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怎么去告别

生与死，本就是寻常之事，只有我们在活着时用心生活，才能不负活着的美好。

住院前，医生说为了放化疗我必须把头发剪短。剪头发那天，我特意叫了一个做视频的哥们儿来帮我拍纪录片。机器架好，美发店里的气氛“轰轰烈烈”，镜头里的我笑中带泪。

我都计划好了，电视剧里演患者接受放化疗肯定会掉光头发，所以我要做一个关于“头发”的纪录片，讲的是我入院前把长发剪短，放化疗后头发渐渐掉光，之后又生长恢复的过程。拍摄可能要历时三年或者更久，主题是“新生”。

我那哥们儿很仗义，拍着瘦弱的胸脯说：“只要你召唤，我立马扛着机器出现。”

这个想法太酷了，我顿时觉得放化疗都“高大上”了起来。可是，打完化疗针等着头发掉光光的我被医生告知：“你打的是铂类药，不掉头发。”这样啊，真叫人不开心，这样一来我的放化疗就一点儿都不酷了。

不从坏的事情里找好玩的事儿的话，那么这件事情，就真的只有坏了。

入院不久，隔壁病房住进来一位大叔，60岁左右，江西人，是一个“生猛的土豪”。我在放疗室门口碰见他，大叔穿着长款黑色大衣，头发染成油亮的黑，精神十足地对我说：“小妹不要怕，要唱歌，要笑，晚上一起去唱歌！”大叔平日爱聊天，老神神秘秘地要人猜他的年纪，为的是得意洋洋地引出下一句：“我都快60了！找了个25岁的老婆，刚给我生了个儿子。”

他自己来住院，没有陪护，我妈问：“那你吃饭谁照顾？”大叔手一挥：“有钱！叫饭店送！”一个月后再见到他，他已被放化疗彻底打趴下了。人还是那个人，拍着胸口说“老子有钱”的生猛气场却被夺走了。我逗他说：“唱歌去？”他摆摆手，给我看钱包里的照片——一个年轻姑娘抱着个婴儿。他说：“就是想儿子了，儿子刚满3个月。”按照时间来推算的话，他查出病来时，刚刚老来得子。然后这个男人跟家人潇洒地挥挥手说“出国玩两个月”，只身赶赴北京治病。

隔壁住着一位75岁的东北老太太，来陪护的是大儿子，一米八几的东北大汉。老太太瘦极了，体重不到30千克，缩在被子里只有小小的一团。睡不着是她多年的老毛病，患癌症后失眠加剧，常整晚整晚地醒着，医生就给她开了安眠药。老太太不肯吃，也不肯说原因，就这样生扛了3天。实在扛不住了，她忧心忡忡地决定吃药，半晌忽然一把拉着儿子的手嘱咐说：“你晚上要来看看我，你要喊我的名字。”原来睡不着，是怕醒不来。只有深怀恐惧的人才看得到，夜晚是死神的白日，它拿着镰刀寸步不离，就在我们床边等着，等着把措手不及的人们带入无尽的黑夜。

2012年3月初春，北京下雪了。同病房唱豫剧的大姐告诉我这叫“三月桃花雪”。她说记得上一次雪下在桃花上的3月，20岁的她登台唱戏。那时她还不是主角，台口催着“快快快”！她一急，里头穿着薄秋衣，外头挂着大戏服就上台了，冷得声音都在抖，当年那出戏叫《大祭桩》。

我们正聊着，听到走廊里一阵沉闷的哭声，跑出去一看是另一个病房的患者家属。那女孩是我的老乡，比我年纪小，陪着老公从湖南来住院。听说主治医生劝他们放弃治疗回老家。哭声太悲恸了，其他家属就劝她别在这儿哭，一声声都是各家的眼泪，感同身受的人受不住，她就独自下楼了。我跟着下楼，远远地看着她，小小的一个人，穿着红色棉袄坐在雪地里。她呜咽一声，那团红颤抖一下，像是一颗鲜活的心脏摔进了冰天雪地里。我便是从那一刻开始知晓，什么叫无能为力。

这两年见了太多人太多事，每一个都称得上是平凡生活表面下的惊天动地。关于“如何应对突如其来的告别”，我困扰了很久。

出院后我开始面对可怕的复查。健康的人很难想象肩膀痛、咳嗽、头痛，这些小小的病症都会被联想到癌细胞复发转移，继而使人陷入巨大的恐惧之中。我买了一些佛学的书，试图参透无常。朋友的离开和自身的恐惧交织成不能确定的明天的世界。

2013年，每一次复查前的夜晚，我都像被绑在椅子上，一双大手捂住我的嘴，头上悬着明晃晃的、不知何时落下的刀。

我们之所以要思考上天给的这个问题，也许并不是要寻找答案，而是让这问题带领你跟命运达成共识。

你知道吗？北京的各大肿瘤医院任何时候都人满为患。走到大厅一看那么多人，哪个都不是小病，一个背影就是一个家庭的辛酸。

我很少看到谁当众哭，在你前面排队的、等着拿报告的，人人都默默地走着流程，等着判决。生和死不是寻常的事情吗？医院里每一天每一个人最日常的事就是生离死别。

我最近一次去复查，前面排队做磁共振检查的两位大姐嘻嘻哈哈地聊天：“你啥病？我肺癌。”“哟，我也是。你说今天怎么那么慢呢？我晚上还要回家做饭呢。”

吃饭和生病，生和死，都是常事，我们能做的就是排着队，身在其中，不卑不亢，不急不缓。来，我受着；不来，我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