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定要记住抗联？

吴昊

近日，教育部要求中小学教材中涉及抗战的内容将“八年抗战”一律改为“十四年抗战”，以全面反映日本侵华罪行，将九一八事变后的十四年抗战历史作为抗战的整体起点。早在卢沟桥枪声响起之前，在距党中央千里之外的东北大地，早已活跃着一支中国共产党掌握的武装力量，曾一度拥有“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33军、36军、37军”等番号。不过，这支部队后来的名字更是家喻户晓——东北抗日联军。

东北抗联，这是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说熟悉，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这些耳熟能详的民族英雄皆出自这支军队；说陌生，大部分粗通历史的人多少都能知道红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八路军有三个主力师，但很少能讲出东北抗联经历过什么、有过哪些部队、在哪里作战过。

以往绝大多数和东北抗联有关的文字里，也多“概念”式地强调东北抗联在艰苦困难的环境中坚持了十四年抗战。而在那个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哪一支军队不是在敌强我弱的艰难困苦中战斗的呢？那么，东北抗联和党领导下的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相比有哪些特点？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们一定要记住东北抗联呢？

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在其名著《苦难辉煌》的序言中说，真正的英雄是具有深刻悲剧意味的：播种，但不参加收获。东北抗日联军就属于这一类英雄。

2015年9月3日，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中，有一支“东北抗联英模部队”的徒步方队。据报道，该方队主要由陆军第38集团军某部组成。而熟悉历史的读者大都清楚，如严格追溯历史，这支昔日在朝鲜战场上赫赫有名的“万岁军”，其前身主要是1928年参加平江起义的湘军、解放战争中的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只是在抗战胜利进军东北后才吸收了少部分原抗联部队，并非东北抗联的“嫡系传人”。

为什么要“生拉硬拽”从“万岁军”中抽调力量组成一个阅兵方队呢？原因大概在于，东北抗日联军在抗战结束后的幸存者寥寥无几。即使是东北抗联的最后精华——抗联教导旅（苏联远东红旗军第88步兵独立特别旅），在1945年随苏军进军东北的作战中，也是被分散空投、渗透到伪满洲国各地，为苏军消灭日本关东军乃至于之后我党抢占东北打下基础而“化整为零”。所以，东北抗联在战后基本上没有成建制的部队被保留下来。

在革命胜利后，对革命功臣给予奖励或重用，既是对其为革命做出贡献的肯定，也是为其建设国家搭建了更高的平台。但东北抗日联军的将士们大多是“不收获的播种者”。

很多在解放战争中担任过重要职务、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原抗联领导人，如周保中、李延禄、冯仲云、于天放等，都没有评授军衔，这些抗联将领被称为“无衔将军”。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首13亿中国人都会唱的《义勇军进行曲》，最初为田汉、聂耳受到当时正在东北大地英勇战斗的抗日义勇军的故事感染而创作。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中国人民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各种形式的武装抗战。不肯投降或撤退關内的东北军旧部、山林队、有爱国心的土匪、地方士绅、关内青年学生等不同阶层、群体，纷纷打起义勇军的大旗，一度给日军造成严重损失。但东北抗日义勇军从一开始就处在外无援军、内无装备、给养短缺的艰难境地。其内部缺乏统一组织，多系结义和帮会性质，内部纷争不断，很多将领变节投降。

经过几年的战斗，东北抗日义勇军大部失败。唐聚五、邓铁梅等义勇军将领牺牲，李杜、王德林等则率领残部退入苏联。

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从一开始只有十几人的游击队，发展为11个军、3万多人，其中，第1、2、3、6、7军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日游击队基础上建立的；第4、5军是在王德林的救国军、李杜余部的基础上建立的；第8、9、10、11军是在其他义勇军余部和抗日山林队的基础上建立的。

可以看出，东北抗日联军和东北抗日义勇军相比，抗战态度更坚决。他们在对日作战中，同样面临日伪军来自空中、地面的大讨伐，“集团部落”的封锁和孤立。但抗联没有退缩、妥协。杨靖宇在几次率部试图打通与关内党中央联系的西征相继失利、部队元气大伤的情况下，作为指挥员，他没有为自己和部下做出更为“现实”的选择，即撤往苏联境内休整的提议，而是自领一支数百人的小部队在当地坚持游击作战，直至最后军破身死。

赵尚志曾两次被开除党籍——第一次开除党籍后，他进入一支义勇军部队当马弁，黄埔科班出身的他几年间又拉起一支队伍，东山再起；第二次被“永久”开除党籍后，他本可以留在苏联，远离当时处境已日益险恶的抗联，但他又一次只身返回，企图再挽狂澜，却不幸被叛徒打伤，最后牺牲。

“八女投江”中的八位抗联女战士在发现偷袭的敌军后，本可以不惊动敌人全身而退，但为了让大部队平安撤退，她们主动暴露自己，最后消失在冰冷的乌斯浑河里。

明明可以生存，却不惜选择战死。正是这些东北抗联将士的坚持，向凶残的侵略者发出了正告：还有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在顽强战斗，他们是《义勇军进行曲》的真正传人。

