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不敢消费

汪　伟

中国人之所以要在负利率的当下坚持存钱，是由其他原因决定的。换句话说，他牺牲了眼前的享受，并不完全是没有消费能力，而是出于无奈。

至少在2008年第三季度之前，还有人预言，中国能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独善其身”。因为金融业的开放程度有限，中国的金融机构的确幸运地逃过一劫，没有像欧美银行那样，面临破产清算的窘迫局面。但随着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美国和欧洲实体经济的衰退成为定局，人们逐渐认识到，中国经济并不能“独善其身”，更遑论“一枝独秀”了。

2009年将是困难的一年。对那些过分依赖出口拉动经济的国家和地区来说尤其如此。这些经济体都不同程度地依赖于美国国民的消费。数字可以证明这一点：美国的GDP占到全球GDP的1／4，而其中的72％又是国内消费创造的。但美国是这次危机风暴的中心，因此美国的国内消费将从72％的高位走低。据预测，到2008年底，美国国内消费占GDP的比例将回落至70％以下，今后则将一直下降到65％甚至更低。

这对过分依赖美国市场的商品出口国来说是个坏消息，也足以让任何“独善其身”和“一枝独秀”的乐观打算落空。

对中国来说，要保持经济增长，提振国内的消费是当务之急。这也是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主题。但这很不容易，因为要让普通中国人放心地把钱从银行里取出来消费，势必要改变中国社会目前的利益格局——首先是分配格局。这尽管必要，却显然不是所有人都乐见的局面。提振内需的计划因此将受到许多障碍的考验。

中国人为什么不敢消费

2007年，中国国民消费只占GDP的36％。通常认为，消费不振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是消费意愿不足，其二是消费能力不足。而消费意愿往往又受限于消费能力。那么，中国人不敢消费，是因为没有消费能力吗？

从常年居高不下的储蓄率来看，中国人其实可以为消费做出更多的贡献。但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用罗素的话说，是因为他有理性，为了未来的福利，可以牺牲眼前的享受。中国人之所以要在负利率的当下坚持存钱，是由其他原因决定的。换句话说，他们牺牲了眼前的享受，并不完全是没有消费能力，而是出于无奈。

第一个原因是经常被提到的，大多数中国人被排除在社会保障制度之外，或者社保水平很低。农村居民和没有退休金的城市居民，必须自己筹划养老。他们所能够依靠的，一是子女，二是储蓄。公务员和事业编制人员能够享受较高水平的退休金，对企业退休职工来说，如果仅靠退休金生活，生活质量就会比工作时大幅下降。为养老而储蓄，是中国人继“养儿防老”之后的第二个最深入人心的养老方案。

中国一直没有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有利于人员流动的社会保障制度。比如，一个湖南的农民工在深圳打工期间，要缴纳30％的收入作为社会保险。但等他老了，深圳方面不会付退休金给他，因为他在深圳只工作了几年就回老家去了，没有达到连续缴费的最低年限。他也不能把自己的保险账号带到湖南去继续缴费，因为湖南和广东是两套社保体系，互相不能对接。所以他离开深圳的时候，只好把打工所得的20％（统筹部分）白送给深圳市政府。这种制度性的弊病妨碍了社保制度实现其预定的目标。

除了“存钱防老”，中国人还必须“存钱防病”。国家和农民共同出资建立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只是在大病时提供一部分（不超过50％）住院和治疗费用。在农民急需的门诊保障方面，“新农合”无所作为；而且这一制度建立的时间很短，只有5年的历史，所以资金总量很小，需要中央政府持续注资，才能维持下去。城镇居民的医疗保障水平比农民高，但相对于中国的医疗费用而言，很难让人有安全感。由于政府投资不足，医院和医生都倾向于给病人最昂贵而不是最合适的治疗方案，这尤其加重了疾病带来的经济压力。有统计表明，不少中国人不到身体实在扛不住了是不会去医院的，因为他们担心付不起医药费。很多人因此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

昂贵的教育收费当然也是中国的储蓄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总的来说，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由于政府在公共事业上投入不足，一个理性的国民就必须克制眼前的消费，而把大部分收入存进银行，以备未来生活所需。

这是中国人不敢消费的直接原因。

政府投资抑制了消费

低消费率和高储蓄率往往同时存在。银行里的钱也不是从此锁进保险柜。银行要获得利润，还是要通过贷款的方式，把钱投进生产领域。所以高储蓄率往往伴随着高投资率。

很多国家都经历过低消费率、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并存的时期。19世纪的美国和二战后的日本是这样，1978年之后的中国也不例外。家庭财富的增长带动了投资和经济起飞，经济发展又使得家庭财富继续增加。一定时期之内，社会似乎进入了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这种增长的模式可以称之为投资驱动型经济。

但投资和生产的规模不可能无限度地扩张。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是消费。在国际贸易不发达的时代，一国之内的生产和消费必须保持平衡状态。如果生产扩张得太快，以致和消费水平严重失衡，出现过剩，反过来将使企业破产，社会生产力下降，从而使得生产重新与消费平衡。这个过程就是“经济危机”。

中国经济是典型的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和低消费率并存的“投资驱动型经济”。这种经济模式持续了30年之久，却没有因为生产和消费不平衡而导致经济危机。这不是经济学原理失灵，而是因为今天的生产和消费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尽管东南亚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是“投资驱动型经济”，但由于GDP总量占世界1／4的美国是典型的“消费驱动型经济”，这些国家的生产和消费得以在全世界范围内保持平衡。

