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叶剑英力荐习仲勋主政广东

高天鼎

叶剑英和习仲勋都是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卓越领导人，二人早年在延安相识，叶剑英年长习仲勋16岁。当时，叶剑英任中央军委参谋长兼十八集团军参谋长，习仲勋任中央西北局党校校长、中共绥德地委书记等职。由于处在战争环境下，两人交往机会并不多。

新中国成立后，习仲勋和叶剑英分别于1952年、1954年进京工作。二人接触较多的时间是在“文革”结束之后，叶剑英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对蒙冤16年依然保持旺盛革命激情的习仲勋尤为赞赏，不仅坚决支持为他平反，还力荐他主政广东，并在其工作的艰难时刻给予十分重要的支持。

热情勉励习仲勋：做一番开创性工作

“文革”结束后，在叶剑英、胡耀邦等中央领导的关怀下，1978年2月22日，习仲勋乘坐火车离开下放地洛阳，途经郑州返回北京。他在形容此刻的心情时说：“我感到自己又回到了党的怀抱。”

2月24日至3月8日，习仲勋作为特邀委员出席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此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举行，叶剑英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习仲勋列席了这次会议。

习仲勋后来回忆说：“叶剑英年事已高，工作异常繁忙，还抽空接见了我。他鼓励我要向前看，以后多为党做工作。他那宽广的胸怀、恢宏的气度，对同志亲切、谦和、真挚的深情厚谊，使我感动得热泪盈眶。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还有什么能比为党多做些工作而感到幸福和自豪的呢！”

当时，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韦国清身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广州军区第一政委等要职，因兼职较多且长期在中央工作，无暇兼顾广东工作。而广东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十年“文革”造成的大量冤假错案亟待平反。看到习仲勋虽然长期遭受不公正待遇，但身体状况依然很好，叶剑英认为，安排他去广东做出一番开创性工作是非常合适的。

在叶剑英与其他中央领导商量后，中央决定派习仲勋到广东工作。1978年3月22日，胡耀邦在出席中央、国家机关14个部委疑难案件座谈会讲话时说：“我再告诉大家一件事，中央决定让习仲勋同志到广东当第二书记。总之，统筹兼顾，全面安排，老同志要安排。”同月，习仲勋恢复党组织生活。在当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期间，胡耀邦正式宣布：“中央决定让习仲勋到广东担任省委第二书记，这次是叶帅提名，大家也都同意。”

在习仲勋赴广东之前，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和中央其他领导都接见了他，对他到广东工作寄予很大期望，一再强调做好广东工作具有重大意义。

1978年4月5日，习仲勋受命南下。4月6日下午，在中共广东省委四届一次会议上，习仲勋当选为第二书记。会后，第一书记韦国清回京工作，广东的日常工作由习仲勋主持。同年12月，习仲勋接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来信称赞习仲勋：打破了死气沉沉的局面

习仲勋抵达广东六天后，4月11日至5月8日，葉剑英到广东进行了为期近一个月的视察工作。此间，习仲勋多次到叶帅下榻的南湖宾馆汇报自己对广东工作的初步设想。

叶剑英以六句话相赠：深入调查研究，稳妥制订计划，及时报告中央，按步执行实施，分清轻重缓急，注意保密安全。

此后，习仲勋一直把这36字箴言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习仲勋赴任广东时面临的形势很严峻——全省工农业增长速度已连续14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经过调查，习仲勋指出：“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旧的框框多，许多本来是正确的东西也不让搞，不敢搞。”他提出，从整风入手拨乱反正。

6月初，习仲勋主持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时，与会人员对个别省委常委提出许多批评意见，强烈要求省委常委首先解决好路线是非问题，把全省农业和其他各项工作搞上去。鉴于这种情况，中共广东省委研究决定，将会议改为省委四届一次常委（扩大）会议，以此开展省委常委的整风。

在习仲勋的主持下，这次整风发扬民主，畅所欲言，大家把积压在心里的话都讲了出来，领导干部也各自主动承担责任。经过揭露矛盾、分析矛盾，会议初步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文革”中的经验教训，使各级领导干部在重大路线和政策问题上统一了认识，解放了思想，增强了团结。

由于当时“左”的指导思想尚未彻底清除，这次整风中也出现一些不同声音，会后有人向中央“告状”。了解情况后，8月，叶剑英代表中央写信给习仲勋并省委领导班子成员：“仲勋同志去广东后，大刀阔斧，打破了死气沉沉的局面，工作是有成绩的。我们完全支持仲勋同志的工作。如果有同志感到有什么问题，希望直接找仲勋同志谈。”

