的母亲们强调，它能帮助孩子塑造良好的体态，在外表上变得更优雅。在希拉里·弗里德曼与母亲们的交流中，甚至有人将拥有优美身材和吸引男性注意力联系起来。“长期以来，舞蹈一直涉及女孩為社交生活各方面所做的准备，比如礼节和社交仪态，通常这些都代表着在婚恋市场上多一些机会。”她在书中这样写道。

“优雅女孩策略”告诉女孩们，她们需要变得更加女性化，要优雅好看，即使在竞争环境中也要支持竞争对手——“鼓励他人在传统上被视为一种女性特质，也是展示社交风度的一种方式。”希拉里·弗里德曼这样解释。

在“进取女孩”和“优雅女孩”之间，还有一类性别脚本——“粉红战士”。在希拉里·弗里德曼的调查中，国际象棋给参与比赛的女孩们提供了这种混合型性别脚本。国际象棋主要是一种智力竞赛，对女性气质更加包容，女孩们既可以学习如何进取，也可以专注于自己的女性外表。许多父母会刻意地以国际象棋为途径，告诉女儿们她们应该拥有与男孩同等的机会。

希拉里·弗里德曼提到，一位母亲曾跟她描述自己见过的一个“粉红战士”，她叫卡洛琳，头上扎着蝴蝶结，穿着连衣裙，还背着芭比背包，随身物品都是粉红色的，但她下起棋来就像个杀手一样。

在男孩身上，也存在类似的性别叙事，甚至存在男子气概等级排序，运动型男孩最上，“书呆子”次之，“娘炮”为最底层。因此，在为男孩子选择竞争性活动时，父母同样需要深思熟虑。“书呆子”男孩下国际象棋，“运动员”则在足球队里，而跳舞对男孩来说通常是一项非传统的选择，他们可能会被认为是娘娘腔，在希拉里·弗里德曼的调查中，只有四个男孩参加了舞蹈比赛。

在研究不同性别孩子的竞争性活动时，希拉里·弗里德曼也发现，父母在孩子竞争性活动中参与的事务也存在性别差异，母亲通常比父亲更关心孩子的课外生活，也更多地从事与孩子竞赛活动相关的后勤工作。“通常情况下，母亲不太可能外出工作，而是‘待在家里’专心养育孩子。即使在情况并非如此的家庭中，母亲的工作也可能不那么受重视，或者是因为她们每周的工作时间可能较少，因此母亲承担了更多的管理和照顾角色。”希拉里·弗里德曼这样向记者解释。

相反，父亲可能更多地充当陪练角色，比如足球。因此，当球队获胜时，他们往往获得更多的荣誉——母亲的工作可能更多是在私下进行。“不过，随着越来越多的母亲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参加体育运动，这种情况应该会有所改变，因为越来越多的女性也会自愿担任教练。”希拉里·弗里德曼告诉记者。

正如她在书中所提到的，孩子和父母并不生活在真空中，尤其是涉及性别问题时——家庭是儿童生活中社会化的主要来源之一。不过，她也提到，培养孩子总体来说没有对错之分，只要家长倾听孩子的声音并遵从自己的常识，毕竟，童年也应该是一顿“自助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