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14
承语芝,车贝贝,陈 德
当前我国吸烟群体人数超过3 亿,每年有100多万人因烟草失去生命,其中约10 万人死于二手烟暴露[1]。烟草暴露分为主动吸烟和被动吸烟。二手烟暴露属于烟草暴露中的被动吸烟。依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对烟草暴露的定义,不吸烟者平均每周有1 天以上吸入烟草烟雾15 分钟以上,即为吸二手烟或被动吸烟[2]。《2018 中国成人烟草调查报告》指出,2018 年我国非吸烟女性的二手烟暴露率高达65.4%[3],女性的二手烟暴露形势不容乐观。对于孕产妇这一特殊群体而言,烟草不仅可能危害其身体健康,还可能会导致不良妊娠结局。本文针对孕产妇二手烟暴露的现况及干预措施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
2018 年,我国仅有56.7%的女性表示自己所在的工作场所有全面禁烟的规定,说明女性在工作中仍遭受较为严重的二手烟暴露危害[4]。对于孕期女性,被动吸烟为其主要的烟草暴露原因。汪蕾蕾等[4]的研究显示,湖北省武汉市孕产妇在孕期的被动吸烟率为34.90%。黄晓霞等[5]对上海市孕早期女性的调查结果显示,该群体的被动吸烟率高达45.30%。自2010 年,我国逐步颁布了控烟条例,且各地均出台了控烟措施,但对于孕产妇这一特殊群体,除了上海控烟条例指出妇幼保健院(所)等的室外区域禁止吸烟,仍有不少地区尚无针对孕产妇群体的烟草管理办法。很多研究基于某特定地区或特定医疗单位开展孕期女性烟草暴露研究,均表明当前女性孕期的被动吸烟现象较为普遍。
研究发现,二手烟暴露是导致孕产妇发生妊娠高血压综合征、妊娠合并症的重要危险因素。孕期二手烟暴露会导致胎儿宫内生长受限,并可能引发死产、早产以及新生儿低出生体重等不良结局[6],还可能会引起新生儿免疫功能降低[7]。汤春珠等[8]针对孕产妇二手烟暴露影响的研究发现,孕产妇在孕期烟草暴露可能与难产、流产等不良妊娠结局有关,同时也与孕期体重增加有关。此外,李晶等[9]关于母亲围孕期被动吸烟与子代先天性心脏病关系的病例对照研究发现,母亲围孕期被动吸烟是子代发生先天性心脏病的危险因素。
孕产妇孕期的二手烟暴露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王雅文等[10]针对孕产妇孕中被动烟草暴露的影响因素调查显示,孕产妇的文化程度较高是孕期被动烟草暴露的保护因素,而非农业户口、在业是孕期被动烟草暴露的危险因素。此外,孕产妇及其配偶的文化程度越高,孕产妇孕前烟草暴露的风险越低,且有工作也是孕产妇孕前烟草暴露的保护因素。汤春珠等[8]发现,孕产妇被动烟草暴露与其年龄、文化程度、孕期是否有工作以及家庭收入情况等因素相关。肖霞等[11]的研究提示,孕产妇孕期烟草暴露与基本人口学特征(文化程度等)无显著相关。上述关于孕产妇孕期二手烟暴露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存在差异,可能与各地对于孕产妇烟草暴露的管理不同有关。
我国自20 世纪80 年代起便开始实施全国性的控烟政策,但各地对于孕产妇孕期的烟草暴露管理近年来才逐步开展,这也导致各地对于孕产妇烟草暴露的管理控制策略和强度有所不同,因此,各地孕产妇的主动、被动烟草暴露情况也存在差异[12]。此外,针对孕产妇群体的调查结果显示,受社会文化氛围的影响,多数孕产妇认为怀孕不能改变其丈夫、家庭成员或其他接触人员的吸烟习惯,也不能够改善工作环境和居住环境中被动烟草暴露的状况。受当前大环境影响,部分社区围产期保健孕妇所处的环境到处充斥着烟草烟雾,尤其是在低收入市民、外来务工者等所组成的社区。许多围产期孕妇群体的生活及就业环境中,丈夫或其他家庭成员吸烟者众多,围产期孕妇往往避无可避,在缺乏社会关注和相关管理机构的重视情况下,凭个体之力根本不可能改变目前二手烟暴露的状况[13]。基于上述研究,尽管当前孕产妇群体二手烟暴露问题得到广泛的关注和重视,但部分孕产妇群体仍然面临着较大的二手烟暴露风险。因此,解决孕产妇所面临的烟草暴露问题,改善其环境条件是当前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公共卫生问题[14]。