所以，全球的产销平衡取决于美式生活方式和美元的强势地位。美国的经济总量、政治制度、军事力量、科技水平甚至地理位置，都给美国国民带来了乐观、稳定的预期，让他们敢于“花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从理论上来说，超前消费和贷款消费会引起通货膨胀，所以不可能持久。但由于美元是世界贸易的主要结算货币，美国政府掌握了美元的发行权，就可以通过输出通胀来推迟经济危机的爆发时间。但现在，还债的时候到了。

美国将进入一个消费率下降而储蓄率上升的阶段。与此相反，像中国这样的商品出口国，必须在国内找到市场，以弥补因为美国经济衰退而失去的那部分订单。降低我国国内储蓄率、提高消费率是唯一的选择。

不幸的是，任何事情都是两面的。由于高投资率有赖于高储蓄率，而高储蓄率又有赖于低消费率，所以从长期来看，高投资率必然会抑制消费。

显然，中国的相关政策一直有助长“投资抑制消费”的倾向。这些年国家的财政收入和财政外收入增长很快，近3年来更是连续以30％左右的速度激增，但是养老、教育和医疗制度迟迟不见起色，钱花到哪里去了呢？

答案是，大多数钱被投资到了基础设施、国有企业和形形色色的效益不明的项目中去了。

这无疑是严重的角色错位。而且，作为一个典型的投资驱动——尤其是政府投资驱动的经济体，中国很难产生强劲的内需。这是当下中国消费率如此之低的主要原因。

房地产业的“抽水机效应”

中国的消费率总的来说很低，但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超前消费和贷款消费。

有趣的是，一些传统的美国人并不赞成超前消费。对他们来说，这种生活方式是一种枷锁，人们的生活将被来得太容易的贷款搞得焦头烂额。他们的预言在中国同样有效。不少中国人因为贷款消费而失去了支配家庭收入的自由。他们被形象地称做“房奴”。

房地产市场堪称过去10年里中国规模最大的消费市场。事实上，正是因为这一部分内需的释放，使得中国经济度过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艰难岁月。但是，中国房地产市场是一个有缺陷的市场。中国启动内需的道路将因此变得更加漫长。

其实逻辑很简单：消费者付给开发商的购房款中，很大一部分以土地出让金和税收的形式，变成了地方政府的收入，它们将以政府投资的形式重新进入市场。房地产业像一部抽水机，把居民的储蓄变成了政府的投资。政府投资本身是一种抑制消费的力量，过高的房价又使得城市中产阶层负债累累。他们本来是消费意愿最强的人群，也有一定的消费能力，如今因为沦为“房奴”而不得不克制自我消费。

有人也许会辩解说，房地产业不仅拉动了一条从建材到销售的长长的产业链，而且作为城市化的一部分，还给中国的经济带来了规模效应。事实的确如此。但正如经济学家谢国忠一再主张的那样，中国可以通过兴建廉租房的方式来发展城市化。这样一来，房地产业将继续作为中国经济的支柱之一而存在，又不会抑制其他的商品消费，唯一损失的只是地方政府的一些收入。毕竟，对目前的中国经济来说，最迫切需要的是一个能够代替美国订单的国内市场。

中国的房产市场眼下的困境，是2008年上半年的宏观调控和国际游资撤出所造成的。在过去10年里，房地产业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达到10％之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提振房地产作为2009年最重头的经济政策，这个政策的初衷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在提振房产市场的同时，如何避免这个行业与地方政府合谋对整个中国经济造成伤害。

如果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政府花一大笔钱来建廉租房，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并且实行广泛的减税和鼓励创业的计划，提供更有效率的公共服务，中国将释放出一部分购买力。但即便如此，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内需不振的状况。

消费取决于分配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的总量已经翻了好几番，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生产率也有了长足提高，但这些鲜亮的数据却无助于改善内需，不能不让人想到，问题并不是出在财富的产出环节，而是出在财富的分配环节上。

数据揭示了中国经济增长与内需不振并存的悖论。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已由2000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7年内下降了11.7个百分点。在两个用来衡量贫富差距的指标上，中国的表现惊人。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数据，中国收入最高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是收入最低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的11.37倍，而基尼系数达到了0.4725。

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对扩大消费是非常不利的。一个“倒金字塔形”的社会中，少数人掌握了大多数财富，富豪们能够带动消费，但随着边际效应递减，他们对消费的贡献会下降，并且一定低于“橄榄形”社会里中产阶级对消费的贡献。况且，一个收入差距过大的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也会增加，有钱人会选择把自己的财产转移到安全的国家。这或许能够刺激美国的消费，但对本国来说，只是黯淡的预期压制消费的又一个证明。

如果中国不能避免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并且实行更加公平的分配，提振内需就将仅仅停留在愿望的阶段。

考虑到中国存在严重的就业问题，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首要任务，是要将农民从农业转移到工业部门。由于海外订单减少导致了企业破产或者减产，制造业的工作机会在减少，这对增加农民收入很不利。这让分配问题变得更加迫切。

中国政府和整个经济运行情况的透明度，都有待进一步改善。许多有利可图的行业目前处于行政垄断状态，行政权力通过设置审批门槛，控制着社会的经济活动。政府收取税费的冲动一直得不到节制。这些是中国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和一个区域很小的国家或地区不同，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发行消费券只能帮助最贫穷的人群改善生活，却不可能指望能够刺激全社会的消费。后者需要的是更深刻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