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苡：呼啸而来的百岁翻译家

潘彩霞

2022年，杨苡103岁了。近几年，她每年都说：“我有预感，今年过不去了，更要抓紧了。”多少个清晨，她一觉醒来，凝视着卧室墙上自己少女时期的照片遐思。十六七岁的年纪，她受巴金的《家》影响，决定做小说中“觉慧”一样的进步青年。和巴金通信几十年，在他的引领下，她走上文学之路，从创作诗歌、散文到儿童文学，再到翻译。漫长人生中，这份真挚的友谊一直温暖着她，激励着她，她首创译名并翻译的《呼啸山庄》被誉为“不可撼动的经典译本”。

1919年，这个“五四运动”拉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序幕的特别一年，杨苡出生了。她的父亲是天津中国银行行长，她出生不久，父亲就病逝了。一家人的生活仍宽裕悠闲，但庭院深深，加上父爱缺失，杨苡最依赖的，就是哥哥楊宪益，跟着他逛市场，看电影，别人打趣她是“小尾巴儿狗”。

8岁时，杨苡进入天津中西女校读书。在儿歌和洋娃娃的陪伴下，杨苡度过了自在无忧的童年时光。虽然杨苡“读书不用功”，但受博览群书的哥哥影响，她文章写得不错。在学校，她也打下了扎实的英文基础。

1934年，哥哥去英国留学，姐姐去北平读书，家里一下子冷清下来。杨苡非常苦闷，只得靠看电影、听音乐打发时间。正是在那段日子里，她看了好莱坞名片《魂归离恨天》，这个讲述爱与复仇的离奇故事，令她如醉如痴。

之后，“一二·九”运动爆发，杨苡的朋友们都上街参加游行示威。但她身在规矩繁复的传统家庭，被禁止“出去乱跑”。读过巴金的《家》后，她鼓起勇气给巴金写信诉说心事：“我觉得我的家酷似觉慧的‘家’，我却不能像他那样，冲出被我称作‘金丝笼’的家庭……”

一个“渺小读者”给一个“伟大作家”写信，这本是少女的一时冲动，没想到，巴金真的回信了！在信中，巴金劝她：“你年纪太小，应该先把书念好。相信未来，未来是光明的。”

温暖真诚的话语让杨苡受到鼓舞，中学毕业时，中文和英文成绩都不错的她，被保送进南开大学中文系。

1938年，杨苡前往昆明，准备入学由清华、北大、南开共同组建的西南联合大学。

等待学校复课的日子里，杨苡见到了沈从文先生。那天，沈从文鼓励她说：“上了大学要好好读书，年轻人不拼命学习总不成！”可是那时，杨苡“浑浑噩噩”，唱歌、写诗、画漫画，自由自在。就连在“跑警报”时，她都像是出城郊游，一边啃着胡萝卜，一边欣赏油菜花。

任教于中文系的沈从文就住在她对面，得知她在写诗时，沈从文耐心劝导：“少写那么多充满口号的抗战诗，你已读过多年英文，该多读些原著，要打开眼界……”他还捧来一大堆世界名著，叫她写读书笔记，“将来，你也可以做翻译嘛！”

从此，每个晚上，杨苡都安坐在一盏小油灯旁读书写字，每逢想偷懒时，耳边就响起沈从文那带着浓重湖南口音的叮嘱：“要用功哩！我去睡了你方可休息。睡迟些怕什么，不要犯懒贪玩！”

西南联大复课后，杨苡进入外文系。尽管校园里名师云集，学风自由，可新鲜感过去后，饥饿、木床上的臭虫和西南地区的湿冷，都令她非常沮丧。她写信向巴金倾诉，说自己常常望着月亮想哭。

回信中，巴金给予她的仍是兄长般的开导：“你看见月色想哭，大概又在思念家乡，出门不久的人总免不掉这一套……你现在是个大人了，应该‘大人气’才行。”

幸好，忧郁只是暂时的，爱情的降临让她的生活有了不一样的色彩。在一次社团活动上，杨苡穿了一件黑底小花旗袍，外罩红色毛衣，格外引人注目。那天，青年诗人赵瑞蕻怦然心动。

此后，杨苡上课，他就坐在她旁边；她去看话剧，他也欣然跟去。他们一起写诗和翻译，感情也日渐浓厚。

1940年8月，他们在报纸上刊登了结婚启事。一段时间后，他们的女儿出生了。当时战事正紧，大家被疏散到郊外的山上。一天，有个人撩着长袍从山下走上来，是沈从文先生！那样远的路，且只能步行，沈先生来后微笑着说：“哈，做了狼狈的小母亲，让我看看你的小婴儿！”

沈从文离开不久，就给她寄了一封信，信中说：“一个女人若过了25岁还是白白地打发日子，那还有什么希望！”那年，杨苡22岁。此后，她一边带孩子，一边从图书馆借大量书籍来读。

1942年，赵瑞蕻到重庆中央大学当助教，因生育一度中断学业的杨苡把女儿托付给母亲照顾，在重庆中央大学借读，同时担任助教。一次在学校图书馆，她读到一本叫《Wuthering Heights》的书，惊讶地发现，这本书正是她少女时代看过的《魂归离恨天》的原著，故事再次打动了她。当时，赵瑞蕻正在翻译司汤达的《红与黑》，受他影响，她也动了翻译的念头。

