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年话牛——装饰牛纹的鄂尔多斯青铜器

□王京琴

2021年，按照我国传统干支纪年为“辛丑”年，按照十二生肖排序为“牛”年。牛作为马、牛、羊、猪、狗、鸡“六畜”之一，自古以来与人类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有关牛的故事和成语数不胜数。牛是人类最崇拜的动物之一，牛拥有健壮庞大的体魄和吃苦耐劳的精神。牛是有灵性的动物，人们相信牛拥有无穷的神力，远古时期牛就成为被信仰的图腾，之后成为民间的保护神。

一、牛及牛文化

自古以来，我国人民对牛就有着特殊而深厚的感情，它与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人类驯养牛的历史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早期，我国是家牛最早驯化地之一，东北、华中、华南等地区均有相关考古发现。在传统社会中，牛作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常作役力之用，也被民间视为财富的象征，用作交换媒介。在汉字中，与驯养动物、农业耕作相关的不少字都属“牛”部，如“牵”“牧”“物”“犁”等，由此可见牛在我国先民生产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春秋战国时期，牛与铁犁的结合成就了农业社会一次伟大的技术变革，社会生产力产生质的飞跃，推动整个社会发生巨大变革，奠定了中华农耕文明的基础。

我国先民对牛的崇拜早在史前就已存在，传说中华文明始祖之一的神农氏就是 “人身牛首”的形象；蚩尤“人身牛蹄，头有角”；大禹每治好一处水，就要铸铁牛投入水中，以镇水患。这些神话传说中明显带有牛崇拜的文化信息。我国许多少数民族如苗族、壮族、藏族、羌族等民族都有将牛作为图腾等崇拜的习俗，牛王庙、牛神庙遍布南北。

牛崇拜也深深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民间传说、风俗礼仪、民间艺术等方面多有体现。自古以来，无论是农耕民族还是游牧民族，崇牛敬牛的习俗在各民族中广泛流布。不少民族为牛设立节日，开展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如牛王节、牛王诞、牛王会、牛神节、牛魂节、浴牛节、颂牛节等，从北到南均有流传。华北地区春秋时代就有祭祀牛王的习俗，至今，陕西、山西、河北等地的牛王庙会仍十分兴盛。在各地各民族其他一些传统节日中，也有不少与牛相关的古老节俗。如立春日的“鞭春”习俗又称鞭春牛、迎春牛。斗牛习俗也有广泛的文化根基，从南到北均有传播，最典型的就是浙江金华斗牛和云贵地区的苗族、侗族斗牛。陕西、山西的民间舞蹈牛斗虎，颂扬老牛忠厚善良、不畏强暴的献身精神。皖西大别山区的山歌《慢赶牛》，则是人们扬鞭赶牛时即兴吟唱的一种自由、悠扬的格调。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牛有着极高的象征意义，人们以牛明志向、以牛喻事、以牛喻人，创作出大量的文艺作品，从诗词歌赋到绘画雕塑、音乐舞蹈、戏剧等，无所不包，生动地反映出社会生活的某一侧面，体现了先民非凡的创造力和想象力。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牛也从生存发展的工具深入到人民的精神生活，对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取向等产生着深远影响。

二、装饰牛纹的鄂尔多斯青铜器

从19世纪末叶开始，在我国北方长城沿线地带陆续出土了大量具有浓郁游牧民族文化特征的青铜及金、银制品，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因以鄂尔多斯地区发现的数量最多、分布最集中且最具特征而被称作“鄂尔多斯青铜器”。它是春秋至西汉时期中国北方草原民族的代表性器物之一，是以狄、匈奴为代表的中国早期游牧民族的物质文化遗存,尤以装饰动物纹样的表现手法最具显著特征。在这些动物纹样中，有龙、虎、羊、马、牛、兔、蛇、猪、狗等多种形象。 其中以牛为装饰图案的器物在鄂尔多斯青铜器中也较为多见，主要表现在一些饰牌、带扣、带钩和一些小饰件上，下面一一举例说明。