在对人群烟草暴露的干预方面,WHO 基于《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提出具有针对性的MPOWER 技术策略[15],其中包括监测人群烟草使用与烟草暴露预防政策,以保护人群免受烟草烟雾的危害,并为吸烟者提供戒烟援助,向人们警示烟草暴露的危害,同时确保禁止烟草的广告、促销与赞助行为,调控烟草制品的税率与价格等。研究发现,WHO提出的MPOWER 策略对于管理、控制烟草的流行方面可行且有效,MPOWER 策略实施有利于降低人群的烟草暴露[16]。研究显示,MPOWER 策略的实施极大减少了由于烟草暴露导致的死亡人数,但当前仍有很多中低收入国家没有达到MPOWER 策略标准[17]。我国地方性的控烟法规趋向于与WHO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接轨。在监管宣传并重、多部门协同、疏堵结合、社会共治的控烟理念和模式下,上海市当前的成人吸烟率自2010 年的26.9%逐步下降至2020 年的19.7%,提前达到《“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任务目标[18]。同时,上海市戒烟服务网络不断健全和完善,以提供便捷、科学、专业的戒烟干预指导。但对标“健康上海行动”控烟行动中的到2030 年成人吸烟率达到18%以下的目标仍任重道远,需进一步加大控烟宣传和戒烟干预力度,进一步保护重点人群尤其是孕产妇免受烟草暴露的健康危害。
当前我国20 多个较大城市有控烟立法,控烟法规覆盖15%的人口[19]。尽管孕产妇是控烟政策的主要保护对象,但其被动烟草暴露情况依旧不容忽视,所以控烟政策还需要更广泛的覆盖。各地仍需切实的实施有效且明确的政策,以促进良性循环,推动对孕产妇二手烟草暴露情况的干预和管控。
国内目前针对孕产妇家庭烟草暴露通常采取对吸烟者进行健康教育的方法。以上海市为例,上海市开展的一项“十月怀胎•爸爸戒烟”孕产家庭戒烟项目中,依据《上海市孕产妇保健工作规范》中的孕妇建卡流程,在孕产妇保健的各关键节点由医务人员对孕妇及其家庭吸烟成员进行戒烟动员和评估,在此基础上对其家庭成员进行戒烟干预,通过利用家庭成员的情感及对子代的期待、关爱与责任感,推动家庭成员在孕产妇孕期主动对吸烟者开展劝导等干预措施,最终减少孕产妇孕期烟草暴露风险[20]。
随着当前各地对禁烟法规的实施,公共场所的被动烟草暴露率逐渐降低。对于孕产妇来讲,家庭环境仍是其主要的被动烟草暴露来源。研究发现,在全面禁烟法律实施以后,自愿建立禁烟规则的家庭比例逐渐上升,这有助于减少孕产妇被动烟草暴露的风险。此外,家庭成员减少孕产妇被动烟草暴露的自我效能与意图也可有效保护孕产妇减少二手烟暴露的危害[21]。当前基于移动医疗的新举措实施表现出较明显的控烟效果。针对孕产妇存在吸烟行为的家庭成员进行短信干预,针对孕产妇家庭成员的健康咨询会、分发禁烟教育宣传册、提醒家庭空气污染,以及针对家庭吸烟者的跟踪咨询电话等联合干预实施都可有效降低孕产妇的家庭被动烟草暴露风险[22]。
“框架效应”一直以来是行为决策领域方面的研究热点,是指针对同一问题的等价描述却导致不同认知与决策偏好的一种现象[23]。孕产妇家庭成员的控烟干预核心即通过干预措施,改变孕产妇家庭成员中吸烟者对于吸烟行为及其对孕产妇和胎儿危害的认知,进而改变吸烟者的吸烟决策与行为,从而实现健康干预目的。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24],青少年群体易受同伴影响,强调健康信息传播对于控烟策略的影响。因此,以健康与经济作为信息框架,以个人与群体为目标框架的控烟干预措施,可能对特定人群产生一定的干预效果。针对孕期家庭,以健康与经济为信息框架、以孕产妇家庭成员个人与家庭为目标框架进行的控烟干预至关重要。陈昊等[25]的研究发现,“框架效应”对于孕期家庭控烟干预的实施具有一定作用,且与干预人群的特征相关。在控烟干预的实际实施过程中,通过应用“框架效应”理论可让控烟宣传资料更贴近家庭吸烟者,根据孕产妇家庭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框架实施干预,可提高全社会控烟行动绩效。
孕产妇这一弱势群体仍面临较大的烟草暴露危害。既往研究发现,在孕产妇日常遭受的烟草暴露中,被动吸烟为其主要的暴露原因,然而我国当前对于孕产妇尚无确切的烟草管理办法。孕产妇孕期烟草暴露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当前仍存在部分环境及部分孕产妇群体面临着烟草暴露的风险,解决孕产妇所面临的烟草暴露问题,改善其环境条件是当前亟待解决的公共卫生问题。
当前,我国多地针对孕产妇孕期被动烟草暴露已采取较多的干预措施。其中,MPOWER 控烟策略、政府实施禁烟立法、以家庭为单位实施家庭控烟降低孕妇烟草暴露的机会方面已取得较理想成效。控烟管理部门可通过出台家庭控烟办法等规章制度,结合医院与社区医疗单位,规范孕产妇家庭内烟草烟雾的管理,降低孕产妇烟草暴露的风险。此外,在女性孕前即针对其本人及其家庭成员采取如孕期健康教育等控烟干预措施,也可有效减少孕产妇孕期被动烟草暴露的机会。
综上所述,在社会大环境方面仍需通过完善控烟法律、实施MPOWER 控烟策略等措施,以保护孕产妇群体免受烟草暴露危害;在家庭层面仍需加强对孕产妇家庭成员中吸烟者的戒烟干预与禁烟健康教育,通过多方面共同努力促进孕产妇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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