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毫米等雨量线：游牧与农耕的神奇分界

◎文/北京·葛忠雨

在中国古代版图上，存在着两种无论生活方式还是宗教信仰都截然不同的两个文明——长城以南的农耕文明和长城以北的游牧文明。

长城以南就不用介绍了，我们今天课本里学到的王朝历史，主体就是长城以南的农耕民族。而在长城以北，则居住着几乎是农耕民族的死对头——汉代以前，游牧民族以匈奴人为主，汉以后，则陆续有契丹、回鹘、女贞、蒙古等游牧民族。他们自诩为草原的主人，匈奴单于冒顿曾说过一句名言：“太阳在哪里落下，哪里就是我牛羊的草场。”他们拥有无与伦比的适应性。《史记·匈奴传》记载：匈奴“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以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

这种不同的生活和认知方式，导致了长城以北的游牧民族和长城以南的农耕民族长达数千年的冲突和鏖战，我们今天延续的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两种生活方式长期冲突与融合的结果。

400毫米等雨量线

在中国历史上，秦朝的疆界大体上是沿东北大兴安岭以南、华北平原燕山以南以及秦国的发祥地黄土高原以东的农耕区域划分的，作为秦国的标志性建筑，万里长城同样也是沿着这条东北高、西南低的国界而修筑。雄才大略的秦始皇占尽了雨水充沛、土地肥沃的华夏土地资源，展开了史无前例的中央帝国的经营。

长城的走向当年是如何确定的呢？今天的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根据秦代长城的走向，我们发现它其实是十分有规律地沿着一条地理学上的400毫米等雨量线的位置修筑的。这条东北高、西南低的等雨量线，实际上正是我国暖温带与中温带、半干旱地区与干旱地区、平原丘陵与荒漠草原之间的一条自然分界线。分界线的东南部受太平洋及印度洋的季风影响，年降水量超过400毫米，而分界线以北则由于暖湿气流逐渐减弱而降雨量稀少。

由于地理及气候因素，这条分界线以南成为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农耕区域，而分界线以北则是游牧及牧业生产的传统区域。400毫米等雨量线便成为农耕区与游牧区的天然划分，也是长城这座人为建筑的修建依据，是发生在华夏土地上地理、历史、人文有机结合的文化现象。

这条分界线，由于人为的分割与天然的分界完美合一，从而使万里长城蒙上了一层更为神秘、更具探索性的色彩。秦始皇修万里长城之后，汉、明两朝大规模修建的万里长城的基本走向，也大体不偏离这条等雨量线。

这种地理格局，使分界线两边聚居了两大类不同生活方式的民族。农耕区域内，群居村落，男耕田女织布，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相对稳定而有序的生活。与此相反，游牧区域的游牧者则过着“逐水草而居”的迁徙生活，在马背上游荡四方。

理想状态下，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从此便可井水不犯河水，长期共存。但事实上，自然条件和生产方式的差异，又使得两大经济区域的经济运作及社会发展产生了极大的不平衡，生产及生活资料的供求矛盾常常会引发出相关的民族矛盾与民族纷争。这种纷争有时会对社会产生极大的冲击波和破坏力。中国历史上，多少“将军白发征夫泪”的故事，都是农耕民族与匈奴等塞外民族大打出手导致的悲剧。

世界上最伟大的墙

正所谓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强大的秦国在统一中原之后，剩下的任务就是维护安定统一局面。在秦始皇看来，既然无法把匈奴赶尽杀绝，唯一的办法只能建筑一道隔离墙，防范他们对中原的干扰和破坏。在这个思想指导下，秦朝在建国之初把匈奴赶到了大漠深处，然后沿着北部疆界修建起一道煌煌万里的隔离墙，以为在这道伟大的墙的保驾护航之下，可以使匈奴无奈地蛰伏在草原上，而中原王朝则可以千秋万代高枕无忧。