长期以来，人们谈及抗联往往注重讴歌其与强寇作战的艰苦卓绝，但平心而论，东北抗日联军从鼎盛时期的3万多人，到大部作战失利被迫退往苏联后被整编为仅1500多人的教导旅，虽不能说“全军覆灭”，但如此重大的失败背后肯定有其自身原因。抗联并不是“高大全”的完人，他们也犯过错误，但他们仍然是英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地抗日活动风起云涌。受当时“北方会议”的“左”倾错误影响，东北党组织在发展武装斗争初期，强调阶级斗争，发动工人和农民暴动，希望和关内红军一样建立苏区，“没收地主豪绅军阀资本家的土地”，结果和地方武装、其他义勇军部队发生严重摩擦，使得自己异常孤立，这也是东北抗日联军发展“先天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

直到1933年1月2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即一·二六指示），指出应“联合一切反日力量，开展反日反帝斗争与反日游击运动”，才开始摆脱片面强调阶级斗争所导致的负面影响，团结其他抗日力量联合抗战。

在东北抗日联军中也曾经出现过和红军“肃反”扩大化类似的错误。日伪特务机关为扰乱抗日力量，策划成立“民生团”打入抗日武装内部。同时，面临艰苦卓绝的环境和日伪的策反，叛变投敌情况增多。如《智取威虎山》中匪首座山雕的原型之一谢文东就曾任抗联第八军军长，后因忍受不了艰苦条件而投降。另有李华堂、程斌等多名抗联军、师级干部投敌。可见当时日伪渗透情况之严重。

在面临日伪军的外部围剿、内部瓦解以及“集团部落”封锁的巨大压力下，抗联（含其前身东北人民革命军）使用有效但同时也对自身伤害极大的手段——“肃反”来应对。但“扩大化”却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比如，抗联第十一军军长祁致中就是被赵尚志错杀的。

东北抗联地处距离上海、江西瑞金千里之外的伪满洲国，地理上的距离，加上当时并不发达的通信手段，使得东北抗联与党中央的联系极为不易。有时，一封中央指示信甚至需要几年辗转才能到达抗联将士手中。而同一时间，上海党中央机关被叛徒严重破坏以及随后中央红军的长征，则让抗联与党中央的联络彻底中断，成了“没娘的孩子”。即使联络如此困难，距离如此遥远，甚至最后退入苏联寄居他国，抗联将士仍然没有忘记自己的归属。

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后，东北抗联通过敌伪报刊了解到党中央和红军主力到达陕北。于是，他们于1936年、1938年多次开展西征，以图打通与党中央的联系，但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李延平等许多东北抗联骨干牺牲在西征途中。即便如此，东北抗联仍然设法派出一批又一批的联络人员，绕道苏联与党中央取得联系。

在抗联密营里，抗联将士还组织学习通过各种渠道获取的《论持久战》等有关党中央、八路军的报刊、书籍。“国内抗战夺回城市40多座，消灭日军18万，国内第八路军兵工厂15分钟能造1架飞机。”“诺门坎苏日大战，消灭关东军十几万！”这些都是当年信息封闭的抗联将士相互传看介绍全国抗战的“信件”。我们无法得知这些“夸张”消息的来源，但这些信息确实给了孤悬敌后的抗联战士们以坚持抗战的信心。

1940年前后，東北抗联面临着与党中央失去联系，自身又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苏联便成为其最为重要的后援。但苏方一开始就试图单独控制东北抗联，甚至在与抗联领导人会谈时提出，由苏联人担任抗联部队的总司令。周保中、冯仲云等抗联领导人对此据理力争，坚持认为东北的抗日斗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一部分，才使得东北抗联避免陷入脱离党的领导的危险。

无论当年还是今天，一直有人在谈论东北抗联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东北抗联究竟牵制或歼灭了多少日伪军？

根据张正隆《雪冷血热》引用的材料介绍，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兵力不断增加，1931年年底达到3个师团，1932年增加为6个师团，1933年至1936年保持在5个师团，1937年为7个师团，1939年为9个师团，1940年为12个师团。1941年“关特演”（关东军特别大演习）时兵力达到70多万人。据关东军参谋部的统计，1936年，仅日军“讨伐”作战就达1890多次，如果每次出动兵力按10至50人次计算，配以伪满军，抗联牵制的兵力数量即相当可观。

不可否认的是，与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关东军和伪满军相比，甚至和之前的义勇军相比，东北抗联的物质力量太弱小，甚至弱小到几乎每一发枪弹都需要从敌人手中夺取。东北抗联留给我们更多的是精神遗产。杨靖宇在生命最后时刻对劝降者说出那句令所有国人动容的话：“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那还有中国吗？”这句话恰好可以作为东北抗联14年艰苦卓绝奋斗的总结。从这一点来看，纠结于争论东北抗日联军歼灭、牵制了多少日伪军，似乎已经无关紧要。

无论是在零下40多摄氏度严寒的林海雪原里坚持的东北抗联战士，还是1950年冬天在朝鲜长津湖畔冻僵时还保持预备冲击姿势的志愿军官兵，他们心中的信念其实是一样的，他们都是中华民族不屈抗争精神的图腾。

正如金一南书中所言：“物质不灭，宇宙不灭，唯一能与苍穹比阔的是精神。”每一个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注入新鲜活力的人，都在使我们的声音穿越苍穹，让世界听到中国人的心声。

（转自《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