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何无法活得超越

刘锋

如今，打开电视，有两种节目最为耀眼，一种是“灭灯”，另一种是“转椅”。就这两种节目，就营造了全民娱乐运动的氛围。如果你这几天看完了节目，打开网络、微博，那主题词之一必然是“爱国运动”。

娱乐运动+爱国运动，这就是当下中国人的真实图景——活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全民运动中。

娱乐，不好吗？在苦逼的日子里，看看人生百态，自娱自乐，不是也能促进和谐吗？把多年来积攒的仇恨日本的教育，应用一下，到大街上，混入人群，乘机发泄一下骂、打、砸的情绪，不是也能解压吗？

是的。都很好。除此以外，难道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吗？长久以来，中国人不就是在运动中找快乐的吗？“大跃进”运动，“四清”运动，“上山下乡”运动，“文革”运动，乡镇企业生长运动，学习运动，整风运动，春节联欢晚会运动，体育健身运动，广播体操运动，爱国卫生运动，爱眼运动，“铁公基”运动，“扫黄打黑”运动，炒房运动，炒股运动，抢盐运动，围观运动，声讨运动等等，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运动。运动来时，声势浩大；运动走时，悄无声息。在运动中，中国人创造了一致性的短、平、快生活，获得极大的参与快感，而没有了运动，中国人则深感寂寞，无聊，只是压抑不住的欲望还在内心深处呼唤下一次运动的赶快到来。

作为一个在运动中生的中国人，如果不在运动中死，那实在是虎头蛇尾，遗憾终生了。难道这就是中国人一辈子生活的轨迹吗？为什么只有全民运动才让中国人感到心有所属呢？

到了今天，中国人在娱乐运动、爱国运动中获得了极大的参与快感，但也在运动中失去了自我的理性判断和超越现实的长久可能性。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所说的理论能够解释这一问题。在运动中，加入其中的人很容易获得一种集体心理，因为数量巨大和责任的消失，所以个人敢于发泄本能的欲望；因为人与人之间的感染性，所以个人很容易为了集体利益牺牲个人利益；因为易于接受群体的暗示，个人容易被催眠，成为“无意识活动的奴隶”。在这样人数众多的集体运动中，人会变得冲动、急躁、易变、易轻信、易走极端、易偏执、易专横、易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人会接近宗教狂热，获得暂时的超越现实的信仰。

如果个人可以在集体运动中获得超越性实现，如为了集体利益抛头颅、洒热血，牺牲自我的生命，那不是很好的结果吗？然而，这又有可能被那些有邪恶企图的人所利用，把个人变成实现集体利益的工具，所以，这种牺牲个人的做法很容易走上歧途。

由此可见，在运动中，个人有可能实现短暂性的超越，但是又有可能被集体所利用，风险性很大。可是，在运动中找到自己的归属感和狂热信仰，又是中国人慢慢培养起来的习惯，而且这种习惯一经培养，就成了现实的依赖所在，牢不可破。于是，利用这种习惯的运动接二连三地到来，继续强化中国人的运动习惯，使中国人难以自拔。如上述所说的娱乐运动、爱国运动，以及前几年流行的超女运动、达人秀运动，就是这种习惯的产物。总之，中国人学会了在运动中寻找最重要的快乐，在运动中寻找最崇高的信仰。没有了运动，就没有了最重要的快乐，就没有了最崇高的信仰。

1978年以来，中国打开了门户，逐步地引入了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的召唤下，整个社会又开始了一种“向钱看”的运动，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利益让中国人为之疯狂。随之，GDP成为大众熟悉的名词，高楼大厦多了，公路多了，工厂多了，商品丰富了，然而，中国人的心灵却空虚了，一些医生、教师、律师、知识分子都成了要红包、要待遇的商人，官员的腐败、堕落问题层出不穷，“要不要扶摔倒的老奶奶”的讨论使许多中国人产生了迷茫、失落。尽管中国人已经认识到市场经济赤裸裸的金钱关系造成的危害，但是他们还是没有找到超越这种现实的方法。一位博士无奈地告诉我：“在今天的社会，挣钱才是王道。我不想说那些大道理，我只想吃饱饭，穿暖衣，买间房子，再找个老婆，过个小日子。千万别和我说那些大道理，我真的不想听。”

全民运动、文化基因、市场经济，三者把中国人牢牢地绑在了现实生活中，无法动弹，更无法超越。全民运动让中国人盲目地从众，少了可贵的独立个性和有长远眼光的精神追求；文化基因让中国人在现实生活中苦苦挣扎，几乎灭绝了外在超越的可能性；市场经济让中国人狂热地亲吻自己的物质欲望，并在数字叠加的符号象征中体会着浮华满足的快感。悲观地说，中国人要想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求得超越，比登天还难。

悲后沉思，中国人还是有实现超越的突破口，这就是人本理念，即真地尊重个体的独立个性、兴趣爱好、基本权利。独立的个性来源于独立的价值判断，独立的价值判断来源于思想的多元化，思想的多元化来自于社会的包容和理解。尊重个体的兴趣爱好，就是尊重人的自我选择，就是要把人的自我选择制度化、民俗化，最终让它融入普通人的文化基因中。尊重个体的基本权利，就是要有一整套运行的规则和程序，让它逐渐地成为全民的共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