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里的陪读妈妈

魏晓涵

近年来，“陪读”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这股兴起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教育风潮，在城市、农村日渐蔓延，且愈演愈烈。伴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家长在教育期望和焦虑的裹挟下，走上陪读之路。

妈妈是陪读的一个主要群体。她们一般租房住在县城，主要精力是管孩子，闲暇时有的做点手工或开个小店。她们的主要经济来源靠丈夫在外打工，生活与精神压力都不小。据估计，一般县城有陪读妈妈两三千人，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调查显示，在湖北、河南、安徽等中部地区，农村家长因为陪读进城的比例达到60%～70%。照此推算，全国陪读妈妈有四五百万人。

陪读妈妈们一天的生活，通常是在学校附近一间小小的出租屋中展开的，像是一场紧锣密鼓的战役。

齐薇薇正在湖南师范大学读博士，每年都会去往全国广袤的农村地区——广东、河南、安徽等地的农村进行社会学的调研。她发现，安徽许多年轻的女性放弃工作，回流到县城，照顾孩子读书直到高考结束。

孤独的陪读妈妈

孩子们放暑假，妈妈们也跟着孩子回村了，齐薇薇见到了其中一位。她不到40岁，丈夫在北京做装修。因为大女儿转到县城读初中，她放弃了在外打工的机会，回来做了全职的陪读妈妈，带着4岁的小女儿，母女三人在县城生活，日子过得节俭，家里一半以上的收入都用在了陪读的租房和生活开销上。

见到的陪读妈妈越来越多，齐薇薇得知，这是她们的生活常态。当农村家庭面临孩子的教育问题时，妈妈通常是放弃工作、回来照看的一方。

其中，有一个妈妈就是这样，本来夫妻俩在上海打工。孩子留守在家读小学，天天不做作业，爷爷奶奶也没有办法，老师直接打电话给她，“你再不回来小孩就毁掉了”。她没办法，跑回来陪读，县城工作机会少，她就去了一个母婴店里卖卖奶粉。

齐薇薇发现，孩子升初三，是妈妈们回流的主要时间点，“普职分流引起了家长的警觉。大部分家长不愿意让孩子进职校，为了确保孩子能考上高中，有机会考大学，在孩子上初三时回来陪读。”

这些妈妈和城市里的女性没什么两样。她们是80后甚至90后，许多人回乡之前，在城市里打工。唯一不同的是，她们经历了一场生活状态的巨变——原本在都市里有朋友，有社交，有自己的时间。而当下，生活的时间表都围绕孩子进行。

在陪读妈妈们的描述中，一天的生活像是一场紧锣密鼓的战役：卡着点做饭、接送孩子，放学之后，甚至会仔细观察孩子脸上的表情，随时陪在孩子身边。“有的妈妈会对孩子做特别细微的管控，比如她知道放学回家大概需要20分鐘，如果20分钟后孩子没到家，她就要跑到学校找老师了。”

齐薇薇能理解妈妈们的无奈，“其实有的妈妈严格，是因为觉得自身读书太少了，希望孩子成绩好。这样一来，小孩有很大的压力，会当面反抗、顶嘴，觉得没有自由。亲子关系也会长期紧张。”

交谈中，她们脸上有着明显的压抑和苦闷。她们倾诉着日常生活的孤独——远离村庄，为数不多的社会交往也是和一同来陪读的老乡，也仅限于偶尔打打麻将、出去逛街；她们大多没有工作，和县城普通上班族的时间是错位的，很难融入这个陌生社会，妈妈们被悬置在一个独立的时空里。

一位陪读母亲讲述着，当场流下泪来。

“她讲到自己有一次崩溃了，大半夜睡不着，就独自在马路上走来走去。陪读完全没有自己的生活，背负着很大的责任。老公在外面打工，也不可能天天向他诉说自己内心的委屈。”

一些苦闷的情绪在棋牌室、跳广场舞的地方寻找出口。齐薇薇觉得，县城对妈妈们来说更像是一个“半熟人社会”，人和人的关系没有那么亲密。

无奈的选择

陪读妈妈的涌现，是过去10多年的现象。2001年农村开始推行“撤点并校”的政策，乡村学校在短时间内大量关停。2001年至2012年间，全国乡村小学从44万所下降到15.5万所。

