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联的国际“红色交通线”

王惠宇+王敏娜

白山黑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人民进行了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尤其是孤悬于敌占区的东北抗日联军，以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沉重打击了侵略者，牵制了数十万日本军队。

为及时得到帮助和指导，东北抗联突破敌人的重重封锁和严密盘查，和共产国际一直保持着联系，不仅通过电台传递消息，还建立了专门的交通线路，这条线路被称为“红色交通线”。

1931年9月18日，东北近代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日本关东军炮击东北军北大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由于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到第二年2月，东北全境即告沦陷。

日本用武力征服中国的企图暴露后，不愿做亡国奴的东北人民奋起反抗。由部分原东北军、中共抗日游击队、农民暴动武装、义勇军等组成的东北抗日联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日本军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斗争的过程中，东北抗联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指导。 ”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一位研究人员这样告诉记者。 1934年，共产国际将德国共产党员乌尔苏拉·汉布尔格派往奉天（沈阳）。

汉布尔格是一位红色国际特工，曾在上海执行任务，此次奉天之行就是要建立共产国际与抗联之间的电台联系。

当时，东北的斗争环境极其严酷。日本关东军到处搜捕抗日的爱国志士，并在“满洲”边境加大了盘查力度。汉布尔格和她的同事恩斯特将发报机拆成零件，装在随身携带的行李箱中，躲过了日军的盘查。

到了奉天，汉布尔格发现组装发报机整流器所必需的变压器竟然缺失，而且这种变压器在奉天根本就买不到。无奈之下，恩斯特只能前往上海购买变压器。为了躲过日军的搜查，恩斯特将变压器藏在一把沉重的安乐椅底座内，用铁丝固定在弹簧上，托运到了奉天。

组装发报机必需的零件虽然齐全了，但找到一处可以安全收发电报的地方十分不易。当时，奉天所有的空置住宅都被贴上封条，剩下的都是逃跑的东北军将领们的豪华别墅，这些地方目标太过明显，而且日本关东军有专门侦测电台的特别宪兵队，稍有不慎就可能前功尽弃。

经过不断的考察，汉布尔格最终以低廉的价格租了一栋石砌的二层小楼。 1934年6月的一个深夜，当整个奉天城都已经安静时，嘀嘀嗒嗒的电波声在这栋不起眼儿的石楼里回荡。

为了将抗日武装的消息及时传递出去，汉布尔格一口气发出了300组密码。与此同时，在遥远的海参崴，一名红军报务员正在接收这些消息。

这样的工作大约每周都要重复一两次。通过无形的电波，汉布尔格和恩斯特向共产国际汇报关于抗日武装的行动计划和成果，通报最新的、值得关注的时局动态。

除了电台，东北抗联与共产国际之间还存在另一个联系通道——地下国际交通线。在敌人的严密封锁下，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保持秘密往来，依靠的就是地下国际交通线，

地下国际交通线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和早期领导人在出席重要的国际性会议以及派往苏联学习工作时，都是通过这条地下国际交通线出入境的。

1928年，中共中央决定于6月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全国各地代表也分别按照规定的地下国际交通路线前往苏联。

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给予关注和支持，派人沿中东铁路到中国和其他东方各国传播马列主义，都要依靠地下国际交通线。

最初的地下国际交通线路线是：由上海乘船到大连或营口，然后乘火车经沈阳、长春抵达哈尔滨;或从北京乘火车，经天津、沈阳、长春至哈尔滨。哈尔滨作为中转站，可以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前往苏联：一是乘中东铁路火车西行，经满洲里出境，换火车或马车到赤塔，再乘火车到莫斯科;二是乘中东铁路火车东行，经绥芬河出境，乘马车或步行到格罗捷阔沃，再到海参崴乘火车至莫斯科;三是走松花江、黑龙江到伯力。

作为中东铁路的枢纽，哈尔滨成为这条红色交通线的必经之地。为了确保国际交通线的安全，中国共产党在交通线的重要站点满洲里、哈尔滨、牡丹江等地建立起多个交通站。

这些交通站承担着传递党内文件、情报，掩护人员往来等任务，通常是单线领导，时间、地点、暗号、密写方式全由专人安排，秘密进行。这样，就形成了一条以哈尔滨为中心，包括牡丹江、绥芬河、满洲里、密山和博克图等交通联络站的地下国际交通线。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中苏边境采取了严密的封锁措施。伪满洲国成立后，派“国境警察队”进驻满洲里，加强对中苏边境线的控制和管理，防止共产党人从那里出入国境。

为了方便与共产国际、苏联的往来，中共满洲省委决定在满洲里、哈尔滨、密山等地建立秘密交通站。此时，哈尔滨仍然是地下国际交通路线的中转站，但交通线路已发生变化，大致有如下四条：一是从哈尔滨到满洲里越境，再经伊尔库茨克到莫斯科;二是从哈尔滨到黑河国际交通站，经海兰泡至莫斯科或海参崴;三是从哈尔滨到牡丹江密山国际交通站入苏境，经图里洛格至海参崴;四是从哈尔滨到牡丹江绥芬河国际交通站入苏境，再到海参崴。

在日军的疯狂扫荡和围剿下，东北许多抗日组织根本无法与中共满洲省委取得联系。共产国际七大之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撤销中共满洲省委，新建四个省委和两个特委，对东北的党组织进行全面改组。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给东北共产党组织的《六三指示信》曾经提出：“将党的机关的一部分建立在游击区里，改变党组织庞大的机构（尤其是上层领导机关），缩小管理的区域，使之能灵活、巧妙地独立工作，适应战争的环境。 ”

1936年年初，中共满洲省委正式撤销。从1936年2月至1937年年初，在东北先后建立起中共南满省委、北满临时省委、吉东省委和哈尔滨特委组织。1940年前后，东北抗日联军的处境极为艰难。由于各地都建有领导机构，因此抗联队伍还在继续与日本侵略者进行对抗。此时，中共北满省委、吉东省委、东满省委还都得到了苏联共产党及远东军区的帮助和指导，东北抗日进入一个新阶段。

起初，这些国际交通线由共产国际满洲联络处统一领导。 1935年后，共产国际专设哈尔滨国际交通局。由于叛徒的出卖，1937年4月，共产国际交通局组织完全被破坏。为了与苏联远东军保持顺畅的联系，三个省委各自开辟了交通线，主要有以下三条：一是北满省委及第三路军经黑河或嘉荫、萝北，越黑龙江入苏联境内至伯力;二是吉东省委及第二路军经饶河或虎林、密山，越乌苏里江入苏联境内到伊曼、比金至伯力;三是东满省委及第一路军从绥芬河、东宁、珲春入苏联境内到双城子等地。这几条交通线的开辟，对东北抗日联军接受来自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援助，以及在必要时退入苏联境内提供了方便，增强了东北抗日联军的生存能力和战斗力。 1941年至1945年，东北抗日联军在苏联野营整训期间派遣小部队返回东北也是利用这些交通路线。

这些地下国际交通线不仅为加强中国共产党同苏联的联系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东北抗日战争创造了条件，地下国际交通线也因此被称为 “红色交通线”。

（摘自《辽宁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