各类饰牌是鄂尔多斯青铜器中最具魅力、最能反映早期北方草原民族自身文化、艺术特征以及与欧亚草原文化交融信息的物品。图案有单个动物，也有多个动物互相缠绕或搏斗的场景。长方形饰牌四周都有较为明显的边框，在框内布局图案，多采用浮雕、镂空、锤揲等手法，装饰写实或抽象化的动物图案，所饰动物或凝眸静立，或互相嬉戏，或拼死厮杀；少数为几何纹和人物造型等，均取材于北方民族的现实生活。如西汉时期的双牛纹青铜饰牌，长10.9厘米，宽5厘米，厚0.5厘米。饰牌正面为透雕的双牛图案，双牛左右对称分布，牛头相对，低头曲颈，双目前视，四肢直立，牛尾上卷于背部，边框饰以竹节纹。（图1）整件器物构图巧妙，犹如一幅剪纸画，生动而富于想象。为鄂尔多斯青铜饰牌中的精品。

图1 西汉双牛纹青铜饰牌

带扣是腰带的钩挂、束系构件，主要是起到将腰带的两端扣合到一起的作用，它是早期北方民族特有的一种束带用具。早期北方民族虽然主要使用带扣，但同时也借鉴使用了大量的中原农耕民族使用的带钩，在使用过程中，还把自己特有的动物纹装饰风格融入了带钩的制作中，形成了具有北方草原气息的带钩制品。如西汉时期的牛头纹青铜带扣，长8.9厘米，宽6.2厘米，厚1.2厘米。整体呈长方形，正面饰镂空牛头形象，局部用凹入树叶纹装饰，上方外缘有一钩形小凸起。（图2）相较鄂尔多斯青铜器中较为多见的鸟形带扣，这件器物形制独特，亦是带扣中的精品。

图2 西汉牛头纹青铜带扣

在鄂尔多斯青铜器中还有很多牛头形、牛头纹青铜饰件，它们一般形体较小，但造型生动，制作精美，小巧玲珑。

除单体展示牛的造型外，在鄂尔多斯青铜器中还有一些表现其他动物与牛搏斗、人牛关系的饰牌。例如，表现虎牛搏斗场景的战国虎咬牛纹金饰牌，长12厘米，宽7厘米。这件饰牌中央浮雕一头呈匍匐状的牛，它四肢平伸，上下两侧各有两只头头相向的猛虎，分别死死噬咬着牛的颈部和腰部，牛虽然完全受制于猛虎，但仍在拼死抗争，尖利的犄角分别穿透了两侧猛虎的耳朵。（图3）饰牌直观上反映的是大草原上司空见惯的猛虎捕杀野牛的生动情景，但透过这个逼真画面，可能还寄予着更加深远的含意。饰牌中的虎，应取意于天上的昴星团，牛则取意于黄道十二宫的金牛宫，由于昴星团位于金牛宫中，因此，虎群（四虎）噬牛所要展现的，应当就是匈奴单于称雄草原、独步天庭的宏伟愿望。

图3 战国虎咬牛纹金饰牌

在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中还藏有一件西汉力士搏牛纹青铜鎏金饰牌，这件饰牌长6.4厘米、宽4.2厘米、厚1厘米，整体呈长方形，背面有双纽。边框饰双层绳索纹，内部镂雕一力士与牛搏斗图案，力士戴尖帽，双目圆睁，呈半蹲状，左手拿一条绳索，右手抓牛后腿。牛背部隆起，牛头抵地，呈跪卧状，已无力反抗。此件饰牌生动地再现了人牛搏斗的场景。（图4）

图4 西汉力士搏牛纹青铜鎏金饰牌

综上所述，鄂尔多斯青铜器是伴随着早期北方民族经济社会形态由单纯的农业向半农半牧、畜牧、游牧经济的发生、发展而兴起、繁荣起来的，它既是与当时人们的社会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形影不离的必需品，同时也是饱含他们智慧、思想、意识、艺术的物质载体。装饰牛纹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反映了牛这种动物对于我国早期北方民族的重要性，即作为“六畜”之一的牛，较早地被北方先民驯化、饲养，成为重要的劳动力和衣食来源。同时牛吃苦耐劳、力大无穷的品质，也深受北方先民的喜爱与崇敬，所以牛纹在鄂尔多斯青铜器中较为多见也就不足为怪了。装饰牛纹的鄂尔多斯青铜器，还蕴含着祈盼家族人丁兴旺、生活美好吉祥、社会蒸蒸日上的美好寓意，折射出以狄—匈奴系统为代表的早期北方民族深深的崇牛意念和牛文化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