叶剑英的这封信，无疑给了习仲勋极大的鼓励和支持。习仲勋在省委的会议上说：“从来信可知，不光是叶副主席一个人支持，是说‘我们支持；不是支持我个人，是支持整个广东的党员和群众放手干。只要干得对，中央就支持。”

坚决支持习仲勋：在广东搞经济特区

1978年7月，习仲勋到宝安县考察，看到一街之隔的香港繁华热闹，这边却荒凉冷清，他意识到：在现行经济体制下，广东难以有大的发展。如果中央能给一些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广东完全有能力把经济搞上去。

11月10日至12月中旬，中央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习仲勋在中南组发言时说：“希望中央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同时多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如果中央允许我们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从香港引进一批先进设备和技术，购进电力，进口部分饲料，就可以先把国营农场、畜牧场、淡水养殖场等武装起来，作为示范，培养人才，取得经验。凡是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授权广东决断处理，以减少不必要的层次和手续。”

习仲勋的报告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重视。

1979年1月8日到25日，习仲勋主持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这次会议决定，一定要根据广东的特点和优势，请求中央给广东放权，在全国的改革开放中让广东先行一步。

1月2日至15日，叶剑英到广州休息，在和广东省委常委吴南生谈话时说：“南生啊，我们的家乡实在是太穷了，你们有什么办法，快想一想，得把经济搞上去啊！”

叶帅的嘱托，使广东省委加快了工作步伐。习仲勋和广东省委班子成员制订了一个由省委常委带队赴全省各地调研的计划。吴南生在赴汕头调研后，于2月21日晚向广东省委发了一份长达1300字的电报，提出了办类似出口加工区和自由港的一些设想，得到习仲勋的支持。

4月，习仲勋和吴南生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叶剑英专门听取了他们的汇报。他们提出，广东邻近港澳地区，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在深圳、珠海和汕头各划出一块地方，用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叶剑英当即表示赞成，并嘱咐广东省委尽快制定经济特区条例，呈报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

这次会议之后，中央派出工作组对广东省进行了认真的考察调研。5月14日，习仲勋等人向中央工作组作了详细汇报，提出试办进出口特区的初步设想。

此间，4月29日至6月5日，叶剑英再次赴广东视察、休息。对于习仲勋等人提出的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以及如何先行一步等问题，叶剑英和习仲勋等省委领导多次进行深入交流。

6月1日，叶剑英亲自参加广东省三级干部会议。在听取一些同志发言之后，他高兴地说：“我同谷牧同志讲，发展经济不能顾北不顾南。现在，一些地方的领导同志向中央提出要求，经济体制要改变一下，下放一些权力。究竟下放多少、改变多大，还没有把握。中央决定广东、福建先走一步，把广东作为试点。广东搞好了，可以推动全国、促进全国；如果搞不好，也会搞乱全国的。大家要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加倍努力搞好。”对习仲勋等广东省委领导同志前一段时间的工作，叶剑英也给予充分肯定：“广东省委的负责人是可以信赖的，地委书记也是可以信赖的，关键在于领导。”

听完葉帅的讲话，习仲勋表示，一定要从广东的实际情况出发，把改革开放先走一步搞好，出色完成中央交给广东的任务。

6月5日，叶剑英离开广东回到北京。6月6日，广东省委就向党中央和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6月23日，叶剑英参加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的广东省代表团讨论会，在会上再次明确提出，广东要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加快建设步伐。他还特别强调，广东要利用好海外关系多的社会条件和亚热带气候的自然条件。

在叶剑英等中央领导的重视和推动下，7月15日，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创办经济特区，使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

为了表达对特区工作的支持，叶剑英率先视察特区，为特区的建设和发展排忧解难。1980年4月27日，叶剑英到达深圳蛇口工业区建设工地视察。次日，又到珠海市视察。他告诉这两个特区的负责人：“你们办得很好，希望大家努力。”

时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的吴南生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感慨：“在广东的改革开放遭遇非议和阻力时，叶帅给了我们巨大的支持。”

在叶剑英的关心和推动下，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并批准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批准公布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至此，由习仲勋提出的在广东搞经济特区的建议终成现实。

1980年9月，习仲勋被补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1月，习仲勋不再兼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调回中央工作。

习仲勋后来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感慨地说：“我调离广东到中央工作以后，同叶剑英同志直接接触和接受教益的机会更多了。他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不屈不挠、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他顾大局、守纪律，团结同志、扶植后辈的高尚品德，他渴求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真诚愿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不愧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

（摘自《党史文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