说起来，秦始皇无意之中成就了长城的另一种意义。长城的走向，除了鲜明的地理特征外，还带有十分深邃的民族地域划分问题。当然，我们今天看来，“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两边是故乡”。古代生活在长城两边的各个民族，虽然隔段时间便打个死去活来，但归根到底是华夏土地上共同生活的大家庭成员，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是这块土地上两种并存的生存方式，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长城，无形中充当了这种文化结合的纽带。

而秦长城也开了历史先河，使千百年后一直存在的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文化及武力对决有了一种新的模式。长城的修建，影响了历代中原王朝对国家战略防御的基本指导思想，后代的中原王朝几乎一直没有超出这种防御形式的桎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长城往往充当了统治阶级分割、限制两大民族自由交往及民族融合的工具。而长城在历代的武装冲突和民族文化演变中，则成了中原王朝的一道围墙。

围绕长城的几个关键点

在生产力水平发展缓慢的时代，无论是农耕民族还是游牧民族，为了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无不是通过战争掠夺别人的地盘来实现其族群发展壮大的需要。

不同的是，以种植业为主的农耕民族，只要有一块土地便可以世代居住，若没有自然灾害、战争等灾难，人们是不会背井离乡的。而游牧民族恰恰相反，一旦该地的草场萎缩或荒芜，游牧者就必须迁徙，寻找下一处适于生存的草原。因此游牧民族对于土地的渴望要明显大于农耕民族，在其身体中流淌的血液，也带有更强悍的野性。而在战场上的对抗，由于机动性强，也就具有了很大的优势。

由于缺乏机动性，在冷兵器时代，农耕民族的军事防御体系就显得十分重要了，长城、关隘和城防构成了中国古代冷兵器时代一个重要的防御体系。

长城其实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开始修建了，但是最有名、现今还存在的主要是明长城。明代除了重修以前的长城，还将长城沿线划分为九个防区，形成所谓的“九边”，即辽东镇、蓟镇、宣府镇、大同镇、山西镇、延绥镇、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等。这九边就是明代与游牧民族战争的前线，是明代国防的关键点。

还有一类关键点就是关隘。关隘的作用主要是作为交通枢纽和在军事上控制出入。在历史上，有过许多著名的关隘，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关隘的得失往往关系着重要战争的胜败，甚至影响到国家和民族的兴衰。下面就说说那些与长城有关的著名关隘。

玉门关，汉武帝设置的通西域的重要关隘，东南离敦煌80公里，历史上军事征战不断，留下了“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愿将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等名句。太初元年，武帝听说大宛贰师城有善马，非常想获得大宛善马改良中原马种，于是命期门郎车令携千金及金马前往大宛交换。大宛王毋寡勾结位于其东边的郁成王拦路截杀车令等人，尽掠财物而去。消息传到长安，武帝怒不可遏，立即任命李广利为贰师将军，率骑兵六千及各郡国少年数万人组成征伐大军。李广利率军出征走的就是玉门关，后来失败也是退回到玉门关，可见玉门关的重要战略地位。

山海关，位于河北秦皇岛市东北，是中原与东北的交通咽喉，历代为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许多重要的战争都发生在山海关，比如李自成与吴三桂在山海关决战。起初，大顺军势如破竹，把吴军围得水泄不通，吴三桂几番突围均未得逞，已到山穷水尽地步。正在这危急关头，清摄政王多尔衮突率14万大军从侧翼夹击李自成，李自成战败，清兵入关，最后入主中原。

雁门关，在山西代县西北20公里处，是山西通往游牧民族地区的重要关隘，历史上有关雁门关的征战颇多，战国时赵国李牧，汉代李广、卫青、霍去病，宋代杨业，明代李自成等都曾在雁门关一带攻战。

除了这些关键“点”，还有一些区域也经常成为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争夺的焦点。

比如幽云十六州，是历史上农耕与游牧犬牙交错的地方，自从后唐节度使石敬瑭把幽云十六州之地献给辽国后，一直就成为宋朝的梦魇。