那时，哥哥杨宪益已经回国，他告诉杨苡，梁实秋已翻译了这本书，书名译作《咆哮山庄》。“我想梁先生也许是从希斯克利夫的乖戾性格与暴虐行为得到启发，但我总认为这个书名不妥，我想任何房主都不会愿意用‘咆哮’二字称自己的住宅去吓唬来访者。”对此，杨苡“耿耿于怀”。

抗战胜利后，杨苡到了南京，一边教书，一边写儿童文学、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但翻译《Wuthering Heights》的计划却一再搁浅。冥冥中，她在等待一个时机。

1953年，赵瑞蕻到德国任访问教授，杨苡独自带着孩子住在一处破旧房子里，房子外面就是荒凉的花园。“有一夜，窗外风雨交加，疾风呼啸而过，雨点洒落在玻璃窗上，宛如凯瑟琳在窗外哭泣着叫我开窗。忽然灵感从天而降，我兴奋地写下了‘呼啸山庄’四个大字！”

激动之下，杨苡又给巴金写信。巴金回信说：“你要译W.H.，我很高兴，这书你译出后，一定要寄给我看。你可以驾驭中国文字，你的译笔不会差。”他也严格要求，“不要马马虎虎地搞一下了事，你要是认真严肃地工作，我相信你搞得好。”

靠着一本字典，杨苡谨慎翻译，她時时牢记巴金的叮嘱，小心地把自己隐藏于译文之后。一年后，这部译著终于完成。1955年，《呼啸山庄》由平明出版社出版，英国作家艾米莉·勃朗特一生中唯一的一部小说走进了国人的视野。可是好景不长，政治运动开始了。因为作品“宣扬阶级调和论调”，《呼啸山庄》受到批判。

等到1980年，江苏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了这部译著，这次，《呼啸山庄》一炮打响。

也是在1980年，61岁的杨苡从南京师范大学退休。虽然在高校工作多年，但有人称她“教授”时，她一定要指正：“我不是教授，我是教员。”

往事难忘，时间自由后，杨苡开始在笔下怀念故人。“我写作是为了快乐，不是为了出版。”她随性却又真诚，写好的文章，往往要“冷却透了”，放上一周再认真抄一遍。

“吹尽狂沙始到金。”1986年，她所写的怀念巴金夫人的文章《梦萧珊》被《人民文学》杂志评为“读者最喜爱的作品”。一年后，她又整理、编注了几十年来从巴金那里收到的信件，出版了《雪泥集·巴金书简》。书出版后，耄耋之年的巴金再次给她写信：“想想写《雪泥集》那些信函的日子真像在做梦！”

心里的话，痛痛快快变成纸上的文字，只有这样，杨苡才觉得，生命没有浪费。20世纪90年代，从小喜欢艺术的她，又翻译了《我赤裸裸地来：罗丹传》等作品。

1997年，巴金住院，杨苡去看望这位陪伴了她大半生的心灵导师，说话困难的巴金费力地对她说：“多写！”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凝视着巴金的照片，杨苡以深情的文字回忆他们的交往，后来出版了散文集《青青者忆》，这是她献给巴金的“好长好长的梦”。

故人渐凋零，1999年，与她相濡以沫的赵瑞蕻也去世了。然而，只要还能写作，杨苡就不会孤单。她曾因骨折住院，手术一结束，她就在病榻上摊开稿纸。“开刀打进身体的钢钉价值8000元，就相当于一枚钻戒。”出院时，她已完成了《命中无钻石》。那年，她84岁。

在古朴的老房子里，杨苡仍然天真地活着、写着。耄耋之年，她常常倚在床头，头枕着大靠垫，膝盖上垫着垫板，时而凝神思考，时而动笔写作。这一幕，就定格在小女儿赵蘅的画笔下。“翡翠年华”的故事，不断见诸报刊，在女儿眼里，“妈妈眼睛里饱含着孩童般好奇、天真、志趣，和独立自强带来的自信”。

杨苡始终达观，从不停止探索生活的乐趣。只要冒出新奇想法，她就指挥保姆重新摆放房中的书籍、照片、布娃娃。她对世事充满好奇，口头禅是“好玩哎”，仿佛依然是那个跟在哥哥身后的“小尾巴儿狗”。

哥哥杨宪益的照片，就摆在客厅最显眼的位置。为了纪念他，2015年，杨苡携小女儿赵蘅主编的“纪念杨宪益先生诞辰百年丛书”出版，一套六本，工程浩大，被称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画卷中的独特一页”。在《魂兮归来》一书中，她以妹妹的视角，回望杨宪益的一生，怀念她此生“最崇拜的人”。

集大成于一身，百岁时，杨苡荣获第七届南京文学艺术奖“终生成就奖”。

在居住了几十年的小屋里，在“又小又乱”的客厅里，她快乐地接待来访者，讲述着故人旧事。她敏捷的思维，超凡的记性，令所有人惊叹。

面对老友小友，她眼神清澈，豪情满怀：“我想我这一生如同浸透了浓郁的果汁，确是不虚此生，果实累累。”

人生呼啸而来，时间呼啸而去，置身其中，杨苡青春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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