教育资源向县城集中，村镇里的中小学越来越衰落。年轻一代农民的教育意识提高，然而在他们打工的城市，孩子很难获得户籍，于是去县城读书，成了一个折中的选择。

县城里，能提供给陪读妈妈的就业机会十分有限，且大多是服务类，工资也比较低。实际上，对大多数中西部县城来讲，甚至连类似的工作机会都无法提供，大部分陪读妈妈是没有工作的。

在齐薇薇的眼中，这是一代在农村和城市的夹缝中成长起来的女性，她们感受过城市生活，相比上一辈农民更理解和认可教育的价值；也存留着传统的底色，更重视家庭和孩子，选择放弃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回来陪读。

这更像是一个无奈的选择。留守在村庄的老人大多跟不上这个数字时代了，老师通过手机和家长进行沟通，老人们既不懂，也不知道怎么管。代际冲突不在少数。齐薇薇也问过很多村民后发现，是否选择回来陪读，妈妈们面临的外界压力比想象中更复杂。

也有少部分妈妈是为了逃避外出打工，以留在县城陪读的名义，每天在麻将馆打麻将打到忘我。但更多妈妈面临着社会和孩子的压力——别人都去陪读了，你不去，亲戚朋友都会议论：“孩子看到别人妈妈陪着，也会要求妈妈回来。”

期待同样来自学校。县城中学和小学的校长告诉齐薇薇——学校肯定更希望家长回来陪读。家校之间的合作更为顺畅的话，对孩子的性格和习惯的培养总归是有好处。

去县城陪读，在近10年逐渐变成了一种社会风气，越来越多的农民家庭卷入其中。原来是高三陪读一年，现在从初三，甚至从小学就开始了。随之而来的是，学校周边的旧居民楼变得紧俏，房租连年上涨，又增加了陪读家庭的负担。

要如何面对一个似乎徒劳无功的结果？一位妈妈是这样描述的，“希望孩子不要变坏，能平平稳稳度过‘叛逆期，哪怕只是读个高中。我尽力就可以了。”

走不出的循环

有学者认为，陪读是农民家庭在教育上的一场风险投资。当一个家庭把所有的资源和注意力都倾注在孩子的教育上，考上一所好的大学，意味着所有付出都是值得的；否则意味着“陪读失败”。

现实是残酷的，县城的教育资源有限，恐怕后者才是大多数陪读妈妈面临的结果——孩子成绩平平，或者无法考上大学。

除了需要面对挫败感，妈妈们也无法从这场投资中全身而退。“很多妈妈，等陪读结束，已经四五十岁了，基本上无法再进入劳动力市场。只能要么依赖老公，要么在县城里找一个没什么技术含量的工作，比如洗碗工等等。”

她们的遗憾藏在心底——工作没有了，朋友没有了，社会交往没有了，自己也没有意义了。齐薇薇也是母亲，对于人到中年，家庭和孩子教育带来的压力，她感同身受。

“总体来说，陪读妈妈还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脱离家庭又脱离工作，把教育变成了单独的一块，从家庭中剥离出来。”

受传统性别分工影响，妈妈是家庭陪读中主要承担责任的一方，成为城镇陪读大军中的主力。她们分布在全国2000多个县城里，而县城容纳了全国50%以上的学生。

生活负担同样压在丈夫们的身上。齐薇薇在村里见到一位父亲，老婆带着孩子去县城陪读，他就在家独自种几十亩的水稻，收入仅仅能维持家庭开支。“家里不能有任何风险，压力非常大，感觉被生活推着走。”这位中年男人如此描述。

在齐薇薇看来，家庭教育责任不断被强化的当下，学校和相关的公共教育机构需要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县域教育的规划和布局尤其重要。“为无法进城的农民办好乡镇教育，减轻他们的经济压力；城镇的学校要为这些孩子配备相应的公共服务；最后，教育是高度专业化的，还是要让教育回归到学校。”

那些陪读“成功”的母亲，现在又在做什么呢？齐薇薇见过一位“成功”的陪读妈妈，她的女儿考上了一所不错的大学。即使代价是，在女儿的中学阶段，母女关系非常紧张。对于她而言，“陪读很有意义的，付出是值得的”。

如今，她陪着刚上初一的儿子在县城继续陪读。生活像是落入了逃不出的循环，她也无奈——“如果不陪读，小孩发展得不好，没有考上好大学，会责怪我的是吧？我把该做的做到，结果如何，至少是问心无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