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14
剑 南
南京金陵老年病康复医院的大门口,新添了一块醒目的油漆广告牌,上书:“特邀市民革‘三胞名老中医沈云龙医师主治疑难杂症。”
近几年来,朋友和读者已经不止一次地向我谈及过沈医师。1986年,南京某报还发了一篇“义务行医数十年,诊治杂症逾万例”的消息,报道沈医师热心为病人服务而又拒收礼金的事迹。
说沈医师在“义务行医”,似有过誉之嫌,因为他毕竟在老年病康复医院和“三胞”门诊部挂牌行医。收取诊金的。但最近我在访问中发现,沈医师诊治杂症确有相当的疗效,请看:
妙手去疑难
一位画家的孙女患了“脱骨疽”,稚嫩的指头从5岁起开始肿胀发黑,很快就溃烂、脱落。虽说吃药、打针花去了无数银钱,然而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她10个指头却有8个指头先后被烂掉1节或2节。一家人束手无策。面对仍然活泼可爱的孩子,画家的心头也只有隐含伤痛而已。没想到,8岁那年的春日,女孩的脚趾又肿黑起来,且伴以头肿如斗、腹胀如鼓。曾经为孩子诊治过的中西名医们已一一摇起头来。在这般情景下,画家转而找到了沈医师,恳求沈医师用仁慈之心救救孩子。有什么办法呢?医生的职责就是救死扶伤,总不能在病魔面前退缩吧。沈医生经过仔细考虑,开了三帖中药。令人惊奇的是,病情很快好转,再经过一番调治,孩子的头不肿了,腹平软了,脚趾也被保全了。
家住北四卫头36号的刘某,于1988年5月底发现左乳流“黑血”,已10天,稍用劲二一挤,“黑血”即喷射而出。她接连去了三家大医院诊治,两家医院为她作了检验,一家的报告单上写着:“涂片内找到瘤细胞(阳性)”;另一家则说:“未见恶性肿瘤细胞。”不过,三家医院的医生一致认定:“这不是好东西”,又一致建议将左乳全部切除。刘某毕竟是位年仅33岁的妇人,她要考虑手术切除左乳带来的后果,且斯时正值热天,所以犹豫了。一位同事介绍她去找沈医师。她连吃沈医师开的几十付药以后,低烧退了,精神好了,左乳不再流“黑血”了,当然也不会去作手术了。1989年9月我在走访中问起此事,她说:“我现在正常上班,一切良好,真要谢谢沈医师。”
根据线索,我给南京郊区某镇长写了一封信,询问他儿子的现在身体情况。镇长立即写了满满三页纸的回函,他述说:他儿子于1984年7岁时突发尿血症,“只要稍加活动,小便中就有红血球卅或卅”,“因是独生子女,爱人哭过多次”,后来被迫一度休学在家。曾去各大医院门诊和住院治疗,但是,“三年时间内,小便血尿未中断过。”1987年2月,转请沈医师医治,到4月份,孩子已基本上未见血尿,后来逐渐好了。1988年春节,为感激沈医师而送去了一面锦旗。“目前,孩子身体状况不错,已上小学五年级。”镇长在信中强调:“沈云龙老医师医德高尚,医术高明,至今难以忘怀。”感佩之情,跃于纸上。
探索治癌之道
癌症是当今各国尚待攻克的课题,自然也属疑难之症。沈医师年事虽高,仍在努力探索治癌之道,精神可嘉。他医治过不少癌症病人,其中有些人的效果相当好。
某女,年已四旬,住中山东路三条巷12号,1986年9月1日被确诊为鼻咽癌,“照光”医治了两个半月,因嘴巴发干、头部不适而改服沈医师的中药。三年来,她病情稳定,也没有什么不适感。她对记者说,吃沈医师的药很有效验,她内心很感谢他。
我去翠琅村6号访问丁某时,她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一本《怎样做一个基督徒》的小册子。她似乎不很清楚她病中的一切,以致于我不得不再次夜访她的丈夫。然而她能明确地告诉我:不是别人,也不是上帝,而是沈医师给了她第二次生命。原来,1989年6月3日,她被某医学院附院诊断为晚期肺癌。住院20多天后出院。医生对其丈夫说,她只能活四、五天了。那时,丁某神志昏昏,大小便失禁。她丈夫一面打电报通知她的亲戚前来“商量后事”,一面转清沈医师给她医治。她无法饮服煎好的中药,得由人撬开牙齿灌进去。可是,她竟苏醒过来并逐渐好转了。她丈夫说:“根本没有想到她能活到今天,根本没有想到她还能自己料理生活。”目前,丁某继续在服用沈医师的药,她说:“除了还有一点胸闷外,别的都好。”
徐幕,干部,确诊为肝痛。手术中发现癌肿已多处转移,故未予切除。病人依旧有肝区胀痛,食少难眠之症候。医生认为他出院后将不久于人世,但经沈医师用中药调治,情况大好,半年多来,体重已增加了十几市斤。
我无法知道沈医师究竟医好过多少病人。仅从沈医师收到的百余面锦旗、几十幅书画、上千封感谢信中可以看到,病人对他的医术和医德是持肯定态度的。但我需要强调的是,世上没有“一治就灵”的医生,沈医师自然也不是这样的人。我在查访中就发现,经他医疗过的两位癌症病人已经去世——尽管沈医师为他们延长了半年至一年的生存时间。
几点感想
按说可以结束这篇“记”了,可夜卧中又生发出几点感想来。
一是:病人和家属切勿过分相信某些医生所断定的“存活时间”,尽管这些医生的推断也是有根据的。可推断毕竟不是真实,因此,绝不要听一言而失信心,仍要努力寻求转危为安的方法。
二是:年过七旬的沈医师,为何要承担重任,去治疗那些连大医院和名家们都不愿治疗的疑难杂症呢?沈医师的观点是:自己文革中曾被剥夺过行医的权利,现在“振国之心苦短”,所以决心在一息尚存之时,要多为几个病人服务。他这种为公而忘私的精神,真是令人钦佩。
三是:为什么设备先进的大医院、经验丰富的名医们认为是“不可治”的一些病人,却在沈医师手里变为“可治”了?在这个问题上,除了可能涉及“医道”之外,恐怕还与“医术”有关。我曾请教沈医师诊治疑难杂症之要,答曰:“看准了病,就用常规药量的一倍或几倍剂量猛攻。”可就我见到的几张处方看,药量仍属常规范围,所用也多是解毒、化癌、软坚之品。当然,中医的医理深奥,治病经验又是长期累积而成,我身在门外,是难探真谛的。我但愿沈医师能总结医治疑难杂病的某些奥妙,更愿中西医能取长补短、精诚合作,进而更好地推进祖国的医学事业,更好地服务于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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